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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中樹 文學史家、教育家。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編寫教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曾任吉林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文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高校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會長、吉林省文學學會會長等。先后應邀赴俄羅斯、日本、韓國等國高校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30多所著名高校講學。著有《魯迅的文學觀》《 五四文學革命運動史論》《〈吶喊〉〈彷徨〉 藝術論》《劉中樹文學論集》等學術著作；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基礎》《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等教材。獲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出版優秀學術著作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獎等多項獎勵。

白楊（以下簡稱白）：前幾天在“吉大新聞”網頁看到一則您為研究生新生做學術講座的報道，近些年來您為研究生、本科生做過很多次學術、學風講座，還擔任過本科生“匡亞明班”的班主任。學生們特別喜歡您，都親密地稱呼您為“劉爺爺”。您曾任吉林大學校長，現在是吉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在青年學子的求學生涯中，曾經有您做他們的班主任，這一定是難忘的記憶，不過做這些事一定會占用您的很多時間和經歷，您對此有怎樣的思考呢？

劉中樹（以下簡稱劉）：是的，近些年來學校和文學院經常安排我給教師和學生做學術、學風講座，參加與學生有關的活動比較多，但我不覺得這是一種負擔，我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學生們的熱情、努力和勤于思考對我也是一種促動，所謂“教學相長”，我想良好的學術氛圍和學風建設對學校的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大學階段是青年人成長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他們在校園里接受的知識教育、感受的人文情懷對于拓展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格局視野具有關鍵性影響，而一所學校能夠傳承良好的學術傳統和精神品格，對于青年人價值觀、人生觀的塑造也有積極影響。我是1954年考入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的，東北人民大學是吉林大學的前身，畢業以后留校任教，一直工作到現在，見證了吉林大學的發展歷史，也有幸與許多優秀的教育工作者、科研人員相識，感受到他們的人格魅力和奉獻精神，我覺得這些人和這些精神構成了吉林大學內在的文化底蘊和學術傳統，需要我們一代代人傳承下去。我現在和青年學生們一起學習、研討，就是希望以言傳身教的方式，讓他們感受到歷史的底蘊和情懷。

白：我曾經看到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所知道的呂振羽、匡亞明和公木》（《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2期），這三位先生中，呂振羽和匡亞明先生曾經擔任過吉林大學的校長，公木先生擔任過中文系主任和副校長，他們在吉林大學的發展中都曾有重要貢獻，您的文章其實也是在回憶中講述“傳承”的意義。而且，您也是在傳承中將優秀的學術傳統發展推進下去的代表人物。

劉：能不能說我是代表人物，這個要留給歷史來做客觀的評判。不過有一點你說的很對，在我的教育生涯中，我的確是始終以傳承前輩的優良品質為己任，希望能在繼往開來中為高校的建設發展探索有益路徑。

呂振羽校長是1951年到1955年期間擔任東北人民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他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有多年的高等教育工作經驗。50年代初，正是東北人民大學的發展面臨重要轉折的時期，從之前的由革命干部培訓性質的學校向正規化大學轉變，在教學科研等方面都需要摸索新的方法。他來校后根據國家對人才培養的要求，在系科與機構設置等方面做了一系列調整，使學校各項工作逐漸走向正規；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中央高教部從北大、清華、北師大、燕京大學等院校調動了一批高水平的專家、教授來校任教，呂校長以極大的熱情主持了這項對學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工作，奠定了此后學校發展成為東北地區具有影響力的綜合性大學的基礎。他非常重視學術研究在綜合大學中的地位，強調只有加強科研工作才能有效地推動教學水平的提高。這是具有前瞻視野的思想意識，教學與科研并重，是吉林大學多年來辦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層面。

匡亞明校長是1955年到吉大擔任黨委第一書記和校長的，他在吉大工作了8年，期間經歷了1958年東北人民大學更名為吉林大學，1960年被批準為全國重點綜合大學等重要的歷史時刻，我常常說吉林大學的存在與發展同老校長的名字是永遠不可分的。匡亞明校長也非常重視教學、科研與學科建設，強調只有提高教師的學術水平才能逐步提高教學質量，教學工作與科學研究要相輔相成。他在任期間不拘一格地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重視師資隊伍建設，特別是為培養骨干教師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條件，在當時的環境中堪稱是具有戰略眼光和膽略的舉措。我1958年從中文系畢業后留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任教，被確立為學校重點培養的78名骨干教師之一，回顧我個人的成長過程，非常感念老校長的教育思想和辦學實踐。所以，在我后來擔任中文系主任、副校長到校長的過程中，也一直重視對人才的培養，特別是鼓勵青年教師在科研方面積極進取，要勇于走出校門，到全國各地甚至是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名校去學習，追隨知名學者讀研究生、做博士后、去訪學，在比較高的學術平臺上拓展自己的學術視野。這些年我的學生中有一些人在不同領域都取得了比較成熟的成果，有的人也成為知名學者了，我想良好的學術氛圍對塑造一所大學的風格是非常重要的。

