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新詩的第一人是誰？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都在竭力排斥胡適，對《嘗試集》多有挑剔，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新時期現代新詩研究的評論反正，就是從承認胡適《嘗試集》的時間意義（個人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開始的；同樣，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何在，也常常落實為對白話文學的“第一”的認定上。無論是出于政治正確還是思想啟蒙的立場，魯迅的《狂人日記》都長期占據小說首創的地位，到了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先是有“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等新的認知框架的提出，后來則是“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等海外漢學思想的傳入，“第一”的勘定也就出現了新的可能。一些時間點更靠前的文學現象開始被人發掘出來，讓“第一”的座次排序出現復雜的情形。包括陳衡哲的《一日》、李劼人的《兒時影》等五四之前的創作陸續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嚴家炎先生則更為大膽地指出旅法華人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的開拓意義：“陳季同用法文寫的《Le roman de 1’homme jaune黃衫客傳奇》1890年出版于巴黎。它并不屬于大氣磅礴的宏大敘事，只是一部愛情題材的中篇小說，但卻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現代意義的開拓。”雖然這并非漢語文學，但是如果將文學的轉變置放在更大背景的華人世界的思想文化改變這一向度之上，我們也不能不說嚴先生的整體考慮有其重要的合理性：“陳季同作為先驅者，參與了文學上的維新運動，并為五四新文學的發展預先掃清道路。他遠遠高于當時國內的文學同行，真正站到了時代的巔峰上，指明著方向。”

在歷史的新敘述中，關鍵的時間刻度證據顯然具有明顯的意義，如果我們無法為新的解釋找到足夠確切的現象支撐，那么歷史解釋的邏輯鏈條就無從建立。不過，我們也需要看到類似“第一”的辨析可能存在若干不盡完善之處，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文學作品意義指向的多樣性與綜合性在歷史運動之間存在裂隙。所謂“第一”，往往具有超越群體的獨立特征，它固然可以成為某種歷史趨向的顯現，但是，單一的作品也很可能是作家獨立探索的一種結果，沒有更豐富的同道者的呼應和參照，有時也難以成為某個明確的文學思潮與運動的完全恰當的證明。例如胡適的《嘗試集》雖然今天已經獲得了大多數新詩史學者的歷史認可，但是嚴格說來，它本身并不是一部完全的現代新詩集，其中的舊體詩作占大部分篇幅。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將它另外當作新舊過渡的證據呢？同樣，單獨閱讀郭沫若的《女神》，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詩人對于古典詩歌情調和意境的強烈興趣，在《女神》詩集當中，還是存在著詩學取向的繁復路徑，那么，何以認定中國新詩從胡適到郭沫若的創作新路真的誕生了呢？我覺得這就需要一種綜合性的歷史觀察與概括能力。在《嘗試集》亦新亦舊的文字中揣摩由舊趨新的線索，在《女神》古今雜糅的美學構成中觀察新的藝術的律動，最終才能體會到一種暗暗生長起來的詩歌的力量。如果一味陷落在單一作品的結構之中，其實是缺乏歷史方向的準確性的：要么夸大其中某些因素，主觀地認定它就是歷史的“本質”，要么生硬地用某一時代大家認可的歷史意義來代替對具體作品的細致分析。但是無論哪一種意義的解釋，都不可能具備扎實的學術解讀的細節，因而也極容易隨著時代大形勢的改變而分崩離析。例如，《嘗試集》的新舊并存不也一度被我們當作胡適“文學革命不徹底”的罪證嗎？當作胡適“不配”作為五四新文學運動領袖的理由嗎？同樣是新與舊兩種文學元素的組合，如何分析它們的內在結構，如何從新與舊各自的存在方式中發掘出更深層的規律和潛在的走向，才是問題的關鍵。而完成這一關鍵性判斷，必須充分考慮歷史運動在當時的綜合性表現，在整體上定位局部，借局部來折射整體。這是一種“有機性”的思維，歷史過程的描述最終必須堅持這樣的有機性。

其次，單一文學創作現象意義的不穩定性很可能導致對歷史價值認定的不確切性。今天，不斷借助對單一文學現象意義的認定“提早”文學現代性的發生，這一度成為我們習慣的思維。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通過發掘旅法華人陳季同的思想與創作，將現代文學的發生推進到了1890年。一方面，我充分肯定這種視野擴大的啟發性意義，不過，細細思之，我還不得不說，心中的疑慮尚未完全消除：作為“中國人”的陳季同當然已經發生了一系列思想和文學觀念的改變，不過，思想觀念的改變和文學藝術上的創造還是不能直接劃上等號的事情。《黃衫客傳奇》究竟是以法文寫就的作品，華人文學與華文文學之間的差異還是不容忽視的。作為“歷史的先聲”，這部小說究竟對后來的五四新文學創作產生了哪些可以“實際求證”的影響，對文學史的梳理來說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僅僅是歸納出小說的一些特點，進而與五四新文學的選擇兩相比較，嚴格說來還不具備十足的說服力，因為，這不過是“歷史已成定局”的我們后設的觀察和認定。《黃衫客傳奇》如果真的參與了現代文學的構建，還應該有更多語言藝術的細節，在歷史演變的蛛絲馬跡中發掘更多的實證性連接可能依舊重要。

