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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喬葉:領生活之命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喬葉  2023年02月07日16:20
    關鍵詞:喬葉 寶水

    從“泡村”和“跑村”而來

    我的長篇新作《寶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講的是太行山深處一個叫寶水的村子,如何從傳統(tǒng)鄉(xiāng)村轉變?yōu)橐晕穆脼樘厣男滦袜l(xiāng)村,入選了中國作協(xié)“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首批名單。有人問我為什么會想到創(chuàng)作一部反映新時代新山鄉(xiāng)、美麗鄉(xiāng)村、鄉(xiāng)村振興的作品。前些天開研討會時,評論家李國平說:《寶水》的誕生是領生活之命、文學之命、尋找文學新資源之命。這樣的理解非常精準。我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的個人自覺與時代文學命題的邂逅,如同山間溪流匯入江河,某種意義上造就了作品的際遇。對于這種際遇,我從來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

    《寶水》從動念到寫成用了七八年時間,事實上可能更久。之所以用這么長時間,可能還是因為我太笨。寫一部與老家和鄉(xiāng)村有關的小說,對我而言非常難。

    難處很多,難以備述,難的類型也有多種。寫作前的資料準備和駐村體察,寫作時的感性沉浸和理性審視,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調整和細部精修……還有在前輩的鄉(xiāng)村敘事傳統(tǒng)中如何確立自己的坐標,這都是難點。可以說,縱也是難,橫也是難,朝里是難,朝外也是難。還真不好比出一個最大的。或者說,每一個都是最大的。因為克服不了這一個,可能就沒辦法往下進行。比如說,對這個題材的總體認識就很難。為什么說寫當下的鄉(xiāng)村難?因為這個當下的點正在躍動彈跳,難以捕捉。也因為很少有現(xiàn)成的創(chuàng)作經驗可資參考。

    但說難其實沒多大意義,一旦選定了,就只有面對這難。對這些難點,除了耐心去面對,我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比如“泡村”,即在老家選兩三個村子長期體察。比如“跑村”,即盡可能地去看更多的鄉(xiāng)村樣本。

    趁著采風的機會,全國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一二十個肯定是有的,沒細數(shù)過。其實走馬觀花的見聞都進不到這個小說里,但我覺得確實也有必要。因為能夠養(yǎng)一股底氣。看得越多越有底氣,這會讓我踏實,讓我能確認寶水不是眾多鄉(xiāng)村中唯一的個例,而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鄉(xiāng)村。即便和那些發(fā)展相對遲滯一些的鄉(xiāng)村比,它作為一個發(fā)展得比較快的新鄉(xiāng)村,也是有意義的。

    喬葉  郭紅松繪

    回歸隱秘的精神原鄉(xiāng)

    《寶水》這個新長篇,對我而言,其實是個回歸之作。

    上世紀90年代初,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鄉(xiāng)村孩子,師范畢業(yè)后被分配回了豫北老家鄉(xiāng)下教書,4年后被調到縣城工作。幾年后又被調到鄭州,直至兩年前來到北京。迄今為止,鄉(xiāng)村生活在我的生命長度中所占的時間份額約是1/3,都濃縮在20歲之前。隨著離老家越來越遠,我對家鄉(xiāng)的認識和理解也有一個漫長的發(fā)酵過程。

    在河南文學譜系中,鄉(xiāng)土寫作傳統(tǒng)有很強大的力量。或許是有點叛逆,我年輕時特別不喜歡鄉(xiāng)土,極想逃避鄉(xiāng)土文學這個概念。不認命,總是試圖與之保持距離,甚至反抗。約10年前,有評論家曾說,不少前輩作家都有或是曾有過自己的寫作“根據(jù)地”,也可稱為地緣上的“原鄉(xiāng)”,將之視作精神上的源脈或感情上的情結,甚或演變?yōu)閯?chuàng)作中的一貫風格和手法,比如莫言的高密、賈平凹的商州、蘇童的楓楊樹。他們通常有一個或數(shù)個精神原點,或是相對固定的寫作地域。這位評論家進而問我:在你的作品中并沒有看到某種一以貫之的精神情結或地域元素,你內心有沒有一個潛在的寫作生發(fā)地,或是說隱秘的精神原鄉(xiāng)?

