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氣象：宋代文學中東京的聲音景觀與身份認同
引言：尋找逝去的聲音
宋代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上重要的轉型時期，宋代文學的城市書寫也成就卓著。就北宋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而言，中外研究成果已不勝枚舉，但還缺乏對東京聲音景觀的關注，導致宋人對首都的聽覺感受尚未被激活，今人對東京聲音空間的認知尚不完整。探討宋代文學所呈現的東京聲音景觀，將有助于完整理解首都的人地關系、宋人的身份認同及文學對地方的塑造作用。
雖然“聲音景觀”的概念是現代學術的產物，但中國古代對聽覺和聲音都有豐富的論述。聲音由物體振動而產生，是聽覺的對象；聲音景觀（簡稱“聲景”）則是人對聲音環境的感覺，是聽覺的結果，包含感知方式和聲音感受的表達方式，具有空間性和人文性。湯普森在研究20世紀早期美國的聽覺文化時，將“聲音景觀”定義為“傾聽的或聽覺的景觀”；她指出，與風景一樣，“聲音景觀既是一個物理環境，又是感知該環境的一種方式；既是一個世界，也是為了理解該世界而構建的一種文化”；“聲音景觀的文化層面包括科學和審美的傾聽方式、聽者與環境的關系，以及決定誰能聽到什么的社會環境”。這就把對聲音和空間的關系研究細分為以下一系列問題：在哪聽、誰在聽、怎樣聽、為何聽、聽到什么、結果如何。本文將采用湯普森的定義，根據古代“雜文學”的性質，利用宋人的文、詩、賦、詞和筆記雜著等文學作品，還原北宋東京的聲音景觀，分析其中聲音空間、身份認同和語言表達的多重關系。
一、聲音景觀的空間分布
東京城自內向外共有三重城墻：皇城（宮城）、內城（里城、舊城）和外城（新城）。東京是全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人口密度大，城區熱鬧非凡。蘇軾回憶道，至和三年（1056），京師發大水，他曾站在龍津橋上觀夜市，只見燈火輝煌，人聲鼎沸：“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京國喧”三字概括出東京熱鬧的聲音特點。
綜合宋代文獻材料，可知東京皇城里的聲音景觀主要有：
1.宮殿中的報時聲：雞人唱和、鐘鼓和漏刻聲。皇城南側設有鐘鼓樓，在文德殿，“殿庭東南隅有鼓樓，其下漏室，西南隅鐘樓”。鐘鼓樓靠近皇城南門，處于皇城和內城的交界，以報時聲溝通朝野。《宋史·律歷志三》對皇城中晝夜不停的雞人唱和、鐘鼓報時聲有詳細記述，并記錄了雞人所唱的歌詞。貫穿十二時辰的歌唱，以整齊的節奏、清平的歌詞、悠揚的歌聲，引領著鐘聲和鼓聲，回蕩在皇城內外。
2.館閣翰苑里的鈴索聲。學士院的引鈴制度源自唐朝，唐人韋絢《戎幕閑談》記李德裕言：“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中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傳呼。”宋太宗時恢復了學士院的鈴索制度。
3.宮殿里的朝參之聲。包括鳴鞘、靜鞭、音樂聲和“萬歲”喊聲。與唐都長安相比，東京宮城的面積較小，朝參之聲突出，或與此有關。
4.考場里的科舉之聲：下筆和唱名。不少詩文都捕捉到考生靜穆答題時紙筆發出的聲音，描摹了科舉場屋中這種特殊的聲響。唱名分兩日舉行，具體過程是：
故事，殿試唱名，編排官以試卷列御座之西，對號以次拆封，轉送中書侍郎，即與宰相對展進呈，以姓名呼之。軍頭司立殿陛下，以次傳唱。
新科進士的姓名從皇帝口中喊出，并由各級文武官員在宮殿內外依次傳呼，這是科舉之聲的最強音。
東京內城和外城是士人與庶民、宗教與世俗、軍隊與百姓共同分享的空間，主要的聲音景觀有：
1.鶯啼蟬鳴。在古代都城中，東京的綠化成就異常突出，河邊、皇宮、街道、園林和墻壕等各處都植滿槐、柳、榆、草、桃、李、梨、杏等各種樹木花草。這為鶯啼蟬鳴的基調聲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這兩種聲音彌漫城內外，伴隨著居民的日常生活。
2.車馬聲。東京交通繁忙，車馬聲日夜喧鬧。北宋后期人更以車馬聲作為帝京的標志，如晁端禮在詞中以“車馬喧青（清）曉”粉飾“又喜皇州春早”的“盛世”，張耒在詩里以“喧闐車馬音”表現“秋日麗玉京”的美好。
