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您對于詩詞的閱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梁衡：我大約在小學三年級時開始背古詩，中學開始讀詞。除了語文課本里有限的幾首外，在父親的指導下開始課外閱讀。最早的讀本是《千家詩》，后來有各種普及讀本，《唐詩100首》《宋詩100首》及《唐詩選》《唐詩三百首》，還有以作家分類的選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這里順便說一下，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中學時正是“文革”前中國社會相對穩定，重視文化傳承的時期，國家組織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讀物。由最好的文史專家主持編寫，價格卻十分低廉，如吳晗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幾角錢一本；中華書局的《中華活頁文選》，幾分錢一張。不要小看這些不值錢的小書、單頁，文化含金量卻很高，潤物無聲。

和一般小孩子一樣，我最先接觸的古典詩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詩中總有一些奇絕的句子和意境（意境這個詞也是后來才知道的），覺得很興奮，就像讀小說讀到了武俠。后來讀元曲，馬致遠《天凈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他不說人，不說事，只說景，推出九個鏡頭，就制造了一種說不出的味道。這就是王國維講的“一切景語皆情語”。當然這也是后來才知道的。但要想后來能夠領悟，就要預先播下一些種子，這就是小時候的閱讀。

能否談談您對于散文的閱讀？ 對您影響比較大的有哪些？

梁衡：對我影響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馬遷、韓愈、柳宗元、蘇軾、范仲淹等。對一般人來說，只要不搞專業，用不著去找他們的原著，古籍浩如煙海，又艱澀難懂，是讀不過來的。好在中國文學有個好傳統，一代代精選前作，把最優秀的挑出來，只讀這些就夠了。關鍵是精讀，最好能背，取其精，得其神。我的古文閱讀分三個層次。一是最基本的，課堂上的學習。二是擴充閱讀。讀一些社會上流行的綜合選本，比如《古文觀止》。我用得最順手的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歷代散文選》，它成了我的工具書，平時放在案頭，下鄉采訪時背在包里，早晨起來背誦一篇，那時我已過40歲了。三是選更精一點的普及本，經常查閱、體味。如前面提到的《中華活頁文選》，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學普及叢書，如《宋代散文》，現在插在我的書架上，還沒有退役。

現代散文家對我影響最大的有秦牧、楊朔、朱自清。我上小學自己攢零花錢買的第一本書是秦牧的散文《藝海拾貝》。從他學到的主要是怎么把知識運用于散文，這也影響了后來我的閱讀興趣。楊朔是那個時代教科書必選的，主要學習怎么把思想融于寫景，但走得太遠，成了政治圖解。真正讓我的散文回歸審美的領路人是朱自清。

在《閱讀與寫作》中，您專門有一節談到關于理論和學術經典的閱讀。

梁衡：一般人，特別是文學愛好者常誤認為政治、理論枯燥乏味，干癟空洞，不如文學那樣水靈、煽情。這是因為文學與理論屬不同的思維體系，一個是形象思維，一個是邏輯思維。人們雖感覺到了這個不同，但不知道作為形象思維的文學只有借助理性的邏輯思維才會更深刻，從而更形象、更生動。就如我們常說的，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好地記憶。這中間有一道門檻，翻過之后，就是一片高地。我們這一代人趕上“學習毛澤東著作”高潮。這是一個半被動、半主動的經典學習運動。說它被動，是因為那是一個特殊時期，人人學，天天讀，你不得不學；說它主動，是因為毛澤東的文章確實寫得好，道理深刻，文采飛揚，只要一讀開，就能吸引你自覺地讀下去。對毛澤東著作的閱讀，最有用的是他的兩本哲學書《實踐論》《矛盾論》，還有可以作為寫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論文、講話，如延安整風時期的《反對黨八股》等，在1949年解放戰爭后期代新華社起草的《別了，司徒雷登》《將革命進行到底》等一批社論、時評，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華與文學才華。這種閱讀對我來說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學了。

您的作品多是雄文宏著，千字文的寫作興趣始自什么時候？

梁衡：我是“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后來又當記者，有太多的生活適合筆記體的書寫，一直有這個夙愿。只不過后來在官場，碰到的政治題材更急切，就先寫“大事、大情、大理”，一寫就是20年。后來退到二線參加全國人大農委工作，接觸林業，又有七八年時間跋山涉水寫《樹梢上的中國》。我現在還是國家林草局首席科普學者。一直折騰到現在，人也老了，才騰出手來回憶往事。我曾有一首詩“少年不知愁滋味，名山大川唱大風。寫盡春色文章老，多少往事煙雨中。”往事如煙，遂整理成隨筆。起始的第一篇是2020年9月30日發于《光明日報》的《都市小記》，接著有《吃瓜》。這方面的第一本書是2021年12月出版的《天邊物語》。

