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藉“否定的自由”懷疑一切，我姑且用它來否定這種否定，是謂否定之否定。與“否定的自由”對位，本文取法“選擇的自由”，它努力遵從馬克思主義和我國古老的大同思想，而最大公約數所由也。關于目下熱議的“世界文學”，亦當作如是觀，即“否定的自由”不能代替“選擇的自由”1；而此選擇非彼選擇2，其所奉行的，除了尊崇最大公約數，還應有基本的民族立場——各民族的立場。這是兩個層面的最大公約數，更是人類真正實現大同理想之前人文學者難以忽視的課題之一。

自歌德至卡薩諾瓦、達姆羅什，“世界文學”的濫觴流經19和20世紀，業已蔚為大觀，成為一股熱潮。但是，圍繞什么是“世界文學”以及“世界文學”的內涵、外延卻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首先，人類各民族文學之和為世界文學，這是客觀存在，毋庸置疑，也無需引號。其次，歌德于1827年萌生“世界文學”的理想主義懷想，謂“現在，民族文學已經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學的時代已經來臨，每個人都必須為加速這一時代而努力”3。歌德的這個“世界文學”是必須加引號的，因為他的這種理想主義懷想并不切合實際。關于這一點，我們稍后再說。再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世界文學的界定。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到了另一種世界文學。在他們看來，“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4。此外，一切文學的歷史終究是經典的歷史。這就牽涉到經典的界定（包括有關作品的經典化過程）及由此引發的諸多問題。譬如，何為經典？“世界文學”的歷史怎么書寫？經典譜系如何建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鑒于之前筆者已就世界主義和“世界文學”的關系進行過評點，這里恕不重復。

一

迄今為止，文學的歷史書寫依然是多元并舉，盡管總體上西強東弱。這是在古代東學西漸反轉成為西學東漸之后的必然結果。這里既有慣性，也浸淫著其他諸多因素。在我國現有的三千多部文學史中，最大的問題也在于中西選擇，其中的矛盾與困頓從一開始便明確無誤地呈現出來。就拿早期文學史而言，當竇警凡先生于1906年出版《歷朝文學史》（國家圖書館有此藏本。它可能受“維新變法”刺激，并起筆于1898年前后，但目前所能查考的最早版本現世于1906年），其所重視的不僅仍是古來道統的四書五經與相關子集，而且基本沒有針對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說事，更罔顧“百日維新”的影響。此后的一批《中國文學史》或《文學史綱》也大抵執著于傳統，例如黃人所著《中國文學史》（最早由上海國學扶輪社于1910年印行）雖已正視文學這個受傳統道學偏廢的詩文種類，但所擷取的卻是傳統道學的價值判斷，從而對域外文學文化思想，尤其是西方文學文化思想保持了足夠的距離和警醒。與此同時，王國維先生已然直接攫取西方文學思想，并藉叔本華悲劇理論為《紅樓夢》正名，是謂《〈紅樓夢〉評論》（1904）。這顯然是對梁啟超的呼應，而后者除了肯定《紅樓夢》，還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那樣的檄文。但傳統道學依然強大，以至于“五四”運動不得不矯枉過正，舉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用魯迅的話說是“別求新聲于異邦”。

回到真正或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書寫，“五四”以降，我們至少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為了改變自我的拿來。魯迅稱之為“拿來主義”。這有大量移譯和效仿外國文學史的有關著述為證。從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發表于1918年，而且是由講義構成的），到茅盾（沈雁冰）的《西洋文學》（1920）和《世界文學名著講話》（1936）、鄭振鐸的《文學大綱》（1933）等幾種外國文學簡史，大抵是循著西方范式所采取的述略。倒是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1923）是一部具有原創精神的中國小說簡史，在有關神話、志怪、演義、傳奇等諸多方面具有唯物主義精神，而且常常旁逸斜出，并看多面。譬如關于《金瓶梅》，魯迅謂“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5。至于《紅樓夢》，魯迅先生著墨最多，并在《集外集拾遺補編》中括而言之：“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6