我印象很深的事，還有匡亞明校長對教學工作的重視。他經常強調教學的重要性，指出高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要求優秀教師要上教學一線，并且抓教材建設，抓教學方法改進，要求學生要認真讀書、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有時還會深入課堂去聽課。人們對一所大學的評價，不僅是看其校園建設環境和發展歷史，更要看其內在的科學精神和學術傳承，而這是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言傳身教的。吉大在建設初期就確立了很好的學術意識和教學宗旨，我在我的教學生涯中也有意識地因勢利導，希望在傳承中能有所推進和發展，而我自己多年來也一直堅持給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或做講座，我想，社會環境和時代節奏在不斷變化，來自校園外部的各種潮流、因素難免會沖擊到校園里面，但是無論怎樣變化，教育內部所應遵循的一些原則、規范和學術傳統是不能改變的，這關乎學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塑造，關乎青年一代的人格、學養和責任意識的養成，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白：是的，您談到了教學的本質問題，教學不僅僅是給學生傳授知識，還是一種生命意識和情感的交流過程。我對呂校長、匡校長的了解，以前是通過校史的介紹，今天聽到您飽含情感的回憶，會有很深的心靈的觸動。我到吉大讀碩士研究生時，公木先生80多歲了，還在家里給研究生講授古代文學課程，我雖然不是他的學生，但是很渴望有機會聽他的課。記得我第一次忐忑地去他家里時，他聽說我是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學生，對我有跨學科學習的興趣非常鼓勵，還將他的學術著作簽名送給我。先生對年輕人的關愛讓我非常感動。

劉：公木老師是1961年來到吉林大學中文系工作的，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的詞作者，有豐富的革命經歷，在他來到吉大以前，我已經對他有所了解。后來我作為青年教師，在他的領導下工作，聽他講課、一起參加“社教”、經歷“文革”，又一起迎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的為學、為事、為人的熏陶使我終生受益。

公木老師勤奮好學、筆耕不輟，不僅以詩歌創作聞名，還在文字學、文學史、老子研究、毛澤東詩詞研究等領域都有建樹。而更讓人敬佩的是，他為人剛直不阿、光明磊落、與人為善，當年丁玲、陳企霞被打成反黨集團時，他敢于直言反對；反右運動時他受到周揚執行的極左思潮的沖擊，周揚曾做了對不起他的事，可是“文革”期間周揚專案組讓他揭發周揚的問題時，他卻坦言：“我不知道周揚是什么叛徒特務，我只知道他會用人而不能容人。”他就是這樣一位心正言直、追求真理的好人、好老師。

還記得60年代我們一起去參加“社教”運動，已經年近60歲的公木老師和我們年輕人一樣，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有時晚上忙完了工作，他會給我講一些延安時期的生活、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情況、北方左聯的斗爭，以及他和另外兩人邀請魯迅到北師大講演等的歷史，使我受到了真切的革命歷史教育，也給我從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白：在您60多年的教學和研究生涯中，魯迅研究是您一直堅守并且成果豐碩的領域。您對魯迅的思想意識、文化觀念和創作特色的研究，是一種多視角立體交叉的系統研究。請您談談是如何開始魯迅研究？在研究路徑等方面有怎樣的思考？

劉：我以魯迅研究作為自己治學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方向，有一個歷史的機緣。剛才談到匡亞明校長在任期間非常鼓勵年輕人要有獨立思考的意識，我留校任教以后開始講授中國現代文學課程，其中講到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在此之前，我上大學時給我們講授魯迅研究課程的老師是廢名（馮文炳）先生，他當時從北京大學調任到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來，有創作的經驗和獨特風格，博學多才，對魯迅作品的解讀也很有建樹，對我有很多影響。我自己登上講臺再講魯迅，在作品重讀過程中對《阿Q正傳》的創作思想和阿Q形象的典型意義等問題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于是在我們教研室進行的學術討論會上跟廢名先生討論，匡亞明校長聽說了這個情況，他認為這是貫徹“百家爭鳴”精神、體現青年教師將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活躍學術空氣的好現象，就鼓勵我們把各自的觀點寫成文章發表在學報上，我的文章《就<阿Q正傳>的幾個主要問題和馮文炳教授商榷》就這樣發表在1959年第2期的《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上，廢名先生的《關于<阿Q正傳>研究》發表在《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9年第4期。那是我作為青年教師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匡亞明校長的鼓勵和廢名先生的包容，使一個青年教師在獨立思考的科研道路上有信心走下去，我非常感謝他們。學術研究的價值就體現在獨立思考的立場、基于理性思維的問題意識等方面，我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學實踐中也一直強調這些方面。

