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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再談“赴某地候補矣”??????

近年來關于《狂人日記》小說正文與文言小序的關系，許多學者再度掀起熱議，勝義疊出。本文也著眼于二者的關系，但不擬多作展開，僅就如何理解文言小序所謂“赴某地候補矣”，試進一新解。

盡管小序作者“余”的文言世界與日記作者狂人“我”的白話世界迥乎不同，但二者所包含的敘述信息并非完全隔絕。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線索，使二者聲氣相通。

據文言小序，“余”和“某君昆仲”乃“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盡管“分隔多年，消息漸闕”，但“余”歸鄉之時，“偶聞其一大病”，便立即“迂道往訪”（用“狂人”“大哥”的話說就是“勞君遠道來視”），足見其為真“良友”也。

《狂人日記》原載《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期

這份同學情誼值得注意。至少文言小序作者“余”和狂人“我”絕非互不相關的陌路之人。惟其如此，盡管大哥已經向客人介紹其弟發病和病愈的始末，卻似乎依舊不能令“余”釋然。大哥這才“因大笑，出示日記二冊，謂可見當日病狀，不妨獻諸舊友。”

兄弟二人的“舊友”肯定不止“余”一人，“大哥”為何偏偏將弟弟私密的日記“獻”給“余”，而非任何別的“舊友”？這至少說明在“大哥”眼里，“余”跟他們兄弟的關系非同一般。小序說他們只是“分隔多年，消息漸闕”，并未明說從何時“分隔”，但至少“廿年以前”狂人踹古久先生陳年流水簿的壯舉，“余”可能早已略有所聞。按照狂人自述，這恰恰就是他被“迫害”的肇始。“余”之所以一聽說“其一大病”，就立即“迂道往訪”，這除了昔年“良友”情誼，很可能還觸動了“余”對狂人過去壯舉的記憶，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更想探問狂人發病的究竟。

果然“余”拿到日記之后，并無耽誤，趕緊“持歸閱一過”。經過認真研讀，“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這也是整篇小說關于狂人所患之病的唯一正面解釋。“余”也正因為有此診斷，才決定“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后世讀者研究狂人的精神狀態，無論如何也繞不過“迫害狂”三字。反觀日記正文，盡管大哥也曾幾次為弟弟延請醫生，但他們根本沒有作出任何像樣的診斷。

看來這位“余”不僅是狂人的“舊友”“良友”，還是略懂現代醫學之人。據周作人回憶，《狂人日記》涉及的現代醫學主要是現代犯罪學之父、意大利人倫勃羅梭有關“迫害狂”的理論①。魯迅本人在其雜文中也兩次提及倫勃羅梭的名字②。“余”和作者的關系既如此緊密，他就絕非一個掉弄優雅的文言來獵奇性傳播狂人白話日記的局外人，“余”的所有記敘都可能會影響到讀者對白話正文的理解。

除了“迫害狂”這一核心診斷，“余”還發現狂人日記形式上的特點，“語頗錯雜無倫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體不一，知非一時所書。間亦有略具聯絡者”。盡管如此，“余”還是提醒讀者，其編纂工作很有限，“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至于書名，則本人愈后所題，不復改也。”這就顯出“余”對狂人的充分尊重。

“余”顯然很關心“狂人”。在“余”的世界無疑為“狂人”保留了一席之地。“狂人日記”正文固然一字未曾提及“余”，但“余”從更多尚未發表的日記中“撮錄一篇”問世傳奇之時，或許并非只是“悉易去”真實“人名”，其他則“一字不易”吧？作為發現者、編纂者和發布者，“余”除了診斷狂人所患之病乃為當時中國社會聞所未聞的“迫害狂”，此外或許也會埋伏別的玄機。

比如“余”接聞于“大哥”的“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這句，便大可斟酌。

“候補”是清朝說法，指有官銜而暫無實職。通常是科舉考試“中式”或拿錢“捐官”之后，在吏部等待每月一次的“指省”“指分”（由吏部抽簽派往某部某省），等候任用。《狂人日記》文言小序說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補矣”，這輕輕一筆看似乎不露痕跡，卻既可概乎言之，不必落實，也可取其本意，有所實指。

