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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最重要的、也最風行的一個版本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棕紅色封面的版本。

這個版本是以更接近于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早期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為前八十回底本，以程甲本為后四十回底本校注的一部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紅樓夢》讀本。

這個版本的整理工作于1975年啟動，歷時七年，1982年3月，署名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出版，這個版本因此被簡稱為“新校本”“紅研所校注本”。十四年后，新校本《紅樓夢》第二版出版；再十二年后的2008年，第三版出版。然后時間就來到去年七月，第四版的整理工作開始啟動，并將于最近推出。

即將上市的第四版，距離1982年的第一版的出版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

粗略統計，平均每年紅樓夢研究的專著就會推出一百余種，而各期刊發表的論文也有八百到一千篇。然后，支撐著《紅樓夢》這座不斷擴建的龐大樓閣的，卻是非常基礎的版本整理和校對工作，這一根基不穩，所有的研究將謬以千里。

新校本《紅樓夢》第四版即將上市，這一版本相比于十幾年前的第三版有哪些新的調整？四十年間有哪些調整是值得注意的？《紅樓夢》的校注者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付出怎樣的努力？澎湃新聞就這些問題聯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曹雪芹？高鶚？無名氏？一直在變化中的署名

今天提起《紅樓夢》的作者，最標準、也最常見的答案就是曹雪芹與高鶚。

然而如果留意的話，我們會發現，第三版的新校本《紅樓夢》就已經采用“曹雪芹著，無名氏續”的署名方式，即將上市的第四版同樣延續這一說法。

《紅樓夢》的作者署名一直在變化中。

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程乙本為底本，以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為名義推出了新中國的第一個《紅樓夢》整理本，這一版本的署名上并沒有高鶚的署名，作者只有曹雪芹一個人的名字。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二個校點、注釋本《紅樓夢》，1959年和1964年，分別修訂出了第二版、第三版，這一版本有了“曹雪芹、高鶚著”的署名，這是當時學術研究成果的反映。這一版本正文前有署名“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的《關于本書的作者》一文，其中提到：“很長時間內，一般讀者都以為這后四十回確是曹雪芹的作品。直到近代，經過研究者的考證，才知道其實是程偉元的朋友高鶚補完的。”

之后，《紅樓夢》的各種早期抄本（尤以脂硯齋評點本為代表）被不斷被發現和研究，學界對《紅樓夢》整理本也提出新的要求——希望以更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早期抄本為底本進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于是有了后文中我們會詳細介紹的出版于1982年，署名“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簡稱“紅研所”）的校注本。

這一版本以《紅樓夢》的早期版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為前八十回的底本，以萃文書屋排印的程甲本為后四十回的底本，重新整理的《紅樓夢》首次印行。這一版本開創了《紅樓夢》傳播史上以脂本為底本整理出來成為通行本的時代，并成為后世影響最大的版本。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北圖所藏乾隆抄本雙色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1982年新校本出版時，雖然署名仍然是“曹雪芹、高鶚著”，但在前言中已指出：“據近年來的研究，高續之說尚有可疑，要之非雪芹原著，而續作者為誰，則尚待探究。”

隨著這些年關于《紅樓夢》后四十回續作者研究的深入，絕大多數學者否定了“高續說”，但是對于續作者到底是誰仍無法確定，因此2008年校注本《紅樓夢》第三版將《紅樓夢》作者的署名改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

人文社認為，這是對社會、對讀者負責任的表現，是后四十回作者問題研究成果的客觀反映。研究普遍認為，高鶚不是《紅樓夢》后四十回續書的作者，他和程偉元都是《紅樓夢》程甲本程乙本的整理者，他們為《紅樓夢》的刊印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修訂中充分尊重原文

1982第一版的校注組成員、歷次修訂重要專家呂啟祥介紹，自己曾寫過文章對第二版注釋修改部分進行說明，文章中說：“在保持注釋原有特色的基礎上，使之前進了一步。此項工作大致包括這些方面：訂正了明顯的舛訛；增補了重要缺失；提高了確切程度；并且刪除了某些簡單化的斷語和不必要的評說。”“本書的校注工作主要是在七十年代后期完成的，今天看來，在思維模式和遣詞用語上不免帶有那個年代的痕跡。雖則只更動了很少的文字，卻有助于提高注釋的科學性。”呂啟祥認為，當時的這一意見也適用于以后的修訂。

關于2021年6、7月間開始啟動的第四版的修訂，呂啟祥介紹，本次修訂參考了陳熙中《紅樓求真錄》一書和他發表的多篇文章，也參考了部分讀者意見，修訂中，遵從底本，改錯訂訛。此次修訂計正文及標點一百五十余條，校記三十余條，注釋二百余條（其中增加條目四十余條，修改條目一百六十余條）。