至于說對研究路徑的思考，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吧。對魯迅的研究可以說是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從魯迅的同時代人一直到當下，研究者一直在探討魯迅的思想、作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隨著外部歷史環境的變化，人們對魯迅的評判也不斷地發生變化，從以前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歷史定位，經過不同研究者的多層面闡釋，中間還有中學教材中關于是否使用魯迅作品的爭議等等討論，對他的贊美中有過譽甚至“神化”的傾向，同時貶低他的言論中也有誤解或惡意詆毀的現象，這種情況的成因可以說極其復雜，但也由此顯示出魯迅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面對魯迅，可以激發我們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諸多思考。

對我來說，魯迅研究是我的治學生涯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我常常跟學生們講，“心儀、找回、學習”魯迅是厘清我的魯迅研究的關鍵詞。“心儀魯迅”大概是國內外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們的一種共同情感，他的文學世界的豐富性，他對中國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為研究者提供了開闊的思想空間，在不同時期、不同際遇和不同的年齡段來讀魯迅時，我們的感受是會不一樣的。因此，我從青年時代開始確定魯迅研究這個方向，這些年堅持下來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嘗試從不同側面去尋找和發現魯迅思想的精髓。2013年我在《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找回偉大的魯迅和魯迅的偉大》，可以說是很明確地表示了我的情感立場和價值判斷。

白：您在魯迅研究中體現出非常開闊的視野，既向縱深挖掘，又側重橫向比較。您的專著《魯迅的文學觀》（吉林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80年代受到好評的學術著作，張夢陽教授評價說該書“首次從體系和特征、本質觀、批評觀等基本方面對魯迅的文學觀做了較為全面的闡釋。”90年代您的著作《<吶喊><彷徨>藝術論》（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則側重對作品的細致解讀，這些思考可以說是關于魯迅的本體論研究。不過近幾年我也看到您發表了將魯迅與辜鴻銘進行比較的文章，作為文化選擇的不同方向的兩個代表，對他們進行比較研究是很有意思的話題。您對此是怎樣考慮的？

劉：我在《找回偉大的魯迅和魯迅的偉大》那篇文章中曾經談到：“在中國新文學發生發展史上，魯迅的歷史貢獻、歷史作用是無以代替的。在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期，魯迅是五四文化新軍的‘最英勇的旗手’；在中國新文化發展史上，‘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從1900年寫作《別諸弟三首》，到1936年10月魯迅臨終前兩天寫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留下了70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學術著作和譯作，再加上日記和書信等內容，他留給人們的文字達千萬字之多。在他的思考中，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道路的剖析，對改造國民性和“立人”思想的倡導，以及在世界視野中關注弱小民族的命運，強調以“拿來主義”精神促成民族文化的更新等方面，都有發人深省的闡述。不過他從來就不是在本民族國家內部去思考這些問題的，他有開闊的世界視野，是將中國放在世界版圖中去思考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癥結性問題的，他的創作豐富了世界文學寶庫，也因此而產生了廣泛的世界影響。在歐美、東南亞以及東北亞的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中，都有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特別是在日本，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已經延續了幾代人，形成“魯迅學”的獨特景觀。吉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在魯迅研究領域有一個開創性的特色，就是中日文學的比較研究，由劉柏青先生開創，經過當年教研室諸位先生和我們的學生張福貴、靳叢林、李冬木、趙京華、潘世圣、孫歌等師生們的延續，從比較研究中闡述魯迅思想的源流、其文化批判的意義以及其創作成就，多年來和日本學者丸山升、竹內好、北岡正子、伊藤虎丸、片山智行、吉田富夫等人多有交流，研究特色也得到國內學界的肯定。所以可以說，從比較視野中觀照魯迅的文學價值和思想意義，能夠幫助我們在更豐富的維度上理解魯迅。

