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實主義”這個詞，幾乎和“文化”“自然”這些很難定于一格的詞匯放到同一層面，可以在其中置入豐富的內涵，如此邊界也就常被移動。但無論如何，“現實主義”還是有特殊情境和所指的，比如在文學史中談到現實主義，勢必會加入各種限定。像“批判現實主義”是指19世紀中葉首先在繪畫界被庫爾貝提出，但在文學領域的19世紀30年代已經是由司湯達爾、巴爾扎克等作家的書寫實踐確定下來的書寫傳統，也就是說，寫實和批判性是“現實主義”一詞能夠享有盛譽并成為20世紀以來諸文學思潮、先鋒、諸國文學確定導向的重要參考和標尺。因此，說“現實主義”，不提19世紀的巴爾扎克、狄更斯、哈代、列夫?托爾斯泰、福樓拜、果戈理等作家及其作品，是斷斷不合適的。也正是面對如是文學書寫現狀，恩格斯提出了他著名的關于現實主義的論斷：除了現實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此定義，帶著鮮明的直面現實的勇氣和力圖整體把握現實的氣魄，輔以唯物主義、歷史性和人的階級屬性，“底層”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進入到文學圣殿。可以說，“批判現實主義”最革命的一面正是實現了“人物”的破圈，“小人物”“新人”替代神靈、國王、貴族、紳士成為文學世界的“新神”。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批判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著共同的趨向：打破階級界限，呈現被階級所遮蔽的社會裂痕、命運遭際，寫出不曾被審視和反思的“皮袍下的‘小’來”。因此，說現實主義作品“沉重”是不為過的，當“人生”沉甸甸地壓在人物肩頭，他或她就不得不挑起生與死、欲望與理性、生存與艱難時世、戰爭與和平、平等與自由、貧窮與信仰等復雜的難題，隨著解決的難度越來越大，裹挾的細微之處的“我”之主體困境愈發凸顯，關于“現實主義”的理解逐漸成為加洛蒂所謂的“無邊的現實主義”，或者變成了“革命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審美現實主義”。

而今天，當我們提到要關注現實題材寫作，提倡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之時，關于“現實主義”的“現實”依舊如多年前的“現實之輪”，在歲月流走、對象更換頻仍之間，發生著內涵和外延的多維之變。而最大的“變化”卻是以往之“文學現實”所不具備的，從書寫者、讀者到傳播，人、世界、文本——這些最核心的決定文學之為文學的要素——均發生了質的變化，作為這種變化最直接的體現者——網絡文學，毫無疑問地，成為今日重審“現實主義新面相”的現實之鏡和文化界面。這要求從“人”的現實、“世界”的現實、“書寫”的現實、“文本”的現實等四維展開對以“網絡文學”為介質的現實尋蹤，所要回答的問題是：網絡文學的現實主義寫作是否與傳統“現實主義”在同一層面進行？假如事關“文學”的核心要素發生了質變，則透過網絡文學如何認識和把握今天的世界，我們又將怎樣對待“網絡文學的世界構想”？這些問題，將把“網絡文學”推向社會現象和文化領域，或許，在這里定位網絡文學更加合適，而不是將之與“傳統文學”放在一起論優劣長短。

“人”的現實：從道成肉身到賽博格

人，被視為文學創作之所以產生和存在的至關重要的理由與基礎。固有文學是人學，或者只要有人，就有文學的說法。一部世界文學史，可以說是“人”逐漸破出地表的歷史。這個“人”，既具有物質的身體，同時有情感，有喜怒哀樂，有思考能力，或者能勞動，能表達。總之，關于美是什么，人是什么，文學是什么，這些本質性的問題彼此糾纏、互為因果，而寫什么樣的人，人寫了什么，人如何閱讀和思考，也就成為圍繞文學的理論與批評爭論的焦點。

“人”作為對象進入文學史的歷史，往往是通過特定文體呈現，這種文體進而成為認識世界、社會、歷史和人的重要參照。神話是所有文體中最早反映人與世界關系的一類，它不同于銘文、禱詞、祭文，后者因特殊場合的吟哦而具有原始詩體的性質。神話常常具有隱喻性質，一方面，人與世界的彼此認知都在起步階段；另一方面，因其所呈現內容的想象性和未來性而帶有一定的母題特征，很多想象癥候自神話階段就成為言之不盡的主題和話題。其中，圍繞著“認識你自己”的思考成為世界文明的切口。比如說，在古希臘神話中談到普羅米修斯造人，盡管普羅米修斯已經摶土造人(世界上造人的方法往往來自于大地、泥土)，人也能直立行走于大地之上，但他仍然覺得不足，為什么？這些“被造之人”是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換句話說，這些“人”不能認識到自己是與動物不同的造物。于是，雅典娜女神帶來了智慧，當一口“靈魂之氣”吹入無知無覺的“人”心中的時候，“真正的人”才出現了。這里的“人”，強調其思考力，或者說智慧心。沒有智慧，沒有思考和表達，則與動物無異，也就談不上人。這一神話表達可以說是“人”從“自然”中脫穎而出的關鍵，隨著生活和世界逐漸展開，關于“人是什么”的問題在文學書寫中成為言之不盡的內容，延續至今。

