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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度提倡純文學的《女神》作者郭沫若，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參加“北伐”，這成為文學史上持續討論的話題。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除了持歷史后見之明的道德化評判外，值得一提的研究主要基于兩條路徑：一是著眼于郭沫若早期文學的政治性，尤其是浪漫主義文學本身的政治性，討論其轉變前后的內在邏輯1；二是從新文化運動的困境出發，討論新青年轉向的必然性和必要性2。這兩類研究雖然著眼點不同，但理路有類似之處，都試圖打破80年代以來的純文學視野，還原早期新文學與政治的復雜關系。但這些研究將郭沫若從文學到政治的轉變要么說得太過突兀，要么描述得過于清晰，從而忽略了他轉變過程中的曲折性。同時，將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文化政治實踐描述為從文學到政治的轉換，也窄化了他及其同時代人的問題視野。如果回到歷史脈絡中重新考察郭沫若20年代中期的活動，可以發現，他在從提倡純文學到參加北伐的轉向過程中，還有一個社會轉向，用郁達夫的話說，就是“詩人的社會化”3。

《學藝》雜志

《學藝》所載學藝叢書委員會委員名單

一、文學困境與社會新路

“五四”前后，因受國內新文化運動的感召，郭沫若暫時中輟日本帝國大學的醫學士學業，成仿吾也放棄即將到手的工科學位，毅然歸國從事文學事業。套用馬克斯·韋伯的相關說法4，可以說，他們當時是選定以文學為志業，而不是單純想靠文學謀生。歸國后，他們創辦《創造》季刊等雜志，出版“創造社叢書”，這成為新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成果。他們筆下獨特的文學形式，他們的理想主義，強烈地震動了國內文壇。但隨著文學事業的深入開展，他們逐漸發現文壇既不如預想般神圣，文學事業也難以帶來現實的回報，這讓他們的理想精神和現實生活都陷入了困境。最終的結果是，郁達夫北上，郭沫若回日本繼續學業，成仿吾則選擇南下，創造社成員暫時分散至全國各地。

其實，早在1923年中期，郭沫若等人就已陷入困境，進而思考其他出路。正如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所說：

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后便很難繼續。有些人勸我們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時候由廣東到過上海來一次，也勸我們把方向轉換到政治方面。這是當時社會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歐戰期中中國的資本主義雖蒙受著頻年的內亂，但也看到了它的暢茂的發芽，上海天津的紗廠有一個時期如像雨后的春筍一樣簇生了起來。但自歐戰結束了以后，歐洲資本主義的勢力又卷土重來，把那簇生起來的春筍幾乎全部都拔了起來進了油鍋。中國的覺悟了的人在這兒明白地看見了那無形的帝國主義的勢力，覺悟到中國如不抗拒帝國主義，就連民族資本主義都不能夠發展。便是一般近視眼的人們也看到中國的內亂妨害了中國的產業。因而政治問題便成為一般社會人的意識的焦點。這在我們身上所生的影響，便是社會的要求不再容許我們籠在假充象牙的宮殿里面談純文藝了。我們自己也感覺著這種必要，但我們卻沒有轉換的能力。5

因為缺乏轉向的能力，郁達夫便極力促使創造社與太平洋社合作6。雙方合作的結果是創辦《現代評論》，這是一份兼及政治與文學的刊物。不過，此時文學與政治的合作，還是各自為政，可說是貌合神離。

這種轉向的時代訴求，實際上不僅是郭沫若、郁達夫等創造社成員的意愿，也是當時大多數文學青年的想法。在后“五四”的語境中，新文化人的社會出路是一個時代問題。正如郭沫若在《水平線下》的序言中所說的，“在這部書里面具體地指示了一個intellegentia處在社會變革的時候，他應該走的路”，“這是一個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轉換”，“但我們從這一個私人的變革應該可以看出他所處的社會的變革——‘個’的變革只是‘全’的變革的反映”7。青年在尋求新路的過程中，往往借助當時流行的理論資源，如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社會主義等。部分青年也認識到新文化自身的局限，試圖走出書齋8，當時也不乏“到民間去”“到兵間去”等帶民粹色彩的口號和行動，加上曹錕賄選導致的民國危機等原因，不少青年向往繼續革命。

郭沫若在文學事業陷入困境之后，曾打算接受其長兄的安排，回成都進紅十字會醫院，但他顧慮到無法面對老家的發妻，而且聽力不好，從醫也有困難，故猶豫不定。郭沫若的這種困境，在他的小說“歧路三部曲”中表達得極為充分。在重拾醫生職業之外，郭沫若也在考慮進入教育界的可能。當通過寫作難以謀生的時候，找一份正式工作，如教書或當編輯，邊工作邊寫作，是當時大多數文學青年的選擇，郁達夫是這樣，后來的沈從文也是如此。作為留學生，郭沫若并不缺少進入高校的機會，此前就曾接到武昌師范大學（武漢大學前身）的邀請，但為了文學事業而放棄。1924年和1925年，他又兩度接到邀請。1924年，他頗為心動，但因校方手續不周到而作罷。1925年，他再度接到邀請，而且受邀擔任文學系主任，這次邀請實際上是創造社與太平洋社合作的結果，當時武昌師范大學升格為大學不久，由太平洋社的石瑛擔任校長，郁達夫和張資平都南下擔任教授。不過，郭沫若還是推辭了，這次是因為他正在參與創辦一所新大學——學藝大學。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上海一度流行開設私立大學，學藝大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創辦的。郭沫若1924年底再度從日本返回上海后，被委任為籌備委員會委員，并被允諾將來擔任文學系教授及主任，因此不好半途而去。學藝大學由中華學藝社創辦。學藝社是當時重要的社會團體，前身為丙辰學社，由留日學生陳啟修、王兆榮、林骙（靈光）等發起9，會員主要由留學生組成，遍及海內外。社團成員數量多達數千，職業以醫生、編輯、記者、教授、議員等為主，多為社會精英。學藝社發行《學藝》雜志，出版“學藝叢書”。郭沫若在1921年留學時就被邀請加入該社，后來還擔任該社學術叢書編委，可以說與之關系十分密切10。