第二個階段是新中國建立之后全面學習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我國的文學事業和翻譯研究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尤其是在研究領域，最初十年大體上分三步走。開始四五年是準備時期。當時，文學工作者大多不熟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他們在參加知識分子初期思想改造的同時，被規定從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開始，進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補習。同時，聯系工作實際，他們需要借鑒蘇聯的經驗。為此，不少人還自學了俄語，以便直接閱讀有關原著，乃至翻譯蘇聯學者的外國文學史著作。經過這段時期的準備，在1955和1956年之間，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也相繼出臺，文學研究工作真正進入了發展階段，一大批研究成果陸續發表。遺憾的是好景未長，隨著“極左”思潮的泛濫，及至十年浩劫，文學進入低谷，無論古的洋的，大多被戴上了“封”“資”“修”的帽子。

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春風化雨，給中華大地帶來了勃勃生機。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再一次全面啟動?！叭讌矔保ā榜R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和“外國文藝理論叢書”）7重新出發，大批文學雜志創刊，古今中外各種文學遍地開花，可謂盛況空前。中國文學史、外國文學史和經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不勝枚舉。從傳統現實主義到先鋒派、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外國文學研究思潮噴涌、流派紛雜。設若沒有外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研究井噴式地出現在我們面前，中國文學就不可能迅速告別“傷痕文學”，快速衍生出“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事實上，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是緩慢的、漸進的，本身遠不足以催生類似的文學。但當時我國文學翻譯、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遠遠高于其他領域的“改革開放”步伐。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文學并使之快速融入域外文學。在這里，電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國學者關于西方現代派的界定（如袁可嘉先生“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等觀點）不可謂不深刻。同時，設若沒有外國文學理論狂飆式地出現在我們身邊，中國文學就不可能迅速擺脫政治與美學的多重轉型，演化出目下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多元包容態勢。應該說，1990年代以來我國的改革依然是緩慢的、漸進的，其市場經濟體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們的文學及文學理論卻率先進入了“全球化”與后現代的“狂歡”。這一步伐又遠遠大于其他領域。我國學者關于后現代文學及文化思想的批評（如“絕對的相對性取代相對的絕對性”8等觀點）不可謂不中肯。

如此，百余年來，我們的文學史著作累計超過三千部，其中絕大部分是近四十年出版的。個中繁茂自不必說，但問題也委實不少。歸類并包，繁茂者以多元或整合為取向，古今中外無所不包。至于立場觀點、個性表達和深入程度則另當別論。問題之一是引進較多，分析批評較少；二是西學較多，自我肯定較少。言必稱文本（用德里達的話說是“文本之外，一切皆無”），甚至唯洋人馬首是瞻者不知凡幾。其中對我國文學史影響較大的，除了種種時鮮妙論，以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為甚。它幾乎一夜之間顛覆了我國現代文學史的基本向度，用張愛玲、周作人、林語堂、錢鍾書等取代“魯郭茅巴老曹”的地位。其方法則是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9以及拔起蘿卜不帶泥式的唯文本論。至于不少同行事急從權，拿西方某種或某些理論簡單套仿所炮制的文學史或斷代史及作家作品研究，則可謂所在皆是。

作為話語之弧，文學史的轉向總是銜衍了前因后果。一百多年前，面對列強的蹂躪，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先賢們提出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那是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面前的哀嘆，即被迫承認西升東降?！绑w”“用”思想由茲產生。如今，隨著我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我國的崛起，世界迎來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勢必首先在敏感的文學創作和研究這對蝴蝶翅膀上產生反應。于是，近年來首先文學市場趨于成熟和穩定，追風和迷信明顯消退，這主要歸功于“四個自信”和“拿來”的從容：繼承與創新、接受與借鑒日趨理性；一書既出，洛陽紙貴現象不再。其次是文學史書寫中多維發散狀態難以為繼，沉極而伏中預示的洗牌和擢升不言自明：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以及“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思想必將得到持續的肯定和發揚。這將充分體現我國的開放包容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體認與美好愿景。當然，這并不否定問題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總而言之，文學史書寫始終是學科的基礎工程，其高度是衡量“三大體系”的重要標桿。因此，所謂的“世界文學”有待我國文學史家重新打量，其中由西方建構的話語體系和經典譜系有待重新推敲。