從神話到史詩，到由個體創作的文本，是“人”從自然界、神、英雄到具象化的人生百態逐漸成為主體的過程。自然界能與人在很多方面相媲美的大凡為動物和植物，但動植物常常是以象喻的功能出現的，其本體實則為人。如《莊子?逍遙游》，如《荷馬史詩》，雖在敘事進程中時常出現神的身影，但發光發熱的是“人”這個主體，沒有阿喀琉斯和赫克托爾雙雄，整個《伊利亞特》就失去了靈魂。“神”從文學史中隱沒的過程，伴隨著“人”占據言說主體位置的發生。而“人”的認知，由于社會化程度日深，國家逐漸確立，民族意識漸入人心，描寫“社會化的人”成為書寫重點，身份、地位、權力、性別、地域、民族、種族、國家成為形塑“整體人”的燈塔，將之連綴起來的是社會倫理道德，“善惡”成為聯系“現實”與“美”“崇高”的引渡之橋。這樣一個“人”從神界脫離而出、扎根于現實世界關系的過程，為“沒有人就沒有文學”奠定了基石。

讓我們回到“人”這一前提。物質化的肉身匹之精神性的靈魂，二者缺一則很難稱之為“人”，而要確定是這個而不是那個“人”，所強調的則是精神性的重要，其所關聯的情感、意志、記憶、體驗愈發被強調為判斷人 / 物的關鍵。目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恰在于此。如果連情感、意志、記憶、體驗都能被模擬、被克隆、被存儲，所謂精神性的東西一定意義上等于被物化。而物質化的肉體則伴隨著科技、基因工程、醫療的發展，“人機合體”的賽博格早已不是《弗蘭肯斯坦》時期的科幻想象，今日世界已將之變成日常所見。這種轉變和諾伯特?維納的控制論達到一種契合，第二次理性思潮下的控制論認為人類或者其他生物也可以被納入控制論的程序體系內，在控制論主導下的“人”被詮釋為具有科技感的后人類，隨即產生了人機關系共處的想象形式。如《她》《人工智能》以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雖見之于文學寫作，但后人類和人工智能共處的場面很有可能是未來的圖景。近日熱議的元宇宙更將虛擬化的生活和分身化的個體近距離地擺在眼前。因此，問題就成了：假如“人”是機器身體，機器能像“人”一般思考，則人 / 機器的界限與邊界在哪里？

這一問題并非傳統文學討論的慣常理路，或者說，文學主部仍走在探索“認識自己”這條荊棘遍布的路上。而網絡文學很重要的特征之一卻是“基于現實可能的大眾狂想”，并展示出未來世界的“無限可能”。這個“未來世界”，驗證著唐娜?哈拉維的駭俗之言：我們是賽博。人的身體性能可以經由機械拓展進而超越人體的限制，這是“一種控制生物體，一種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一種社會現實的生物，也是一種科幻小說的人物”。生物體+機器+科幻+小說，這樣的組合，在經由網絡而生的網絡文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網絡文學開始發揮承載和透視當代文化現象的功能。

當將網絡文學與傳統精英文學放在一個層面上比較或者統而言之的時候，我們常常會得出“俗而低”的評價，但當把目光轉向數以億計的以讀者、大眾、用戶、受眾等詞語名之的群體之時，民間性就超出了文學審美判斷的范疇而跨越到民間意識和民族心理的高度。從這個意義上，正視網絡文學中關于人 / 機器、二次元社會、肉體 / 靈魂、AI世代、游戲現實的敘述，則關于“現實”的理解可能就會溢出傳統“現實主義”的邊界，其所指幻化為無窮的能指，穿過現實中的“人世界”，走向未知和“新現實”。玄幻文、修仙文中常有“奪舍”一說，與穿越略有不同的是，奪舍者有明確目的：一副完好的肉身可以支撐精神的持續生存，肉身成為靈魂寄居的場所。靈魂對肉身的選擇權是這里最美妙的地方，這就好比人的精神、意志、記憶可以隨意在不同空間留駐，從而達到“生”生不息的夢想。但同時，寄居者的靈魂會與所寄居者發生融合，或有你死我活的戰斗，其結果是擁有肉體的靈魂可能不是原主的，也可能是自己記憶的殘留品。這樣一來，“我是誰”的現代性追問就變成無問西東的偽命題。

機甲類寫作曾火爆一時，這是一種對人的肉身的現實不滿，于是通過外在的鋼鐵機器強化自身，同時以電腦指數鍛造肉身，從而達到“人如機器”的理想肉身。貓膩的《間客》、淮上的《不死者》、西子緒的《死亡萬花筒》是此類寫作中的佼佼者，以及具有克蘇魯文性質的《小蘑菇》《大王饒命》也是引起一波寫作熱潮的系統流類型文。這類作品看似是主角攜帶著某一類系統進入異世界，有鮮明的游戲闖關意味，以其為游戲也并不為過。關鍵在于，這里看似虛構的帶有主角天上掉餡餅幻想的“系統”，約略等同于“網絡百科”，無數知識被壓縮進二進制的系統，從而任使用者選取，其機器人或人工智能的定制屬性顯而易見。而由于電腦和網絡在生活中的無處不在，讀者、用戶或者游戲者并無多少違和感，“我們都是賽博格”的說法已經不那么驚世駭俗了。