學藝大學的主要籌備者是王兆榮，此外還有郭沫若、范壽康等人。王兆榮擬任校長，郭沫若任文科主任，范壽康任教務長，三人都有留日經歷。據郭沫若回憶，王兆榮曾在上海辦過《救國日報》，后在北京教育界任職，本來已被任命為四川省教育廳廳長，但他為南下辦學藝大學推辭了。范壽康本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也為辦學辭掉了職務11。當時，日本曾打算效法美國，將庚子賠款用作發展中國文化和教育的基金，還曾派醫學博士入澤、子爵崗部、山崎白治等人來華考察，學藝社之前在日本關東大地震的救災中出力甚多，且成員多有留日背景，希望能分潤這筆基金，故與日方多有接洽，曾出面接待考察者，相關活動郭沫若都曾參與12。不過，該計劃日本并未付諸實行，學藝大學最終只能靠募款辦學。“五卅”運動后，學藝大學正式開辦，郭沫若任文科主任、教授。此外，他還在大夏大學擔任講師。教書期間，郭沫若曾試圖建構自己的文藝理論，為此多次到內山書店查閱資料。可見，在創造社式微后，郭沫若從文學創作轉向了人文教育。郭沫若后來南下廣州，也是以辦教育的名義，去廣東大學擔任文科主任。

“五卅”運動除了實際促成學藝大學成立外，也為郭沫若參與社會運動、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提供了歷史契機。“五卅”慘案發生時，他在先施公司樓上目睹了敵人的暴行，將自己的激憤寫入話劇《聶嫈》。之后，郭沫若積極加入抗議者行列，從事社會運動，參與演劇運動，在街頭發表演說。當上海美專學生會組織救濟工人的游藝會時，郭沫若與徐葆炎、歐陽予倩、倪貽德等人一道參與，將演出所得全數捐給工友。在參與社會活動的過程中，郭沫若感受到個人、作品與社會的關聯，正如他后來所說：“當時我們的目標是在救濟工人，我們的熱心都是超過于友誼的界限以上的。大家都是在同一的戰線上努力，并不是誰替誰幫了忙；但是我的劇本是在五卅潮中草成，而使我的劇本更能在五卅潮中上演，以救濟我們第一戰線上的勇士，這在作家的我自己，豈不是比誰也還要更受感發的嗎？”13除演劇活動外，郭沫若還多次在群眾集會時發表演說。郭沫若本不擅長演說，學藝社在辦演講會時曾請他演講，效果并不好。但在“五卅”運動中，他漸漸習得了演說技巧，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經過五卅潮滌蕩過來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講演過好些次，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把那妙竅懂到了”14。經由實際參與社會運動，他學會了面對社會公眾發言的能力15。這種能力在他后來從事革命工作時，顯得尤其重要。

轉向教育是郭沫若在文學事業受挫后的職業選擇，走向街頭則讓他走出“亭子間文士”的封閉性，但就他的社會轉向而言，更為關鍵的變化是他面對社會現實的姿態，由早期浪漫主義式的不滿，轉向理性分析社會結構，思考中國的現狀及出路，尤其是中國該走何種道路的問題。郭沫若分析中國社會的方法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他習得該理論的過程，除了受時興文化思潮的影響外，也與學藝社直接相關。郭沫若在歸國從事文學活動后，其主要交往對象除創造社成員外，最重要的就是學藝社成員。當時與他往來最密切的，除王兆榮等學藝大學的創辦者，還有陳慎侯、何公敢等孤軍社成員。孤軍社的成員基本上都是學藝社成員，是因不滿于學藝社只談學術不談政治而另外組織的文人團體。這個團體很松散，成員有陳慎侯、何公敢、范壽康、林骙、郭沫若、陶希圣等，大都有留日背景，且多出身當時的日本帝國大學，與創造社成員同屬留日學生中的“大高同學系統”。所謂“大高”，按照何公敢的解釋，“‘大’是日本幾個帝國大學的簡稱、‘高’是日本官立高等學校的簡稱”16。該系統成員每年都舉行集會，彼此交往較為密切17。

