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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楓橋夜泊》家喻戶曉，今通行本皆作：“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現在的小學語文教材及普及讀物中，皆與此同。雖讀者對此詩交口稱好，然而對其中存在的問題卻鮮有人作深入思考。如：一、“月落”無定時，如何利用周圍的物色給它以準確的時間定位？二、蘇州河畔本無楓樹，詩人何來“江楓”之吟？三、既然是“月落”之夜，何能辨識江邊的樹種？四、“愁”在何處？詩人何得對“愁”而眠？這諸多問題，皆直接影響著對詩意的正確理解。特別是“月落烏啼”，若不能準確定位，便會導致整首詩敘事邏輯上的混亂和事物之間的矛盾。

關于“月落烏啼”的時間，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是“夜半”時分，與最后一句“夜半鐘聲”相呼應，如施蟄存云：“因為嚴寒，烏鴉都無法睡眠，所以還在啼喚。半夜里已經月落，想必總在深秋或初冬的上弦。”（《唐詩百話》）劉學鍇云：“題為‘夜泊’，實際上只寫‘夜半’時分的景色和感受。詩的首句，寫了午夜時分有密切關聯的三種景象：月落、烏啼、霜滿天。”（《唐詩選注評鑒》）另一種認為應指天將曙時，如元楊士弘《唐音》十四卷云：“說者不解詩人之活語，乃以為實半夜，故多曲說。殊不知首句‘月落烏啼霜滿天’，乃欲曙之后矣，豈真半夜乎？”清代黃生也稱：“從夜半無眠至曉，故曰鐘聲太早，攪人魂夢耳。”但詩首言將曉，末寫夜半，非常理之敘事，故黃生又認為此乃“章法之倒敘”，“此已曉追寫昨夜之況也”（《唐詩評三種》）。

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有不妥。若為夜半，次句提及“江楓”，夜色黢黑如何能辨得江邊樹種？而且“烏啼”多在黃昏歸巢或天亮覓食時，如明貝瓊詩言：“風林日落烏爭噪”（《城南絕句》），宋宋庠詩言：“城闕曙烏啼”（《送靜海高薄》）。雖古樂府有《烏夜啼》曲，但那畢竟是非正常狀態，“夜半”實非“烏啼”之時。《舊唐書·音樂志》曰：“《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于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為帝所怪，征還宅，大懼。伎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南兗州刺史，作此歌。”正是因為烏平時不夜啼，所以夜啼才會被認作一種預兆。但若將“月落烏啼”定位在天拂曉時，從常理上看雖沒問題，然而將本詩整體考慮，卻出現了敘事上的矛盾：首句天亮，次句就寢，三四句夜半，這種混亂的敘事狀態無論如何都是說不通的。盡管黃生認為此乃倒敘寫法，但實在不符合拂曉早發之人的匆忙心境。清王端履認定首句寫平明時，而又深感其“律法未免太疏”，于是調整其序，將詩改寫為：“羈客姑蘇城外船，江楓漁火對愁眠。夜半鐘聲寒山寺，月落烏啼霜滿天。”（《重論文齋筆錄》卷九）此種改寫，敘事邏輯是順了，可是詩味卻少了許多。

筆者認為，“月落烏啼”最合理的時間定位應該是黃昏。這不僅由“林空噪暮鴉”的自然現象可以證明，而且從第二句中也可以獲得印證。今本第二句作“江楓漁火”，如果對事物作情景還原，便會發現其問題所在。因蘇州城外的江邊，根本就沒有楓樹！盡管今所見到的絕大多數版本，包括唐人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皆作“江楓漁火”，但畢竟與事物本身相違。幸好宋人舊籍中發現了另一種版本。南宋龔明之《中吳紀聞》、吳曾《能改齋漫錄》、胡仔《漁隱叢話》等，錄此詩“江楓”皆作“江村”。在寒山寺俞樾所寫刻的詩碑碑陰，有附記八行，其云：“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膾炙人口,惟次句‘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作‘江村漁火’,宋人舊籍可寶也。”又附有七絕云：“幸有《中吳紀聞》在，千金一字是‘江村’。”碑側有江蘇巡撫陳夔龍題記，肯定俞樾之說云：“《中吳紀聞》載此詩作‘江村漁火’，宋人舊籍，足以依據。曲園太史作詩證明之，今而后此詩定矣。”但俞樾為何說“‘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而“村”字是“千金一字”呢？因碑陰字數有限，俞氏不能展開說明。詳加思考便會發現，“村”之一字，不但可以撥開本文開首的重重疑惑，也打通了整首詩的邏輯障礙。“江村”即江邊的村落，“漁火”是漁船上的燈火。蒼山日暮，正是家家燈火亮起之時。“江村”中的閃閃燭光與漁船上的點點燈火，都在講敘著家人團圓的故事，而漂泊在外的游子于此時倍感孤寂和凄冷。“斷腸最是黃昏后”，思家之心使詩人眼中的“江村”和“漁火”，都變成了剪不斷的新愁。所謂“對愁眠”就是指對著“江村”“漁火”燃起的新愁而眠。而薄暮時分“江村燈火稀”以及“漁火鬧黃昏”的生活規律，都將首句“月落烏啼”的時間定位在了黃昏。黃昏，太陽落山，月亮還未升起，烏鴉的噪聲擾得客心繚亂，秋夜的寒氣漸漸襲來，江村和漁船上家家團圓的燈火，引起了客子無限的鄉愁，使之徹夜難眠，夜半鐘聲更增加了客心的惆悵。詩之敘事井然有序，并無所謂“律法未免太疏”之弊。