網絡科幻文則將二次元世界繼續推進，《小兵傳奇》(玄雨)、《大宇宙時代》(zhttty)、《希靈帝國》(遠瞳)、《末世危城》(熊貓快跑)、《星戰文明》(李雪夜)、《末世最強系統》(三百米)、《機甲步兵》(云翼)等科幻文將科技之力充分發酵，從而“在身體存在于計算機仿真之間、人機關系結構與生物組織之間、機器人科技與人類目標之間，并沒有本質的不同或者絕對的界限”。問題在于，“后人類”是關于未來的一種暢想，還是“它”可能就在人類的不遠處散發著不明的幽光。

虛擬的“世界”現實：從空間想象到位面

人與世界的關系是文學史由來已久的主題。這里的“世界”經歷了從腳踏實地到虛擬時空的跨越。哈羅德?伊尼斯在《傳播的偏向》中進行了傳播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的區分，以交通來把握信息流通。時空經緯是習見的把握“世界”的兩個維度，在可見的地理區隔中衍生出不同地域的人群、種族、民族和文化情感結構。文學敘述也總是在可見、可感的物理空間鋪陳開來，進而探討特定空間中的人、人的生活及與世界的關系。

比如河流成為編織起世界網絡的流動之線。古埃及在尼羅河周邊建立起人與世界關聯的神統、圖騰崇拜和對人的認知，在這片被沙漠和尼羅河汛期規約起來的人群中誕生出由莎草紙傳遞的文化體系。具象化的紙、裹著白布的木乃伊、高聳入云的法老金字塔、吟頌著《亡靈書》的祭司……這些文化符號將鮮活的“埃及世界”落到實處。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古巴比倫人同樣因著特定的地理創生出特定的文化。被刻在泥版上的《吉爾伽美什》在千年之后能被發現并闡發，與兩河流域的文化地理是分不開的。被壓得瓷實的風干泥版攜帶著干燥的風沙和戈壁，終將千年前的人群關于神靈、英雄、自然、生死的想象帶到世人面前。被地中海、愛情海環繞的古希臘人在易怒的海洋和溫熱的地中海式氣候中鍛造出敢于挑戰、榮譽感強、直面當下、個性張揚的海洋民族人文氣質。中華文化則帶有鮮明的黃河母體和平原大川氣質，很早就有的農業生產決定了農業文明和住居文化的發達，由于要“靠天吃飯”，關于“天人”關系的思考從上古神話時期就從未中斷。正是由于文化地理和生產生活方式的不同，女媧、盤古、后羿、夸父、精衛……一系列神話英雄的精神內核在與自然的不斷協商之下寫出大大的“仁德”二字；古希臘的英雄卻不會去管天下蒼生如何，或者說“天下”并不是最重要的，個人之“光榮”才是行動的主要動力。當然，四處劫掠的“海盜式生存”也助長了“爭斗”意識。

在這些特定地理決定的文化形態中，文學的書寫往往在此基礎上展開。首要的就是人與世界的關系，而尤其切近的是生死問題。關于“不死神藥”的追索，從黃河到兩河流域，從地中海到尼羅河，不同地域的族群給出了不同答案。彭祖、海上仙山以及引人喟嘆不已的“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給出了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審美理想。蘇美爾人吉爾伽美什為救活好友恩啟都，跨越萬水千山，尋求“仙草”終成泡影，從而將“現實”引入人生。古埃及人以木乃伊的方式將肉體與魂靈分作兩處，終有一天靈肉合一，則人之復生之日來臨，強烈的宗教意味和來世期盼鑄就了古埃及人的文化理想。古希臘神話帶有強烈的人文氣質，“潘多拉的盒子”所喻示的是作為獨立于奧林匹斯眾神的“人”在歷史中的出場，“人”的后知后覺、好色之心、好奇之心盡皆顯現。當我們將文學景觀描寫為苦難世間生存之人的行為、思想、心理、情感的時候，關于“理想和希望”的種子始終不曾熄滅，這樣一種文學精神和人類生存意志正是建立在對生存的地理現實的斗爭、協商和把握基礎上的。

然而，當這一可見、可感的現實不再能憑借人的雙腿、眼睛落定之時，文學中所描寫的“世界”是否就已變了模樣？這樣的“世界”因為“世界地理”的“時空變異”發生并重新鑄造著“數字化生存”的“新世界”。美好與否，且難判定。顯而易見的是，以時間和空間勾勒出的世界文化地理和民族國家地圖在科學、交通、經濟、信息革命不斷推進的合力之下變得“近”了，“小”了，復雜化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談網絡文學中的“現實”與網絡世界本身就自然具有一種張力，在文學的存在方式、世界的面向和人之存在的賽博格化之間，物化現實與虛擬化現實逐漸成為并存的“世界”。當“線上”可以虛擬化生活的諸多問題，當“人”可以不必面對面交流，當電腦成為人的肢體、思想和行為的延伸，一種“新世界”就不再是奇思異想的天方夜譚。這與堂吉訶德將歷史指針回撥不同，這種“世界構想”夾雜著復雜的腦科學、神經科學、AI技術，從而營造出極具現實性和未來性的AR世界。目前，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的應用，語音交互、體感交互、生物識別、視線交互、腦機互聯，都在推動著現實空間向虛擬空間滲透。現實空間可以在技術加持下虛擬還原，而現實空間也可被虛擬空間化，從而成為加強版的“現實”。

