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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事在我國由來已久。北宋丁謂在《天香傳》中說：“香之為用，從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達蠲潔。”早在先秦時期，蘭、蕙、艾等草本植物中因含有芳香氣味，被人們稱為“香草”而佩戴于身，用于驅蟲辟邪或保持清潔。漢武帝時，中外往來逐漸增多，番邦的貢品當中開始出現月氏香、茵樨香等樹脂類香料。隋唐時期，香料仍作為一種奢侈之物為上流社會所獨享：“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皆沉香木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暗即以甲煎沃之，香聞數十里”。可以說，宋代之前，我國香料的使用群體以皇室貴族階層為主，香事活動也多與宗廟祭祀、求仙訪神等有關。

入宋之后，隨著商品經濟及海外貿易的發展，檀香、乳香、蘇合香等名貴香料陸續涌入國內，市民階層的品香、用香需求隨之攀升。《東京夢華錄》記載：“正月十六日，諸坊巷、馬行，諸香藥鋪席、茶坊酒肆，燈燭各出新奇。就中蓮華王家香鋪燈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場打花鈸、弄椎鼓，游人無不駐足。”上至宮廷內苑，下至市井鄉里，制香、販香之所隨處可見。宋徽宗、宋高宗更在宮內設立御用“香坊”研制珍品；都城汴梁專設榷易署（香藥易院）販售香藥；《清明上河圖》里出現了“劉家上色沉檀揀香”的香鋪招牌。宋代香事之盛、范圍之廣為前朝所不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文人用香。

宋代文人喜好“燕居焚香”。南宋沈作喆在《寓簡》中說，“每閉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此乃香之至味。宋代畫作《槐蔭消夏圖》中，一位文人姿勢灑脫地仰臥于藤床之上，身旁書案上依次擺放著香爐、蠟扦、手卷等文房用具。他可焚香研讀、靜坐思古，亦可仰觀宇宙、心游物外，一股閑適自得之意隨陣陣香氣悄然浮動。燕居中行走坐臥，皆有香影相隨：“窗明幾凈，羅列布置，篆香居中”，“夜深人靜，明月當軒，香爇水沉，曲調古彈”，“綠窗寒，清漏短。帳底沈香火暖”……書房、琴室、寢帳，無一不籠罩在似有若無的香氣當中，可謂風雅至極。

三五知交以香會友，以香寄情。宴會之前，燃香一室，既是待客之禮，又是自身品位的表現。宋代周密在《齊東野語》中記述：一日，南宋詩人張功甫在家中舉辦“牡丹會”，賓客坐定之后四周寂靜，不聞絲竹管弦之聲。“俄頃，主人問侍從：‘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可見，聞香優于聞樂，是當時不可或缺的待客之道。“以香會友”也是宋代繪畫作品中較為常見的場景。《文會圖》《聽琴圖》《西園雅集圖卷》等畫作當中，寫詞賞畫、講經說法的文人雅士身旁，總少不了幾尊古樸雅致的香爐。恰如米芾在《西園雅集圖卷》上的題記：“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文人香事，在草木掩映之中愈加蔥茂。

宋人焚香之時，講究“唯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濃烈刺鼻的煙氣已不再為時人所推崇，他們更著意于一種清凈悠遠、淡雅芬芳的熏香意境，因此摸索出一套“隔火熏香”法來控制香爐的出煙量。《陳氏香譜》中記載：“焚香，必于深房曲室，矮桌置爐，與人膝平，火上設銀葉或云母，制如盤形，以之襯香，香不及火，自然舒慢，無煙燥氣”，說的就是“隔火熏香”的秘訣。焚香之前，要先將部分炭火埋于爐灰當中，依據所需溫度調整炭火露出的面積。隨后在炭火之上用銀片或云母片做為承盤，放置香料。利用炭火的溫度使香料緩慢、均勻地受熱。這種焚香之法不但使得香味和緩，不過于濃烈刺鼻，而且能有效減少煙霧出現，使室內焚香環境更為安全舒適。擺脫了上古燃香時出于“奉神明”的需要而刻意追求的煙火氣，這種“有香不見煙”的焚香方法顯得更加細膩雅致，充滿生活智慧。

