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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笛:執著地研究民眾的聲音 
    來源:《青年作家》 | 王笛  李磊   2022年11月22日07:59

    李磊:王笛老師好,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成都。今天上午,和您一起去鶴鳴茶社坐了坐,感覺到成都人閑適的生活方式。您的著作曾兩次榮獲美國城市歷史學會(UHA)最佳著作獎,其中就包括英文本《茶館: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您三十多年堅持研究成都茶鋪,是什么支持您研究這么長時間呢?現在的鶴鳴茶社,和您在《那間街角的茶鋪》中寫的鶴鳴茶社有什么變化呢?

    王笛:我記得寫《跨出封閉的世界》的時候,關于茶館的描述其實就來自兩種資料,一是《成都通覽》,中間有一點兒關于茶館的描述;另外就是《成都文史資料》里有一篇關于成都茶館的回憶。就根據這兩份資料,能寫出的東西非常有限。

    我關于茶館的研究,從1997年第一次回到成都做考察,約一些老人見面,大概有六七位,就在悅來茶館見面。我們的談話實際上涉及好多關于茶館的生活,我感覺這種實地的采訪可以為我以后寫茶館提供非常多的資料。2000年我又回到成都,在成都市檔案館看檔案,第一次發現了從來沒有使用過的關于成都的檔案。那個時候使用檔案比較容易,復印了大量資料,利用這些檔案,最后寫了兩本書。

    第一本《茶館》是2008年在斯坦福大學出版,2010年翻譯成中文在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現在北大社又出了個新版本。2018年,第二本《茶館》出版,中間的跨度可以說是非常之大。不管是《街頭文化》還是《茶館》,這些研究都是寫給專家看的。我想為什么我不能換一種形式,用一種一般讀者也喜歡的形式來寫作呢?所以才有了這本《那間街角的茶鋪》。

    至于說鶴鳴茶館有些什么變化,這次去的感受基本上和我多年前去差不多,仍然有談生意的、休閑的,掏耳朵的——拿著一個夾子,走來走去。公園里的茶鋪,年輕人不少,來了公園總要坐坐茶館,休息一下。你看,公園里還是很安全的,學生們的包就放在座位上,人都走開了,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不過也有一些不同了。瓜子過去都是小商小販來賣,現在都是袋裝,到它的小賣部買。茶葉也是?,F在是裝好了,一袋一袋的,打開倒進茶碗,每一碗茶的量都是一樣的。過去主要是花茶,現在主要是毛峰,綠茶、紅茶、菊花茶都有。茶葉的質量提高了,價格也提高了,這個也是正常的。過去的茶,是根據過去的經濟情況,現在物價提高了,茶葉也該漲價了。現在也不拿茶壺摻茶了,都是拿熱水瓶,自己任何時候都可以隨意摻茶,也方便,過去都是由堂倌或服務員摻茶。

    李磊 :來成都之前,有一個問題我特別好奇:在成都坐茶鋪的中學生多不多、青年多不多?在鶴鳴茶社看到,現場真的有很多中學生,他們在那兒聊天、采訪,還有一桌青年在聚會談事。您覺得,坐茶鋪是否對成都人的精神有一種塑造呢?

    王笛:其實過去大家有個誤解,認為茶館都是老年人去的地方,這些老年人一旦去世了,那么茶館就沒有了顧客。上午在鶴鳴茶社,我發現坐茶館的大多數是年輕人,還看到有一大波中學生在那里。

    坐茶鋪肯定對生活和精神都有影響。其實我也去咖啡館,我去茶館多是為了研究,要不就是去聚會。我們同學聚會就是先去茶館,大家碰到一起以后,再去吃飯。

    咖啡館和茶館在使用功能上,其實還是有很大差別的??Х瑞^里面肯定沒有掏耳朵的,也沒有算命的,也不會讓擦鞋的進入,這顯示了茶館的包容性是其他公共空間所無法相比的。

    現在其他城市的茶館真的越來越少,成都是一花獨秀。這就涉及你提到的精神問題,這種精神就和我們對生活的態度聯系在一起。成都人是小富即安,這是作家、文人總結出來的,他們并不是要像其他大城市有那么多的追求,他們要活得輕松。當然,任何事情都不能絕對化,我只能說這是成都的一種普遍現象,而不是個別,成都人也有活得很累的,也有追求快節奏、高收入生活的。

    成都比起其他城市,確實生活節奏要慢一些,這是大家公認的。成都為什么有這么多茶館,甚至年輕人也去茶館,是和成都人的傳統生活方式、生活哲學和他們的思維方式聯系在一起的。

    李磊:我接觸到的成都人,都是熱情、柔和、溫和、愉悅的?!赌情g街角的茶鋪》中,您寫的成都茶鋪生活,像是躺平式。但是,現在的年輕人都追求成為精英,壓力挺大的。您怎么看待這個現象呢,您能給年輕人一些什么好的建議呢?另外,您如何看待成都這座城市的變遷呢?