再觀首句，“月落”是否可作為黃昏的詩意表述呢？回答是肯定的。從物象上講，“月落”不是準確的時間概念，一月之中，月落的時間隨時在變，黃昏也可以有“月落”。元薩都拉《次王本中燈夕觀梅》：“西樓月落已黃昏”；清錢澄之《過羅剎幾》：“黃昏月落雁飛飛”；清陳世祥《幽晤》：“上弦月落黃昏院”等皆可作證。因此，“江村”和“月落烏啼”共同確定了本詩開始的時間即是指“黃昏”，這樣前文的疑難可以一一迎刃而解。

還原后的詩作也向我們提出了另外的問題。第一，為什么不直接用“日落”？第二，“江村”為何被改為“江楓”，且后者幾乎成為唯一選擇？首先，因為無論“月落”還是“江楓”，都具有更濃郁的詩意。月光獨有的溫柔和神秘，使其本身具有絕佳的審美價值。特別是在鄉思類詩作中，月意象更具有勾起鄉愁的獨特功能。如張溢《寄友人》：“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白居易《望月有感》：“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因而在此詩中，“月落”比“日落”具有更強的情感投射。

“江村”與“江楓”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作者創造的詩境,而后者是在脫離事實本身之后，讀者再造出的詩境。“楓”字攜帶的色澤與內涵，超越了“村”字，在歷史的選擇中勝出。所謂詩境再造，通常發生于古典詩歌脫離創作環境后。在以純文本形式傳播的過程中，后世讀者的審美實踐逐漸代替作者本人的意、志、情，介入詩歌的修改，進行再創造。考“江村”之改為“江楓”，即屬于此。“楓”字由來一是承接有關秋思的傳統意象，自屈原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楓”與“江”結合以嫁接愁緒的表現手法得以不斷繼承發揚，如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青楓浦上不勝愁”，就將美感與哀感發揮到極致。此外，楓葉與江水都有關于時間的暗示，前者來自由青轉紅的生物特性，后者源于“逝者如斯”的深入人心的生活譬喻；另一方面，“楓”還與“霜”經常聯系在一起，如唐劉長卿：“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余干旅社》），宋張掄：“霜葉舞丹楓”（《朝中措·漁父》），這當然也是因為楓葉轉紅之際正是秋霜到來之時，秋季的寥落感撲面而來。“楓”字前與“霜”呼應，后與“江”結合，從季節輪常、時光易逝兩個自然特性，觸及人們傷時悲秋的穴點，給予了人力尚不可為的強烈暗示，因此打通了人心之間的共通感，愁緒得以疊加輸出。

由此可以回歸原旨：詩中描述了一次偶然的泊岸經歷，詩人恰于江邊村落的鬧忙中品嘗到孤獨。這個解釋理順了敘事邏輯，也忠實于作者的情感。然而詩人結愁的經歷非人人可得。對讀者來講，觀青楓漸轉紅的美感更易捕捉，“遵四時以嘆逝”的愁緒更易觸動。如果說原詩境來自于作者個人的生活體驗，那么再造后的詩境則是接受者普遍的生命體驗。傳統承遞和閱讀記憶共同壓制出了“江楓”的意象模板，模糊了“江村”的地理環境，也忽略了“月落”的時間定位，形成了一種不必服從理性的共通感受，足以越過其他一切，成為影響鑒賞趣味的判斷力。

（作者：劉宇耘，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外國語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