學者陳志良指出，“虛擬使人類第一次真正擁有了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虛擬世界；擁有了兩個生存平臺：一個是現實的自然平臺，一個是虛擬的數字平臺，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自然平臺與數字平臺，相互交叉，相互包含，從而使人的存在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網絡文學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承載這一世界構想的書寫者和表現者，從而在題材層面與精英文學構成鮮明的反差。精英文學所處理的“現實”立足在“我”，是一個思想和行動的現世主體；網絡文學則在類型文體意義上呈現著“游戲人生”，這不是“人生如戲”，而是游戲、系統等網絡名詞已經內化為“世界”的一部分，從而在三次元之外開拓出異度空間。當網絡用戶第一次在QQ上與陌生人建立聯系并發生“親密接觸”的時候，尚覺得匪夷所思；如今在網文中則表現為“游戲就是人生”。正如王曉明先生所說：“事實上，今天已經出現了不少主要以網游作品而非文學經典為樣板的文學、圖像甚至建筑作品，各種文體和媒介類型的互相滲透，真是滲入肌理了。”蝴蝶藍的網游小說《全職高手》在游戲競技與現實之間穿梭，仿如一個個神經漫游者在虛擬世界經歷著“現實人生”，而所謂的現實世界則變成“位面”的一隅。因此，當我們說“現實”的時候，“Z世代”的孩子可能會說：世界大得很，“我”在不同世界位面上生存。此言一出，“世界”恍惚間已很難落腳在人們想當然的地球或者自然。這是網游小說。

“賽博空間(Cyberspace)”概念見于威廉?吉布森《神經漫游者》(Neuromancer)。作者在文中對該詞進行了如下定義：“賽博空間是人類系統全部電腦數據抽象集合之后產生的圖形表現，擁有人類無法想象的復雜程度，是排列在無限思維空間中的光線，是密集叢生的數據。”此后逐漸成為哲學與計算機領域的抽象概念，泛指以計算機技術、現代通訊技術以及虛擬現實技術為基礎的虛擬空間。齊澤克認為，“賽博空間”具有本質層面的模糊特性，既可以當作是對真實界加以排斥、沒有障礙的想象空間的媒介，同時也能充當接近真實界的空間。“賽博空間”打破了科幻小說與現實生活之間的邊界，虛構化的文本形象與沖浪于數據流量的互聯網用戶都已成為與信息技術融合為一體的“賽博格”。跨媒介傳播的交互過程逐漸賦予“賽博格”更加宏觀的概念：從人類肌體與電子機械的融合系統，延展至已模糊了人類與技術之清晰界限的事物及現象。

玄幻文呢？架空、穿越是一種表現方式，而尤其重要的是關于“世界的構想”。“九州”系列想要開辟的“世界大陸的夢想”，既源自上古神話，也有對人與世界關系的重新設定。人、羽人、河洛、夸父、鮫、魅等六個族群將“人的世界”與“自然”劃到同一層面，從而實現傳統文化與當代意識的融合，其間強烈的與中國之外世界的對話意識和精英認知昭然。而有意思的是，于此同時，《仙劍奇俠傳》在2003年發布的世界觀體系，詳細地敘述了五靈六界的設定，并且設定了人、獸、神、魔等的誕生。2006年2月，《佛本是道》開始連載，其中以混沌誕生生靈，鴻鈞開講，收盤古女媧太一三人。盤古破開混沌，精氣化為十二祖巫，也就是上古神話中的神。之后洪荒流小說如《玄清天道》《清虛》《我師兄實在太穩健了》等的創世書寫也大體沿用了這個框架。2010年《古劍奇譚》則以盤古開拓空間，燭龍開拓時間，盤古的精氣化作眾神。我吃西紅柿的“鴻蒙三部曲”則顯然借用《山海經》建構起自己的鴻蒙宇宙觀，其位面+空間的設定觀與前述諸“世界型”相互唱和，將始自“中華神話”的敘述建構為21世紀的“新神”。

這些設定將盤古、女媧、黃帝、炎帝、蚩尤、神農氏等上古眾神納入“世界之初”創世之力，與“九州”殊途同歸地表達著“中國世界”的意志，玄幻文的熱度不減與此文化的親近感和自豪感怕是關系不淺。看似與“物理現實”沒有多大關系的世界構想和編排，可能正是當下強而有力的文化現實之一。它與街頭校園游曳的“漢服”共同表征著今日大眾的情感結構。奇妙的是，看似“玄奇”的想象當與“現實”接合，與游戲、動漫、“互聯網+”生活彼此交匯，讀者并無多少違和感，反而如機器人已經在飯店端盤子一樣成為大眾化的文化現實。換句話講，當賽博格的人機合一形式已經在肉體上給予“人”新的理解，那么，“新世界”作為“人”活動其中的空間也自然獲得新的面相，理應納入“世界闡釋”的組成部分。而且，“不同的世界可以在語義上相互沖突，不必構成一個統一體”。