“大高”的教育背景和交往活動，為郭沫若提供了超出新文學圈子的社交網絡，與他來往尤其多的，正是孤軍社這個非文學社團的成員。他與范壽康同為學藝大學籌備人員，關系自不必多說，他與何公敢、林骙等往來也十分密切。何公敢當時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庶務部主任，與郭沫若時有來往，曾在高夢旦的支持下，計劃與郭沫若簽訂一個契約，凡郭沫若的著譯“可不經審查”，以商務印書館最高標準支付稿酬18。郭沫若雖沒簽協議，但后來他的譯作如《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新時代》《約翰沁孤的戲曲集》等都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何公敢還曾推動郭沫若翻譯《資本論》，不過該計劃最后未能得到編輯會議同意。至于林骙，他早期曾在《創造周報》發表作品，與郁達夫一道介紹無政府主義，后來與郭沫若一起籌備學藝大學。郭沫若對孤軍社靈魂人物陳慎侯十分敬佩，在陳慎侯早逝后，還特意寫了獨幕話劇《月光——此稿獻于陳慎侯先生之靈》紀念他19。另外，孤軍社成員多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孤軍》卻由泰東圖書局出版，這正是因為郭沫若的作用。郭沫若是《孤軍》的主要作者，在刊物創刊時，他還寫了《孤軍行》作為發刊詞20。

郭沫若與孤軍社的交往，讓他開始關注并思考中國的政治經濟性質等問題，接觸并了解河上肇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孤軍社的成立是因為其成員關心時事，他們定期舉行研討會，討論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問題，并在《孤軍》上開辟“經濟政策討論”專欄，發表有關經濟、社會問題討論的文章。郭沫若曾參與經濟政策討論，據他回憶，“我對于政治問題發生了一些關心的，是在這個時候。那時商務編譯所里有一批人，便是后來的‘孤軍派’，集合了起來要出一種政治上的刊物。主腦是陳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學……在他們開會討論的時候，我也列過幾次席”21。除參加討論外，郭沫若也在“經濟政策討論”專欄發過文章，實際參與他們的討論。

孤軍社的刊物《孤軍》

二、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分析方法

孤軍社的經濟問題討論，借助的方法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河上肇介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因為孤軍社成員“大抵是從日本京大研究過經濟學回來的人，其中還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們對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學說是實地信奉著的”22。《孤軍》也刊載過不少河上肇的作品。河上肇是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曾辦雜志《社會問題研究》，著作有《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據郭沫若介紹，“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本來是由他的個人雜志《社會問題研究》上所已發表過的論文所纂成的總集，那平明而剴切的筆調曾風靡過日本的讀書界。他克服了他的論敵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確的理論，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馬克斯（思）理論的最高峰”23。

郭沫若對河上肇及其政治經濟學理論，有一個從拒絕到接受、從接受到批評的過程。早在1921年，郭沫若就從李閃亭那里知道了河上肇。李閃亭是河上肇的弟子，當時被稱為“中國馬克思”24。他曾勸郭沫若“讀河上肇的個人雜志《社會問題研究》”，但郭沫若“在當時并沒感覺著怎樣的必要”，因此，對“他這個勸誘”，“并沒有立地照辦”25。后來，當文學事業受挫，郭沫若再度赴日，一邊準備進入研究院研究生物學，一邊又因對社會科學感興趣開始閱讀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這次他不僅被該作吸引，將全書翻譯了過來，還習得了社會分析的方法。他在致成仿吾的信中寫道：

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于個人資本主義懷著的憎恨，對于社會革命懷著的信心，如今更得著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個轉換的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里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對于作者是非常感謝，我對于馬克斯（思）列寧是非常感謝，我對于援助我譯成此書的諸位友人也是非常感謝的呢。26

這個顯得有些夸張的說法，表達了郭沫若對河上肇理論的態度。以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他提供了分析社會的工具。郭沫若此前并不缺乏革命的沖動，也時常充滿了對社會不合理現象和制度的憎恨，并且提倡“與社會奮斗”，但理由大多是“社會太壞了”一類感性而抽象的認識27。河上肇帶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讓他具備從社會結構等角度進行理性分析的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說：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著一種進退維谷的苦悶。我自己在初便是有些左傾病的人，在出周報時又吼過些激越的詩調，說要“到兵間去”，要“到民間去”，然而吼了一陣還是在民厚南里的樓上。吼了出來，做不出去，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著無限的苛責。我從前的一些泛神論的思想，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無形無影間在我的腦筋中已經遭了清算。從前在意識邊際上的馬克思列寧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若（莎）歌德擠掉了，占據著了意識的中心。在1924年的初頭列寧死的時候，我著實地感著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陽的一樣。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是并沒有明確的認識的，想要檢討那種思想的內容是我當時所感受著的一種憧憬。28

經由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后，郭沫若進而計劃翻譯《資本論》等著作。他對這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學習，讓他獲得了分析中國社會的方法，也讓早期朦朧的社會憧憬，尤其是那些帶有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色彩的社會思想，轉化為更為明確、具體也更為實際的社會理想和革命實踐。他并不是簡單地用政治經濟學替代民粹主義，而是對民粹主義等早期社會思想進行了批判性轉化。