3.軍聲。一是軍營日常操練和警戒的軍聲。眾多的軍營被布置在外城和城區之外，是東京隨處可見的建筑物。根據北宋中期編成的《武經總要》，京城內外日常響起的軍聲當以鼓角金鉦聲和呼喊聲為主。二是大小型講武閱兵的軍聲。北宋大規模的講武禮雖然不太多，但小規模的訓練式閱兵活動經常舉行，雄壯的閱兵軍聲在皇城、內城、外城和城外響起。
4.讀書聲。宋朝極度重視教育，在東京內城設立國子監、太學、辟雍、武學、律學、算學、開封府學等教育機構，增加招生人數，官民子弟皆得入學，神宗、徽宗時期實行三舍法，學生人數更多，學規更嚴密。全社會又崇尚科舉，戶戶重讀書。教學之法，據仁宗時京兆府小學學規，生徒每日學習均須誦讀文句，作業考核有念書、吟詩、念賦。京師學規當亦近似，城里自是處處書聲瑯瑯。歐陽修《讀徂徠集》：“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雁鵝。弦誦聒鄰里，唐虞賡詠歌。”此即石介任教太學時諸生響亮的讀書聲。至徽宗朝，官學大盛，讀書聲更是響徹京城。
5.街道的報曉聲。北宋起初沿襲前代夜禁制度，東京城內街道長期有街鼓敲響，街鼓安放在街邊小樓上，用于夜晚報時、早晨報曉，專為分隔坊市、閉啟坊門而設置。仁宗慶歷七年（1047）前后，已不再設置街鼓。此后，由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沿著居民的宅門邊走邊報曉，后世的打更方式由此變化而來。
6.市聲。除了傳統白天的市井聲，東京還多了早市和夜市的喧鬧聲。早市和夜市是宋代市場出現的新事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狹義的市聲專指叫賣聲。京都的叫賣聲不是自然人聲，而是形成了一種專門的歌唱形式，謂之“吟叫”。人聲叫賣之外，東京又有替代性的樂器叫賣聲。如吹簫賣糖聲，源自漢代，在宋代文學中常見，“餳簫”在詩詞里已凝定為一個市聲意象。又如鳴鼓賣?聲，賣?者輔以?鼓促銷，省力而響亮，引人注意，后來的貨郎鼓殆由此演變而成。
7.寺院鐘樂市聲。東京城里寺院眾多，鐘聲本是應有之景。但京師寺院地處鬧市，相國寺更是一個巨大的貿易市場和游樂場所，因此寺院更多時候不是清幽，而是熱鬧，鐘聲不再是寺院的主導聲景，寺院里的樂聲和市聲更加吸引人。
8.音樂聲。北宋的經濟、商業發達，市場繁榮，文化多樣，文藝演出場所眾多，統治者也刻意營造歌舞升平的表象，故首都各個區域都有音樂聲、戲曲聲。前引黃藝鷗的論文足以窺見東京城的音樂之聲。
9.陳情鼓聲。北宋設置登聞鼓院和登聞檢院制度，擊鼓陳情者先經鼓院進狀，若不受，再到檢院。毛滂在《登聞鼓詩》里就說：“九重赤涂高如天，四海黔首紛于蝝。……朝陽門外登聞鼓，鼓下章飛如急雨。一聲直墮勾陳中，誰言天門嚴九虎。”登聞鼓聲在內城和皇城之間響起，勾連起朝廷、官吏和百姓，成為國家和社會直接聯系的一條通道。
至此，宋代文學中東京皇城、內城和外城的聲音空間和聲音景觀已得到初步還原。在皇城四種類型的聲音景觀中，科舉唱名聲是宋代的制度化創新，報時、鈴索、朝參和答題聲雖前代已有，但宋代有新的變化和描寫。這些聲音受到皇權操控，科舉士大夫也參與制造，分別對應四種不同類型的空間，其聲音空間雖主要屬于上層階級，但寒門子弟也有機會躋身其中，社會流動性顯著增強。內城、外城乃至郊外的九類聲音景觀，分布在不同的空間，官民都能聽見。其中鶯啼蟬鳴得益于全城的綠化美化，街道報曉聲的變化是坊墻倒塌以后城市生活的產物，登聞鼓聲是宋朝獨立完善的監察和司法制度的聽覺表現，禁軍軍聲、叫賣聲和音樂聲則是首都的標志。街道、市場和寺院的聲景轉變表征著市井俗文化的崛起，反映出中國傳統城市在宋代進入了發展的新階段，并影響到此后近千年的基本格局。
二、聲景與身份
重構聲音的物理環境之后，需要追問的是：不同階層的個體聽到了哪些聲音、如何表現聲音？換言之，誰在聽、聽見什么、沒聽見什么、如何聽、感受如何、如何書寫？所有這些最終指向一個問題：聽者、作者和讀者的身份。我已論述過東京鶯啼蟬鳴的自然基調聲與身份的關系，以下專就人工發出的信號聲和標志聲展開分析。
北宋皇帝在書寫東京聲景時著力營造心目中的太平景象。前期，太宗在《緣識》其十九中寫道：“京都繁盛誰比矣，十二樓臺重重起。九衢車騎日喧喧，廣陌歡呼歌帝里。”選擇車馬聲和歡歌聲來宣示京師的繁盛。末期，徽宗作《宮詞》組詩，其二九有云“通衢爭聽賣花聲”，既是對街巷賣花聲的認可，也用以塑造時代的富足和悠閑。論者以為，徽宗親作《宮詞》組詩，描寫理想化的、盡善盡美的宮廷生活，是為了避免他人或后人染指自己的宮廷生活，具有某種“先發制人”的意味。徽宗對宮城內外歡聲笑語的描畫亦可作如是觀。