關鍵在于讀者如何理解《狂人日記》的歷史背景。正如文言小序所說，《狂人日記》“不著月日”，讀者既可以將小說背景放在清末至辛亥革命之前，也可以放在辛亥革命之后。兩種不同的讀法，必然會引出對“赴某地候補矣”的不同解說。

有一種觀點認為“寫作《狂人日記》的時代，科舉制度早已廢除了，就是文中提到殺害徐錫麟、秋瑾的年代，也不實行科舉了，還談何‘候補’？豈不就是一種習慣語或借用語嗎？”當時“社會上已把‘候補’當成一種習慣語或借用詞來用，就如同我們解放后說的干革命，今天說的下海一樣。對此，我們是不可頂真去考察、去理解的”。

這是先將“候補”坐實了，從而認為小說作者有意借“候補”來暗示“狂人”不太光彩的結局。狂人既然是抗爭的猛士，其結局必定不會令人沮喪，“退一步說，就算狂人真的去‘候補’，要做官，難道就必定要妥協，就不會去反封建了嗎？”“實際上，從整部歷史考察，首先舉旗造反的，往往都是那些官吏。遠的，貳臣傳卷帙浩繁；近的，譚嗣同、徐錫麟、魯迅等，哪個不是反動政權下面的官？”③

盡管這種觀點已經觸及了許多尖銳問題，但其基調還是認為不必太在意“赴某地候補矣”這一句話，它只是“大哥”對“我”的一種含糊回答，“不可具體化，也無須加以褒貶”，總之“不可頂真去考察、去理解”。如前所述，《狂人日記》文言小序與白話正文關系密切，絕非可有可無的一段引言，因此對于“赴某地候補矣”，這種“不必深究”的態度自然不足取。

通常的解讀，還是把《狂人日記》背景放在作者創作《狂人日記》的1918年前后，將“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理解為作者諷刺原先激進的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勝利后蛻化墮落，不管是否身不由己，客觀上都腆顏加入了竊取革命果實的北洋政府，跟過去自己激烈抨擊的現實沆瀣一氣，這就是小說借“大哥”之口所說的“赴某地候補矣”，也是“大哥”真正期待于其弟弟“狂人”的出路。

這種觀點，是將“候補”虛化、泛化為一般的乞食謀生，由此論定小說作者有意借“候補”一語來暗示“狂人”可能有的不光彩結局。

但“赴某地候補矣”即便果真是走進官場，也不一定表示狂人結局的不光彩。同樣做官，春風得意者有之，牢騷滿腹、無法擺脫頹唐感、挫敗感者亦有之。比如魯迅小說《頭發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樓上》的“我”，《孤獨者》中的“我”與“魏連殳”，就是一批夢醒之后無路可走的新派知識分子，他們都不得不供職于辛亥革命之后北洋軍閥政府的不同部門。另一種類型則是《阿Q正傳》中的“長衫人物”，《范愛農》中的“軍政府”和“都督”衙門以及“師范學校”的一干人等，《端午節》《高老夫子》中高等學校教師，《弟兄》中“公益局”職員，這些在辛亥革命之后僥幸不死的“茍活者”混跡學校、官場和軍界，戰戰兢兢，動輒獲咎，或渾渾噩噩，行尸走肉，內心之“狂”痊愈與否固然難說，但外狀豈不就等于投機鉆營或茍且偷生的那種“赴某地候補矣”嗎？

如果將《狂人日記》及其姊妹篇《藥》的歷史背景放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之前，那么對“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還會作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解釋。

《藥》原載《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這兩篇小說的關鍵細節都跟辛亥革命全面爆發之前浙江革命黨人的密謀與犧牲有關。《藥》以“夏瑜”之名記念秋瑾，《狂人日記》則干脆把徐錫麟寫成“徐錫林”（自然屬于“語頗錯雜無倫次”之類）。大概是擔心讀者不知“徐錫林”即影射“徐錫麟”，小說還特地提到“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里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這恰恰就是徐錫麟案爆發之后哄傳全國的恩銘衛兵吃凈徐錫麟心肝之事。用“狂人”的話說，就是“誰曉得從盤古開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1918年4月和1919年4月先后創作的《狂人日記》與《藥》，時隔一年，卻緊密相聯。魯迅下筆寫《狂人日記》時，心中已經有了《藥》的影子。《藥》和《狂人日記》這種緊密關聯提醒我們，要特別留意徐錫麟在《狂人日記》中的位置。

