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談成都茶館：1950-2000
王笛（章靜繪）
在2010年出版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的結尾，王笛教授寫道，茶館和茶客即將踏入“轟轟烈烈”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而在近期出版的《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1950-2000》中，讀者可以通過成都茶館的變化來切近地感受，這個“轟轟烈烈”的時代究竟什么樣，而當“轟轟烈烈”變為“平平淡淡”之后，人們的日常生活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王笛談了兩部《茶館》的史料搜集和研究主題。
您先后出版的兩部《茶館》都著眼于微觀史研究，而在這個方面，史料始終是個難題。想先請您談談資料的搜集。
王笛：第一部《茶館》描寫民國時期的茶鋪，資料主要來自舊報紙。例如，在民國成都持續出版時間最長的《國民公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借來了微縮膠卷，我在霍普金斯大學圖書館通過閱讀器放大來看，然后將關于茶館的資料復印下來。我還通過熟人去四川省圖書館查閱老報紙。有一段時間，四川省圖書館因為修建新址，大量舊報刊都打包存放在郊區一個工廠的倉庫里，這些資料都還沒有數字化，只能一頁一頁去翻。
至于這部《茶館》，我大量仰仗成都市檔案館的資料。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從成都市檔案館所收藏、零散地分布在公安局、各種行業組織、工商局、商業登記、工商聯、商會、文化局以及統戰部的檔案中，收集到了豐富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很少被其他歷史學家關注和使用。當時的檔案資料與今天相比更為開放，所以我不僅可以接觸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還有上世紀六十年代前期的資料，盡管數量和質量和以往相比都有遜色，但也相當有價值。
我討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早期茶館的公共生活時，主要依靠的是檔案資料。到了六七十年代，因為茶館的數量大幅度減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要。這個時期，檔案中關于茶館的資料就變得非常有限了。不過，我仍然能夠從其他官方和私人紀錄中找到關于茶館生活的大量線索，甚至包括一些檔案資料中難以看到的細節。
除了大量使用成都市檔案館的資料，我還利用了報紙、日記、個人紀錄，以及我自己的實地調查記錄。如《成都日報》《人民日報》這類官方報紙，前者屬于城市層面，而后者屬于國家層面，雖然它們很少提到茶館，主要發揮的是宣傳功能，但也可以從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角度加以利用，去考察茶館、茶館文化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公共生活。我把那些報紙的報道放到大的政治環境中展開分析，探明它是怎樣并且為什么要以這樣的形式來進行報道，然后從字里行間摘錄事實。關于從國民政府到新中國政權的轉移對茶館和茶館生活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上世紀五十年代相對比較豐富的茶館資料，從多個方面提供了詳細的紀錄。
改革開放后對茶館的新聞報道有很大不同。許多晚報、早報、商報、都市報的版面相當活躍，基本能夠及時反映日常生活，對休閑生活也有著特殊關注。因此，報紙對茶館與公共生活的報道頻繁了許多，提供了更多有價值的資料。當然，這些新聞報道與民國時期有些類似之處，即經常從精英的角度批評茶館，也不可避免地對大眾文化懷有偏見，使用時需要加以分析。
除了檔案資料和報紙媒體，書中涉及改革開放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實地考察。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我在成都茶館中做了大量的調查，從可容納上千人的氣派的大茶樓，到只有幾張桌子的簡陋的小茶鋪，都在我的調查范圍之內，茶館中形形色色的人，從顧客、老板、員工，到服務員、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販等等，我都和他們做了交流。我沒有向他們分發調查問卷、做筆記或記錄對話，而是隨意交談，不會預先設定主題，力圖得到被調查對象最真實的表達。每天考察結束之后，就把當天的所見所聞寫入調查筆記之中。我盡力去保持最自然的東西，希望我講述的故事，不要太受主觀意識的干擾。
說明一下，盡管我這種做法似乎是一種人類學式的田野考察，但我是從歷史學的視角來處理這些資料的，我不會試圖建立一種對人們行為的一般分析模式，而是試圖去回答成都的公共生活怎樣在經濟與政治發展過程中隨之改變這類歷史問題。