郭沫若對民粹主義的反思，體現在他對屠格涅夫《處女地》的譯介中。《處女地》是以俄國“到民間去”思潮為背景的小說，有很強的民粹主義色彩。郭沫若早在1921年就讀過該作，當時頗為喜愛，原因有兩方面：一是“這書里的主人翁涅暑大諾夫”和他自己“有點相像”；二是“這書里面所流動著的社會革命的思潮”29。因此，當他文學事業失敗，再度赴日時特意帶著這本書。但是，當他在1924年翻譯這部小說后，他把自己“心中的‘涅暑大諾夫’槍斃了”30。原因正是他已接觸科學社會主義，因而對該書的民粹主義不再滿意。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這部書所能給我們的教訓只是消極的，他教我們知道涅暑大諾夫的懷疑是無補于大局，馬克羅夫的燥（躁）進只有失敗的可能……我們所當仿效的是屠格涅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羅斯’，是我們現在所已經知道的‘列寧的俄羅斯’”31。在郭沫若看來，“匿名的俄羅斯”是俄國民粹主義對俄國民間的烏托邦想象，革命的俄羅斯則是“匿名的俄羅斯”的歷史顯形。他一方面批評了民粹主義的虛無，另一方面又并不拒絕民粹主義的民間道路，還將其與以列寧為代表的革命道路聯系起來。

郭沫若對俄國道路的認同32，讓他與孤軍社其他成員的思想有所不同。他雖然是在孤軍社成員的影響下關注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并進一步接觸河上肇的思想，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社會現實，但他在面對中國的實際問題時，最終選擇的道路卻與何公敢、林骙等人不同，甚至對河上肇的相關思想也提出異議。他們之間的主要分歧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對蘇聯革命的評價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上。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指出了兩條從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路徑。按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的概括，一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所說，任何社會形態在其生產力潛能充分發揮出來之前是不會滅亡的，因此，只有在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達后才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一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存在由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33。河上肇認為前者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要義，俄國依據后者，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使他對十月革命及隨后施行的新經濟政策評價不高。

與河上肇不同，郭沫若對十月革命及隨后的經濟政策持肯定態度，提倡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主義。他曾致信河上肇進行辯論，河上肇在回信中對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34。郭沫若提倡的國家主義，原型就是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因而，郭沫若當時雖然與醒獅派曾琦、孤軍社何公敢等一起被視為國家主義者，但他的國家主義跟曾、何等人并不一樣。是否認同暴力革命，是否認可無產階級專政，是郭沫若與當時其他國家主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

郭沫若與孤軍派之間雖然理念不同，但雙方的論戰卻主要發生在郭沫若與林骙之間。林骙早期是創造社同人，后來他的《獨立黨出現的要求》一文明確反對蘇聯道路，并認為中國如果爆發革命，將被列強共管。郭沫若對此難以認同，寫了《共產與共管》《窮漢的窮談》予以批判。林骙則寫《讀了〈窮漢的窮談〉并〈共產與共管〉以后質沫若先生并質共產黨人》等文章回應35。后來，郭心崧、薩孟武等人也加入論戰。郭沫若對林骙等國家主義者的批判，恰逢共產黨和共青團批判國家主義之際。郭沫若由此引起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的關注，在蔣光慈的引介下，瞿秋白拜訪郭沫若，兩人交流后相互引為同調。不久，郭沫若辭去學藝大學的職務，在瞿秋白的引薦下南下廣州。

郭沫若：《到宜興去》，《孤軍》第3卷第3期，1925年8月

三、社會調查與社會分析實踐

郭沫若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學習與實踐，除參與孤軍社的研論會、與國家主義者論戰之外，還包括實地參加社會調查，并用社會理論觀察中國社會的現狀，分析中國的社會結構，思考中國在資本主義國際分工中的處境。

郭沫若參與的調查是1924年底的齊盧戰禍調查。1924年，江蘇軍閥齊燮元與浙江軍閥盧永祥之間爆發戰爭，成為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導火索。江南部分反對直系的士紳和文化人發起戰禍調查，調查最終由孤軍社具體負責。孤軍社的調查成員有何公敢、林骙、涂開輿、羅益增、洪蘭祥、滕固、陶希圣、周全平和郭沫若等。調查分成四隊，“約略可分為戰場之北、中、南、西四部分”，除調查者的調查外，還委托當地親歷者供給材料，“同時則推舉郭君沫若總其編輯之事”36。在開展具體調查時，郭沫若負責西戰場（宜興地區）的調查。

郭沫若參與的齊盧戰禍調查，處于中國社會學正在興起的20世紀20年代。這是一次由民間自發組織的社會調查。他們的調查報告后來結集為《戰痕——甲子蘇禍記 孤軍社實地調查紀錄之一》，以《孤軍》臨時增刊的名義出版37。最終，郭沫若并未出任總編輯，這主要是因為孤軍社要請醒獅派的曾琦作序，郭沫若與曾琦有矛盾，因此消極怠工，連調查筆記也未完成。調查報告最終由林骙草草收拾后出版。即便如此，《戰痕——甲子蘇禍記 孤軍社實地調查紀錄之一》還是較為完整地呈現了此次調查的結果。郭沫若據調查所寫的《一位軍神》也收錄其中，而與他同行的周全平也撰寫了調查報告，可以作為參證。郭沫若未完成的調查筆記，不久之后更名為“到宜興去”，連載于《孤軍》。

郭沫若參與的這次調查，目前學界尚未關注，《到宜興去》也被視為普通游記，其社會調查報告的意義未得到足夠重視。這次社會調查讓郭沫若深入中國鄉鎮，了解到當地的社會實情，正如他所說，“那次的調查使我于戰禍之外卻深深地認識了江南地方上的農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們的對于農民的榨取之苛烈”38。這次調查不僅讓郭沫若深入中國地方社會，實地了解中國鄉村、尤其是江南這個較為富庶地區的社會情形，也讓他借此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察和分析方法，用來實地分析他所見所聞的社會現象。因此，有必要從社會調查報告的角度重讀《到宜興去》等文字，尤其是在同行者周全平也撰寫了調查報告的情況下，對二者進行對讀，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到兩人在觀看中國社會時的不同眼光。

