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談枕邊書
劉文飛，作家，俄國文學翻譯家，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中華讀書報：早期您以俄國詩歌的研究和翻譯為主，寫下了《二十世紀俄語詩史》《詩歌漂流瓶：布羅茨基與俄語詩歌傳統》等詩歌研究著作，但是有一段時間您曾經停止詩歌翻譯，為什么？是什么時候又重續“前緣”？
劉文飛：我的俄語詩歌翻譯其實始終沒有真正停止過，時多時少而已。有一段時間，大約是從21世紀初開始，我的專業研究重心從俄語詩歌轉向俄國文學史和俄國思想史，譯詩相對而言的確少了很多。重續“前緣”的現象倒是存在：我最集中的詩歌翻譯，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主編《普希金全集》的時候，當時譯出了普希金的所有抒情詩作；當時白銀時代的詩歌開始在中國受到關注，我也譯了一些；如今重續前緣，是指我譯的普希金詩歌幾乎每年都會再版和重印，我一般都會做一些修訂，最新的一個修訂版《普希金詩選》還被收入了商務印書館2020年開始推出的“漢譯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我對白銀時代詩歌的翻譯如今進入了一個更系統的階段，我2020年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網格本”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譯出了《茨維塔耶娃詩選》，最近還完成了《帕斯捷爾納克抒情詩全集》的翻譯。詩歌翻譯多少有點像詩歌寫作，是一個需要心情、或者說需要靈感的事情，什么時候想譯，什么時候不太想譯，什么時候譯得好，什么時候譯得不太好，也都很難說得清楚，譯詩是一件隨性而為的事情。
中華讀書報：您從事俄羅斯文學研究翻譯四十年了吧？能否談談您的研究和翻譯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每次選擇翻譯，是有規劃的嗎？選擇翻譯某部作品有怎樣的標準？
劉文飛：如果從1982年初考取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攻讀俄蘇文學專業學位的時候算起，到如今恰好40年整！在這40年間，我的研究和翻譯工作似乎并未發生什么大的變化，按部就班，每天讀書、譯書、寫書而已，都是圍繞俄國文學這一總的主題展開的。如果說有什么變化，大致是指這樣幾個調整：1984年進入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蘇聯室工作后，我被安排負責跟蹤研究蘇聯當代詩歌，當時翻譯了一些作品，也寫成了《二十世紀俄語詩史》等書；1991年開始在職攻讀博士學位，選了布羅茨基的創作作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這雖然還是一個詩歌研究選題，但是對布羅茨基的研究幫助我進入了兩個新的領域，也就是歐美的俄國文學研究和白銀時代的文學。布羅茨基作為一位俄語詩人，后來移居美國，是以美國詩人的身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對他進行研究，自然要對歐美的俄國文學研究有所了解；布羅茨基作為一位彼得堡詩歌傳統的繼承者，對白銀時代文學的俄國文學推崇備至，這也很自然地把我的目光引向了白銀時代的文學；就這樣，從21世紀初開始，我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英美的俄國文學研究界，譯出了米爾斯基用英文寫作的《俄國文學史》，也從英文譯出了布羅茨基的散文集《悲傷與理智》，還以富布賴特學者的身份在美國耶魯大學工作一年；2015年，我從社科院調到首都師大工作，從這個時候起，我更注重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之間的呼應和結合，更注重對之前的專業學術積累進行整合、歸納和表達。我在2017年申請到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作為項目的首席專家，開始了六卷本《俄國文學通史》的寫作和統稿工作。
中華讀書報：您翻譯最多的作家是誰？能談談翻譯中的狀態嗎？可否以某一位作家或作品為例，談談您的翻譯方法？您認為好的翻譯家應該具備哪些條件？
劉文飛：可能還是普希金，因為我當年主編《普希金全集》，翻譯了普希金的所有抒情詩和小說。我的翻譯狀態和翻譯方法都乏善可陳，至少我自己說不出什么道道來的。有一則寓言說，一條毛毛蟲正在興高采烈地爬動，突然遇見另一條毛毛蟲請教它：請問您為什么爬得這么靈活優雅呢？請問您在動第一條腿的時候，您的第八條腿是怎么動的呢？這條毛毛蟲思考了很久，說不出答案，接著它很悲哀地發現，由于思考這個問題，它突然變得不會爬了。我想，一個在翻譯過程中時刻考慮翻譯方法的翻譯家，就有可能變成這只思考自己腿部動作的毛毛蟲。當然，一位合格的翻譯家，還是應該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除了人們老生常談的兩個條件，也就是出色的外語理解能力和出色的漢語表達能力，我認為至少還要有另外兩個條件：一是精準的分寸感，也就是在原文和中文、原作者和讀者、歸化和異化、忠實和創造等等因素之間謀求中立的能力；二是認真細致、自甘寂寞的精神，甘愿坐冷板凳，甘愿為他人作嫁衣裳，甘愿忍受翻譯工作的低稿酬和低回報，以及較低的社會認可度和知名度。
中華讀書報：中國作家受俄羅斯文學影響很深，以您的理解和分析，俄羅斯文學為什么這么富有魅力？在您出版的《追尋大師的足跡》（作家出版社）中，收入了讀普希金、讀屠格涅夫、讀契訶夫等讀書筆記，以及與詩人葉夫圖申科等交往的文章，讀來非常感人。您持續多年的俄羅斯文學研究中有何收獲？