    王笛:成都這種緩慢的生活方式,其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一直被批評。因為現在現代化,我們的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大家也意識到這個壓力越來越大,成都這種緩慢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時代越來越重要,因為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已經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當然我這里并不是說成都的年輕人就沒有壓力,任何事情都是相對而言,來到成都感覺到的壓力比北京、上海要小得多,所以為什么好多外地人來到成都就留下來。成都好多年前請張藝謀導演了一個幾分鐘的廣告片,說成都是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我覺得這個宣傳語說得蠻好的。

    現在成都在整個中國的口碑不錯,大家覺得無論去吃飯也好,去街上買東西也好,成都人是很可親的。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成都人比較放松。設想在一個緊張的城市里,壓力太大了,人就很難溫和。

    我覺得《那間街角的茶鋪》這本書,對成都之外的人了解成都、了解這種生活方式、了解這種文化底蘊,確確實實起到了一個介紹作用。這本書就是試圖讓歷史走出象牙塔,不要都是歷史學家的自娛自樂。這本書能夠從相當程度上,來回應現在成都的文化。為什么成都今天會有這種生活的態度?肯定是和歷史聯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也得承認,任何一個城市都在發生變化,也可能它們的傳統會被忘掉,那沒有辦法,時代在發展,也不斷地注入新的文化,就這樣慢慢發展下去。雖然我經常說,把大慈寺后面的和尚街、東糠市街等全部拆了重修,是很可惜的。我1997年在那里考察的時候,拍了很多照片,這種街區如果保留下來,那不得了。不過,我們也不要一味懷舊,過去的東西要全部保存下來也是不可能的。也要認清現實,城市在發展,注入新的東西以后,新的東西又變成成都的一部分,就這樣不斷地演變下去。

    李磊:有的研究者認為,您的茶館研究是美化了成都的茶館文化。您自己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王笛:首先,我在收集資料時是沒有任何觀點的。完成研究以后,我才闡發觀點,觀點是根據歷史的記載。讀者之所以留下了好的印象,不是我的美化,而是歷史的事實是這樣。而且,如果把整本書看完,就會看到街頭和茶館的爭奪,各種暴力事件,窮人之間為了一文錢打得頭破血流。所以這個美化的說法不成立。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實事求是,一定不要去篡改歷史,要按照客觀事實來寫,就是寫出客觀的歷史。我不會刻意地去美化或者去污化一個城市。但是,《那間街角的茶鋪》這本書不是對歷史學家寫的,作為一種非虛構,我傾注了我個人的情感,描繪了豐富多彩的茶館生活。哪怕是寫這種非虛構的、帶有文學色彩的作品,也一定要呈現出它的全貌,一定是立體的,絕不是單一的。在里邊要看到人,同時也要看到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李磊:茶鋪是個小成都,可以理解為:茶鋪是縮微版的成都?!赌情g街角的茶鋪》中,您講道,日常就是生活的內在邏輯。1991年,您以四川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身份,去往美國攻讀歷史學博士,畢業后在美國得克薩斯A&M大學歷史系教書十七年。您能結合您在包括成都在內的中國、美國工作和生活的經歷,談一下對日常生活的理解嗎?

    王笛:什么是日常生活?簡單地回答,就是和大的政治事件、突發的事件不一樣,而是每天都見得到的,我們每天上班、生活,到公共場所,包括像來到書店,就是日常,沒有什么劇烈的變動,那么歷史也不會寫,也不會記載。如果每天的、每個人的、每個家庭的生活,都要記下來的話,那怎么可能記載得完?

    但是,我們為什么要寫日常生活?它既然沒有像大的政治事件那么重要,也不像戰爭、政府的法令、社會的沖突,也不像政治家、思想家有那么廣泛的影響,那么轉向了我們日常每天都看得到的,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我認為,我們每天司空見慣的東西,如果沒有人記錄下來,那么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曾經有過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就會漸漸被遺忘。那些大的事件由于記載得多,哪怕是在秦漢時期,離我們這么遙遠,但是我們知道秦始皇、漢高祖,但是我們不知道在秦漢時期普通民眾是怎么生活的,是怎樣穿的、怎樣住的,日常生活怎樣進行,他們怎么思考等等。

    另外,我們的民眾雖然沒有創造驚天動地的事業,但是他們每天都在切切實實地生活著,從古代到現代,中華文明發展到今天,都是跟歷史上生活的普通人分不開的。我們雖然不知道個體的名字,但是我們把他們作為一個群體,記錄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有什么東西值得我們思考。

    我們需要創造一種歷史研究模式,這種模式就是除了研究精英、研究政治家、研究經濟等這些重要的問題,我們同時也應該記載民眾是怎么想的、怎么生活的,這樣的歷史才是平衡的,才是一個全面的歷史。

    其實我們要了解中國社會,那么必須要了解大眾,要不我們只知道國家,不知道社會。過去的研究,國家講得多,社會講得少,歷史研究者應該同時進行,既研究國家,也研究社會,甚至研究個體。

    李磊:剛剛結束的首屆新周刊“刀鋒圖書獎”,《那間街角的茶鋪》和李澤厚《倫理學新說》都入圍了。李澤厚主要研究康德、海德格爾、馬克思、康有為、梁啟超這些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的思想,您為什么執著地研究民眾的聲音、生活和思想呢?

    王笛:像你說到的康德、海德格爾、馬克思、康有為、梁啟超等,他們的哲學、他們的思想,我們當然需要,是人類文化的遺產,是人類文明的積累。哲學的思考也會幫助我的歷史研究。

    不僅英雄、帝王、將相有思想,每一個普通民眾也都有喜怒哀樂,都有思想,也有思考,但是這些東西我們從來沒有關注過,也沒有把它們記錄下來。雖然他們很普通,但也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他們的日常生活和走過的足跡如果不記載的話,作為一個歷史學者,這是我們的失職。

    每一個普通人也有他的人生哲學,但是沒有總結,沒有用文字把它留下來,所以這種人生哲學也可能是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的,也可能爺爺告訴父親,父親傳給兒子。所謂人生哲學,就是他們對這個世界、對人生、為人處世的態度。

    怎樣去找到普通人的思想?那么就是去尋找“歷史的微聲”。歷史的微聲被喧囂所掩蓋,我們經常難以聽到,這就需要我們研究歷史的人去仔細傾聽,所以我明年在人文社即將出版的歷史評論集的書名就是《歷史的微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