少數士子和官僚通過描畫閱兵軍聲以頌揚皇帝和國威。北宋幾次閱兵大典都有人獻上大賦。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將伐北漢，先習武事，故九月在東京西郊講武臺舉行大閱。田錫作律賦《西郊講武賦》，肆力描寫閱兵之聲勢。他此前已多次上書朝廷，倡言禮樂改革。閱兵前剛通過開封府解試，高居榜首，正躊躇滿志。他獻上閱兵律賦，既是投上所好，也是表達自身對未來入仕的期待，震蕩天地的軍聲隱喻著新君和新進躍躍欲試的心聲。端拱元年（988）冬，到京師干謁權貴的學子丁謂獻《大蒐賦》以博好評。丁謂稱寫作目的是用來“賦大蒐而歌盛禮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全賦鋪敘閱兵過程，強調“軍聲振而方國聳立”。按是年十一月，契丹發重兵至唐河北，將南侵北宋。太宗借田獵之禮舉行游獵閱兵，當含示威之意。史書對此次田獵記載闕如，丁謂此賦則可補史書之闕，賦中雄壯威武的軍聲是北宋對契丹的軍事威懾。此賦所體現的文學語言自信也是宋初罕見的，恰與軍聲振立之示威相配合。咸平二年(999)八月，為應對契丹的南侵威脅，真宗于京城東北郊舉行大閱。謫居黃州的王禹偁撰《大閱賦》，進言真宗要強化武備、保寧社稷。他渴望重返京國權力中心，在賦中想象閱兵盛況，渲染震天動地的軍聲，展現搖蕩乾坤的氣勢，正符合皇帝宣揚軍事力量以威懾外敵的目標。律賦是一種儀式性、表演性的文體，重在夸飾而非寫實，閱兵也是一種重在展示強力、威懾外敵的禮儀活動，三篇律賦可謂切合朝廷需求。三位作者或為學子，或為逐臣，而皆主動頌美閱兵，渲染軍聲，流露出他們追求進用的心聲。
士大夫則對科舉之聲情有獨鐘。考生走筆作答的聲音早就存在，但一直到科舉制度完全成熟的宋代才有人注意及此，并作了劃時代的描寫。歐陽修《禮部貢院閱進士就試》即云：“無嘩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王珪《呈永叔書事》也說：“卷如驟雨收聲急，筆似飛泉落勢長。”二人都捕捉到考場里紙筆發出的特殊聲響，歐陽修比作春蠶食葉，王珪比作驟雨收聲。尤其歐陽修“春蠶食葉聲”之喻，不僅真切生動，而且契合禮部春試的時令特點，優美而形象，當即被梅堯臣譽為“食葉蠶聲句偏美”。歐梅諸人的禮部唱和詩傳出后，批評者指控他們高高在上，將廣大考生視同桑蠶螞蟻，竟引起場屋風波，但反而擴大了“春蠶食葉聲”的影響，被宋人作為科舉考場的專門典故反復使用，成為兩宋科舉考試標志性的文學聲景。
宋代制度化的殿試唱名聲更被科舉士大夫奉若仙音。梅堯臣《和范景仁王景彝殿中雜題三十八首并次韻》其三八《殿中飛絮》云：“群公唱第魚龍化。”唱名是人生的大轉折時刻，皇帝用這種聲音籠絡知識精英、維護專權統治；對十年寒窗的舉子而言，這是人生首戰告捷的標志聲，是一生中最動聽的聲音，終生難忘。蔡確《崇政殿放榜》回憶多年前身遇唱名的情形：“威顏咫尺瞻中扆，名姓傳呼下九天。……孤臣拜賜交悲喜，相望先分五十年。”能近距離一睹皇帝容顏，聽到自己的姓名從皇帝口中喊出，他不禁悲喜交加，五十年后記憶猶新。歐陽修謫守滁州，作《臨江仙》詞送一同年，上闋即唱：“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負曲江花。”雖然感傷老來遭貶的遭遇，但開頭憶及金殿被唱名的往事，仍語調輕快，回味無窮，盡現喜悅之情。釋文瑩著錄此詞及其本事，贊為“飄逸清遠”，逼近李白之品流，并說“予皇祐中，都下已聞此闋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此詞在東京城里長期傳唱，科舉唱名聲隨之持續回響。
不僅被唱名者激動萬分，旁觀者也覺得有幸傾聽是一種榮耀，是高貴身份的象征。宋庠《次韻和石學士見寄十首》其九強調自己“親見仙科唱第時，寵均宣室對神釐”，自注：“君擢第之日，余以學士為殿試考官。”徽宗朝，給事中王易簡作殿試唱名詩，引來多人唱和。程俱《和王給事易簡殿試舉人五首》，其五《唱名》云：“香撲賜袍迷草色，風傳宮漏出花聲。”輕風陣陣，將宮漏聲烘托著的動聽唱名聲到處傳送。韓駒《次韻王給事觀殿試唱名》四首，其四云：“集英春殿唱諸生，日轉觚棱曉色清。近侍皆分金帶赤，內人爭看雪衣明。罷朝詔賜群公坐，合殿歡傳萬歲聲。我老倦隨宮漏永，江南歸去聽鼉更。”自注：“內人多自升平樓上下觀。”唱名聲起，宮女們也登樓圍觀，侍立集英殿旁觀唱名的韓駒更是念念不忘，在詩中頻頻回憶，視作一生中莫大的榮耀。唱名聲成為科舉士大夫的聲音標記和社交密碼。