2022年新修訂版工作照

呂啟祥介紹，此次修訂首先就是盡力尊重底本，恢復原來的文字。

如不用“欠情”，恢復“見情”；不用“服侍”仍用“伏侍”；不用“慢說”，仍用“漫說”；不用“擺酒”，仍用“排酒”；不同“持誦”，仍用“持頌”；不用“聞得”，仍用“聞聽”；不用“叫我”，仍用“教我”；不用“住在”，仍用“住了”；不用“寧可”，仍用“能可”；不用“居住”，仍用“住居”；不用“稱心”，仍用“趁心”；不用“輕易”，仍用“容易”；不用“口角”，仍用“角口”；不用“賭氣自去”，仍用“賭氣子去”；不用“放不起來”，仍用“放得起去”；等等。

呂啟祥說：“雖只一字之差，或顛倒過來，語言習慣和語感是不同的，都是白話文，‘五四’時期和現代就有差別，何況更早的曹雪芹時代的古代白話。盡量保持當時古代白話的特色，是校勘時應遵守的原則。”

其次，《紅樓夢》中引用了相當多的文學作品，在之前的修訂中，校對者們曾進行了調整，本次修訂，呂啟祥介紹，同樣本著“尊重原文”的宗旨，并沒有根據這些詩詞在當今的通行整理本對《紅樓夢》的原文進行“校正”。

“《紅樓夢》不是學術論著，而是小說，要充分尊重作家的原創。”呂啟祥說。

舉例來說，第六十三回芳官所唱的《賞花時》曲詞，第二句是“閑為仙人掃落花”（四版第873頁），校勘者因其與湯顯祖原作不符而據標準的整理本校正為“閑踏天門掃落花”。（三版第869頁）

呂啟祥稱：這種校勘完全是多余的。原因是，“閑為仙人掃落花”淵源有自，它是雪芹祖父曹寅致友人的詩注中所引，這位友人是曹寅所敬重的遺民志士杜岕，曹寅還自號“西堂掃花行者”，表達他的民族情懷。曹雪芹是熟悉和了解祖父的詩注及其隱意的。“閑為仙人掃落花” 并非誤記，而是有意改寫，其中積淀了作家的家族記憶和傳統承繼。有學者曾就此寫過長篇專論《從曹寅詩注到曹雪芹改曲詞》，指出后人不解，形成了百多年的誤讀。可見據劇本“校正”是弄巧成拙了。今依底本原文并簡要加注，吸納了曹學研究的成果。

新校本《紅樓夢》第三版869頁，校勘者因其與湯顯祖原作不符而據標準的整理本校正為“閑踏天門掃落花”

例如第四十九回，引《西廂記》“小孩兒口沒遮攔” （四版第662頁）。無“家”字，底本不誤，某次修訂又據今之整理本校成“小孩兒家口沒遮攔”，呂啟祥認為，這完全是多此一舉，弄巧成拙了。所以在第四版中，恢復底本，符合當時《西廂記》流行本子無“家”字的原狀。

另外，四十年間，新校本《紅樓夢》的校注過程中，也曾出現很多訛誤，本次修訂中，對這些原注中的訛誤也進行了修改，并增加一些條目。

比如第二十五回“魘魔法姐弟逢五鬼” （四版第336頁），究竟是幾個鬼？五個鬼，還是一個鬼？原注據《協紀辨方書·五鬼》，注出“五鬼：舊時星命家所稱的惡煞之一”，但小說中馬道婆和趙姨娘分明是指“紙鉸的青面白發的”“五個鬼”（四版第343頁），原先注文并未和文本對應。還比如第十三回“打醮”（四版第173頁），是請道士而非僧道。第十四回“傳燈照亡”是對逝者而非將逝者。（四版第183頁）

有的原注有望文生義之嫌，如“供尖兒”（三版第844頁）寫作“指供品頂端的部分”，但實際應該改為“指蜜供。面粉所做小條，油炸拌蜜，堆成塔狀，用來供奉神佛。也作為饋贈的禮品，以示祝福。”如此等等。

另外，這次修訂中也增加了一些條目，呂啟祥舉例：

比如第五回“作案：作為根據、憑據、案據，引申為作為借口”（四版第87頁注2），第四十一回“仍：乃，于是” “仍與乃”通假（四版第555頁注7），第六十一回“送粥米：舊俗，給新生子女的人家送雞蛋等食品。此俗南北皆有。”（四版第836頁注3）、第七十一回“還不得一半兒：還來不及的意思” （四版第984頁注1）等等。

還有一種情況，呂啟祥稱之為“否定之否定”。如第七十六回“冷月葬花魂”，初版如此（初版第1092頁），后改為“冷月葬詩魂” （二、三版第1069頁），本次修訂又恢復“冷月葬花魂” （四版第1070頁），因為既與《葬花吟》呼應，又與上句對仗工穩，加之還有古籍旁證，即明代葉紹袁幼女葉小鸞鬼魂受戒答禪師問中有“戲捐粉盒葬花魂”之句，見葉紹袁《午夢堂集 續窈聞記》。故而，仍校為“冷月葬花魂”。

“《紅樓夢》的校注本還是不完善的，而是有待于更新、有待于持續的發展和提升。從《紅樓夢》版本的復雜性來說，對它的研究還不能說深入和透徹，歧見很多。”