“書寫”的現實：媒介的物質性讓位于數據的可變性

對今天的文字書寫者來說，純手工的紙質寫作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寫屏”取代，麥克盧漢曾說，媒介是對人的延伸，在以何種媒介進行書寫的意義上，電腦做到了對人的眼睛和手的延伸，若說21世紀是人類的“手指紀”也不為過。美國哲學家唐?伊德通過技術現象學的理論體系推演了人類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形式與活動狀態，“具身關系”與“它異關系”詮釋了自然與文明的關聯態勢：以技術為媒介，前者展現了科學已參與到文明對世界的認知活動過程之中，后者側重技術與人類的互動與擬態，進而體現自然與文明的交互關系。網絡文學的書寫顯然是兩種關系交融的體現，數字化生存的現實則昭示著技術已深度介入數十億中國人的生活，而且其深入程度正在以不可逆之勢轟然向前。

由于屏幕的共享性，“書寫”不再是單方面隨意抹除和修改的自主行為，所有的修改和涂抹都會在機器中留下印記。寫者與讀者既能沉浸于類似傳統虛構作品的想象性虛擬空間，又享有著網絡所賦予的高效訪問大量信息的權利。“用戶”拆解了寫與讀的界限。屏幕雙方的看者 / 寫者身份處于互換狀態，單純的“寫”被越來越頻繁的“讀寫”所取代，這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寫作”被顛覆。若寫作主體是一個程序化了的機器人，則顛覆的程度還要加碼。在這一過程中，從Web1.0時代的“大眾門戶”傳播模式到Web2.0時代的“個人門戶”模式的轉變，則使“萬眾為媒”成為今日理解新媒介的事實和慣見。每一個用戶成為傳播鏈條中的一個節點，每一個節點同時具有信息消費者、信息提供者和通信等功能。由于賽博空間可以穿越物理空間的限制做到時空穿梭，它又由信息組成，則“具備操控信息能力的人在賽博空間擁有巨大的權力；最后，人機耦合的電子人在賽博空間獲得永生”。網絡的二進制語言決定對各類數據進行采樣和量化的可能，并賦予其在一定范圍內保持類型化的可能。文本的類型化和未完成性折射出新媒介的編程性質，進而打破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的界限。

這意味著，在傳統的文學寫作四維關系之間——作家、讀者、社會和作品，媒介作為必須單獨提出來的維度已經不可小視。背靠網絡已經足以占據一個世界，二次元的平行世界、游戲世界已經成為新一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對他們來說，那不是虛擬，那就是真實生活。這就好像傳統的麻將、撲克牌一樣有可能在人們業余生活中占據重要位置，但不同的是，而今游戲、動漫等網絡娛樂形式不僅進入日常生活，而且建構著新人的世界。現實中的面對面對談，變成了屏幕兩邊的互動，時空的限制被打破，寫手與“粉兒”之間的關系成為交流與妥協或者協商，傳統的批評家的聲音顯得格外遙遠，晉江“小粉紅”卻在推動著“文”的方向。網絡已經誕生了新的媒體人和發言人，他們正在占據越來越多的話語份額。“飯圈”也在不同移動媒體所連接的社會網絡之間生發，并因社會網絡中的關系不同成為影響網民行為和能力的重要因素。社群經濟隨之產生，“男頻”“女頻”的劃分一定意義上成為劃分圈層的文化符碼。

于此，基于網絡新媒介的“文”及其周邊的特征凸顯：互動性、寫作的公共性、打破時空限制、資本和經濟因素的全方位介入、游戲性和娛樂性、類型化。在《電子超文本文學理念初探》中，黃鳴奮先生認為，超文本的互動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高度統一的交互性，包括有意識交互與無意識交互、自向交互性與他向交互性、絕對交互性與相對交互性；2.高度發達的交叉性，包括文文交叉、圖文交叉、視聽交叉；3.高度自由的動態性，包括動態操控、動態時空、動態路徑。圍繞網絡文學的同人新創意味著紙質文本的物質性一朝變為數據，則具有永久的開放性，其細節、語言、人物、空間軌跡、時空安排、節奏、情節發展、視點、特定元素的在場或缺席都可供讀者 / 粉絲 / 用戶(不同身份的集合)自由修改。彈幕、劇本殺帶動的編寫和表演熱，保證著大眾位置的遷移。大眾不再是靜默的觀看者，也不滿足于參與，他們在媒介提供的條件中尋找著“作為主角表演”的可能。這就像風靡世界的“自拍”一樣，開始連綴為消弭現實和虛擬的“故事”。