二

與文學史相仿，文學原理作為界定經典、度量譜系的重要方法，在我國已有近百年歷史。從1925年馬宗霍發表首部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論》到1953年蘇聯作家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的引進，1964年以群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及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蔡儀的《文學概論》（出版于1979年，實際寫作時間為20世紀60年代），到現如今令人眼花繚亂、林林總總的文學原理、文學概論或詩學、詩論，洋的、土的、古的、今的，可謂汗牛充棟。下面我姑且以我們相對熟識的近百年歷史為經，以三種代表性著述所蘊含的時代為緯，來簡要假說現有文學原理及批評理論、批評方法的短長與局限。

首先是馬宗霍先生的《文學概論》，它凡三篇，由“緒論”“外論”和“本論”組成。作者試圖用本體論與方法論相結合的路徑建構文學原理，但因攫取的幾乎皆為中國本土材料，且偏重于文字學方向，故而略嫌偏狹。雖如此，然作為首創，卻功不可沒。在界定完一般意義上的文學這個偏正結構（文與學）之后，作者認為凡文學者，“一屬于知，一屬于情。屬于知者，其職在教；屬于情者，其職在感”10。在“法度”章中，作者認為文學既不可無法，也不可泥法；復在“內相”章中說到古來文學一曰有神，二曰有趣，三曰有氣，四曰有勢；又在“外象”章中歸納出四曰：即聲、色、格、律。如此等等，基本以匯集古來文人學者并各家之說而成，盡管偶爾也會牽涉西洋人等的相關點滴學說。此類以中國古典詩學觀念為基準的文學原理學延綿不絕，且愈來愈多地同西方詩學雜糅。當然，堅持中國詩學體系純粹性（包括材料和認知）的學者依然不在少數。比如認為中國有獨立完備的詩學體系，相關觀點不僅足以與西方各色流派對應，而且在神韻、意境、風骨、氣勢等方面具有相對廣闊的審美維度。但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它們基本是配菜師的做法，缺乏縱深感（即學術史意識），比如說到修辭，它們可以將孔子、劉勰、歸莊等并置一處，全然不顧其間的承繼與變異；說到意境或其他也是如此。殊不知同樣一個美字，古今中外的認知卻是同少異多。再說美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如果是客觀的，為什么蘿卜白菜、燕瘦環肥各有所愛？如果是主觀的，為什么青山綠水人見人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雖然難有定論，但若不顧時代的偏側、歷史的衍變，單說文藝司美又有什么意義？況且近百年來許多被定于一尊的所謂現代經典不僅價值觀和審美維度上彼此殊異，甚至南轅北轍，而且與古典美學大相徑庭。

其次是蔡儀先生的《文學概論》。正所謂“時運交移，文質代變”，蔡儀先生的這部《文學概論》在原理性揭示方面廣泛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盡管這一文藝觀帶有鮮明的蘇聯色彩。作品凡九章，是謂“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的意識形態”“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文學作品的種類和體裁”“文學的創作過程”“文學的創作方法”“文學欣賞”和“文學批評”。其中，第一章開宗明義，認為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是文藝理論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11也就是說，文藝的首要標準是反映生活，而且是客觀的社會生活。這里最重要的當然是“客觀”這個詞。且不說客觀是相對的，即使照相也有光與對象、角度等諸多因素構成，遑論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原理或文學史寫作中此類問題多多，但最根本的依然是學術史方法的缺失，蓋因單就西學而言，客觀論從摹仿說到反映論經過兩千多年沿革，況且還有不少后續者，譬如20世紀泛而濫之的超現實主義、超自然主義（也即超級現實主義、超級自然主義）等。幾相對位，不能不令人深思。