對科舉之聲的敏感是兩宋科舉士大夫的時代共振，類似的聲音敏感還有朝參時的靴聲。朝靴聲古已有之，但王安石《和吳沖卿雪霽紫宸朝》的描寫最符合藝術陌生化的要求：“帚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李壁注：“帚以掃雪，言其多如潦之縮。百官入賀者皆著靴至殿門，其聲如海潮之上。”以海潮上漲之聲浪比擬群臣朝拜時的靴聲，新奇、逼真、生動而得體，無怪劉辰翁將此二句加以涂點，表示贊賞。
朝參是官員的榮耀，但并非每個官員都喜歡跟朝參有關的聲音。首先，睡眠不足者對催人早起通勤的報時聲深感不滿。歐陽修《集禧謝雨》說：“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滁州睡足時。”蘇軾《薄薄酒二首》其一干脆抱怨道：“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睡足是難得的享受，他們不愿聽到催促上朝的鐘鼓聲和待漏聲。其次，厭倦官場的士大夫對報曉聲和朝參聲也深感厭倦。在寫作《集禧謝雨》的治平元年（1064），身居參知政事高位的歐陽修有多篇作品感慨老病、向往歸隱。《早朝》詩前六句極寫朝會威儀、春意盎然，頷聯“鳴鞭響徹廊千步，佩玉聲趨戟百重”專寫朝參之鳴鞭佩玉聲，尾聯卻說“少年自結芳菲侶，老病惟添睡思濃”，在老少對比中流露出深深的衰疲之感。《早朝感事》前四句描寫早朝的時間和禮儀，頷聯“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被后人譽為能道“太平氣象”，后四句卻轉而表達對歸隱的向往，尾聯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反思自嘲了朝官生涯。《下直呈同行三公》尾聯直接表明志向：“稻粱雖可戀，吾志在冥鴻。”在物質生存和避世隱居的矛盾中志在后者。作家們在抱怨、反思報曉和朝參之聲的過程中，更深刻地感知空間和地方，也更深入地理解了自身。
東京廣大官民都能聽到的聲音是鐘鼓聲。鄭獬《上朝》云：“秋風御路冠蓋滿，曉月畫樓鐘鼓遲。”大臣們在通勤途中不時聽到鐘鼓聲。宋初，宋白《宮詞》其五六描繪宮中女性在雞人和鐘聲的報曉聲中起床梳洗：“天上雞人唱曉籌，嚴妝鐘動景陽樓。千門競洗燕脂面，流作香波入御溝。”中期，夏竦《帝京春日》寫雞人唱早、鐘聲遠揚、城門打開，夸飾首都的升平：“景陽鐘盡唱鄰雞，十二都門報啟扉。一帶樓臺擎落月，萬家桃李待朝輝。”后期，王安石《和吳沖卿雪霽紫宸朝》描寫雞人報曉、衛兵開門的情景：“虎士開閶闔，雞人唱九霄。”在士大夫筆下，鼓聲雄壯，鐘聲悠揚，宮廷鐘鼓樓上發出的頒授時辰的鐘鼓聲往北響徹宮城，往南傳至內城外城，宣布一日之中不同的時辰，決定著從皇帝、朝臣直至普通百姓的作息時間。鐘鼓、刻漏、鐵牌等報時聲象征著政治權力，表明中央政府控制著首都以及首都居民的日常行動。
讓廣大官民都傾注熱情的是市聲。市聲最能體現時代特征，堪稱宋朝的標志聲景。學者指出，吟唱叫賣的市聲是一個專屬于宋詩的詞匯，是一個新型文學意象，“與唐詩相比，市聲一詞只有在宋詩中才得到固定的表達”，宋詩明確注意到“市聲”的存在并頻繁提及，“這是詩歌寫作對現實生活的如實回應和積極表達，與城市形態及商業文明在有宋一朝的新發展密切相關”。的確，北宋士大夫對東京市井的喧鬧聲和叫賣聲多持肯定、喜愛的態度，仕途順利的高級官員宋祁和經歷坎坷的中級官員梅堯臣是其中的代表。宋祁在詩中多次書寫寒食前后吹簫賣餳的市聲給他帶來的享受。《寒食假中作》云：“九門煙樹蔽春廛，小雨初晴潑火前。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催暖賣餳天。”京城里春煙、雨霽、草長，四處街巷響起促銷麥芽糖的簫聲，遠上云天，給寒食時節增添了暖意。“催暖”二字，既是擬人，又是通感，突破了一般經驗的感受，將主觀的心理感受賦予賣糖的簫聲，將聽覺和溫度感覺相聯通，塑造出新警的聲景。《赴直馬上觀市》又云：“上直驅羸馬，凌晨望百廛。壚喧滌器市，簫暖賣餳天。流水隨輕轂，翻花送駛韉。區區市門吏，無復子真仙。”用輕快的筆調描摹東京城的繁華，雖然守門的官吏并非有成仙潛質的梅福，但作者顯然很享受喧鬧市聲所代表的富庶而悠閑的日常生活。梅堯臣在枯燥的鎖院生活快結束時，想象出省后的歡快情景，就是“廣市吹簫尚賣餳”。他聽見賣韭黃者，遇見賣葫蘆者、賣梅花者，皆從日常生活的角度仔細觀察思考。此外，葛勝仲《出院有期呈同院二首》其一，在鎖院期間感嘆“山色未容飛蓋賞”，但又慶幸“市聲時得隔墻聞”，前代文人厭煩的市聲到宋代已變成安慰寂寥的聲景。
