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閱讀中尋求人生問題的答案

■楊宗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中心主任）

我相信培根的話：“易激怒是一種卑賤的素質，受它擺布的往往是生活中的弱者。”也相信普魯塔克所說的：“動輒發怒是放縱和缺乏教養的表現。”但面對令我憤怒的人和事時，我仍舊會為自己的教養而苦惱不已，另一方面又會覺得，“以德報怨，何以報德”？在憤怒與原諒中糾結。直到同事向我推薦了努斯鮑姆的《憤怒與寬恕》。

努斯鮑姆是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德性倫理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在哲學界、文學界、法律界都有著廣泛的影響，獲得了一系列閃亮的獎項。當我看到努斯鮑姆來解析“憤怒與寬恕”這個主題，我便有“怦然心動”的感覺，有閱讀的沖動，很想在這里找到人生的答案。恰好也因為機緣巧合，我有幸成為了這本書的譯者，以一種特別的閱讀方式在這部著作中尋找人生的答案，而我所得到的，不僅是對人生問題的思索，也有對社會政治問題的思考。

人的一生，會遇到各種令人憤怒不已的事情。努斯鮑姆的書是在正義的背景下對憤怒與寬恕進行深度的思考，她從埃斯庫羅斯的悲劇開始，借助于亞里士多德、塞涅卡、斯密等巨擘的思想資源以及對現實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觀察，分析了親密關系領域的憤怒、中間領域的憤怒、政治領域的憤怒，特別是通過分析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以及曼德拉在他們與非正義進行斗爭時所堅持的不憤怒的態度和做法，表明了在不憤怒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擁有尊嚴，可以對不義進行反抗。

努斯鮑姆通過分析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憤怒概念，指出了憤怒在規范性上存在的問題。由于憤怒是“一種伴隨著痛苦的、想要報復的欲望，因為想象的、沒有正當理由的輕視而產生的報復的欲望”，它會以兩種方式陷入錯誤。一種方式被努斯鮑姆稱為“報復之路”，憤怒者尋求報復是因為他們以為讓犯錯者遭受痛苦，就能平衡受傷害者已經受到的傷害，但事實是傷害不可能復原。第二種方式被努斯鮑姆稱為“地位之路”，旨在通過貶低犯錯者來扭轉犯錯者和受傷害者的地位。實際上 “把所有的傷害都轉換成了相對位置的問題”，從而把地位看得過于重要了。

努斯鮑姆倡導一種沒有通常缺點的憤怒、理性的憤怒，她稱為轉型憤怒。憤怒的轉型在埃斯庫羅斯的三聯劇《俄瑞斯忒亞》中就有體現，《俄瑞斯忒亞》最后部分的《歐墨尼得斯》中，雅典娜通過建立法院、法官和陪審團，通過理性制定的法律取代了復仇女神，使憤怒不再與復仇結合，實現轉型。轉型憤怒的情感內容是：“多么無法容忍！一定得對此做點什么。”

當憤怒變為轉型憤怒，把憤怒轉變為做點什么以改變現狀，從而增加個人和社會的福利，憤怒就轉向更具建設性的前瞻性思考，也就給憤怒找到了理性出口。這個出口需要理性的深度參與探索，書中的豐富內容也要理性沉浸，需要深度閱讀。

如何實現憤怒的轉型？書中的另一個主題寬恕是憤怒的解決之道嗎？我們需要通過寬恕和處理自己的憤怒嗎？這些問題，努斯鮑姆都在書中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當我們跟著作者的思路，探索這些可能曾給我們帶來困擾的問題，我們會有理性的愉悅和豁然開朗的感覺。

讀書，與自己和解

■高建紅（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副社長）

這兩年，由于疫情關系，社交大大減少，旅行計劃也沒了，我有更多時間沉下心來讀自己一直想讀卻沒有讀的書。從前年開始，我集中讀了不少法國年鑒學派的著作，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費爾南·布羅代爾、勒華拉杜里、喬治·杜比、雅克·勒高夫、阿蘭·科爾班，這些史學大家們的書，中文版能找到的我基本上都讀了，沒有中文版的我就去看法文原版。有些書在研究生階段就接觸過，現在重溫一遍，感覺又有了新的收獲。選擇讀年鑒學派的書，主要是想通過系統而深入的閱讀，對法國當代史學有一個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當然，這其中也有工作的需要，那就是在閱讀中尋找新的選題思路。

我一開始讀的是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馬克·布洛赫的《國王神跡：英法王權所謂超自然性研究》。這本書是同事去我家做客時送給我的，在書架上擱了一年多，直到2020年初我才有時間打開來閱讀。這是一部厚達500多頁的大部頭學術著作，被學界視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花了一周多的時間讀完后，我有一種既興奮又沮喪的感覺。興奮的是書寫得太棒了，一夜之間似乎我就開竅了，對歷史研究有了新的認識；沮喪的是這種領悟來得太遲。我找出布洛赫的《法國農村史》和《封建社會》，看著多年前自己留下的筆記，不禁感慨在學校時竟未能深刻領會布洛赫的史學精髓。為了解布洛赫的史學思想，我又去讀了他的未竟之作《歷史學家的技藝》。讀到導言中的“爸爸，告訴我，歷史究竟有什么用”時，記憶閘門瞬間打開。我想起20年前，著名史學理論家朱本源的第一堂歷史哲學課，他引用了這句話。我還記得，那天我睡過頭，上課遲到，最后在眾目睽睽下找了座位坐下。