郭沫若得到邀請后，認為調查是“頗有意義”的工作，“開首是相當踴躍的”，據他所說，“除掉自己所擔任的一路之外，還到瀏河黃渡等地去視察過，戰痕的確是有點慘淡。像瀏河鎮上有幾條街是完全成了一片的瓦礫場”39。郭沫若對西戰場并不熟悉，也不懂當地方言，恰好當時與他往來十分頻繁、后來被稱為創造社“小伙計”的周全平是宜興人，于是，郭沫若便邀請周全平與他一道前往。周全平不僅做了戰禍調查筆記，還幫郭沫若安排行程，聯絡地方關系，在調查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郭沫若與周全平的調查歷時七日，自1924年12月1日從上海出發，乘火車到無錫，再從無錫坐船到宜興40。3日雇船到蜀山，4日乘船到蘭石村，5日乘船到湖?，步行前往戰地懸腳嶺、尚儒村等地，夜宿湖?。6日乘船離開41。郭沫若與周全平的調查，主要倚靠的是當地士紳和鄉民的介紹，以及對戰地的踏查。如果從社會學的調查方法來看，郭沫若與周全平的調查并不科學，有點類似采風。但郭沫若和周全平的文人身份讓他們對社會現象不時地發表看法，表達其感受和思考。就此而言，郭沫若的調查不僅與學術性的社會調查不同，與當時其他戰地調查者也不一樣。郭沫若自覺應用政治經濟學方法分析中國的鄉村結構，因此，他的調查實踐和調查報告，不僅具有社會學意義，也具有思想史意義。

郭沫若和周全平都詳細記載了調查途中的見聞并表達自己的感受。雖然記載的是同一個過程，但兩人記載的內容和表達的感受并不相同。周全平忠實地履行著戰地調查的使命，郭沫若則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對江南農村以及中國社會現狀的分析上。如他們在從上海到無錫的火車上，曾遇到一位姓楊的太倉紗廠辦事員。周全平記載的是楊某沿途指點的戰爭痕跡，至于楊某的身份及其他與戰禍無關的言論則毫無記載。郭沫若不同，他對楊某指點的戰爭痕跡反而不太上心，重點記載的是楊某所談的中國紗廠的經營情況：

姓楊的是蘇州人，在太倉的一個紗廠中做事。他很津津有味地對我們說了許多戰時的情形，他又還說了許多他在江南地方游歷的經驗，但他的話最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是他說到近來紗廠事業的危機。他說自從歐戰過后，外國紗絡（陸）續輸入國內來，像日本資本家更在上海附近建設了幾個大紗廠，中國的紗廠事業便受了莫大的打擊。中國的紗廠，成本又少，辦事人又不得法，怎么也不能和外國競爭。像最大的大中華紗廠也已經閉了門好久了。我聽了他這一番話，我覺得是捫觸著了我們目前最緊要的一個經濟問題。這比甚么調查江浙戰禍，比甚么收拾中國政局的善后事宜，還要緊要到十二萬分呢！42

較之戰禍，郭沫若對中國民族資本的處境更為關切。郭沫若聽聞的中國紗廠的危機，正是當時中國民族資本危機的縮影。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資本無暇東顧，這給中國民族資本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機，但隨著戰爭的結束，東西方資本卷土重來，民族資本受到極大的沖擊。民族資本的這種處境，正是后來茅盾在《子夜》中所描述的現象。郭沫若所關注的民族資本的命運，也是孤軍社經濟政策研論會長期討論的問題。此時直接面對紗廠的辦事人員，得到一手信息，更加深了他對中國民族資本處境的認識。

郭沫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江南社會的分析，不限于民族資本的問題，也擴展到江南社會的總體結構。他尤其關注江南人收租的情形：“江南人收租，我們且把蘇州人來做標本罷。大地主收租先掛出一道牌出來，報告什么時候開倉，什么時候截止。其實他們開倉，也并不是收米谷，卻要收錢……鄉里人沒法，在開倉之前，無論價錢好歹只好趕著把自己收的米谷糶賣。在這時候收買這米谷的人是怎么人呢？不消說是地方上的地主了。他們用便易（宜）的價錢把谷米買來，把高貴的價錢收納租稅，又把高貴的價錢把米谷賣給農人們。就這樣有錢的地主層層地剝削鄉人……江南地方的農村，一天一天地消敗下去的原因，諸君可以知道了么？”43江南地主收租不收實物而收現金，讓佃戶在承受土地租金之外，還要遭受金融剝削。這較為深入地揭露了當時江南農村的社會結構和剝削關系。葉圣陶后來寫的《多收了三五斗》就形象地描述了江南佃戶的這種困境，茅盾的“農村三部曲”在描寫這類困境的基礎上指明革命出路。這些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左翼小說對社會的認識，并沒有超出20年代郭沫若的社會調查報告。

