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月11日，廣東省“扎實推進文化強省建設大會”在廣州召開。加快建設文化強省，推進文化高質量發展，將為廣東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國前列、創造新的輝煌提供堅實文化支撐。

羊城晚報重磅打造“文化強省深訪談”欄目，通過專訪廣東文化各領域的專家學者，為進一步推進文化強省建設建言獻策。

本期“深訪談”獨家專訪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林崗——

林崗

廣東文學評論的面貌：各自為戰，形成合力

羊城晚報：當下廣東文學評論呈現一個怎樣的面貌？

林崗：這個行當的一個特點就是各自為戰，形成合力。廣東這一點是很鮮明的。比方說，謝有順更多的是做小說評論，陳劍暉做散文評論，陳希做詩歌評論，賀仲明更關心現代文學、鄉村題材，郭冰茹長時間研究十七年文學，劉衛國研究劉斯奮的《白門柳》……

每一個人都沿著自己的方向在努力，在關注的領域里時間長了，形成了各有所長的局面，就形成了傳統。

羊城晚報：在各有所長的狀態下，能否形成一些共性和共同的熱點討論，比如此前廣東評論界曾提出的“第三種批評”“文化批評”“粵派批評”等。

林崗：面上的共生概念更多是刊物所考慮的，因為刊物喜歡有熱點。熱點固然有它自身的道理。但廣東的文學評論表現出來更多的是一種相對松散的和諧共生的生態。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評論界經常會有影響廣泛的熱點話題討論，背后其實是政治問題。在那個時期，我印象中具有學術意義、不受太多政治干擾的，是關于美學的大討論。

羊城晚報：“文學與政治”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永恒話題，現在也強調在開展文藝評論過程中要有政治站位的意識，在當下的文藝評論和文藝創作中應該如何理解“政治”？

林崗：無論是在什么國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確”，守住邊界的做法是可取的。從當代史的演變看，“政治正確”之外的空間實際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無論創作還是學術，空間不是固定不變的，也許我們不能一眼就看到已經被生活拓寬了的空間存在。這對文藝評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可以探討更多有意思的問題。

比如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提法延安時期就有了，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一百周年的大會上，提出要沿著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路徑發展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

習總書記講話開示出來的探討空間非常巨大。我們當代生活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就不再像從前摘引辭句然后加以“批判繼承”的關系，而是意味著我們能夠以寬闊的視野來觀察和探討傳統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中造就的文化格局和精神氣質與當代生活的關系。

這是不是空間在擴大呢？比如中國文藝受儒釋道熏習數年前形成了一個大格局：一面是文藝要經世致用，羽翼良政美治作育君子，簡言之詩教的傳統；另一面是藝術要體現創作者的心性，好作品要有個性，藝術的意義在于追求個體性的心性解放，這也是中國文藝非常悠久的傳統。

這樣兩個傳統雖是古代中國的產物，但依然強烈地塑造了現當代中國文藝的大格局。

成為主流體現主旋律的現實主義文藝是不是經世致用精神的當代表達呢？擺脫束縛直抒胸臆的文藝作品是不是追求個人心性解放的古代氣質在今天發展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現代中國當然就是古代中國的發展。

同時，我們應當強調，這現代發展不僅沒有違背馬克思主義，而且它恰好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代革命歷程中，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出來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宗旨在于改造世界，這與經世致用的傳統相通；馬克思主義也追求人的解放，人的解放當然也包括了個人的解放，這又與古代中國追求個體性的心性解放的氣質相通。

有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古代優秀文化傳統相通性的認知，就可以有更大的視野觀察現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波瀾壯闊的外來思想觀念和本國實踐匯流融合的歷史進程。這難道不就是評論和創作空間的拓展嗎？

學者應該兩條腿走路：既做研究又觀照現實

羊城晚報：文藝評論怎樣發揮引導創作的功能？

林崗：我認為要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只有在風云激蕩的時代，評論是走在創作的前面的，凡不是風云激蕩的年代，評論基本走在創作的后面，這是歷史給我們提供的視角。

今天反復強調要加強文藝評論，可以從經世致用這種中國傳統來理解，因為文學評論家要傳遞文學的聲音，才有存在的價值。

而且你回過頭看作家的創作，一個作家在生活中經長久思索形成一個表達的主題或者已經找到某種題材的時候，他不會找評論家來商量的。創意就是他的寶貝，他肯定要自己慢慢磨，寫好了才會拿出來，這和革命年代不一樣了。

對評論的重視實際上主要是從現代革命的過程里產生的，因為在那樣的年代引導方向、鼓舞士氣是最重要的。當下中國也希望能繼續發揮文藝的這種功能，去弘揚主旋律。

羊城晚報：那這樣的話文學評論只能表揚不能批評嗎？

林崗：也不是這個意思。比如關于現代歷史題材的小說，會有小說家的筆法，但問題是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這就是文學評論的工作，評論家應該有眼光看到問題所在，而不是光發表一個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就可以了，你要講出你的道理來。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今天廣東的文藝評論家，是不是還有提升空間？

林崗：什么時候都有提升空間，努力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無窮的過程。這要分成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來說就是個人努力。增強文史哲修養，不斷地學習、思考，才能理解這個世界；不斷地去觀察這個世界，才能看到問題所在。

另外一方面，當下文學評論的一個主要力量已經轉移到高校里了，跟以前局面很不一樣。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是有個教職，生存不成問題，可以從容思考；不好的地方就是要服從現代學術的規范。