無論是前一部《茶館》，還是您的《袍哥》，關注的都是“國家權力之外的社會力量”，其中一個共同的關懷是近代國家與社會的角力。到了這一部《茶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角力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笛：觀察茶館從1950年到2000年的變化，可以看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國家權力對社會公共生活的介入越來越深。茶館就好比一扇窗戶，我們可以通過茶館，了解國家如何管控民眾的娛樂生活、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連續與斷裂、公共生活的復蘇與公共領域的擴展，以及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所展示的生命力，等等。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新政權剛剛成立的時候，國家就開始逐步介入社會的各個方面，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其他哪個政權能夠做到像社會主義國家這樣，掌握著幾乎所有的資源，控制著城市公共生活的場所以及休閑活動的各種形式與內容。當新政權接管成都之后，立即采取行動，開始改造日常生活與大眾娛樂。事實上，在晚清至民國期間，大眾文化一直與精英和國家之間開展對抗。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娛樂與大眾文化的傳統形式逐漸消失了，但是公共空間、日常生活和大眾文化始終頑強地喘息生存，一旦有了機會，便又復蘇、發展。這里我必須指出，國家權力和社會這兩端之間存在著大量灰色地帶。另外，國家的政策也不總是一成不變，隨著政治運動的起落，國家對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的控制也時松時緊。
改革開放是公共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國家把重心放到了發展經濟上，減少了對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時，公共生活也逐漸復蘇。新興的商業文化對茶館和茶館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不過，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國家也從未完全置身于社會和文化生活之外，仍然力圖施加影響，也積極介入消費和經濟文化。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找到了一種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響文化與娛樂。雖然人們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前往公共空間，享受公共生活，與此同時，國家也一直積極參與到大眾文化的創造之中。換而言之，改變的只是國家的管理策略與方式，國家自始至終都維持著對社會公共生活的巨大影響力。這些變化，都可以從小小的茶館里看到。
在上一部《茶館》中，茶館與娛樂藝人的關系是一個論述的重點。這不禁讓我想到，侯寶林曾說過，解放后相聲演員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提升。與此同時，也有不少京劇演員哀嘆，說自己拿手的戲目無法上演，生計都成了問題。那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成都茶館中的娛樂藝人是一種怎樣的生存狀態？
王笛：事實上，不同地方的不同戲曲種類所遭遇的命運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需要細細辨析。侯寶林所說的情況確實是存在的，在越劇上就有類似的反映，華東師范大學姜進教授的研究指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越劇的命運有了根本性的好轉，某種意義上，新政權的成立挽救了這種傳統戲曲。
至于新政權對地方戲劇目的審查、取締，其實早在晚清、民國時期就有了。比如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就要求審查茶館里演出的腳本，只不過因為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不夠強，這種檢查常常流于形式，大多數茶館都不會遵守這方面的規定。