喧嘩的市聲中，清幽的賣花聲最具雅致。《東京夢華錄》卷七的回憶很具體：季春時節，各種花卉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清奇悠長的賣花聲優美動聽，動人心弦，體現出時代的太平閑散。省試考官劉弇捕捉“數歇賣花聲過耳”以表現清閑，旅居京師的孔武仲靜聽旅館外的賣花聲而稍減旅愁，曹組以“一竿紅日賣花聲”的清麗景象頌美輦下升平。賣花聲清雅悠揚，晨起聽之，最有韻味。它體現日常，又超越日常，在大街小巷中指向天空和遠方，對貧富貴賤者都是一種精神性享受。
一方面，市聲是東京城突出的信號聲，是北宋商業繁榮、坊市混合的產物；另一方面，宋代文學中的東京市聲景觀反映了民眾生活的物理環境，也是作家在感知該環境的過程中構建的一種文化。南宋末吳自牧回憶臨安街市的叫賣聲，總要指出與東京的相似，早市里商販“吟叫百端，如汴京氣象，殊可人意”，夜市里各色食品商販“亦俱曾經宣喚，皆效京師叫聲”。這說明東京的叫賣聲獨具特點，自帶“汴京氣象”，是首都的標志聲，與各地不同，且為外地所效仿，成為南宋人的故國記憶。“汴京氣象”可作為東京聲景特征的簡要概括。
東京熱鬧的市聲甚至改變了人們感知寺院的方式。寺院鐘聲本是佛寺書寫的常見意象，唐詩里常見對鐘聲的描寫，具有恒久的藝術魅力，也有學者借用聲音景觀的概念分析唐詩中的寺廟鐘聲。但宋人寫東京寺院時，極少涉及鐘聲。李含章《相國寺晚鐘》云：“高韻出重城，林梢鶴夢清。九衢方月曉，四野復霜晴。會有神仙聽，能無魍魎驚。寒山深洞口，依約片云橫。”描寫重城之中的相國寺高遠的鐘聲給人帶來清幽的感受。但這類作品極為罕見。東京寺院里的聲音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鐘聲乏人關注，音樂聲和市井聲則頻頻進入寺院書寫領域。究其原因，一是宋代佛教的世俗化程度加深，東京寺院多地處交通要道，形成商貿網絡和公共空間，寺院不再清靜，都城士庶到寺院往往是為了購物、娛樂和社交。韓維《答范景仁嘆花，花在相國寺，近舞場》，寫游人在相國寺里看花賞歌舞，呈現的寺院里滿是游人的喧嘩聲、舞場的歌舞聲，足以壓倒鐘聲。二是東京寺院高塔眾多，巍峨聳立，連成東京城的天際線，成為新地標和制高點，轉移了民眾對寺院鐘聲的注意力。太平興國寺有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高峻閣樓與巨型佛像震撼人心。開寶寺塔和天清寺塔尤為高聳。開寶寺位于東京內城外東北角，其福勝院內初有木塔，本欲造十三層，實建八角十一層，上下360尺，為東京諸塔中最高者，“巨麗精巧，近代所無”，慶歷四年（1044）毀于雷火；皇祐元年（1049）又于其光教寺（上方院）造琉璃磚塔，八角十三層，建基夷山上，更為高聳。天清寺塔位于外城東南角的天清寺內，又稱繁塔，塔有九層，高240尺，建于繁臺之上，更顯高大雄偉。從北宋中期到末期，多位作者都在佛寺詩中描寫諸塔的雄偉、攀登的艱險、視野的開闊和皇都的氣勢，皆不提寺院鐘聲。鐘聲退隱，市聲、歌舞聲和視覺奇觀崛起，構成北宋東京寺院獨有的時代景觀。
與市聲一樣吸引全民傾聽的還有音樂之聲。仁宗朝影響最大的詞人柳永在東京生活數十年，是東京音樂文化催生的大作家，其作品也深入地表現了豐富的京城音樂景觀，塑造了一個無處不歌舞、無人不游樂的京師。他筆下的京城樂聲是復雜的。當他頌美時政，或回憶京師冶游生活，多寫簫鼓、弦管等響亮的樂器，以“急管繁弦”“簫鼓沸”“喧天絲管”等富有穿透力和沖擊力的樂音表現太平繁華的東京城。當他為歌妓代言，則以檀板、象板的節拍烘托她們美妙的舞姿，或以低沉的弦管反襯她們嘹亮的歌喉，或直接贊賞她們歌聲的“清麗”“清幽”，最終傳達她們悲苦的生活遭遇。
整體上，宋代文學中的東京音樂聲響亮而熱烈，造語動輒是“沸重城”“沸管弦”，打通不同感官，在元旦、元宵和中秋之夜還要疊加鼎沸的歡笑聲。唐代長安有金吾禁夜之制，北宋東京不再禁夜，夜市繁榮，節日之夜更是游客如織、聲震云霄。徽宗朝名僧惠洪（德洪）流放海南期間，于元夕作《青玉案》詞，回味東京的美好聲景：“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卷，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京師沸騰的歌吹和歡聲，與海外凄涼的風聲和猿啼，形成鮮明對比，在畫面疊映中從聽覺的角度突顯出東京的時代和空間特征。