引經據典、頻繁注釋顯然不是批評所長，亦非所能，評論文章比較直抒胸臆。這予人學術質量不高的印象，所以高校里有批評敏銳眼光，能寫批評文章的老師也不愿意多涉足。因為你很努力地寫，但是寫的東西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被納入評價標準體系里面。這造成了文學批評生態的改變。

羊城晚報：學術研究與文藝評論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林崗：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道理上兩者相互增益是很明顯的，只是具體的從事者難以做到兩美其美而已。做文藝批評當然要觸及現實，否則寫成滿篇術語的紙上學問，就完全沒有意義。

洪子誠老師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有規范的學術梳理，也有強烈的現實觀照。所以我呼吁學者盡可能兩條腿走路，不要偏廢自己，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

創造屬于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

羊城晚報：廣東的文藝評論面向過去有嶺南文化的傳統，面向未來有大灣區，二者結合對廣東文藝評論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林崗：觀察地域特色的時候，首先是因為歷史的原因，某個地方有一些別的地方所沒有的獨特的文藝表達形式，因此，發揮地方文藝的獨特作用當然是一件大有可為的事情，比如廣東的粵劇，在會粵語的群體里，這種文藝形式是深入人心的。

羊城晚報：文學呢？文學創作方面也可能會有一種只有大灣區的人才能寫出來的作品，就像之前廣東的打工文學、都市文學？

林崗：目前全球化的時代給我們帶來一個普遍性的視角，其實并行的還有伴隨全球化的地方化。全球化和地方化兩者在人類社會演變中是齊頭并進的。

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交流越來越容易，越來越方便，但這個過程里地域文化也會產生一些新的形式和特色，像上海的咖啡店據統計比東京還多，廣東可能也有產生獨具特色的文化現象和社會現象。

地方特色不是凝固的，而是隨著全球化也在不斷變化的。以往我們看廣東文學的特色肯定就是嶺南風情，強調粵語的運用等，比如歐陽山、黃谷柳、陳殘云等人的創作。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也會出現不同的文藝形式，新的視角和新的題材。

過去講文學可能是從地域的角度來講，地方語言構成特色，現在文學的特色是建立在個人思考和發現的基礎上。就像葛亮對于香港來說，他就是一個外地人，但他通過對香港的觀察形成了自己的視點和作品，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是不同于以往香港作家的創作特色，是一個新生的文學作品。

羊城晚報：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未來廣東文藝評論會不會有更鮮明的特色和發展？

林崗：我當然希望有，這取決于你怎么去發掘。從去年到現在，我跟劉斯奮在持續做一個對話：走出鴉片戰爭的陰影。鴉片戰爭后形成一個格局：西方人是老師，中國人是學生，幾代中國人都向西方求真理。

這個思維格局對文藝評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評論界中的西方話語體系，我想不明白為什么中國這么多學者兢兢業業地學習其話語模式。他們很多都沒有了解過西方在兩次世界大戰后思想文化界發生了什么。

整個戰后的西方世界其實跟我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樣，也反省為什么那么慘烈的大戰發生在歐洲。他們反思的結論就是啟蒙搞壞了，需要解構啟蒙才有出路。

但解構卻變成了紙上學問——毫無建設性的思想觀念破壞。對西方而言這是思想的災難，也是后現代學術最大的弊病。但是我們有不少學者就直接生搬硬套那套話語體系。

我們應該根據自身的文化歷史和當下的文學創作來創造我們的話語體系。這個事情急不來，要慢慢來，因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創造一定是在經濟站穩腳跟后，社會結構基本合理之后才會產生燦爛的文化。

所以，在我看來，今天中國無論是學術上還是在文化上，都面臨著一個更好的前景，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好的前景，我們要有耐心。

“順接”中國傳統，建立文化自信心

羊城晚報：之前看到您的一篇文章，談到文藝精品產生的內生動力和外部條件，里面提到深入生活的問題，深入生活和創作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林崗：有一個跟“深入生活”對立的命題，就是生活無處不在。如果你要寫一個農村題材，以前都沒種過田，那你當然要深入農村生活，積累寫作經驗。

如果你是卡夫卡式的寫作，寫辦公室的荒謬，寫在絕對壓倒個人的巨大力量面前的的孤獨，那就不需要深入生活，他本身就在生活中，所以這是跟你思考自己的寫作和題材相關的。

羊城晚報：您曾說過，當下的文學批評要進一步發展需克服評論擺脫創作者、讀者而自我內卷化的問題，如何讓批評更有效？

林崗：簡單的說，就是多讀一些古人有智慧的著作。中國人做事寫東西都講究明心見性，西方它不是的，西方它繞得很厲害。以它為榜樣以后，就把西方繞的做法移到我們自己的工作里邊來，移到批評中來，這是需要警惕的，這就是所謂的鴉片戰爭的陰影。

有一段時間我也讀西方的敘事學，很多學者很喜歡講敘事學，但西方人講敘事學跟他們的語言是有關系的，他們的動詞是可以變的，它有十幾種形態變化，而中國的方塊字沒有這個變化，所以我們不要生搬硬套。

中國應該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你看金圣嘆的小說評點，多好懂。我們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擺脫“第三世界學術”的心態，不要把自己定義為落后者，不然你就喪失了批評對方的能力。

羊城晚報：會不會在自然科學方面與西方對接相對可行，而人文學科不是那么容易、也沒那么必要？

林崗：沒錯，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不好對接，也不一定接。能接則接，不能接就不要強接。我們的人文路徑跟他們的不是一個系統，各有各的精彩。

說到底就是一個信心的問題，對自己有信心很重要，信心的建立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接續。五四運動是“逆接”中國傳統，現在我們需要“順接”，就是跟過去的歷史傳統的關系，要順過來，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很多東西等著我們去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