賈方舟在《天邊物語》序中出提出：你很難想象，一個多年埋身于“官場”的“高干”，怎么還會保留著這樣至真至純的審美心境——這種心境需要刻意保留嗎？

梁衡：我在《都市野味》中說：“人人都有一個童年，但未必人人都有一顆童心。”我承認自己有一顆好奇的童心，對什么都感興趣，要不怎么會寫《數理化演義》？ 晚年又開辟“人文森林學”。我覺得這與我童年時在一個山清水秀但又很窮的山村中長大有關，既要動腦子干活求生存，又享受了自然之趣。比如，割草時會發現一窩鳥蛋，或還未出窩的小鳥，這對一個孩子是天上掉餡餅式的驚喜。我在《何處是鄉愁》里回憶到，小時在河邊常有因為用皂角洗衣，自然長出的皂角苗，孩子們搶著發現它，挖回家里栽培成樹。還有農村編筐，你得知道去選幾年生的荊條。生活養成了我對自然的熱愛，大自然給了我一雙發現的眼睛。后來長期當記者又總在接觸新事物，思考新問題。

《天邊物語》出了平裝和線裝本，為什么這么設計，這部作品在您的創作生涯中有何獨特的價值和意義？

梁衡：這是出版社的主意。他們一直想做一本內容輕松又版面好看的禮品書。正好這本書文短圖多。本來我也是把它作為一種審美實驗的，所以一拍即合。這中間作者、編輯、印廠有很多磨合與創新。比如傳統豎排卻用簡體。現在看來很成功，確實漂亮。彩色圖片在宣紙上的效果驚艷喜人，許多人都說沒有見過這個效果。

這本書對我來講其意義有兩點：一是從體裁講標志著我的散文轉入隨筆寫作階段；二是從內容講，我一直主張文章為思想而寫，為美而寫。以往的文章重在探討如何表現思想，這本書是專門探討如何表現美的。

您的枕邊書有哪些？ 會經常變化嗎？

梁衡：我讀書很雜。我把枕邊書分為兩類，一類是悠閑消遣，入睡前看一段。如常又把四部古典翻出來看看。但因舍不得時間，看新書時間很少。一類是寫作需要，現蒸現賣，現充電。這就很雜了。如寫《數理化通俗演義》就通讀了一遍科學史，如李約瑟《中國科技史》《科學發現大事年表》、各位科學家的傳記，讀了許多科普小冊子，甚至還有愛因斯坦的《狹義與廣義相對論淺說》等等。寫《樹梢上的中國》因為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就無異于考古。寫《左公柳》就看《左宗棠傳》，寫《沈公榕》就看《沈葆楨傳》、甲午海戰、中法戰爭及中國150年的海軍發展史。寫《中華版圖柏》要查與長城史有關的宋史、遼史，看大量地方志。寫《天邊物語》就惡補美學，最近的枕邊書是《西方美學教程》《華夏美學》。除開新聞、理論寫作，我的散文創作有四次轉型：山水、人物、人文森林、筆記體。因此枕邊書也隨時在換。

您喜歡什么樣的枕邊書？

梁衡：相比之下還是喜歡人物類、隨筆類的書。最近剛看完的有《落花生的女兒》，是20世紀30年代散文家許地山的女兒的傳記。記錄了從民國到“文革”的中國社會變化，特別是她的傳奇人生。還有一本《京都一年》。前者是網上提及一部分，就買來看全本。后者是出版社贈書，覺得有趣，就讀完了，還反復讀。

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 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梁衡：因為我是寫散文的，書架上常備各種古代、現代散文選。反復讀的有朱自清的散文、《浮生六記》、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涉及創作理論的有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文心雕龍》《馬克思恩格斯要論精選》、黑格爾的《美學》。其中《浮生六記》讀得次數最多，還買了七八本送人。

如果您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梁衡：如果去無人島，是觀察、閱讀自然的絕佳機會，我不會帶一本書。倒是會多帶幾個筆記本，記自然，記心理。這就像畫家出外寫生，時間有限，我估計他也不帶書，而是帶寫生本。我說過一個學生走出校門終生要讀四本書：社會、自然、歷史和自己。在荒島上正好躺在自然的懷抱里，仰望藍天白云，細溫歷史，反省自己。

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梁衡：歷史上的請范仲淹，他一生四起四落，以天下、人生為寫作的實驗平臺，一篇《岳陽樓記》蓋千古。請陶淵明，生于亂世，笑對人生。同輩請梁曉聲，我們梁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