在互動性方面，必須認識到，自從有了互聯網之后，信息的廣度與速度甚至深度都大大加強了，這是無網時代所不能比擬的，相應的，公眾參與事件的能力與作用也在增強，讀者與作者的關系也非以往可同日而語。其中，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及引發的各種帖子、博客、事件和各方討論，如“范跑跑”事件，將網民真正帶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視野之中。聚焦網文的互動性，則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無限度的長，另一個是寫者與看者關系的交叉跑動。“文”的長度，既與經濟利益有關，也與對讀者期待的滿足有關。這一過程中，網絡文學中作者的“寫”——作為勞動顯然被突出了，這與傳統紙質作家的寫作有所不同。后者的勞動被涵化入作品之中，但網文寫作者被要求每天“更文”——這已經成為必須的勞動和任務，凸顯出生產需要和消費需要之間的關系。消費需要在不斷生產的過程中幾乎與文本生產同步，也在不斷被生產和再生產。或者，對寫者和看者的關系而言，互為生產者是更為準確的描述。于此，網文寫作與閱讀都是社會性活動，而不再只是私密的空間，私人空間被打破，這與文學、電影、電視都不同，反而與看戲的感覺結構相仿。所以，互聯網是個時時在場的社會關系網。

寫作的公共性，則表明網文寫作不再是作者一個人的事情，它更是一種集體寫作，寫者和看者同樣處在無數信息、社會網絡和網絡社會包圍之中。這個集體當中也不排除人工智能參加的可能。越來越把網絡作為生存依托的寫手之路因此變得狹窄，他們越來越多地考慮收入，考慮能否觸電，考慮在全版權運營中的份額，不再具有第一代寫手們的無多少掛礙的反叛氣質。這既是功利，也是現實。進而言之，無論是看的人、寫的人，當在互聯網上勞動、交流、互動的時候，都已經是新媒體中的用戶，是被“媒介化”的人。誠如彭蘭教授所言，“新媒體所營造的時空，成為他們新的生存時空。他們以各種方式營造著自己的媒介化形態，為了在媒介時空中體現存在感，他們也可能會改變自己在現實時空的行為。”

公共空間的存在，使“網文”處于共同創作的機制之中。而同時“在網”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意識聯動著體感參與其中。這不僅是電腦介質存在，還要求網絡的存在。急速的網絡流將寫者和看者置于迅捷的、四通八達的電流之中，其流動性、可變性和高速度為網文的“長”“全”“編”提供了可能，而這些也成就了網文的特質。數據、算法將現實生存和網絡生存鏈接起來，將“人”變成可量化、可計算的對象，“寫與看”同樣為網絡提供數據支撐。這使得發展到今天的“網文”，已經是個綜合系統，是網絡社會中的一個環節。從網絡文學到IP運營部門和衍生品發行，重心越發后移。網文的空間原本是打破了私人寫作和閱讀空間而形成的合作和共享的環境，但當資本越來越被少數的“私人”所擁有的時候，在私人 / 公共之間所形成的張力將會把這種新媒介帶往何處？而當媒體時間越來越多地占有現實時間份額，媒體所建構的共同體想象空間更多地承載起表征當下大眾心理、情感結構、審美取向的功能，成為鐫刻大眾文化記憶的一種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網絡文學“現實”的尋蹤，實為透過文本和文化現象觀審大眾美學，這理應是網絡文學批評的重要內容和維度。

“文本”的現實：通向大眾美學的網絡文學批評

史學的、美學的唯物主義批評觀，是對網絡文學“現實寫作”進行甄別的必行之道。無論從人的現實、世界的現實還是書寫的現實，處處透露出網絡文學——一種文化現象、一種新媒體表達方式、一種媒介人的存在方式和網絡社會的一種交流模式——所展現出的“新世界圖景”。假如紙質文學是對口傳文學“類寫作”的突破，并最終將個體化的“人”作為秘境，網絡文學卻仿佛回到口傳化、圖文并茂的民間，將“人群”和集體意識以數字化形式廣泛傳播。這在“人的發現”意義上，是一種進步，還是退步？返回到“文學的當下”，借重或者立足于“網絡”的寫作，是疏離文學傳統還是以另一種方式建構起當下大眾的集體化民族敘事？作為新媒體語言之一的網絡文學的文化邏輯如何，它提出了怎樣的美學可能性？集聚于網絡文學的諸種問題，恰恰反映出網絡文學在當下中國文化中的重要性。

對于命名為“網絡文學”的當代文化現象來說，網絡與文學這兩個各自具有規定性的概念如此奇妙地融合成為今日中國文化“出海”的文化表征，這意味著，從“文學”到“網絡文學”在文學文本創作上也已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否會根本性地改變“既有文學創作現實”而呈現出另一種“文學風貌”？這是在解析網絡文學“現實寫作”時必須處理的問題。而網絡文學文本本身的特征，恰恰是網絡文學研究和批評最被忽視的地方。前述關于人、時空、媒介的變遷和對“現實”理解的另辟蹊徑，必須回到我們談網絡文學時最基本的問題：文本。筆者認為，關于網絡文學文本的內在規定性或其“現實性”探索應從語像層面和內容層面進行。

19世紀對于文學文本的創新而言是至關重要的時期。不僅是“個人”，尤其是底層民眾開始進入書寫視野，寫作視野和寫作方式均開始朝著系統化、風格化和思潮化的方向發展，由此生發出不同的主義和流派。其中至為關鍵的是關于“文學+社會”的創作主旨產生了這一波影響世界的文學浪潮。文學如何更準確、更有力地呈現真實的社會，這是彼時代書寫者面臨的難題，也是讓人血脈僨張之處。因為科學、人類學、交通、醫學、考古學等各個學科齊頭并進，為人們提供了不同維度觀審社會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像科學家”“像做手術”等類似的比附，文學的社會性隨之達到頂峰。到了20世紀初，這一文學 / 社會的架構開始遭遇文學 / 語言的沖擊。語言開始以前所未有之勢登堂入室，成為20世紀文學研究的關鍵。不僅敘事學意義上的形式主義語法開始占據研究主部，創作者也開始大肆拆解已經被定型化的文學結構，尋求如何反人物、反情節、反環境而行，如何在語言的本質性上“求新”，結構起我們今天談到文學依然奉為圭臬的現代主義，甚至后現代主義。