此外，宋代還有一種十分有趣的焚香方法名為“打香篆”。即將研制好的香末填入固定的篆模當中，隨后倒扣于香灰之上，擊打篆模，使香末一瞬間從模具中脫落定型。所謂“輕覆雕盤一擊開”，說的就是“打香篆”。這要求擊模之人手法干凈利落，用力精準，位置適當，還要能明辨各種香末成型后的細微差異，以便調節分寸。難怪宋代的“打香印”演變為一種專門技藝，出現“供香印盤者，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請香前而已”的場景。香篆的使用，解決了線香出現前大多數香品不能持續燃燒的問題。文人眼中的香篆更因其回環曲折的造型、明滅變換的微火而別具一番情味：“夾路行歌盡落梅，篆煙香細裊寒灰”，“愁腸恰似沈香篆，千回萬轉縈還斷”，“還同物理人間事，歷盡崎嶇心始灰”。小小的香篆承載了文人之趣，文人之思。

在宋代的諸多香事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一樣器具便是造型各異的瓷質香爐。宋人雅好博古，金石之學大盛，尤以徽宗一朝為甚，博古之風遍布朝野。人們模仿夏、商、周三代青銅器物原型，制作了大量仿古青銅器型的瓷質香爐，主要包括鼎式、鬲式、簋式、奩式四大造型。從外觀來看，變原先的棱角分明為圓潤細膩、小巧精致，同時舍棄了繁縟華麗的紋樣裝飾，以簡素大方的外觀印證了“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宋式美學。這些仿古香爐的尺寸都比較小，高約10厘米，是宋代文人日常生活中較為常用的器形。當時各大窯口均有香爐藝術品的呈現，如“雨過天晴云破處”的“汝窯淡天青釉三足樽式爐”，“琢瓷作鼎碧于水”的“龍泉窯粉青釉鬲式爐”，“顏色天下白”的“定窯白釉弦紋三足樽式爐”……還有以哥窯“開片”工藝聞名天下的“灰青釉魚耳簋式爐”。其“金絲鐵線”的紋路給人以層疊變化的視覺效果，細密古樸、禪意深深。聽聞哥窯開片聲“如箏之丁零，如琴之婆娑，如缽之驚覺，又如風鈴撞擊之清脆”，使人如入仙境，豁然澄明。

宋代瓷質香爐上承前代古韻，下定明清范式，囊括了中國香爐史上幾乎所有的典型器形。加之宋代獨有的簡潔流暢、渾然天成的審美風格，造就了一批精妙絕倫的傳世珍品。宋代呂大臨在《考古圖記》中說：“非敢以器為玩焉，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遺風，如見其人也。”可見當時文人們對待器物的態度：不單為賞玩，更注重器物的內在價值，以器明史、以器識人。通過線條、裝飾、造型等外在審美特征，追溯上古遺韻。這也是宋代文人“以器載道”思想的生動體現。

宋代文人不僅焚香賞爐，還著述香譜，如丁謂《天香傳》、洪芻《香譜》、葉廷圭《名香譜》、范成大《桂海香志》、陳敬《陳氏香譜》等一系列香事著作。嗜香如命的文人們還留下了許多與香事有關的趣聞奇談。宋代詩人黃庭堅愛香成癖，喜好搜羅研制各種香方，其日記中多次出現與“香”有關的記述：“二月七日丙午，晴。得李仲牅書，寄建溪葉剛四十銙，婆婁香四兩”，“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寄書，并送崖香八兩”。黃庭堅與好友品評香方無數，早年曾手書一帖《制嬰香方》贈予友人，詳細敘述了這一合香制作的配方，至今還珍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晚年的黃庭堅被貶謫至廣西宜州，只能居住在喧囂市集中的一間小屋，窗戶正對的地方恰是一張屠戶宰牛用的桌子。然而，就是在這樣人聲鼎沸的鬧市中，他“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還給屋子起名為“喧寂齋”。點點香火，為他筑起了一道遠離世間紛擾的屏障。正如其詩中所寫：“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幾香一炷，靈臺湛空明。”

在《松窗讀易圖》《竹澗焚香圖》《飛閣延風圖》等宋代名畫當中，窗前、林間、湖畔，伴著一盞小爐，幾縷青煙，三五文人，是如此自然妥帖的存在。這不是后世眼中的附庸風雅，而是他們再熟悉不過的日常生活。“焚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戾家。”焚香作為四大雅事之首，滲透著宋代文人的生活品位和美學追求。陣陣香風間，是先人對于生命意義的理解和尊重，也為如今忙碌的人們提供了一種具有審美意味的生活方式。

（作者：王黑特，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玥輝，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