郭沫若除了從地主與佃戶之間的剝削關系入手分析江南社會，還通過城鄉結構透視江南社會的階級結構。在宜興時，周全平這個當地人曾給郭沫若介紹了諸多當地習俗，如習慣喝早酒、打牌，并不勤于營生。周全平對此頗為憤恨，怒其不爭。郭沫若的觀察眼光則不同，他提出的問題是，城里人為什么能夠不事營生卻過著這種逍遙的生活。他認為“有一個吃的階級”，“同時便有一個被吃的階級”，城鄉之間的關系不是地理關系，而是階級關系，因為“田地里勞苦著的農民，一天一天地被城里的坐食階級吃食”。郭沫若結合他在四川的經驗，認為這種現象帶有普遍性，并不限于江南，“恐怕我們中國全國都是一樣的罷”44。

周全平的怒其不爭背后是其啟蒙視角，郭沫若的分析則采用了社會視角，他借助政治經濟學和階級理論，對江南乃至中國社會結構進行了深層分析，從總體上把握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性質以及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階級剝削關系。鄉土社會從啟蒙視野中的愚昧、落后面貌，轉變成內蘊社會矛盾的統一體。鄉土不再只是等待被知識分子或“先進文化”啟蒙的對象，而是內含革命潛能的社會力量。郭沫若在社會調查中，自覺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鄉村的經濟性質和社會結構。雖然與毛澤東在1927年3月完成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相比，郭沫若當時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還顯得有些簡單、粗糙，但也是中國知識分子較早從事社會調查并將馬克思主義運用到現實社會性質分析的實例。

四、社會轉向與對抒情的反諷

在調查過程中，郭沫若除了用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鄉土社會外，還在不斷抵抗并駁斥自己的浪漫情調。如果說對鄉土社會進行分析，嘗試用新理論觀察外部世界，是他知識結構和思想改變的表征，那么他對自發式抒情的抵制與反思，則是將社會理論用于分析內心中的情感斗爭的過程，帶來的是自我主體結構的轉變。這個轉變不僅指文學信念，同時也包括思想結構和情感模式。

周全平在調查的沿途，雖然牢記戰禍調查的任務，但仍不時流露出文人情調。如在從上海到無錫的火車上，當他們離開都會、看到鄉野的時候，周全平表達的是旅行者看風景的興味：

車漸漸駛出了月臺，午后的淡淡的陽光漏進了車窗來，車中斗然明亮。云野村樹一幕幕的在眼前閃過去，莊嚴的冬之田園在車道的兩側馳騁。45

郭沫若則不同，他從一開始就自覺地抵制這種自發的抒情腔。當列車離開都會時，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上海市向我們后面退去了，我們也漸漸走到了自然中來。假使退返兩三年，我就閉著眼睛也可以做一篇自然的贊頌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我眼前的自然總是一片的灰色。46

周全平看到的是“冬之田園”，對鄉村的這種牧歌想象是浪漫主義者慣用的抒情模式。郭沫若雖然也感受到從都市到自然的變化，但他卻對這種自發的抒情持批評態度，以反諷的筆調批判文人的田園牧歌想象。從這個角度可以說，郭沫若對自己的浪漫主義做了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有時候呈現為對抒情的強行中止，如他在周全平引導下游覽宜興時，就強行打斷自我抒情：

輪船要十點半鐘才開，我們把船票都買好了，但離開船的時候還有一個鐘頭，我們只得在運河邊上走來走去地看看江南的風物。

昏昏的運河上面，浮著無數的小航船，船上有種著花的，種著菜的，養著雞的，養著狗的，這種純粹地以水上為家的生涯，在我們四川是從不曾見過。

……

流浪人！真的要這種人才可以算得是流浪人罷……他們不知道羨不羨慕那岸上的楊柳喲，那岸上的楊柳又不知道羨不羨慕他們的生活喲——不對，我的無聊的詩興又要發作了！

水是昏濁得不堪，人是純粹的動物，楊柳是枯槁了的，一簍一簍的黑煤炭壓在兩人的肩上飛也似的走，飛也似的走……

十五歲的童子和五十歲的老人，在運河邊上五汗淋漓地擔著煤要飯吃！——詩人！你面皮比城墻還厚的詩人，你的飯吃飽了，你立在那兒要做詩么？47

當人們在觀察異地時，旅行者的眼光幾乎是難以避免的觀看方式。面對宜興這個江南水鄉，作為浪漫派詩人的郭沫若很容易詩興大發。他認為沒有故鄉的運河人家是真正的“流浪人”，很符合浪漫詩人對流浪者的想象。但郭沫若在短暫沉迷之后，便突兀乃至粗暴地打斷了這個抒情的過程，通過破折號和“不對”否定前面的感受，通過“無聊的詩興”這個判斷，轉向對抒情方式的批判。抒情被打斷后，他開始對眼前景觀進行直接描寫，描述的色調變得灰暗，且帶著社會分析的視野揭示社會的階層結構。在社會分析視野的審視下，抒情變得有些似是而非，以致出現抒情越真誠就越虛假的處境，這使得郭沫若筆下出現了對抒情的反諷。反諷構成對既有抒情風格的批判，也意味著抒情主人公與世界處在分裂、反省的關系中。