這是宮城內外、朝野上下相互影響的聲景。《禮記·樂記》說：“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兩宋之交的人對此尤為敏感，多以東京的樂聲懷念北宋的升平。施德操記載，仁宗某夜在宮中聽到外面傳來絲竹歌笑聲，問：“此何處作樂？”宮人回答：“此民間酒樓作樂處。”仁宗以宮中冷落而民間快活為榮。《東京夢華錄》卷八回憶，中秋之夜，東京城里“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玩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云外”。同樣高亮的樂聲穿越不同的空間，統治者刻意營造的禮樂太平景象在東京的音樂空間中得以完成。一旦東京陷落，北宋滅亡，音樂之聲也瞬間絕響。劉子翚《汴京紀事二十首》其二十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時動帝王。”以京城名妓李師師的南渡漂泊，表現禮崩樂壞、中原陸沉的家國慘痛。到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韓元吉在使金途中經過已被改稱汴京的東京故國，在金人的宴席上聽到北宋的宮廷樂曲，悲從中來：“凝碧舊池頭，一聽管弦凄切。多少梨園聲在，總不堪華發。”世易時移，人已衰老，故都的樂音猶在，只是詞人感知到的聲景已截然不同，繁華時代早已結束。
同一座都市里，聲音豐富多樣，不同身份的人聽到不同的聲景，各有各的地方感知和歸屬感。
三、特殊的聲景：寂靜和哭聲
與身份相關的東京聲景中還有兩種特別的聲響狀態需要另加討論：寂靜和哭聲。
人類生存的環境中不可能完全沒有聲音，“在聽覺世界中，間隔普遍比在視覺世界中更加困難：各種聲音勢必包圍我們”。絕對的死寂是不存在的，但中國文化有悠久的寂靜書寫，文字和圖像中的寂靜體驗指向哲學、宗教或審美。在美學上，東京聲景中的寂靜多被描寫為幽靜。
第一種是頌美派的幽靜。如王仲修《宮詞》其二九：“宮槐御柳繞池亭，水殿中間暑氣清。珠網簾深塵不到，靜聞燕子引雛聲。”前面寫清，后面寫幽，以細微的燕子引雛聲反襯宮殿里的幽靜，從而制造承平氣象。
第二種是科舉考場的安靜。王珪《較藝書事再呈永叔并同院諸公》開頭即寫出試院幽靜的環境：“小雨班班拂曉除，新禽格磔靜相呼。”梅堯臣《較藝和王禹玉內翰》云：“分庭答拜士傾心，卻下朱簾絕語音。白蟻戰來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被簾子和帷幕分隔開的試院絕無人語，成千上萬的舉子安靜作答，恰如萬蟻相戰，緊張而悄無聲息。這種寂靜只有考官能感受到，忙著思考作答的考生無暇注意。
第三種是館閣詞臣的幽靜。北宋館閣翰苑作為輔相養材之地，位于禁內，親近皇帝，被視為清華的“玉堂”，入選者皆精通文章、學術，職事悠閑，地位清貴。蘇易簡記述學士院的環境是：“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身處如此幽靜的仙境，詞臣的唱和詩都竭力描寫幽靜聲景。南宋人列舉贊賞的北宋初期翰苑詞臣唱和諸詩，均在表現宮禁幽深、環境幽靜和身份優越。詞臣撰作的春帖子和端午帖子各有定式，而皆以靜美為旨歸。司馬光《春帖子詞·夫人閣四首》其四：“圣主終朝勤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恭維皇室環境的虛寂幽靜。蘇轍《學士院端午帖子·夫人閣四首》其四：“御溝繞殿細無聲，飛灑彤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盡，陰陰高柳一蟬鳴。”高柳蟬鳴，更顯出宮禁的清靜無聲。周煇認為，司馬光在日記里特別記錄自己的四首春帖子詞，“蓋為玉堂之楷式”，則詞臣的文學職責就包括制造幽靜。北宋末期，陳與義擢入館閣，夏日與同僚集葆真宮池上避暑，以“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得“靜”字而作五古，全篇詞句共同營造出宮殿池上“清幽涼靜”的感受。當時的政治環境不許士大夫作詩，但此詩一出，“京師無人不傳寫”，對幽靜美學的喜愛沖破了詩禁，足見士大夫對幽靜的極度向往。