比如幾十年間新發現的十多種抄本的源流、關系是怎樣的、是并行還是先后的？孰真孰偽、孰優孰劣都存在著各種爭議。在校勘的過程中，真偽、先后、優劣是取舍的依據，會因對各本子的不同見解而有所不同。

呂啟祥說，具體而言，新校本所擇的底本并非理想，所擬的凡例也有可以討論的余地。

庚辰本的優點是較早且留存的回數多，然而它的文字往往并非最優。

舉例來說，庚辰本寫林黛玉的眉眼：“兩灣半蹙鵝眉，一對多情杏眼”，但與他本一比，這實在是不好，于是初版時改為：“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據甲辰、己卯本改），后來俄藏本在國內影印出版了，又據俄藏本改為“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這處實在太重要了，為了文字的擇優，違背了體例。但是更多的時候是為了留存底本而放棄了他本更優的文字。”呂啟祥介紹。

除了個別的表述的問題，庚辰本為底本的更大的問題是錯訛多、改筆多，尤其在后幾回，幾難卒讀，有研究者指出它有八千多處改筆，而其中一半以上是改錯了或不必改的。抄手的水平太低，有學者說幸虧抄手水平低，很容易發現哪些是錯的。

“但話說回來，畢竟是錯，有點改的、涂改的、旁添的，或是對原字添上一筆成新字的，如‘也’字加上偏旁即成‘他’字。如此等等，要辨析錯訛、訂正原文，就會發生很多歧見：何處是錯，旁改是否可取，依哪個本子改，都是問題。因此陳慶浩先生（法國紅學家）曾說，以庚辰本為底本是‘先天不足’。故此出現了許多以庚辰、甲戌為底本或以眾多脂本為據擇善而從的做法。”呂啟祥認為。

人文社的“八二”版是出得最早的，即此而言，有開風氣的意義。此后以脂本為底本的各家校本，在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出得很多。如蔡義江本（已修訂三次，浙江版、作家版、商務版）、劉世德本、黃霖本、鄭慶山本、周汝昌的《石頭記會真》，馮其庸也另出了瓜飯樓評批本，還有鄧遂夫本、吳銘恩本等等。

“后出轉精，是正常的，取各家校本之長，依托版本研究的新成果，在此基礎上優化凡例，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底本的邊界，是今后校本應著重考慮的問題。”呂啟祥說。

據統計2021年全國中學生有7600萬左右，這是一個多么龐大的青年讀者群，他們的老師，加上原有的各行各業的讀者以及日益增多的銀發老年讀者群體，《紅樓夢》的讀者群將有億萬之眾，呂啟祥認為，“在這中間不乏少量深度閱讀者、癡心版本者。如今研究版本已經不再是少數版本研究專家的專利，只要你有興趣愛好，足夠專注，均可為之。”

“知交半零落”

呂啟祥作為1982第一版的校注組成員，她依舊清楚記得1975年6月，校注組剛成立不久，大家去北京報道時的情況：

“恭王府那里當時有一個琴樓，上面有好多小小的房間，當時是藝術師范學院練琴用的，一人一小間，每一間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書架，我們就將在這里工作。”

呂啟祥介紹，最初集中的12人，分別是彼時的人民日報李希凡，人民大學馮其庸，文化部沈彭年、林冠夫，人民出版社胡文彬，吉林周雷，山西劉慶庫即劉夢溪，復旦大學應必誠，上海師大孫鎖順即孫遜，中山大學曾揚華，北京大學沈天佑和北京師大的自己。

1977年校注組赴清西陵考察。左起：呂啟祥、徐貽庭、馮其庸、應必誠、沈天佑、顧平旦、陶建基。

當年，脂抄本的數量還是十分稀少的，校注組內，底本的排印本可以人手一冊，而其它抄本，只有少量復印本，只一冊或數冊，所以只能輪流看或一人讀大家聽。今天，各種抄本不僅有線裝本，而且有排印本，線裝本價貴，排印本則便宜得多，一般人也買得起，稀見版本不再是少數專家的奢侈品。

以乾隆抄本為底本來校注一個《紅樓夢》的普及本，在當時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但是很快，大家校出了分冊裝訂的大字本征求意見稿，向北京、上海、蘇州、南京、揚州、鎮江、合肥等地征求意見。一年多后，小組很多人回原單位，馮其庸、林冠夫、應必誠、周雷、沈天佑和呂啟祥等留下，又借調來安徽師大朱彤、哈爾濱師大張錦池、杭州大學蔡義江、中央戲劇學院祝肇年等，校注組人員具有階段性和流動性。”

呂啟祥說，從初版至今，四十年過去了，校注組的成員多半已經離世，他們是：馮其庸、李希凡、朱彤、沈彭年、陶建基、徐貽庭、祝肇年、顧平旦、沈天佑、林冠夫、張錦池、孫遜、周雷、胡文彬。

“他們在不同時段，對校注工作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我們深深地懷念他們，并深信對本書校注的不斷修訂是符合已故師長和同道的心愿的，不論修訂的成效如何，都是對他們的一種告慰，是對這份事業的傳承和延續。”

參考：

呂啟祥《來之不易，來日方長——《紅樓夢》新校本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