沿著不斷“提早”的敘述邏輯，越來越多的人力圖超越“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說，例如進一步上溯，提出“沒有晚明，何來晚清”，“沒有宋，何來明”等等，甚至，還有人一度斷定“沒有先秦，何來明清”。換句話說，我們的文學現代性似乎可以一路追蹤，大大地超越晚清中西交流這個時代，一直回到中國文學自我演變的許多環節當中。如果從文學現象的某種“意義”來歸納，也許我們真的不難“挖掘”出某些精神變化的元素來。比如發現晚明所謂的“人欲解放”，發現宋代社會文化趨勢的“現代雛形”，在宋明言情小說中，也的確充滿了不少人性與人欲書寫的內容，似乎可以直通五四文學的人文主義內涵。然而，僅僅有人欲的表現就是“現代”了么？在單一的人欲描寫的局部外，作家如何認知這些人欲，如何估量人欲的價值可能才是更為關鍵的原則。通觀宋明小說，我們不難發現，封建道德觀念依然是文學顛撲不破的“真理”和“底線”，所有的人欲描寫不過是作為“離經叛道”的反例而已，是警醒世人的生動案例和道德訓誡。這個大的理性框架才是文化的更高的價值。當然，當時世俗化的進程畢竟也促使作家對這些“道德出軌”津津樂道了，其中顯然包含著某種言不由衷的思想裂痕，是值得我們復雜解讀的獨特文本。不過，在大多數時候，他們究竟沒有最終跨越那條思想裂變的界限，沒有在文學的現代性征途中刻畫下更為堅實的印痕。這個歷史判斷其實也是清晰的，就好像《嘗試集》《女神》的“舊跡”不能掩飾其整體意義上的“新意”一樣，宋明言情小說的“新意”也不能改變它們在整體上的“舊貌”！至于發現了《詩經》中的“人性”，繼而比附于現代文學的“人性追求”，那顯然更是牽強附會的，因為，沒有文學不具有“人性”的內涵，一個簡單而籠統的“人性”絕對無法區分古今文學的歷史，輕率地調用這一概念，根本不能說明文學發展和流變的任何實質性問題。

單一文學創作現象的意義本身具有不穩定性，只憑對它的“過度解讀”，很可能無法真正通達對歷史整體價值的正確把握。一般的共識是：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倡導最早、社會影響也最大的文體。因此，討論中國現代小說的首創問題不僅僅關乎小說史的梳理，也是我們判斷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重要基礎。隨著學術思維的進一步開放，對于魯迅《狂人日記》是不是現代小說“第一篇”的問題也逐漸有了各種各樣的說法。這些說法，有的意在挖掘文學史的細節，展示歷史更豐富的局部；有的則是文學史觀念的某種調整和更新，希望在“誰是第一”的認定上引入與眾不同的歷史意識和文學意識，打開更大的闡釋空間。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重要價值，閱讀這些重讀歷史、再寫小說發生史的論文，很大程度上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讓我們體會到傳統文學史研究的種種盲區和不足，對新的認識與結論充滿了期待。不過，在我看來，歸根結底，我們并不試圖在這里得出一個“誰是第一”的最終結論，或者說通過討論將今天眾說紛紜的觀點統一起來，獲得一個穩定的最權威的說法。我們希望通過種種不同的聲音、迥異的思路盡可能地揭示一種可能：中國現代小說“誰是第一”的問題，其實還有很大的繼續討論空間。只不過，這里的討論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其一，我們不是為了以新鮮的判斷來簡單推翻過去的結論，《狂人日記》是不是現代小說“第一篇”的問題并不是隨著新的舉證就可以告一段落的，我們盡可以舉出其他的創作例證，但是卻不能以此碾壓《狂人日記》前所未有的思想藝術成就。如何從思想藝術的綜合高度來認定小說史上的首創，可能還等待我們更深入的藝術分析的出現。

其二，正如我在前文所說，單一的作品依賴其實說服力有限，所有文學藝術的“第一”問題都需要更復雜的來自歷史過程的綜合性考察。在這里我們也不妨檢討一下既有的學術討論，這些形形色色的“第一”的討論在多大意義上屬于小說史、文學史的綜合性認知，又有多少不過是暫時性的揭示新材料的沖動。我覺得，這才是我們考察新文學發生應有的態度。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小說“誰是第一”的問題看似時間的追問，其本身卻遠遠超出了時間刻度的計量意義，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容。

（文章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專題導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