有意思的是，這一從“社會”到“語言”的轉變，到了21世紀的網絡文學，奇跡般地出現了語像合流的趨勢。“社會”的諸多面相永遠超過讀者的想象，在不同類型文本中不斷翻新，在這個意義上，討論網絡文學，而忽視其作為文化癥候甚至其本身最主要質素的“社會性”，筆者認為是典型的南轅北轍，舍本逐末。在網絡文學中，“語與像”同讀者已經習慣的經典與“先鋒”相比，都發生了位移。這里的“網絡語言”，依舊以民眾所熟知的語言文字為載體，同以往相比看似大同小異，但又有所不同。類似“小白文”“中二風”“甄嬛體”“機甲類”“網游小說”的表述指引出網絡文學語言的世俗化、口語化和社會化。也就是說，在19世紀曾經最富張力的“文學社會學”，在21世紀的網絡文學以通俗的、民間的、集群的方式出之，成為萬千網民擁躉之處。能否說，網絡文學再次喚醒了曾因“反寫作”“零度寫作”而熄滅的文學熱情，或許這一命題還有待商榷，但“文學+社會”的再度成立是既成事實。世俗化的“語言”，不如說是碎片化的言語，打破了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審美界限。同時，圖像化的語言成為這一破界行為的助力，甚至“主力”(就微信聊天、彈幕、書評區等而言)。1998年《第一次的親密接觸》長時間被稱為網絡文學第一篇，與其QQ環境、聊天室、聊天記錄的文本呈現息息相關。新媒介直接進入文學文本，并以網絡的形式進行書寫，這無疑在文學生產層面提出了新的理論向度，并以極具現實震撼力的“驚奇感”開辟出網絡文學的驚奇美學之路。在同時或者此后的類型化寫作中，各種表情包、聊天符號、簡繁體疊加、系統程序……紛紛上陣，將網絡文學語言打造成了圖文并茂的世界，或許正像趙憲章教授所預言的：21世紀或將是“文學與圖像”的世紀，“文學與圖像”或將成為21世紀文學研究的基本母題。

文本的內容層面，自然是吸引讀者的血肉。以類型劃分的網絡文學，在與讀者見面的當時當刻所倚靠的正是滿足大眾想象的內容方向。官場、黑道、盜墓、竹馬、甜寵、霸道總裁、庶女攻略、嫡女重生、人機同一……一個個標簽之下袒露著內里。這些也正是從網絡文學產生之初屢遭詬病的地方，在文本和批評者之間隱形的藩籬約莫在此處已然筑起。但恰恰是這些變遷之下的內容，是考量網絡文學作為“中華文化軟實力”或見證“文化自信”的重點，也反映出集群性共同想象的心理需要。可以說，網絡文學的內容給了人們天馬行空、放飛想象的可能性，這些想象劍鋒所指大都落在虛擬空間界域之內，人們很好地處理了“網域之網”的存在，并不糾結真 / 假、虛構 / 現實之分，這就在內容層面上對以往的文學“現實書寫”提出了質疑，而又由于網絡文學的“在網性”成為人們在網生活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看，網絡文學書寫本身就構成了現實。由此推之，關于網絡文學的文化傳承、玄幻文創作、系統流及克蘇魯神話創作等文化熱點就已遠遠超過文學內容自身創新領域，將網絡文學推向當代中國文化現象典型表征的行列。因此，與其說對網絡文學做文學研究，不如說做網絡文學文化批評研究更加合適。這一批評要牢靠地建立在對文本敘事的解析之上，進而直觀“新現實”和“新人文”。

一則，網絡文學文本以大眾需求為基礎，并不斷挖掘、創造新需求，其巨長的文本體量似乎應和著電腦界面之外主體的“不足”，許多小聚落、“飯圈”標識出“感覺共同體”的形成。文本中的生活因此變得愈加多元而難以歸束，映像出諸多時代心理隱疾，如空心癥、拖延癥、升級恐懼癥，描畫出情感教育缺失的時代病癥。對美好而有尊嚴的生活想象，往往建立在現實情境的不完美、或者說“有病”上。霸道總裁故事內核是“不再霸道”，為何霸道，冷面冷情；穿越者為何要“穿”，恐懼現實、邊緣人生、生活中的loser是主因。類似丁墨、Priest、袖側、唐酒卿等寫手的作品往往聚焦城市病癥，這些癥候跨越城鄉，牽連起復雜的心理世界和現實人生。網文為理解城市提供了新的維度和標尺。