    沒有,在這方面我沒有什么明確意識。我當時很決絕地這樣回答。還分析了原因說,這應該跟生活背景和成長環(huán)境的差別有關。許多前輩的鄉(xiāng)土記憶完整堅實,成了他們的一種習慣性資源。他們建立的文學世界不可避免會受到這種記憶的影響。相比之下,我們這代人的漂泊性和無根性更強一些,一般沒有長期的固定的鄉(xiāng)村生活經驗,寫作資源相對來說零碎一些,當然也可能會更多元一些。

    但其實,怎么可能沒有呢?只是彼時不自知。不過沒關系,時間會讓你知。這么多年過去,悄然回首,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小說寫作有了兩個方向的回歸。一是越來越具有鄉(xiāng)土性。作為一個河南籍作家,雖然已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地域視野的多維度似乎讓我的鄉(xiāng)土性更鮮明了。二是越來越女性化。之前我還不時有男性敘事視角或中性敘事視角,如今幾乎全是女性視角。身為女作家,進行女性化寫作似乎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原點選擇,可對我而言卻是一種返程。

    回頭盤點一下,《最慢的是活著》可以算作比較明晰的回歸標志,接下來的幾個長篇,《拆樓記》《認罪書》《藏珠記》都有鄉(xiāng)土背景,且也都是女性視角。還有些中短篇小說亦如是,如《旦角》《雪梨花落淚簡史》《瑪麗嘉年華》《給母親洗澡》《葉小靈病史》等,其中《葉小靈病史》和《寶水》有一個參差對照的關系。葉小靈的“城市夢”發(fā)生在城鄉(xiāng)之間鴻溝巨大的上世紀末,講述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理想“被實現(xiàn)”后,精神突然落空因而無處安放的故事。新世紀以來,城市化進程迅猛,想不被城市化都很困難,有意思的也許該是“鄉(xiāng)村夢”。

    感知新與舊的相依相偎

    “作為作家,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變革中的、內涵豐富且外延廣袤的新時代的鄉(xiāng)村世界。無論從人員的流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去分析,還是從觀念意識的變化、生活風尚的更新來觀察,一種新的鄉(xiāng)村,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和想象中從未有過的鄉(xiāng)村,正在這個時代形成和崛起。”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在全國新時代鄉(xiāng)村題材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深合我心。《寶水》寫了村莊的一年,是個橫切面。橫切面意味著必然什么都有。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植物學的,等等,鄉(xiāng)村的復雜性必然攜帶著這些。在駐村采訪過程中,我確實能鮮明地感受到新時代背景下鄉(xiāng)村的多元力量:鄉(xiāng)建工作者、支教大學生、村里的第一書記等,這些力量通過各種方式作用到農村,使得鄉(xiāng)村之變成為一種非常鮮活的狀態(tài),這種鮮活使得我無法簡單地褒貶或明快地判斷,這一切在不斷突破我固有的寫作經驗。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在書房里架空想象是多么荒唐。

    新固然是新的,但看到有媒體在采訪時用“呈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中國鄉(xiāng)村”來評價《寶水》,我只有敬謝不敏。小說里有新時代鄉(xiāng)村的新風尚和新特質,但這新也建立在舊的基礎上。在江南采風時我就發(fā)現(xiàn)一樁很有意思的事:那些富裕鄉(xiāng)村的宗祠都修得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舊,卻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舊的彼此映襯也讓我覺得格外意味深長。我認為,寫鄉(xiāng)村一定要寫到舊的部分,那才是鄉(xiāng)村之所以為鄉(xiāng)村的根本所在。正如中國之所以被稱為鄉(xiāng)土中國,那一定是因為鄉(xiāng)土性如根一樣深扎在這片大地上。

    新時代的鄉(xiāng)村固然有新,但舊也在,且新和舊是相依相偎、相輔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慮和浮躁;舊有舊的陳腐,也有綿長和厚重。我不崇拜新,也不崇拜舊。我在其中不會二元對立式地去站隊。如果一定要站隊,我只站其中精華的、美好的部分,無論新舊。

    于是就不給自己預設,只是去跑村和泡村,只是去沉浸式地傾聽、記錄、整理和選擇,然后保持誠實的寫作態(tài)度,遵從內心感受去表達。在這個過程中,腳力、眼力、腦力、筆力,缺一不可。我個人的體悟還應該加上一點聽力——像特工一樣潛伏在村里,“竊聽”人們藏在深處的微妙心事,這樣才有可能和他們同頻共振,同悲共喜。如此一來,時代這個原本很宏闊的詞,竟然讓我慢慢覺得具體可親。甚至可以說,它就在寶水這個既虛且實的小小村落里,正如滴水藏海。

    (作者系北京作協(xié)副主席,魯迅文學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