茶館中的娛樂藝人，我在書中作為重點案例來講述的是“打圍鼓”。在晚清民國的成都，業余戲曲愛好者在茶館中非常活躍，他們會定期到茶館聚會，大家圍坐打鼓唱戲，俗謂“打圍鼓”，也叫“板凳戲”。這些參加者不用化妝，也不需要行頭，自己滿足了戲癮，也給茶客增添了樂趣，晚清出版的《成都通覽》里便有一幅插圖具體描繪了這項活動。這種免費表演經常會吸引一大群觀眾，一些參與者后來甚至成了專業演員，這種在茶館里進行的非正式練習，為他們后來的賣藝生涯奠定了基礎。但是，等到成都解放后，新政府認為這項活動是“舊社會袍哥會門中川戲玩友借茶館場地清唱消遣的一種形式，實際等于幫會俱樂部的堂會”，等于給打圍鼓判了死刑，很快它就“與袍哥活動同時絕跡”。1950年，成都曲改會籌備會成立時，由于圍鼓沒有得到政府承認，有一些“圍鼓玩友”就以木偶戲、燈影戲演員的身份登記入會，也就是說，當時無人將表演“打圍鼓”作為職業，它只是一種業余的娛樂活動。到了1953年9月，“打圍鼓”又復蘇了，政府對這種不合法的聚眾活動十分關注。1954年1月成都市文化局進行了調查，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這些參與者“成分極端復雜”，有曲藝藝人、小商店老板、手工工人、“自新人員”、流氓、娼妓、“舊日川戲玩友”、川戲教師、“反動軍官家屬”等。他們都“以演唱為副業，并非一貫職業藝人”。根據這份報告，打圍鼓已經從過去的自娛自樂成為一種謀生的職業：他們每晚七八點鐘開始“營業”，“大鼓大鑼喧騰”，演唱“既不嚴肅，戲碼也極蕪亂”，以迎合“低級趣味，賣座賺錢”為目的，甚至演唱“誣蔑歷史英雄”的戲目。隨后，經過一系列的部署，成都市政府徹底取締了“打圍鼓”，這項活動只能在社會的角落和縫隙之中求得一線生機。事實上，當時在更大的層面上，各種大眾娛樂都面臨著社會主義改造。這種改造是有計劃、分步驟的。例如，針對曲藝藝人，首先會展開調查。而調查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宣傳動員，采取小型座談會、個別訪問的形式，動員大多數藝人都來積極學習文化部的指示，同時，還要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第二部分是普查，全面了解藝人各方面的歷史、政治和學習情況；到了第三部分，基于之前的動員和普查結果，會開展進一步的工作規劃，調查過關的曲藝藝人會獲得演出證書。
自從晚清、民國以來，茶館所代表的大眾文化其實一直試圖抵抗精英和國家的介入。可是，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面對空前強大的國家力量，這種抵抗變得徒勞無功了。各種形式的民間娛樂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被逐步納入“革命文藝”的范疇，沒有得到納入的那些形式，后來就逐漸消失了，即便沒有消失的，也只能勉強存活在灰色地帶之中。
在上一部《茶館》當中，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成都茶館會成為一種民間司法機構，大家在茶館里通過“吃講茶”這個活動來解決糾紛，而主持“吃講茶”的，往往是袍哥這類人物。那么，到了這一部《茶館》之中，這類現象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笛：受到新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吃講茶”這類傳統活動其實是持批判態度的，例如，李劼人就對茶鋪講理提出了批評。因為在“吃講茶”的過程中，有時可能會出現斗毆，甚至造成傷亡，連帶著殃及茶鋪。每當這種不幸發生，街首和保正就會出面處理，要求參與打斗的人賠償茶鋪損失。李劼人說，這些茶鋪會抓住機會，把過去的破板凳、破茶碗統統拿出來，要求賠償，而且他還嘲諷說，由于這個原因，許多茶鋪看到有人前來評理會感到很開心。李劼人的描述當然是很生動的，但是，我在其他檔案和報刊資料之中也看到了，茶鋪老板其實非常害怕“吃講茶”引發暴力沖突，因為這種事件不但會把顧客嚇跑，還會導致茶鋪無法營業，由此造成的財產損失其實是難以完全彌補的。
事實上，“吃講茶”這種民間調停活動是當時基層社會自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之所以接受去茶館講理，是因為，茶館向來都是廣納四方客人，管他三教九流，一律熱情接待，而爭端在這樣一個公共場所處理，實際上就暴露在了公眾的密切關注之下，迫使判決者或調解者必須盡量保持“公平”，不然的話，民眾的輿論會對調解人的聲譽不利，這也就是“吃講茶”為什么會成為社會調解的同義詞。而這種活動更深刻的意義在于，它的存在及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使得官方的“司法權”在基層被分化了，換而言之，它是一種抗衡官方的非官方力量。茶鋪講理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小問題，背后卻隱藏著這樣一個地方權力結構的大問題。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官方很早就開始試圖對這種情況加以控制。自晚清改良以來，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時期，政府不斷向茶館提出要求，匯報諸如“土匪”“特務”這一類人員在茶館的活動。