再次是董學文、張永剛的《文學原理》（2001）。這是我國近一個時期出版的諸多《文學原理》中較好的一部，拿它作個案固有一定的任意性，也就是說視它為之一并不意味著多少特殊的價值判斷，但它確系我國高校文學系使用率最高的（幾乎沒有之一，除卻塞爾登的《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這部作品顯然自覺地糅進了西方文論的不少思想，并從“文學的本體與形態”“文學的客體與對象”“文學的主體與創造”“文學的文本與解讀”“文學的價值與影響”“文學的理論與方法”等六個方面闡釋中外文論，演化出文學的觀念與現象、真實與超越、語言與修辭、形象與意境、體裁與類型、通俗與高雅、游戲與宣泄、闡釋與批評等數十個話題。作者在解釋文學理念、文學現象時總體上以西方現當代文藝理論為主要參照系，而且是平面化的和相對任意的攫取。換言之，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這樣的原理依然缺乏學術史維度，依然像是在文學概念的版圖上指點江山，因而依然缺乏縱深感與歷史意識。反之，真正的歷史意識、問題意識必須盡可能地置概念、問題于歷史語境當中，比如文本一詞，假使我們還有起碼的作家關注、讀者關注，那么就應該盡量回避之，蓋因它是形式主義美學崛起之后，尤其是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強調作品獨立性時常用的一個稱謂，如羅蘭·巴特（《作者之死》）和如他者所倡導的唯文本論思想；再比如同樣是這些話題，完全可以取法學術史方法，在來龍去脈中去粗存精、推導規律。當然，這并非否定他們在兼容古今中外、厘清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系及揚棄文學研究碎片化、去原理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巨大貢獻。但這只是一個新的開始，用作者的話說，“對文學原理某些從思辨性討論轉向實證性研究的趨勢并沒有表明文學基本理論的探索已經完結。相反，實踐表明文學原理基本概念、深刻內涵、應用前景及其新形態的展示，還遠未被發掘出來，一個很大的必然王國還擺在我們面前”12。既然必然王國尚在前方，那么我們距離自由王國必定還很遙遠。由是，他們提出的文學功利性與非功利性、文學感性之象和理性之意以及文學的認識和評價等問題當然也遠未解決。既如此，世界文學的經典譜系自然也遠未織就。

三

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文學史和文學原理學亦然。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維度，另一個重要維度是每個國家，甚至每一個文學教授都有志于書寫自己的文學史、建構自己的經典譜系，盡管其所涉個案未必十全十美。《西方正典》的作者布魯姆就曾坦言，“捍衛西方文學經典的最愚蠢的方式便是堅信文學經典體現了我們所謂的七大美德，包括行為規范和民主原則。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兑晾麃喌隆犯嬖V人們武力和勝利能賜予無上榮光，但丁看到他的異己受到永久折磨而感到竊喜；托爾斯泰信奉的那種基督教精神幾乎摒棄了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揚反猶主義、蒙昧主義和束縛人類的必要性；莎士比亞的政治主張與他筆下的科利奧蘭納斯13幾乎沒有多大差異……斯賓塞笑視愛爾蘭獨立運動人士被屠殺；華茲華斯的自我中心主義使他的自我頌揚超越一切。如果我們閱讀西方經典的目的是為了營造我們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等各種價值，那么我們就會變成自私自利、壓迫他人的魔鬼”14。這樣的言論多少呼應了薩義德等后殖民主義作家的理論。后者認為西方殖民主義對被殖民國家和地區的“他者化”過程充滿了偏見。在馬克思看來，這種偏見恰是西方殖民者“雙重使命”15中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要素。通過貶低殖民地，殖民者的使命便具有了天授般“正當性”和“正義性”。

回到文學。首先，不加引號的世界文學是客觀存在。從歷時性角度看，人類自有文化起便有了歌之蹈之和口傳文學；從共時性角度看，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皆有文學。因此，世界文學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和豐富多彩的呈現。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也便一直有一份令人欣慰的刊物——《世界文學》，它最早由魯迅和茅盾創刊，是為《譯文》，1959年改稱《世界文學》，而且歷來奉行文學平等理念，其天平常常向第三世界和被壓迫民族傾斜。