魯迅自己也重視運用比較的方法確立判斷事物的標準，掌握正確的思想方法。他強調說“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只要一比較，許多事便明白”，但這種比較不是主觀主義或者機械靜止的比較，而要堅持邏輯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的辯證統一。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中，他用形象的比喻闡述說：“‘隨便翻翻’是用各種別的礦石來比的方法，很費事，沒有用真的金礦來比得明白、簡單。我看現在青年的常在問人讀什么書，就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銅的欺騙。而且一識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認識硫化銅，一舉兩得了。”這和他論述拿來主義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他強調拿來主義的科學方法是得“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要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有辨別才能形成真知灼見，確立正確的史識。

1983年我寫了文章《魯迅的文學比較研究理論初探》（《魯迅研究》第8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嘗試從比較文學理論層面闡述魯迅文藝思想的價值。后來主編了《世界文化中的魯迅》（吉林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學術論文集，并鼓勵教研室老師和我的學生拓展研究視野，魯迅與辜鴻銘的比較研究也是在師生的討論中逐漸明晰起來的課題。我的博士研究生付蘭梅以《凝眸“過渡人”的文化臉譜——辜鴻銘與魯迅比較研究》為題完成了博士論文，對一些問題做了初步的探討。辜鴻銘與魯迅，分別作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思潮的代表，對他們的個案研究都比較豐富，但把他們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見。如果把他們置于中國文化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背景中，考察“過渡人”身份和境遇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產生的影響，對我們感知轉折時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會有幫助。論文完成以后，我和學生們繼續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思考，最后就把探討的一些問題整理為一部著作——《辜鴻銘與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出版）。我們嘗試要突破目前魯迅研究的某些模式，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和知人論世的方法觀照時代大潮中知識者的不同選擇，既客觀呈現魯迅思想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價值，也避免以新文化運動啟蒙主義的立場去貶義辜鴻銘的思想觀點，辜鴻銘作為政治上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發表一些謬說，但是他熟悉中西文化，對中西文化交流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文化觀念是在雙文化語境中建立起來的，在比較的視野中思考中華文化傳統的接續問題，他也主張中西融合。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也呼應了近些年來中國社會在中外文化融合方面的討論，專著出版以后反響還可以，這對我們的探索也是一種鼓勵。

白：魯迅研究在學界堪稱“顯學”，這讓許多年輕學者在嘗試進入相關課題時感到為難，但是您在這個領域的拓展，給了我們啟示和鼓勵。

劉：是的，對很多年輕學者來說，選題困難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不過，對這個問題也要辯證地分析。嚴格說來，在知識積累的過程中，許多學科都面臨某種深入發展的瓶頸狀況，特別是在一些研究比較集中的領域，像你說的“顯學”，年輕學者想要尋找創新的入口確實是有一定難度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從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提出過幾次熱點議題，像“20世紀中國文學史”、“重寫文學史”、“人文精神大討論”等等，其產生的契機都是源于對既往學術研究局限的思考，渴望尋找新的學術資源和理論方法。這些思考都在不同程度上觸動了學界已有的觀念和模式，也影響了此后文學史的寫作思維和敘述體系。所以，困境有時也是機遇，關鍵是怎樣面對發現的難題。

現在我們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常常有選題的困惑。有的學生為了體現自己的發現，有時會避重就輕尋找冷門問題，這固然也是一種思路，但我不是太鼓勵這種做法。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是一個從通識性教育逐漸走向專業性研究的過程，對于專業內重要的知識和理論要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在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確立一個較高的起點和格局。尋找冷門問題的做法，如果確實是基于嚴謹的學術史審視之后的發現，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如果只是為了避重就輕，就會把自己的學術眼界和格局限制住。所以，我雖然并不要求我的研究生必須跟隨我的研究方向，但我要求他們在學習期間一定要讀魯迅的作品。在我的教學和研究中，《魯迅全集》是經常要翻閱的。從他所思考的問題出發，我們的研究就是站在一個比較高的思想起點上的。

