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幾年中宣部之所以高揚‘主題出版重點作品’項目，是為創作者和出版社設立國家水平的創作標準與出版標準，它正引領和改變著中國原創作品和出版業的發展方向，值得為之努力……”

2022年9月9日中午，何建明在微信朋友圈發了這樣一段話。他的作品《萬鳥歸巢》剛剛入選全國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加上前三年入選的《詩在遠方》《革命者》和《大橋》，何建明由此成為首位連續四年蟬聯全國主題出版重點作品的作家。《萬鳥歸巢》記述了在中國海歸人員最多、高精尖產業最集中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蘇州工業園區，一批來自電子信息、生物制藥、納米科技、智能制造等高新技術產業及文化藝術領域的優秀“海歸”人才的故事。

蘇州亦是何建明的家鄉，他一直關注家鄉這塊土地的發展。為了撰寫此書，何建明花了兩年多時間，多次從現居地北京回到蘇州，最終形成了這本報告文學。正如他在書中寫道，“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唯一的，也是世界唯一的”，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采訪時，他同樣深情地表示：“對自己家鄉的那份感情，讓我想要書寫我的家鄉。”

此前，何建明編著的理論專集《何建明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這部以何建明近十年的創作經驗談為主要內容的學術理論集，共四十余萬字，是一部對“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我國新時代報告文學創作具有指導意義的學術理論專著。

《何建明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

何建明是中國當代報告文學領軍人物。從事創作四十余年來，其作品影響了無數讀者，也代表了當代報告文學的最高水平。他所創立的新時代創作風格，尤其是國家敘事的藝術創造，一直影響著年輕一代報告文學寫作者。近年來，何建明又在生態文學、城市書寫、革命歷史題材及主題出版方面，做出了寶貴的探索和成功的實踐。

本書以作者的創作談為主，聚焦其對報告文學的理論闡述與思考，兼收其他文學理論家的評論文章，分為《理論談》《創作談》《作品賞析》《專家評論》四個部分，共百余篇，是全面分析和研究何建明文學創作的必讀之作，也是了解當前中國報告文學現狀與發展方向的重要史料。

作為中國當代報告文學領軍人物，何建明無疑是位高產的作家。40余年來，他創作并出版過50余部文學作品，僅2011年至2020年十年間，他就創作出版了18部報告文學作品，包括今年央視熱播電視劇《高山清渠》原著《山神》，榮獲2021年度俄羅斯出版界最高獎“最佳圖書”獎的《革命者》等。他曾3次獲得魯迅文學獎，5次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從1978年的《湘西探險記》到上世紀90年代的《共和國告急》，再到新世紀的 《國家行動》、新時代的《大橋》《浦東史詩》《革命者》等……何建明用他的筆真實生動還原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發展歷程，講述了一個又一個鮮活、感人的中國故事。縱觀這些年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和時代變遷，何建明從未缺席過，他用敏銳的發現力和準確獨到的判斷力，不放過任何一次時代的脈動和任何一個閃光動人的人物，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只要生命不止，報告文學創作就一直會是我最重要的生命內容。”

寫了這么多年報告文學，獲獎無數的同時，何建明愈發感到報告文學在中國沒有系統權威的理論支持。作為一個報告文學的實踐者，他深刻感受到形成中國報告文學理論體系迫在眉睫。“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報告文學就是講好中國故事最好的、最直接的一種文體。建立報告文學的理論體系，是時代的需要。”

于是何建明結合自己的創作，編著了學術理論集《何建明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一方面他希望以一個實踐者的身份，對中國現有的報告文學做一個理論的梳理，總結一些經驗出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以自己豐富的創作經驗和領軍報告文學的長期實踐所總結的諸多理論，對青年一代報告文學做出指導，使青年作家在如何深入現場采訪、把握作品視野與格局、選材和處理素材、準確處理客觀真實與主觀意圖之間的把握分寸等方面有所收獲。

此次結集出版的《何建明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一書，聚焦何建明近十年間對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的理論闡述與一些重要思考，同時兼收其他文學理論家對其創作的評論文章。全書分為《理論談》《創作談》《作品賞析》《專家評論》四個部分。其中《理論談》部分，收錄何建明多年來創作的理論文章，飽含作者對當代報告文學的思考與探究。而《創作談》部分尤為動人——

在《創作談》部分，何建明試圖還原自己那些極具重量的作品的創作歷程，那些艱難的實地采訪歷歷在目，就像此前媒體報道中寫道的：“比如今年中央電視臺熱播的電視劇《高山清渠》原著《山神》，為了采訪主人公黃大發，何建明三上‘絕命懸崖’，弓著身子行走在千米高的懸崖邊上；為了采訪一次百萬三峽大移民事件，他一天中要換乘五六種交通工具，奔波20多個小時，早上還在繁花似錦的京城，深夜竟然到了狗吠狼嚎的深山；為了弄清礦難事件，他被礦主用土槍頂著腰眼以命換素材；為了調查貧困生現象，他一年走幾十所大學，采訪當事人 400余位……”正是因為有了這些親身經歷，親眼見過那些故事中的人，何建明才能寫出那些感動你我的故事和人物。