題材的社會性和風格的反諷，是郭沫若在社會轉向過程中的自覺追求。社會調查期間，他曾對周全平說：“這類的東西我以后想多寫一點。我從前的態度是昂頭天外的，對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種拒絕。我以后要改變了，我要把頭埋到水平線下去，多于過活些受難的生活，多于領略些受難的人生，我在這里雖然開不出什么美好的花來，但如路旁的雜草一樣總可以迸發幾株罷？遇著別有會心的周茂叔，他是不會艾荑我們的呢。”48郭沫若的小說有強烈的自敘傳色彩，但他在社會轉向過程中寫的小說，如《亭子間中的文士》《湖心亭》《矛盾的調和》《后悔》《百合與番茄》等，大多帶有去崇高、反抒情的反諷色彩，從而顯得與郁達夫式的自敘傳不同。如《湖心亭》寫“我”因為與妻子口角，跑到城隍廟附近散心，結果卻只看到一片凋敝景象，形式是反高潮的，抒情聲調始終未能高昂起來49。現實中景觀的去抒情化，不僅與抒情的期待背道而馳，也讓抒情主人公的言行與初衷相異，甚至形成對抒情行為本身的否定。抒情主人公的抒情模式與社會環境的凋敝之間，形成結構性反諷，這也是小說的結構性沖突所在。這種反諷的抒情結構是郭沫若當時小說的主要形式。不過，無論是郭沫若在調查報告中對既有抒情方式的批判，還是他同時期小說對自敘傳抒情模式的改造，都不意味著抒情的中止，相反，經由社會視野的糾正，抒情轉向對社會底層的觀照，形成新的抒情。如果聯系到后來的革命文學，可以發現，這種新的抒情隱秘地通向革命抒情。新的抒情所內含的社會視野，與“五四”時期人道主義式的憐憫和同情截然不同。這表明，社會視野否定的并不是抒情本身，而是在歷史轉折時期不合時宜的舊式抒情模式。但就郭沫若的思想轉變而言，他對“水平線下”的關注，對瑣細生活意義的發現，對底層民眾的認同，其意義并不亞于用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的社會結構。

在社會視野的作用下，郭沫若對文壇的風尚，如當時方興未艾的域外游記現象有所批評。在郭沫若看來，中國社會“隨處都是絕好的文章的資料”，“我們中國鄉間僻境的國民生活和自然風光尤為是未經開辟的寶藏。我們中國的新興的文藝家喲！你們為什么定要想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為什么定要龜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虛偽的表現呢”50？20世紀20年代，新文化人的域外游記一度十分時興。郭沫若認為，寫域外游記的旅行者，足跡遍及巴黎、柏林或紐約等國際都會，視野看起來很廣闊，而那些深入中國社會的作品，則看似視野狹窄，但實際情形可能正相反。因為域外游記的題材雖然是開放的，但觀看者如果只是走馬觀花，依然“龜藏在”“自己的生活里”，風景再豐富也可能因缺乏切己性而難以成為構造主體結構的要素，主體與世界的關系是閉合的；鄉間僻境從題材上看是封閉的，但如果觀看者能克服自發式抒情，深入觀察分析，通過描寫鄉村呈現中國社會的深層結構，那么，不僅這個結構與個人的命運乃至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連調查、分析的過程也將成為主體成長的要素，從而使主體與世界處在新的關系中。從毛澤東、郭沫若等人的社會調查與革命道路選擇的關系來看，郭沫若有關知識分子應關注本鄉本土的呼吁不無道理。

郭沫若作為創造社元老，他的社會轉向對中期創造社乃至當時的社會都有較大影響。如《洪水》本由周全平、敬隱漁和倪貽德等編輯，該刊雖名曰“洪水”，但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周全平借鑒的是“上帝要用洪水來洗蕩人間的罪惡”之義，“并非時人所斥為‘洪水猛獸’者之‘洪水’”51。后來，他將自己與林骙辯論的文章發表于此，“于是我又才從旁把拕輪捉著，把那偏向著‘上帝’的‘洪水’，向著‘猛獸’的一方面逆轉了來”，“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蔣光慈也拉來參加了。他們的參加，不用說，是使《洪水》，否，不僅《洪水》是創造社整個更改涂了一番面貌”52。他與林骙論戰的文章，多是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被郭沫若邀請加入《洪水》的漆南薰，原名漆樹芬，著有《經濟侵略下之中國》。該著分析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觀點與郭沫若的看法近似，郭沫若曾為之作序53。加入《洪水》的蔣光慈則剛從莫斯科歸來，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與瞿秋白為同事。無論是郭沫若與林骙的論戰文字，還是漆樹芬、蔣光慈等社會學家的加入，不僅改變了《洪水》的風格，也讓創造社不無社會轉向的意味。

結語

1923—1926年是郭沫若的文學理想陷入困境，并逐漸從文學圈突圍、轉向廣闊社會的時段。在這個過程中，他從亭子間里的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走向中國的社會。他參與孤軍社的經濟討論、“五卅”運動、學藝大學的籌備、盧齊戰禍調查以及同鄉會的創設等活動，翻譯政治經濟學理論并用以分析中國社會。這個社會轉向的關鍵，不在于他的活動范圍擴展得多么廣，而在于他的轉向與其思想、情感、文學觀念轉變之間的深層關系。對于自己的轉向，他曾說：

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張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僭妄。54

幾年前還在宣揚個性、自由等理念的詩人，居然如此否定自己，如果抽象來看這不免顯得矛盾。但如果仔細考察他南下廣州前的經歷，可以發現，郭沫若轉向革命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在于，在文學事業受挫之后，他曾嘗試各種職業，如研究生物學、重拾醫學、轉向教育等。這意味著，他這段時期的人生走向充滿了不確定性。必然性則是，郭沫若文學志業的受挫，是新青年在后“五四”時期遭遇的普遍難題，與他聯系密切的創造社、孤軍社成員當時都在尋求轉向。郭沫若在社會轉向以后，更為深入地接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并展開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他最終投身革命實踐便是社會轉向的邏輯延伸。