另外，研究中要培養逆向思維和問題意識。許多新的學術生長點都是在對所謂的權威定見的反思中形成的，像剛才提到的有關重寫文學史的討論，從理論到寫作實踐都有很多收獲。

同時，我認為學術研究還應有現實責任意識，要關注世界的變化和時代發展中出現的新的現象、問題與可能性，以學術活力和觀念的引領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20世紀90年代以來，適應全球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態勢，我曾主持并參與了吉林大學東北亞問題研究的學科建設工作，這是致力于為東北亞地區開展全面區域合作提供思路和信息的工作。東北亞的問題不光是一個地域問題，它是本土化與全球化的問題，把握好歷史機遇，在未來發展中就會有更多的機會。我與王勝今教授主編了《東北亞區域合作戰略研究》（1993年）、《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發展研究》（1998年）等專著，還發表了《圖們江流域的開發模式及其發展戰略》（1992年）、《21世紀東北亞區域合作的展望》（1992年）等論文，這些成果在國內外相關領域產生了比較大的反響，也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相關決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咨詢材料和建議，對推動琿春、圖們江流域的國際開發起到了積極作用。現在吉林大學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國內外業界公認的處于領先地位的學術機構了。當然，并不是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去將學術研究與社會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一些基礎性學科，在轉化為社會效益時會有很多難題，但我期望研究者能有這樣一種關心現實問題的情懷，做有情懷、有溫度的研究，學術的價值會更大。

白：您的治學方法讓我想到您多年來常常提到的兩個關鍵詞：守正納新、思理常青。以對魯迅精神的探索和學習為核心，您的研究廣泛涉獵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以及跨學科的一些重要問題。那么，作為您的學術信念和方法，您怎樣界定守正納新的意義？

劉：“守正納新”是我幾十年治學之道的首要之點，它既是文學研究的原則、方法，又是思想立場的表達。我們今天的訪談，有一條貫通的線索，那就是“傳承與創新”的關系。而“守正納新”也是傳承與創新中的內在準則，守正納新才能守正創新。在我的思考中，作為治學原則和方法的“守正”，其關鍵的內涵是堅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信守由歷史實踐證實了的具有真理性思想理論成果，是對學術立場的堅守，尊重文學發展的內在特性和社會發展規律，把社會的歷史的和美學的批評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之上，以歷史的邏輯和美學的相一致的方法為核心，搭建科學的思想體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在外部世界的潮來潮涌中喪失判斷力，成為隨波逐流的應聲蟲和簡單的附和者。

同時，“守正”在我也是一種思想立場和對政治理想的堅守。我們這一代人，從少年時代就接觸革命斗爭。1946年家族中有早年參加革命的“老八路”回家來，帶領著家族中的20多人照了一張合影，然后就將全部家產捐給了人民政府，舉家遷徙投身革命。那時只有11歲的我也開始參加一些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宣傳活動，出墻報、扭大秧歌、唱革命歌曲等活動讓我接觸到了新的文藝，激發了我對文學的喜愛之情。也是在各種革命實踐活動中，我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那時候組織上安排我去東豐中學學習，有一位從延安過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干部陳翼，他能講俄語的老師給我們講高爾基的《海燕》，還介紹《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文獻，引導我們對照現實展開討論。記得那時我們學唱延安魯藝的校歌，有一句歌詞印象很深，是“把現實搬上舞臺，唱出大眾的憎愛”，這是我當時對文學創作的最樸素的理解。東北全境解放以后，我進入沈陽的東北實驗學校開始正規系統的學習，后來考入吉林大學中文系，能夠比較多地接觸到一些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各種哲學類、文藝理論類書籍，所以，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觀念的接受是和我的生命記憶緊密聯系的。現在我們談“守正”，“守正”就是要堅守當代先進的文化理論，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認識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精神、物質和政治文明建設當中提出的理論問題和具體的實踐問題，并且以此來豐富和推動我們國家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不能否認，在過去的歷史發展中，我們有時會受到教條主義、極左思潮的影響，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當我們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與建設、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研究與建設、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建設時，前提就是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只有閱讀、學習了，才能決定選擇和取舍。百多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始終同政治、社會問題緊密相連，研究者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我們了解歷史背景和客觀地評價文學發展進程具有重要意義。這些觀點在我以前的一些文章中也提到過。

我所說的“納新”，則是要吸納各種科學的、新鮮的思想觀念和學習方法。這一點上年輕人更有體會也更容易接受。結合當下的社會發展和文學面貌來看，在國際關系中，中國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進入第二個百年的奮斗征程，這樣的時代需要我們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新的視角、理念、思維方式來把握社會文化的變化，對時代轉折做出有力的回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守正”的生命力源自于“納新”、“創新”、創造性傳承、創新性發展。

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訪談，我受益良多。最后，想請您給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們說幾句寄語。

劉：好的，我把《禮記·中庸》中的一段話分享給大家吧。“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在學術的道路上沒有捷徑，只有廣博的學習、認真地思考、反復地求證，才能抵達思想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