讀布洛赫的著作，以及傳記《為歷史而生：馬克·布洛赫傳》，我們很難不被布洛赫所折服：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從事古希臘羅馬史研究的大學教授，祖父是中學校長，從著名的路易大帝中學畢業后，考入法國的頂尖名校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之后到德國留學；一戰爆發后投筆從戎，退役后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學，和呂西安·費弗爾一起創立年鑒學派；二戰期間，參加法國抵抗運動，在勝利的曙光到來前，被德國納粹槍殺。天賦、學識、領導力、愛國熱情，法國能夠跟布洛赫比肩的歷史學家大概只有布羅代爾。古希臘人說：“認識你自己。”史學科班出身的我，讀了這么多大師著作后，終于與多年來自己心中的不甘和解：以自己的條件與資質，能夠成為出色的編輯和優秀的翻譯已是難得，不再為自己當初沒有進入大學或研究機構成為“女史官”糾結與懊惱了。

在閱讀中走進科學

■陳 靜（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編審）

我加入北京大學出版社成為圖書編輯已經17年有余，有幸參與并主持“科學元典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見證了叢書連續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版本依次有“紅皮版”“彩圖珍藏版”“平裝版”“學生版”，品種擴大到近百種，銷量也突破了100萬冊。

“科學元典叢書”讓我感受到了編輯職業的幸福感。因為叢書擁有一批“忠實粉絲”，他們有的寫下3000多字的讀后感，有的不斷追詢叢書的出版計劃，有的對編輯工作提出建議。當看到讀者分享書架上一排整整齊齊的“科學元典”，收到親友們分享的在電視劇中、在圖書館或其他公共空間看到的“科學元典”之時，頗有“見書如見人”的奇妙。

“科學元典”受讀者歡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兩方面可以重點分享。

一是“科學元典”的許多故事，展現了立體的科學家形象。比如，《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牛頓光學》《宇宙體系》中，我們看到身披耀眼光環的、勤奮無比的牛頓，也看到經常與人吵架的牛頓，他和胡克吵架，和惠更斯吵架，和萊布尼茲吵架……他“小氣”，愛“煽風點火”，但是，他的偉大并不會被這些爭吵所玷污，因為“牛頓是人，不是神”。

達爾文的好奇心舉世聞名，幾乎所有身邊有生命的東西都能成為他的研究對象，無論是環球旅行途中遇到的珊瑚或藤壺，還是隱居“黨豪思”后，他花園里的蚯蚓。當他注意到動物與植物之間存在著很多的共同點，便有了《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一書。正是好奇心讓他不止步于只研究動物，而是進一步研究植物20余年，并陸續出版《食蟲植物》《攀援植物的運動和習性》等6種植物相關著作。甚至連自己的孩子們都成為他的觀察對象，他開始對動物表情進行研究，最后寫了心理學名著《人類和動物的表情》。

二是“科學元典”有很多細節，彰顯了強大的精神力量。達爾文一生給我們留下了以《物種起源》為代表的20多部著作和大量的筆記、書信和草稿，很難想象這是在他的健康情況一直不佳的情況下完成的。我們從他的著作里看到一個努力的、頑強的、偉大的達爾文。中國科學院院士、西北大學舒德干教授在《物種起源》導讀中也描述了達爾文踐行科學精神的一生：他熱愛自然、為科學獻身，他理性質疑、求真求實，他文理兼修、內涵相通。

居里夫人有著一般科學家所沒有的社會影響，尤其是作為成功女性的典范，她激勵了無數人。《居里夫人文選》收入了她的博士論文《放射性物質的研究》《居里傳》《居里夫人自傳》，其中博士論文還是在國內首次譯成中文。她也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在丈夫去世后，因為與物理學家保羅·郎之萬的緋聞，被媒體和輿論推上了風口浪尖。我在給《居里夫人文選》一書編配插圖時，特別展示了居里夫人以罕見的勇氣和堅強承受了丈夫意外去世、自己陷入緋聞中心的雙重打擊，接替丈夫未竟事業，培養兩個優秀的女兒。因為在書里，我讀到的不僅僅是居里夫人一生中最偉大的科學功績、她在難以想象的困難下工作的熱忱和頑強，更讀到了一位情感豐富的知識女性，一位理解真愛并踐行教育理念的偉大母親。

我們今天讀科學元典，重點已不在于學習知識，而在于借此體會真正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當今的信息化時代，獲取知識的快捷渠道多種多樣，但蘊含于“科學元典”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卻歷久彌新，常讀常新。