“什么叫報告文學？什么叫真實性？什么叫文學性？什么叫時代性？什么叫人民性？這些都是需要我回答的。”何建明對《北京青年》周刊記者說道。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偉大而精彩的時代，在我們身邊，幾乎每天都發生著令人感動和振奮的人與事，“用文學作品表現和反映歷史和時代的進步，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報告文學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何建明如是說。

Q-北京青年周刊

A-何建明

報告文學是講好中國故事

最好的、最直接的

一種文體

Q 您的作品《何建明新時代中國報告文學論》最近剛剛出版。您出版這部作品的契機和動力是什么？您認為這部學術理論集對“講好中國故事”具有哪些意義？

A 報告文學最開始是從國外引進的，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發展，還有我們黨對文藝路線的引領，決定了中國報告文學的地位。報告文學這個文體應該說是到了中國才發展壯大的，這種情況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沒有的，沒有哪個國家把報告文學發展到其在中國這樣的規模。

你看中宣部、各個省市的文學獎項，包括魯迅文學獎，還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上面好的文藝作品，很多都是報告文學。可是另一方面，報告文學在中國沒有權威或者說是沒有系統的理論，它不像小說、詩歌有那么深厚的理論支持，而一些所謂報告文學的理論家，都不是寫報告文學的。

報告文學不像其他文體，比如小說、詩歌那樣進入一種獨立的作家個人的思維和創作世界，報告文學大量的工作是作者在采訪以及在采訪和寫作過程中，碰到很多問題去審查、核實，比如和主人公是要見面的。報告文學是真人真事，既要經過文學的考驗，也要經過當事人、主人公或者單位、時代的審核，一部好的報告文學背后的故事不亞于它所呈現出來的內容。我寫過很多報告文學，我之前也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經常要講課，要去思考問題，比如什么叫報告文學，什么叫真實性，什么叫文學性，什么叫時代性，什么叫人民性，這些都是需要我回答的。在這些思考中，我強烈感受到我們需要形成中國報告文學的理論體系，而我就是一個實踐者。無論是從創作的角度還是職位的角度，我都有很多經驗和思考，對我來說每一部作品都是不一樣的，我接受過各種題材的挑戰，在創作過程中體會非常深刻。

進入新的時代，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報告文學就是講好中國故事最好的、最直接的一種文體。建立報告文學的理論體系，也是時代的需要。所以我就結合自己的創作，編著了這部理論著作，一方面希望對我們中國現有的報告文學做一個理論的梳理，總結一些經驗出來，同時還希望給未來要進行報告文學創作實踐的年輕人一些理論指導。

Q 能否再談談您的作品《萬鳥歸巢》，這部長篇紀實文學剛剛入選全國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該作品寫的是您的家鄉蘇州，你對家鄉情感是怎樣的？以及家鄉的人和事對您的創作的影響？

A 關于《萬鳥歸巢》這本書，實際上有兩個概念。《萬鳥歸巢》講的是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其發展硬核就是吸引海外人才，而這些海外人才當中，大部分都是從中國出去的高端人才，他們在國外經歷了很多，學業、事業有成。但是我采訪了很多人，發現他們在國外可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絕對當不了大老板，或者說他們的科研成果非常了不起，但是總是掛在別人的后面，第二名或者第三名的署名。他們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獨立的天地，但是西方國家他們很難實現這樣的理想，所以他們有一種不服氣，于是回到自己的國家是最好的出路。

而實踐也證明，今天中國的發展要遠遠超過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你看我在蘇州工業園區采訪了那么多人，他們帶著研究成果回來，沒兩三年就做成了上市公司，有了自己事業的天地，同時又成了大老板，可謂雙豐收，在他們原來所在的國家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從他們個人的角度，他們回來以后獲得了巨大的好處；而從我們國家的角度，我們也恰恰需要這些人才回來。這些“海歸派”帶回來的成果，恰恰是我們當今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時候最需要的。

另一方面，我對自己家鄉的認識也是這樣。我的老家是蘇州，蘇州一直是天堂，它既是自然環境的天堂，也是人文環境的天堂。蘇州工業園區既有優美的自然環境，比如小橋流水，又有一種美好的創業氛圍，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窗口。我走過很多國家，最后我發現我們的蘇州工業園區不比任何國家的一些地方差，無論是從自然環境，還是發展潛力來講都是這樣。我對蘇州工業園計劃也特別有感情。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寫的是“海歸”，但其實呢，作為我這樣的年紀，在北京也呆了40多年，當我重新審視自己，看待自己家鄉的事，我覺得我也算是一個“內歸”了。總而言之就是我對自己家鄉的那份感情，讓我想要書寫我的家鄉。

報告文學創作

一直會是我最重要的

生命內容

Q 報告文學所描寫的內容，似乎與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會有所差異，您在寫作中是如何平衡文學描寫與真實記錄之間的關系的？

