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安樂哲

中華讀書報：您從什么時候開始對中國哲學感興趣？有什么契機嗎？

安樂哲：1966年至1967年，雷德蘭茲大學通過交換生項目把我送到了香港學習，就像到了另一個我不理解的星球。我認識了唐君毅，并跟隨勞思光一起學習。而我自己終于開始了解中國哲學的契機，是我明白了“道不遠人”，我發現中國哲學和中國人是一回事。到了年底，當我離開香港時，我的手里捧著一本《道德經》，后來更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去理解它。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受教于勞思光、方東美、劉殿爵、葛瑞漢等中外名師。可否談談這些名師對于中國哲學各持什么觀點？他們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安樂哲：勞思光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有四名新儒學家：錢穆、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而勞老師不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他總是說：我們不是研究中國哲學，我們是研究世界哲學里的中國哲學。他不想做儒學家；他想成為一名哲學家。

方東美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思想家，他也將哲學視為一個整體。他看上去好像很嚴厲很易怒，那是因為哲學是他的生命，而生活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許想象力是他最大的天賦：能夠在哲學家及其思想之間找到富有成效的關聯。我一點也不奇怪，他在晚年把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華嚴宗上，因為華嚴宗贊頌萬物之間的相互關聯。他從生態學的角度看待哲學。

劉殿爵教導我要仔細研讀一手文獻，并立足原文做研究。他對二手研究不感興趣；他要思考文本本身。在他的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后的幾年里，每個夏天我都會去香港，我們會一起讀經典，尤其是《淮南子》。我有幸和他一起出版了兩本書：《淮南子·原道篇》和《孫臏兵法》。他教會了我作為老師的慷慨大方。

葛瑞漢（Angus Graham）是一位對中國哲學傳統有深刻見解的研究者。我認為他是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漢學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里，我請他到夏威夷來，對他和他的思想有了很好的了解。到了我這個年紀，回顧我的學術生涯，我發現我所做的很多事情只不過是試圖把他的思想詮釋得更清楚。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了很多中國古代經典包括《孫子兵法》《論語》《中庸》《道德經》《孝經》等，可否談談您的翻譯方法？您選擇翻譯作品的標準是什么？一般讀幾遍開始著手翻譯？

安樂哲：我做翻譯和闡釋研究的方法是比較中西文化闡釋法。總的來說，我們必須追求對另一種傳統的解釋，因為我們是通過對另一種文化所能了解的東西之間的對位關系，獲得對經典文本的解釋，同時盡力對我們在努力地去理解它時有意無意引入的假設有所自覺。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并非在“盲目偏見”的意義上使用“偏見”一詞，而正相反，他是說在對“偏見”有清楚認識的意義上，有助于而不是阻礙我們對未知事物的了解和洞察。對伽達默爾來說，理解始終處于解釋學循環中，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努力意識到我們給我們的經驗帶來了什么，因為對我們自己假設的批判性關注可以積極地影響我們對所遇到的事物的解釋的深度和質量。

正如趙汀陽所說，中國哲學就是“扎根”和“生長”。我翻譯的文本是儒家傳統的“根”，我通過翻譯和評論這些文本，使它們成長為世界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華讀書報：在《生生的中國哲學》（人民出版社）中，您提出中國哲學是個活的傳統，自古及今生生不息。書中著重論述中國和西方不同的“人”觀念的有四篇。能否概括一下，您對中西方哲學研究比較中最注重“人”的觀念，反復闡述中有怎樣的收獲？

安樂哲：這是一個非常哲學的問題，但也許我可以通過對比古希臘哲學的“已經完成的人”的概念和儒學的“成長中的人”的概念來簡單說明，古希臘哲學的本體論和儒學的生生論對個體原則有不同的理解。本體論思維在用屬和種來定義世界時，產生了類別，在這些類別中，任何特定物種的成員基本上都是由一些自我相同、重復的特征來定義的。例如，人類的所有成員都稱為“human beings”，這是一個基本的、先行的定義，不能被否定，同時允許某個人成為這類成員。在不訴諸嚴格同一性概念的“生生論”思維中，總是臨時性的類別由可感知的相似和共鳴構成。這些類別遠不是正式或封閉的，而是過程性的、新興的，因此是開放的。作為開放的類別，視野在開放的生態中承擔著本體論邊界的工作。因此，人是由特定的人群不斷融合而成的敘事，通過對關系的培養，他們逐漸成為這種類的構成和不斷發展的“類型”的成員。像人類這樣的分類是情境不斷變動且連續揭示的。因為“人”是“做”什么事情而非“是”什么人的故事，所以“生生論”給了我們一個相互依存的群體，我們有的總是多元的“成長中的人”，而不是一個由離散的人組成的世界。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給自己定下了具體工作目標：幫助中國的學者國際化，讓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走出去。現在這項工作進展如何？