家里有一間小型二手書店

■魏 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文學主編，副編審）

對我影響最大的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大約是大三時讀到這本書，我一下子就被擊中了。陀翁對于人性深層意識的把握，對席勒式的的崇高與歡樂的禮贊，人物無處不在的對話性，都賦予閱讀時隱秘的快樂與誠服。從此就喜歡上俄羅斯文學，尤其是陀翁。后來只要寒假在家，很多冬夜就在讀這本書，隨時拿起都能翻閱下去，很多段落忍不住誦讀起來。回想起來，這也更加堅定了我從歷史系轉考中文系讀研究生。后來我的網名“米卡”就是卡拉馬佐夫三兄弟的老大德米特里的小名，在一眾人物中，我與米卡最為共情，而這個名字6年前我送給了我的兒子，這也是一種生命的關聯。還有一層關聯是職業上的。碩士畢業后第一份工作就是現在這份，工作僅一年我就策劃了關于陀翁的兩本小冊子：紀德的《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和別爾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

工作第二年開始策劃并主持“文學紀念碑”叢書，首先想做的就是引進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權威陀翁傳記。后來的事就順理成章了，我引進了不少經典作家傳記，團結了劉佳林、戴大洪、劉文飛等杰出譯者，提出傳主、作者、譯者“三重契合”的理念，從而搭建了一片巍峨的碑林，刷新了大眾對經典作家的傳統認知。目前叢書已出到48種，運作中的約有二三十種，計劃至少出到100種。

活在當下，做文學類的書多了，有時倒有些羨慕做歷史類、社科類、思想類圖書的編輯。不僅僅是讀者群以及銷量的問題，畢竟文學回應現實不是那么直接，相對更側重審美一些。比如“文學紀念碑”推出的詩學批評經典小冊子《捍衛想象》《T.S.艾略特的藝術》以及聚焦于英美浪漫主義經典作家的子系列“浪漫星云”，雖然也有一些讀者喜歡，還是覺得受眾面窄了一些。

作為拓展，可能以后要多做一些文學與思想史、與藝術史交叉的選題。“文學紀念碑”的部頭一般比較大，所以我每年基本上在閱讀/編輯叢書的書稿，譬如最近在編輯《沃爾特·惠特曼的美國：一部文化傳記》，這是得過班克羅夫特獎的經典作品。還有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按作者弗蘭克的說法，這是“一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中心的經過濃縮的19世紀俄羅斯文化史”。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巔峰，1871-1881》近日上市，是壓軸的一卷。

閱讀除了職業需要外，也是內在需求。我的深度閱讀基本上著眼于“叢書”，我會關注市面上比較有特點的“叢書”或品牌，譬如“理想國譯叢”“開放的藝術史”“甲骨文”“索·恩”“汗青堂”“新思文化”“藝文志”“薄荷實驗”等，關注層面各有不同，博采眾長，無疑會豐富我們對社會、歷史的整體感知。我喜歡買舊書，基本是五六十年前的英文二手學術書，大多數是圖書館剔舊的。時間一長，家里就成了一個小型二手書店。同時，這些書也是我籌劃選題的一個重要來源，按圖索驥，觸類旁通。

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過

■孫曉梅（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經管編輯部主任）

“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過”這句話是蘇格拉底說的，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有共同之處，都是強調反思的重要性，現在的新說法是“批判性思維”。從史書中不難發現，無論是中國先秦還是古希臘，人們都非常注重批判性思維，我們現在的價值觀大都是以那時的文化為基礎的。

只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知在不斷加深和擴展，很多原先的疑慮被打消，而且人是有惰性的，很多人不喜歡思考問題了。

可事情發展總是超乎想象。2016年3月15日，AlphaGo擊敗了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人工智能勝了；2017年9月8日央視《機智過人》節目，機器人“小冰”成功挑戰幾位年輕詩人并于同年5月出版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引起了大范圍討論。

在人工智能面前，人類還能在哪些方面占據優勢？我們還能靠什么勝出？科幻電影中機器人控制人類的事會發生嗎？

這種時候，看看《批判性思維》（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一書能有很大幫助。該書從大多數人都會遇到的常見思維謬誤講起，我看的時候發現“這就是寫的我呀”，這些思維謬誤差不多我都會犯，要不要改呀？怎么改呀？

當然要改，因為無論是否常見，總歸是謬誤。作者胡偉清教授開設同名課程多年，他給出了一些培養批判性思維的方法和技巧，包括5種訓練思維的方式——多觀察、多閱讀、多提問、多思考、多寫作；也提供了大量的思考題，所以不需要花費很多，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最喜歡做的是“漢諾（Hanoi）塔問題”和“斑馬問題”，花了不少時間，雖然影響閱讀速度，但值得。

當我們采取正確的思維方式面對工作和生活時，就會獲得無法計量的好處。比如，避免上當受騙。因為古今中外，騙術無論如何“與時俱進”、千變萬化，其實就那么幾招。只要冷靜地理性思考，就不容易掉入別人的陷阱。再比如，經過練習，我更容易在論證選題、與作者溝通、辯論、演講等方面獲得優勢，起碼我不會輕易掉進別人的思維陷阱。還比如，能讓我成為優秀的公民。我有投票權，我要有足夠的判斷力才能投出神圣的一票。

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傳播正能量，《批判性思維》本來就是為培養正確的思維方式，樹立正確的“三觀”，提高幸福指數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