有論者說，“寫作《狂人日記》的時代，科舉制度早已廢除了，就是文中提到殺害徐錫麟、秋瑾的年代，也不實行科舉了，還談何‘候補’？”這并非事實，在徐錫麟、秋瑾生活的年代，花錢捐官“候補”仍然十分常見。小說中的“候補”一詞絕非“一種習慣語或借用語”，乃實有所指，即暗示作者所懷念的排滿志士徐錫麟在另一個革命黨人陶成章倡議下，兩次借資捐官，終于獲得“候補道員”的虛銜。這正是他后來刺殺安徽巡撫恩銘關鍵的一步。

據周作人回憶，徐錫麟聽從陶成章之計，“便去運動人替他出錢捐候補道，到安徽省去候補，結果做了那驚天動地的一幕”。此事最初發端（密謀）于徐錫麟和周作人短期同時供職的紹興“東湖通藝學堂”。刺殺事件之后，徐錫麟在東湖學堂唯一的同謀陳子英“逃到東京，時常到魯迅所在的公寓里來，這是當時聽他自己講”的④，所以徐錫麟以“赴某地候補”而刺殺滿清大員的始末，魯迅通過權威渠道，很早就知之甚詳。

徐錫麟一到安慶，就大受巡撫恩銘賞識，先后委派主管陸軍中學、巡警學校、警察會辦直至陸軍學校監督，而他當時的官銜正是“候補道員”，官場上人稱“徐道”。《民報》1907年16號于報端刊登“徐錫麟烈士照片”，同時還配發了署名“寄生”的“時評”《安撫恩銘被刺事件》，該文一開始“節錄”中外報章的報道，就特別強調恩銘是“被會辦徐道錫麟以手槍轟擊”。1907年《民報》18號所載南史氏《徐錫麟傳》也說——

君既反國（按指徐錫麟從日本回國），乃取某氏所貸余金，運動滿洲政府，盡罄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顧莫測君所為。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

這篇傳記還提到恩銘臨死前反復念叨：“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恩銘自知“受創甚重，難冀生痊，伏枕哀鳴，謹口授遺折”，向滿清皇帝報告，徐錫麟“任此差甫兩月，勤奮異常，而不謂包藏禍心，身為黨首，欲圖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恩銘的遺折也重點指出“道員”徐錫麟乃是“捐官”，亦即“候補”。

章太炎1907年作《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在關鍵細節上與南史氏《徐錫麟傳》如出一轍，但更加明確地說明徐錫麟“尤善同縣許克丞，謀以術傾滿洲。克丞捐金五萬版與之，入貲得道員”⑤這一背景。徐錫麟被擒后對此供認無諱：“我本革命黨大首領，捐道員到安慶，專為排滿而來，做官本是假的，使人無可防備”⑥。這段當時報刊競相刊登的“徐錫麟之親供”，也為后來革命黨人自己的歷史著作所采用：“我本革命黨首領，以道員就官安徽，專為排滿而來，投身政界，使人無可防覺”⑦。

恩銘被刺的消息最初傳到日本，徐錫麟曾令昔日“同事者”不解和抱怨的捐官得“候補道”經歷，乃是中外報章一致關注的核心內容。將近二十年之后，魯迅對這一關鍵性細節仍然記憶猶新——

在東京的客店里，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并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后，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務，正合于刺殺巡撫的地位⑧。

徐錫麟以“候補”之“術”奔走革命，這一壯舉在當時排滿志士（尤其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中眾所周知，《狂人日記》既然含有追悼徐錫麟等革命烈士的主旨，因此文言小序所謂狂人“赴某地候補矣”，絕非泛泛而談。狂人“赴某地候補”，與徐錫麟以“候補道”身份赴安慶“辦著巡警事務”這一歷史事實，完全相同。