面對這類要求，茶館經常是敷衍對待。作為小本生意，茶館是得罪不起地方豪強的。而到了五十年代，新政權成立之后，也提出了類似要求，具體而言，就是成都市公安處制定的茶社業管理辦法。一開始，這也未能打消茶館的顧慮，所以公安處才會批評成都的茶館“沒有切實執行”茶社業管理辦法，公安處的代表還要求茶館“如有土匪特務的活動，一定要向公安處報告，不要因礙情面，不向公安處秘報”。既然是土匪、特務，為什么會礙于情面？這里也可能涉及熟人、街坊鄰居或常客。而在1950年至1953年，在“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以及“三反五反”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作用之下，新政權逐漸取得了對城市工商業的控制權，國家權力對茶館的公共生活的介入也越來越深，最終，新的茶社業同業公會取代了傳統公會，成為國家政策的代表。
您談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茶館時，專門辟出一章來寫打麻將，非常有趣。某種意義上，這是否可以視作茶館的日常性的回歸？
王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茶館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雖然沒有完全滅絕，卻對日常生活失去了影響。不過，一旦條件具備，茶館就迅速復蘇，重新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并且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繼續服務社會各個階層的人。而麻將是茶館——尤其是街角小茶館——最為流行的活動。我在書中分析的那個案例，是2000年10月成都發生的中國第一起由打麻將引起的法律糾紛。其實事情很簡單，就是某個小區的余女士因為受不了居民活動室日夜不停的麻將聲，將居委會告上了法庭。這起麻將官司的第一次法庭聽證會可謂全國矚目，此后卻迅速淡出了大眾的視野，官司還沒有判決，這位余女士就消失了，隨后更是搬離了那個小區。
通過這起事件，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改革開放以后城市文化幾個方面的重要變化。跟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對社會文化強有力的直接管控相比，到了這個時期，管控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松動，人們的權利意識日益凸顯，開始重視對私人空間的保護，相對應的，另外一些人則是努力保護他們的公共空間和娛樂活動。如何理解、處理以及平衡個人權利和集體利益的關系，尤其是個人之間、集體和鄰里之間的多層次復雜關系，就成了一個問題。這個時候，居委會作為調節兩者之間矛盾沖突的中間人，會顯得吃力不討好。居委會實際上是國家權力的最基層實施者，可是，國家對打麻將的態度是既不鼓勵也不反對，這是因為，一方面，打麻將長期以來就被認為是某種“落后”“腐敗”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麻將不需要很多資源，是老年人的一種合理的娛樂選擇，從經濟角度而言，對社會穩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實上，政府是通過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娛樂活動來進行更為寬松和大眾化的社會管理，以此應對公共空間的大眾娛樂需求。
更進一步，從宏觀層面來看，成都的政府、媒體和社會各界精英其實面臨一種兩難的處境。一方面，雖然很多人都很喜歡打麻將，但是，他們卻不愿意讓整個成都市因為麻將而被“標簽化”，擔心這樣會損害城市形象，因此很少有專家學者愿意為這種生活方式辯護；另一方面，盡管有不少人反感打麻將，卻很少有人站出來公開反對這個最流行的娛樂活動。正因如此，余女士站出來的時候，很多人甚至稱贊她為“反麻勇士”，對“擾民麻將”大加鞭笞。這里就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就像我前面一再強調的，很多問題，早在晚清時期，就一直受到政府和精英的關注和批判，麻將也不例外，從來都是社會改良者和政府執意批判和銳意改革的對象。時至今日，茶館和麻將不但沒有消亡，反而越加欣欣向榮。從這個案例，我們也可以看出，當今中國的市場經濟如何和傳統生活方式融為一體。現代化對人們日常生活的改變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天翻地覆式的，其中當然有斷裂，可是也有連續。打麻將的社會大環境從二十世紀早期就開始變化了，可是身處今天的茶館之中，放眼看去，這項游戲的核心屬性——娛樂、賭博和社交——與過去相比，也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