然而，在繁華、喧鬧、人口密度大的東京，寂靜是一種奢侈品。誰能感受到寂靜？是身居高位者，是有權有錢有閑暇的階層。寂靜和聲音一樣能夠提供信息、傳達感受。寂靜不是一種客觀真實的聲音環境，而是一種主觀的景觀文化和美學趣味，是政治權力和文化資本通過文藝作品制造而成的一種聲音景觀。
宋代文學極多民生疾苦的作品，唯獨在東京書寫中鮮見哭聲，直到首都陷落前后，哭聲始大爆發。靖康元年（1126）冬，金人攻陷開封，在城里燒殺搶掠，本地強盜惡霸趁火打劫，又加大雪天寒，民眾被殺、被掠、餓死、凍死者無數。東京官民的哭聲終于被大量書于文字。身處城內的呂本中用詩記錄了軍民的抗敵過程和民眾的巨大苦難，《兵亂寓小巷中作》寫金兵的罪行和居民的哭聲：“城北殺人聲徹天，城南放火夜燒船。……明日開門雪到檐，隔墻更聽鄰家哭。”《城中紀事》寫民眾哭泣時的憤怒和恐懼：“都人向天泣，欲語聲復吞。”鄧肅《靖康迎駕行》也說：“斯民嗷嗷將焉之，相顧無言惟泣血。”居民哀號，無處可逃，淚盡而血出。靖康之變的悲慘現實改變了宋代文學中的東京聲景。
更密集的哭聲見于靖康年間及隨后的史書和筆記。《三朝北盟會編》多處記述京師城破后，欽宗“慟哭”，居民閉門“號慟”。更有甚者，開封府竟然派士兵幫助金人擄掠人口財物，導致“哭泣之聲，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絕”。汪藻《靖康要錄》對各階層的哭聲有詳細記載。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八，金人張榜公告：“別立賢人，以王茲土。”京師居民“慟哭”。初十日，孫傅率百官父老聚集南薰門，“號哭數刻”，乞求存立趙氏。至午后，才有翰林學士吳幵來告不可，“幵哭，眾愈哭”。金國又命宋朝交出皇室成員。十一日午后，皇后、太子出門，官員、士兵和百姓“奔隨號泣”，“攀轅號慟”，多人昏死在地。至南薰門，諸多太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大哭，擗蹈于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淚盡，無能哭者。時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虜酋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而出”。從皇帝、宗室、文武百官到士兵、學生和百姓，全在失聲痛哭。
東京哭聲是慘痛的聲音，也是奇怪的聲音。號稱百年無事樂升平的東京被金軍快速攻陷，危難之際，皇帝百官束手無策，一味屈膝求和，只會哭泣，統治者接受百姓的供養卻無力保護百姓，甚至助紂為虐殘害子民。醉心于制造東京好聲景的朝廷和士大夫最終釀成了東京大哭聲。這哭聲是萬千庶民的血淚，也是統治者的恥辱。金人撤出后，繁華的東京已淪為一座廢墟，目睹慘況的趙鼎痛陳：“所謂京師者，數千里瓦礫場中巋然一空城而已。”至此，北宋東京的聲音景觀，在統治者的笑聲中開始，在統治者和老百姓的哭聲中結束。
以上從身份認同的角度討論了宋代文學中東京聲景的文化和美學意義。此外，文學中沒有呈現什么聲音也值得關注。東京是最大的手工業制造中心，大小不等的官營、民營和家庭手工業工場、作坊分布在城區各處，從業人員眾多，生產時必然發出聲音，尤其武器、金屬器皿、家具等的制作，聲音尖利，傳播廣遠。但宋代文學中難以見到對東京生產之聲的描述，這也許是因為作家們輕視手工業生產，或厭惡其聲響，視為噪聲而在文學中予以清除，或偶有表現但未能流傳。無論如何，東京生產之聲在宋代文學中的缺席也是作者身份認同的結果。
結語：重新學會傾聽
以上本文從聽覺角度研究宋代文學的東京書寫，通過文史互證，對東京的聲音景觀進行還原、分析和闡釋，在聲音層面揭示出唐宋間的重大變化，并分析宋代文學的認識作用和藝術成就，可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東京是一座響亮、喧鬧的大都市，其聲音景觀豐富復雜，動態變化，最終在皇帝和官民的哭聲中結束。從“京國喧”到“都人泣”，東京聲景是皇權、科舉士大夫、軍隊、庶民、宗教徒和作家們共同作用的結果，蘊涵著北宋的權力結構和社會秩序，既展示出時間性，又塑造了空間性。報曉聲從官府的街鼓聲演變為寺院打鐵牌子或木魚的聲音，晝夜市聲的喧鬧多樣，都在聲音層面顯示出唐宋間城市發展的重大變化：坊市分離制度被打破，城市市場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沒有受到制限，早市和夜市繁榮，商業經營獲得巨大的自由和發展，影響深遠。高度發達的科舉文化產生了科舉之聲。佛教的世俗化、市聲的興起和巨型佛教建筑的崛起導致寺院鐘聲意義的衰減。有些聲景是宋代出現的新現象，有些雖前代已有，到宋代又有新的變化和突出描寫。政治、社會和空間的變化帶動了東京聲景的轉型，改變了宋人的傾聽，也表明這是一個與過去相比性質大為不同的時代。南宋人所謂叫賣聲的“汴京氣象”，可作為東京聲景特征的簡要概括。