若取這種解釋，則《狂人日記》文言小序與白話正文的關系就更加緊密了：文言小序和白話正文表面上分屬兩個截然不同語言世界，但一些關鍵內容緊密相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狂人“大哥”所謂狂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乃暗指白話正文未曾交代的狂人之真實結局，亦即韜晦隱忍，以眾人不解乃至“爭怨之”的“候補”之“術”，潛入滿清政府重要機關，伺機待發。所謂“早愈”，遮人眼目的托詞而已，心中狂氣固在。

這種解釋也可以修正以往指責狂人墮落的通常解釋。在辛亥革命之后，曾經參與或同情革命的知識分子，即使被迫紛紛加入北洋政府，但他們仍然不失為有志之士，仍然和當年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一樣，以類似“候補”的方式韜光養晦，等待新的革命再起，并非真的跟類似過去所反抗的丑惡現實沆瀣一氣。

因此，“赴某地候補矣”既是魯迅在新文學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中追懷死于辛亥革命總爆發之前以徐錫麟等為代表的那些差不多已經被當時一般讀者所遺忘的排滿志士，也可能是對作者本人1909年歸國至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這十年生活的自嘲式寫照。

所有這些內容，用魯迅自己的話說，都屬于他“年青時候”做過的“許多夢”，雖然“大半忘卻了”，“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狂人日記》作為《吶喊》首篇，也是作者對“不能全忘卻”的“許多夢”的回憶，但“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⑨，過去“許多夢”不管已經忘卻，還是通過回憶偶一浮現，都十分苦澀，不可能完整清晰地復活。

《<吶喊>自序》原載《晨報副刊:文學旬刊》1923年第9期

《狂人日記》也不例外。日記正文只講述狂人一度被“大哥”關在小屋子里，并未交代狂人最終結局如何，其敘述呈現開放式結構。倒是文言小序通過“大哥”的“赴某地候補矣”一語，對狂人結局有所暗示。但這并不完整也不清晰的暗示，仍留下許多需要進一步破解的伏筆。

比如日記正文說“狼子村”人合伙打死“一個大惡人”，“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這件事和徐錫林被吃是分開來講的，“誰曉得從盤古開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但根據徐錫麟刺殺恩銘的始末，并不難將“徐錫林”和被打死后吃了心肝的“大惡人”看作同一個人。

然而，徐錫麟和狂人，除了都是“候補”之外，又有什么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有必要再多說幾句。

狂人始終只是一個可憐的“迫害狂”，在發現普遍“吃人”的真相（包括自己也曾“吃人”）之后，口干舌燥勸別人不要再“吃人”，因而被不肯覺悟的眾人稱為“瘋子”，徐錫麟卻是不肯浪費口舌而注重實際行動的革命者。狂人勸大家不再“吃人”，至少先要“救救孩子”，徐錫麟則矢志不移“殺盡滿人”。狂人鼓吹悔改饒恕，徐錫麟則主張堅定的復仇。狂人和徐錫麟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天差地別，其表面相似的“候補”自然也會導致迥乎不同的結果。狂人的“候補”也許真如“大哥”希望的那樣，是狂病“早愈”之后泯為常人的自然選擇，至于像徐錫麟那樣以“候補”之“術”以圖驚天動地的一擊，可能性應該不大。

徐錫麟

無論如何挖掘《狂人日記》文言小序“赴某地候補矣”這一句的意蘊，由此來探究狂人的結局，我們也不能忘記《狂人日記》畢竟主要是在講狂人故事，徐錫麟故事只是與狂人故事平行的一個背景的襯托，二者并無多少實際的交集。

但另一方面，《狂人日記》突然冒出明顯影射徐錫麟的徐錫林，并非隨隨便便的一種背景設置，也并非僅僅為古往今來的“吃人”增添一個案例。至于徐錫麟本人，魯迅不僅在創作《吶喊》的時期并沒有“全忘卻”，在魯迅后來許多作品中，徐錫麟式的慷慨赴死、復仇到底，也是魯迅思考的中心問題之一。《頭發的故事》提到“多少故人的臉，都浮在我眼前。幾個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顆彈丸要了他的性命；幾個少年一擊不中，在監牢里身受一個多月的苦刑；幾個少年懷著遠志，忽然蹤影全無，連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這其中就有徐錫麟及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秋瑾的影子。