安樂哲：作為一個西方人，我無法與北大老一輩的學者相比，比如樓宇烈，他能夠憑記憶引經據典。但我可以幫助下一代教授建立一個框架和一套英語詞匯，把中國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帶向世界。近兩個世紀以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一直沒有發言權。但在一代人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發展達到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讓一個對中國知之甚少、在文化上被自由主義價值觀主導的世界感到震驚和不安。隨著經濟和政治實力的增強，中國將對世界文化產生影響。因此，在未來的一代人中，我們必須努力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作為國際社會重要一員的中國，而不是害怕它。中國文化不是湯圓和剪紙，而是一種道德生活的愿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文明生活的方式。我認為儒家哲學中首要的道德準則是孝道，即植根于家庭的生活文化的代際傳承。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重要的是讓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國文化。

中華讀書報：羅思文與您共同提出“角色倫理”，目標是讓中國哲學“說自己的話”。為了實踐這一學術觀點，您付出了怎樣的努力？

安樂哲：與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相對，儒家哲學提出另一種“人”的概念。我稱“個人主義”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因為它壟斷了人類意識。而“仁”即“己欲立而立人”，是一種在家庭和社群的角色及關系中顯現的關系性的人的概念。與零和思維方式的個人利己主義不同，我們認識到生命不僅局限于我們的身體之內。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與他人有關，這種相互依賴意味著，如果我的鄰居做得好，我也會做得更好。在當今世界，我們所有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合作而不是競爭，這種關于個人、團體和民族國家的替代性概念至關重要。在形成這一思想的過程中，我們深受費孝通的影響。費孝通早在我們想到角色倫理之前就倡導角色倫理了。

中華讀書報：您最喜歡的中國書籍是什么？除了專業的哲學書，還想知道您其他的愛好有哪些？

安樂哲：雖然我自己的研究重心在儒家思想，但我最喜歡的書大概是《莊子》。

每一天我都努力工作，全力以赴，但我也一定要找時間來“逍遙游”。

莊子非常致力于生活的藝術和享受。

同時，如果我們真的理解了莊子，就明白他也教我們用一種快樂的方式來思考死亡。

除了中國哲學，我還讀了很多古希臘哲學和古典實用主義。我認為很多人對實用主義哲學思想有誤解，是因為它不幸被中譯成了“實用主義”。但實用主義其實是一種徹底的經驗主義。它從直接經驗、普通經驗和日常生活開始哲學思考。儒家哲學可以說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實用主義哲學思想。

中華讀書報：您有自己的枕邊書嗎？或者，看得最多的書是什么？

安樂哲：在假期，我通常讀查爾斯·狄更斯、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和約翰·杜威。狄更斯把我帶回了童年和我在英國研究生學習的時光。對我來說，對約翰·杜威來說，我們期許一個愛默生筆下的美國，每個人都努力成為最好的自己。

中華讀書報：當年您的哲學老師會給您開書單嗎？您現在會為別人推薦書嗎？

安樂哲：我的大多數老師都建議我自己讀經典，我也試著聽從他們的建議。但我也讀過他們所有的書：勞思光、唐君毅、徐復觀、方東美、劉殿爵、葛瑞漢（Angus Graham）。我認為當今中國最激動人心的思想家有鄭開、王中江、張祥龍、趙汀陽、孫向晨、楊國榮，我讀他們的書，也會在上課時和學生們一起閱讀討論。

中華讀書報：如果有機會和某位哲人對話，您最希望和誰對話？

安樂哲：孟子曾談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在閱讀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們的著作時，我好像每天都與他們交談。

中華讀書報：如果去無人島，只能帶三本書，您會選擇哪三本？

安樂哲：《莊子》《中庸》，還有杜威作品里最難讀的《經驗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