A 以《革命者》中的鄧中夏為例，他從一個倜儻風流的紈绔子弟到一個熱血青年，為了建黨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最后什么也沒得到，懷著崇高的信念被國民黨槍斃了。這樣的人才是活生生的人，才是對我們黨員最大的教育。我對鄧中夏的塑造既來源于客觀現實，同時又帶有我的主觀藝術處理，這樣才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今年我們進行黨史教育，目的是讓人思想上、心靈上、靈魂上受到觸動，如果我們就跟念教材似的，僅僅灌輸鄧中夏什么時候生人，什么時候去世，他有什么信念，這些都是概念化的東西，而概念化的東西往往達不到震撼人心的教育目的。

黃炎培跟他兒子的關系也是這樣。如果我單獨寫黃炎培兒子的事例很簡單，就是好人與壞人的關系，但我為什么要寫忠誠與背叛？羅廣斌上世紀60年代初寫《紅巖》的時候，他在當時那個歷史年代所需要完成的使命，就是要講好人和壞人如何斗爭。可是今年我要講黨史，講《紅巖》故事，我要講的是精神、是信念，是黨性和人性之間的復雜性，所以我看到的《紅巖》和羅廣斌的《紅巖》是不一樣的。這是時代的原因，如果今年我再寫好人和壞人，就沒味道了。

今天我們共產黨人遇到的問題該如何解決？我們黨為什么要進行忠誠教育？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不允許一會兒忠誠，一會兒不忠誠，要忠誠就要絕對忠誠。這里我又要拿甫志高的例子來說明，我們都知道甫志高是個大叛徒，但他真的是高呼著“共產黨萬歲”走向刑場的，他確實當了叛徒，但最后又覺醒了，但是已經晚了。所以我講的這些都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來告訴大家應該怎么做，不應該怎么做。

另外一點就是，客觀真實，有的是不一定完全真實。作為作家來說，我們要有判斷力，而且要敏感，我寫的很多人物包括黃大發在當時都是沒有出名的，我是以作家獨特的判斷，在別人發現之前把這個金子提煉出來，這是我作為作家的責任和使命。我寧可寫這樣的人，也不想去寫被表揚過的人，被表揚過的人有太多的光環了。

我們作家的價值觀就在于取舍。我寫《革命者》的時候，我便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我必須用這樣的精神才能寫好，否則我寫不好。

Q 您說過“遇到有意思的人和事，我必須去寫，非寫不可，（好故事）非我莫屬”。在您的意識中，什么樣的標準才構成一個“好故事”？

A 前段時間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一部劇《高山清渠》，是根據我的作品《山神》改編的。2017年，在寫完關于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的《那山，那水》之后，我在手機上看到了一個信息，說貴州省委書記去見了一個老頭，這個老頭是個支部書記，就是黃大發。為了老百姓吃上大白米飯，他自己帶隊發動群眾，用32年時間在自己的老家修了一條高山清渠。看了這個故事之后我非常感動，我說我一定要去采訪，還要把它寫出來。我覺得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國家棟梁，盡管他是個普通的老百姓。黃大發現在已經是全國道德模范、時代楷模、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還是七一勛章獲得者。

我最近到新疆去了，看到幾個故事特別精彩，比如在一個邊境上，我聽說有一個老戰士，他已經退伍了，他的部隊也已經解散了，但是他的部隊里有七名革命烈士，為了革命工作犧牲在那個地方，他們的墳墓一直留在那個地方，沒有人去修繕。這個老戰士退伍之后回到陜西，他剛剛結完婚還在蜜月當中，就帶著他的新婚妻子又回到自己老部隊所在的地方，整整用40多年時間，一直守護在他的戰友墳墓。我很感動，正因為這樣的堅守，這樣的戰士，這樣的戰友情誼，才使得我們邊疆穩定、安定。所以我把這個故事寫出來了，最近在《解放軍報》發表了，影響非常大，《讀者》雜志也轉載了，題目叫《永遠的堅守》。

我碰到好多這樣的故事，再比如當初的港珠澳大橋，那段時間我很忙，后來有一個中央領導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去寫一寫港珠澳大橋。我去的時候大橋還沒有開通，當我走進水下40米深的海底隧道，我特別激動，我感到我們國家真是了不起，所以我一定要發誓把它寫好，寫出我們中國人那種精神來。所以《大橋》的書也就出來了。我這一輩子幾乎都是不斷這樣的。為什么到現在我還一直在寫？就是因為停不下來。中國有這么多好故事，這么多優秀杰出的人才，時代的發展又這么好，無論是這個時代國家好的方面、精彩的方面、感人的方面，還是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和挑戰，這些都是報告文學作家要去承擔的，是其他文學形式很難完成的使命。這個國家、這個時代，還有我們的讀者都太需要這方面的內容了。報告文學作家，尤其是像我這樣走在最前面的報告文學作家，更是必須要去承擔這個職責和使命。所以我必須去寫，只要生命不止，報告文學創作就一直會是我最重要的生命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