在雜文《雜憶》和散文詩《復仇》及《復仇》（其二）中，魯迅認真討論了或許并非銖兩相稱的“報復”之正義與否的問題。在自傳性散文《范愛農》中，魯迅對自己以老留學生自居，看到徐錫麟的一班學生初到日本時的幼稚表現時可能流露過某種不屑而追悔莫及。小說《鑄劍》對眉間尺和黑色人兩位刺客的禮贊，也使人想起章太炎當年所作《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傳》結尾特地所引陳伯平的話，“革命之事萬端，然能以一人任者，獨有作刺客”⑩，以及《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哀辭》開宗明義將這些英雄視為“專諸聶政死二千年”之后的新一代“刺客”，其壯烈和功勛甚至超越古之刺客，“嗚呼哀哉，韓良狙擊，乃中副車，豫讓漆身，于刀割虛，漸離霍目，慶卿斷股，劍術麤觕，卒何云補，未若君曹，風行霆舉，鉛丸部發，踣僵胡虜——”?。

由《狂人日記》“赴某地候補矣”引出的線索，不僅是魯迅以后許多作品的思考中心之一，也深刻關聯著那個被血與火所洗禮的年代。“赴某地候補矣”并非有關狂人結局的一句故弄玄虛的暗示，跟類似徐錫麟式的孤膽壯舉也并非毫無關系。盡管我們在狂人的“候補”和徐錫麟的“候補”之間不能直接劃等號，但誰敢肯定，徹底失望了的“狂人”絕對不會步徐錫麟的后塵呢？也就是在創作《狂人日記》前后的1918年，當魯迅因著偶然的機會得到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時，之所以一讀之下就決定翻譯，不就因為他“覺得民國以前，以后，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嗎？不就因為他十分擔心中國知識分子也會像綏惠略夫那樣發生突變嗎？

“臨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他，他于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魯迅這樣的“希望”，這樣的擔憂，不也可以針對類似“狂人”式的改革者嗎？誰敢說“狂人”最終不會成為綏惠略夫式的破壞者？在徐錫麟式的不顧一切的反抗中，誰敢說就沒有那么一點“破壞一切”的心思意念呢？

所以“赴某地候補矣”一語，乃有三種可能的意蘊：它既可以暗示（批判）狂人最終踏上了“大哥”所希望的以“候補”來混跡官場的墮落之路，也可以暗示狂人在陷入極度的絕望悲憤之后，放棄空洞的勸說，走上類似徐錫麟式的激進革命之路，還可以暗示狂人既不步徐錫麟后塵，也不跟官場沆瀣一氣，而是像現實生活中的作者一樣降身屈志，含垢忍辱，體味著“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的另一種“候補”者的生活。

這三種可能性，共同構成了“赴某地候補矣”充滿張力的闡釋空間。

????????????????????????????????????????????????????????????????????????????????????????????????????????????2022年2月22日 ???????????????????????????????????????????????????????????????????????????????????????????????????????????????????????????????????????????????????

注釋：

[1] 周作人：《〈吶喊〉索隱》，原載1948年8月31日《子曰》叢刊3輯，署名周遐壽，此處引自陳子善、張鐵榮編《周作人集外文》（下），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1版，第666頁。

[2] 見魯迅雜文《詩歌之敵》（1926）和《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1935).

[3] 梁積榮：《“赴某地候補矣”辯》，《教學與管理》1996年1期。

[4]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58頁。

[5] 《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上海書店1992年1月第1版，第54頁。章太炎此傳記文寫作年代不祥，最早見于1915年刊行的《太炎文錄初編》。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將此傳和《祭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文》（發表于《民報》1907年17號）一同系于1907年。今姑且從湯說。

[6] 《徐錫麟之親供》，《神州日報》1907年7月17日。

[7] 馮自由：《光復軍大元帥徐錫麟》，引自《革命逸史》第五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8月第2版，第863頁、第867頁。

[8] 《魯迅全集》（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21頁。

[9] 《〈吶喊〉自序》，《魯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437頁。

[10][11] 《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上海書店1992年1月第1版，第56頁、第62頁。

[12] 《魯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3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