二則，對未來人工智能時代新世界的大膽想象和關于文明的思考也是網文內容的重要部分。網文的基因幾乎先天決定它更容易進入信息時代的未來構建，尤其是人工智能時代“人與其他人”“人與宇宙”“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樣的基因源自于二進制的數據流、游戲世界、二次元的仿真生活和賽博文化的日趨生活實踐化。這些文本打開了不同的位面世界，并向現實發問：假如人工智能具有意識、假如有朝一日機器人暴動、假如外太空與地球發生爭端……人類將如何自處？這樣寫作的吸引力和思考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正是這些不斷涌出的開辟新領域的嘗試，決定著網文連綿不斷的活力和空間。

三則，網絡文學文本集合而成網絡文學最大的“現實”，這一“現實”的典型特征不再像現實主義文學所追求的那樣描摹“現實之事”，反倒表現出脫離了現實的限制，以“幻想”和“可能之事”為其驚奇美學塑造的目標。網絡文學最初引起讀者廣泛關注恐怕與熱議的“源頭”爭論相關，是“金庸客棧”，還是《風姿物語》，其根本卻是什么才能代表網絡文學最主要的特征。顯然，無邊無際的狂想調動起讀者的好奇心并不斷培養其對“驚奇之事”進入文本的安之若素，也就是說，網絡文學的讀者已經習慣了沒邊沒沿的想象，并不會將之與現實對應，或者找到某種典型性。網絡文學的新神話敘事在這樣的過程中建立起來，不是依托舊有神話體系深植，但又非常奇妙地融古代文化傳統于當下的神奇想象，在這一過程中，萌生出的建構中華神話體系的夢想成為眾多寫手和讀者的心儀所在。神話的象征意義顯然不再是玄想的重點，反而是神話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述古”的氛圍，其世界設定也都少不了典籍或者民間想象的加持。顯然，神話的社會功效前所未有地被強調，這一“社會功效”指的是“一個社會傳承神話，而且以其疑難、沖突和生活形式來解釋神話所要達到的目的。追問神話的功效，與追問它的內容和它的話語綜合體顯然是不同的”。這樣的天馬行空的表述因為有了中華傳統文化作為血脈，自然帶上了莊重和其來有自的味道，儀式感相應得到增強。這從《擇天記》《斗破蒼穹》《斗羅大陸》《莽荒紀》等諸如此類的神幻小說中對個體修仙或修道能力的考核機制便能見出一二。“幻想+社會傳承+儀式”勾勒出諸多網絡文學經典文本的內涵，這反映出大眾對神秘感、莊重感的心理直觀。相比之下，語言的精妙倒不是首要問題，而至于這種想象是有邏輯的還是前理性的，也并不在考量范圍之內。“可能性”成為一句現實的讖語，這顯然為類型的不斷翻新提供了理論依據。從這個意義上看，網絡文學文本敘述構成了獨有的美學表述，或者說重構了傳統也是并不為過的。

這些“文本現實”及其所牽引出的問題，共同昭示出網文的世俗和民間性質。與“傳統文學”一人書寫一類或典型性的某事不同，接二連三的類型文以巨大的“群落”之力塑造出大眾群像，如與其登仙不如戀戀紅塵，成精化妖所求不過人間溫暖，機甲之體旨在為國為民，穿越之魂執著于尋找一個說法——一種面對過去與現實遭際的理由。換句話說，在網文變幻萬千的內容世界里，不變的是對希望的求索。至于這一兩年流行起來的無限流、快穿文，則表達著大眾對不同生活的體驗渴求，網文文本長度的改變之機或許也含蘊其中。

骨子里透著“俗氣”的網文，勾勒出當代大眾活潑生動的眾生相，趣味、性情、家國觀念、價值尺度、生活觀念盡在其中。網絡文學創造出了自己的“驚奇美學”，陶東風教授所言“裝神弄鬼時代”確乎其然地在網絡文學的各種世界設定中大行其道，青少年群體成為此流行的支撐力。網絡文學理論化建設恰恰要在此種接受現實中起步，直面海量文本，以整體的、結構功能性的方式來把握虛擬現實和日常生活關系問題，正視“現實性”感受與“現實經驗”的突變。作為網絡文學研究者，“破圈”是必行之道，拓展網絡文學批評疆界勢在必行。但一味的“破”，而不能守住“網絡+文學”的結構之本，不能在網絡文學這一現象級的文化形態中與歷史、現實、社會展開深刻對話，則很可能為網文而網文，過分沉溺“山中”而失去適當距離觀審所保證的有效判斷。在“萬眾皆媒”的時代，一如所有的文化呈現：“新媒體呈現也不可避免帶有偏見。它們呈現或建構物質現實中的某些特征，以犧牲另一些特征為代價，它們凸顯各種世界觀中的某一種，在大量分類系統中選取一種可能。”網絡文學成為互聯網時代的萬花筒，它與網絡上的各種媒體形式雜融交互，日漸強勢的“圈層化”提示著媒介霸權的漸次成形。以“文學”來限定的“網絡”在內容層次和文化層面有可能突破計算機程序對用戶與角色互動可能性的限制，顯現出“我們”的所思和可變性。于此時刻，正視網絡文學所裹挾的“人”的現實、“世界”的現實、“書寫”的現實和“文本”現實，實為當下現實寫作、體現現實精神的當行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