郭沫若開始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分析問題后，他對自由或個性的理解就發生了變化，從之前抽象地推崇，轉向追問自由或個性的社會條件。因此，所謂的“僭妄”是從社會視野展開的與早期啟蒙思潮的對話，在他看來，與其從話語層面強調自由與個性，不如從社會結構和經濟地位等角度爭取大多數人的自由與個性。在當時，社會革命為此提供了方法和前景。

郭沫若的社會轉向對他文學的直接影響，尚不是走向革命文學，而是讓他早期信仰的純文學相對化，使抒情方式帶有社會性。也就是說，對抒情的反諷使抒情主體與世界的關系分裂，但通過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分析，尤其是在民族視野和階級視野下確立的新的抒情模式，使抒情主體與世界再度達到統一。他在社會調查中批判自發式抒情，是因為他發現這種抒情方式看似關心周邊世界，其實創作者在面對現實時大多只有程式化反應，缺乏創造性和現實性，也缺乏對自我與世界關系的反身性觀照。在這個邏輯中，文學的社會轉向不是使文學工具化，而是將文學從特定的審美趣味和特定階層的文學生產機制中解放出來，在社會革命中予以重造，生成具有新的美學形式和社會功能的文學。

注釋：

1 參見張旭春：《政治的審美化與審美的政治化——現代性視野中的中英浪漫主義思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354頁；王璞：《抒情與翻譯之間的“呼語”：重讀早期郭沫若》，《新詩評論》第18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2 從思想史和社會史的角度討論新青年的困境，參見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吳辰：《雙重“無產”的體驗：論1923—1925年間郭沫若的文化選擇》，《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8年第1期。

3 郁達夫：《瓶·達夫附記》，《創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4 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馮克利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63頁。

5 18 21 24 25 28 郭沫若：《創造十年》，現代書局1932年版，第262—263頁，第193頁，第201—202頁，第142頁，第143頁，第266—267頁。

6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十四）》，《大晚報》1937年4月14日。

7 郭沫若：《序引》，《水平線下》，創造社出版部1929年版，第2—3頁。

8 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第21—47頁。

9 《丙辰學社之回顧》，《學藝》第5卷第2期，1923年5月1日。

10 鄧牛頓：《郭老與“中華學藝社”》，《復旦學報》1979年第4期。

11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四五）》，《大晚報》1937年6月22日。

12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四三）》，《大晚報》1937年6月18日。

13 郭沫若：《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后面》，《三個叛逆的女性》，光華書局1926年版，第33頁。

14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四六）》，《大晚報》1937年6月23日。

15 劉奎：《戰時郭沫若的演說及其政治修辭學》，《長江學術》2019年第3期。

16 何公敢：《憶〈孤軍〉》，《福建文史資料》第13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內部發行，第134頁。

17 參見咸立強：《尋找歸宿的流浪者：創造社研究》，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79—83頁。

19 郭沫若：《月光——此稿獻于陳慎侯先生之靈》，《學藝》第4卷第4期，1922年10月1日。

20 沫若：《孤軍行》，《孤軍》第1卷第1期，1922年9月15日。

22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五九）》，《大晚報》1937年7月15日。

2334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八）》，《大晚報》1937年4月8日。

26 郭沫若：《孤鴻》，《創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27 郭沫若：《暗無天日的世界——答復王從周》，《創造周報》第7號，1923年6月23日。

29 30 31 郭沫若：《新時代·序》，《新時代》，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3頁，第4頁，第3—4頁。

32 參見李斌：《河上肇早期學說、蘇俄道路與郭沫若的思想轉變》，《文學評論》2017年第6期；劉奎：《郭沫若的翻譯及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1924—1926）》，《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5期。

33 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郭沫若譯，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206—217頁。

35 靈光：《讀了〈窮漢的窮談〉并〈共產與共管〉以后質沫若先生并質共產黨人》，《獨立青年》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

36 靈光：《緣起》，《戰痕——甲子蘇禍記 孤軍社實地調查紀錄之一》，《孤軍》臨時增刊，1925年4月。

37 《戰痕——甲子蘇禍記 孤軍社實地調查紀錄之一》。

38 39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十八）》，《大晚報》1937年4月18日。

40 42 43 44 46 47 48 50 郭沫若：《到宜興去》，《孤軍》第3卷第3期，1925年8月。

41 按，郭沫若的《到宜興去》只記載由上海到宜興的行程，后面的行程據周全平《四戰場西部兵禍記——宜興》（《戰痕——甲子蘇禍記 孤軍社實地調查紀錄之一》）補齊。該部分行程，林甘泉、蔡震主編的《郭沫若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未載。

45 周全平：《四戰場西部兵禍記——宜興》，《孤軍》臨時增刊，1925年4月。

49 郭沫若：《湖心亭》，《學藝》第1卷第7號，1925年8月15日。

51 52 郭沫若：《創造十年續編（五二）》，《大晚報》1937年7月6日。

53 漆樹芬：《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光華書局1926年版，第13—18頁。

54 沫若：《文藝論集序》，《洪水》第1卷第7期，1926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