劉文飛：就像魯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俄國文學是作為一種精神食糧進入中國，是“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這就注定了俄國文學在中國的“思想武器”的角色。您說俄國文學對于中國人來說是“富有魅力”的，這種魅力可能主要還是來自她的思想屬性、社會屬性。反過來，俄國文學在中國也有不招人待見的地方，有人認為她的審美屬性、她的故事性和可讀性相對而言是不高的。我研究俄國文學的最大收獲，就是有了一份工作，一份養家糊口的手藝；當然，我對作為我的研究對象的俄國文學也是充滿感激的，因為她使我有可能過上一種知識分子的生活，一種以“讀與被讀”作為存在方式的生活。
中華讀書報：2015年，您獲得了普京親自頒發的“俄羅斯友誼勛章”。獲得這么高的榮譽，您有何感受？
劉文飛：這是一個陳年舊事了，對于我來說這是一個意外，一個偶然。不過，我在獲獎后接受一家媒體的采訪時所說的話，現在覺得還是比較貼切地表達了我當時的感受：“我不是最合適的獲獎者，同時我也是最合適的獲獎者之一。”說我不合適，是因為在我之前、與我同時，都有眾多中國人在兢兢業業地翻譯和研究俄國文學，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做得比我更出色，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比我更有資格獲得這個榮譽；說我也是最合適的人之一，是因為我畢竟從事俄國文學研究工作40年，也出了幾十本譯著和專著。普京總統在頒獎結束后的晚宴中安排我坐在他的身邊，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聽說您出了一百本書？”還沖我豎起了大拇指。我想，我這也算是為俄國文學做了一些事情。這次獲獎還使我意識到，中國應該是世界上研究俄國文學最為出色的國家，中國的俄國文學翻譯和研究是中國人文學科少數幾個達到世界水準的學科，與我們的歐美同行、日韓同行相比，中國的俄國文學翻譯和研究絲毫不落下風！我更愿意把我的獲獎，也看成是俄國官方對于中國源遠流長、碩果累累的俄國文學譯介事業一種遲到的認可。
中華讀書報：您的枕邊書有哪些？這些書為什么會成為您的枕邊書？或者，您喜歡什么樣的枕邊書？
劉文飛：我理解的“枕邊書”有廣義的和狹義的之分：廣義的枕邊書就是“案頭書”，經常要查閱、要翻看、要核對的書，對于我們這些搞學術研究的人而言，各種工具書、辭書、文學史、經典名著等都注定是枕邊書；而狹義的枕邊書，就是我在入睡前躺在床上讀的書。我也的確有在入睡前閱讀半小時的習慣。從前，我入睡前讀的大多是白天手頭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正在翻譯的原作，或寫作中要引用的一部著作。最近幾年，我的枕邊書開始發生變化，因為我發現，在入睡前只能閱讀一些不太會引起思考的“閑書”，否則就會影響睡眠（順便說一句，我的睡眠一直很好）。于是，我現在的枕邊書就變成了幾份報紙，《中華讀書報》《北京晚報》和《新京報》。最近數月，我又開始覺得連報紙讀起來也有些吃力了，因為報上的字體比較小，看起來有些吃力，于是就開始在手機上的朋友圈里尋找一些有意思的“閑文”，手機的屏幕很亮，字體還可以調大，讀起來很輕松。手機成為一本真正的枕邊書，我想這可能也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吧。
中華讀書報：能否具體談談，您眼下讀的枕邊書的感受？
劉文飛：眼下在讀波蘭歷史學家瓦利茨基的《俄國思想史》的英文版，也想把這本書翻譯過來。俄國文化中一直有一個“文學中心主義”現象，其結果之一，就是俄國文學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俄國思想史，在歐美國家源遠流長的思想史傳統在俄國就不太興盛。但是，缺乏思想史的梳理，反過來可能又會使我們對于俄國文學的認識和理解過于狹窄。同時從文學史和思想史這兩個角度觀察俄國文學，也就是說，在思想史的大背景下看俄國文學，或者說，在對俄國文學的文化闡釋中析出俄國文學的思想史意義，可能是一件既有意思、又有意義的事情。
中華讀書報：您常常重溫讀過的書嗎？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劉文飛：反復重讀的書，主要還是日常工作上要用到的書，比如各種版本的《俄國文學史》，以及俄國文學中經典作家的作品，比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作品。
中華讀書報：如果您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劉文飛：這要看我會在無人島上待多長時間。如果是一段時間，可能會帶上與我正在做的工作相關的三本書，比如我打算翻譯的瓦利茨基的《俄國思想史》，我打算統稿的《俄國文學通史》，以及我正在編譯的《俄語名詩100首》；如果是終身待在荒島上的話，我想帶上三本百科全書，一本漢語版，一本英文版，一本俄語版。
中華讀書報：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您最想邀請誰參加？
劉文飛：如果這場宴會的規模沒有限制的話，我想把俄國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都請來，同時讓我的所有學生和所有家人都來作陪！
（欄目主持人：宋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