第二，對東京多種聲音的經歷和體驗構成了特魯瓦克斯所稱的“聽覺共同體”（acoustic community），在共同體里，“聽覺信息在居民生活中起著普遍的作用”。聽覺共同體之間的差異源于身份的差異，背后是政治權力和文化資本的力量在推動。一方面，聲音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具有流動性，給空間賦予意義，幫助建構起地方的特征。另一方面，認知主體通過聲音感知地方，聲音勾連起個體的經歷、感受和其他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獨特的地方感知和地方認同。研究歐洲近代城鎮聲音景觀的學者指出：“特定的聲音和對它們的反應有助于建構不同的聽覺共同體，這些共同體不僅與特定區域有關，而且與特定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群體有關。”東京聲景與身份認同的關系也體現出這樣的特點，不同身份的作者和作品中不同身份者發出的不同聲音，構成了各種聽覺共同體。
第三，宋代文學建構了東京的聽覺風貌。彌漫性的聲音通過其延展性而營造起空間性，東京因此而變得立體、豐滿、多面而生動。通過閱讀宋代文學，讀者能夠聽見東京。藝術成就突出的作品在塑造聲景上固然起了引領性作用。如朝靴、答題和餳簫聲古已有之，由于王安石、歐陽修和宋祁的出色描寫而將其凝定為東京聲景，功莫大焉。同時，藝術成就不高的文本仍有著群體性的重要意義。僅就宋詩而言，大量文本貼近東京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形成文本交叉，共同塑造了東京聲景，對宋詩“日常性”特色的形成關系重大。近有學者提出“情境詩學”概念，作為理解歷代非經典詩歌的一條路徑，使宋代以來詩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體的人生情境中被重新賦予意義。宋代文學中大量的東京聲景文本亦可作如是觀。東京影響了宋代文學發展，宋代文學也塑造了東京特征。
第四，為了完整地理解歷史、世界和我們自身，有必要深入研究文學中的聲音景觀。空間理論家列斐伏爾認為，聽覺在大腦認知空間的偏側優勢（lateralization）上起著決定性作用，空間是被看到的，也是被聽到的，空間在進入人的視野之前首先被聽到；在某些紀念空間里，空間是被耳朵測度的。宋代文學對東京聲景的書寫即是其例。人對場所的歸屬感是通過對場所的體驗獲得的，傳統的“聲音”研究偏重聽覺性，而“聲音景觀”的視角則偏重空間性，強調處于特定空間中的人對聲音的獨特感受。長期以來人們過分依賴觀看，產生了主體和客體的分離甚至對立。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即認為，視覺人創造的環境是強烈分割的、疏離的，完整的世界需要建立與“視覺空間”感受相異的“聽覺空間”，而后者“是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是通過各種感官的同步互動而感覺到的空間”。因此，我們急需重新學會傾聽，與客體建立親密關系。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五官感覺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沒有聲景，空間書寫就有缺失；沒有傾聽，我們對歷史、世界和我們自身的認識就不完整。是時候傾聽文學中的聲音景觀。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全宋文》未收書簡輯考暨宋代書簡會通研究”（項目編號20BZW060）的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