其次，加引號的“世界文學”既是古來理想主義者的一廂情愿，也是現實主義者所不能茍同的，因為歌德“世界文學”的懷想并非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基礎上，而是出于對《玉嬌梨》《好逑傳》或《薩恭達羅》之類的東方文學的激賞。在他看來，“世界文學”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并舉，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但遺憾的是這種理想主義早已在殖民主義或后殖民主義時代，以及受資本裹挾的全球大眾消費文化和大眾審美趨同中徹底瓦解16。而后者恰恰印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預見。

再次，迄今為止世界文學的經典譜系主要建立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后西方文化的價值取向之上。無論是夏志清還是馬悅然，大抵對我國“四大名著”之首《紅樓夢》評價不高，《紅樓夢》也遠未進入“世界文學”的經典譜系。除了極少數漢學家和鳳毛麟角的蠹書蟲，西方讀者鮮有知道《紅樓夢》者?；蛘邠Q一種說法，單就讀者數量而言，《玉嬌梨》遠超《紅樓夢》。至于我國當代文學，則大抵還是洋人文化獵奇，甚至政治博彩的介質。平心靜氣的理解尚須假以時日，一視同仁的欣賞卻必待我國全面崛起。19世紀的英、法文學和20世紀的美國文學，其所以風行，甚至被一些人奉為圭臬，除了文學本身，背后的綜合國力和文化影響絕對不容小覷，甚至可以說是前者“走向世界”的金階。如今，作為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文學，卻是相對沉默的，盡管其生命力和藝術價值毋庸置疑。且不說其他發展中國家，我們捫心自問：是否像對待美歐文學那樣對待過巴基斯坦文學？因此，國內外達姆羅什們、卡薩諾瓦們或克勞斯們的所謂“世界文學”經典果真是對世界文學一視同仁地接受與贊美嗎？譬如，克勞斯說，“世界文學乃是擁有高于普通水平的不朽杰作和一流文學，它超越了所有的民族文學”17。問題是：誰來評判不朽杰作和一流文學？關于這個問題，西方學者本身也未曾達成一致意見。比如，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認為原則上一流作家寫人性，二流作家寫現實，謂“只有表現一般的自然才能給人愉悅，也才能使愉悅長久……莎士比亞超越一切作家……他的人物不因地域風俗的改變而改變，放之四海而皆存”18。然而，布萊克卻針鋒相對，他的詰問是：一般自然，有這樣的東西嗎？一般原則，有這樣的東西嗎？一般人性，有這樣的東西嗎？他堅信只有特殊性、個別性才彰顯價值。“一般知識是白癡們的知識?！?9對于我們，則既然連《紅樓夢》都尚未進入他們的法眼，既然巴基斯坦等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文學經典被排斥在這個經典譜系之外，何談“世界文學”？更不必說按照某種理論、標準或方法來衡量各民族文學了！

誠然，這并不否定善意的討論和合理的追尋。至于平等對話和彼此尊重，則更是難能可貴、應予歡迎。

作為結語，我不妨援引愛爾蘭學者波斯奈特對世界主義文化霸權的批判。在其堪稱經典的《比較文學》中，他認為最佳的去世界主義或“世界文學”中心化的方法便是平等的比較。但是，由于西方現代民族繼承了古希臘、羅馬的觀念和機制，故而在訴諸民族文學之前便被規定了先決條件：“世界帝國和世界文學”20。達姆羅什對此心知肚明，盡管他并不認同。至于我們，如果將波斯奈特的觀點同盛行了幾個世紀的西方中心主義對位比照，如果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有基本的持守，那么結論也就不言而喻了。

注釋：

1 盡管否定也是一種選擇：從自我出發的排他性，一如西方中心主義之與大半個世界。

2 比如中世紀針對天主教“三位一體”的論爭，選擇主義由茲生發。

3 歌德：《歌德論世界文學》，范大燦譯，達姆羅什、劉洪濤、尹星主編：《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頁。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頁。

6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全集》第8卷，第179頁。

7 該項目起始于1956年，由中宣部直接領導、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要承擔，1964年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后全面接手有關工作。

8 陳眾議：《向著重構的整合》，《中華讀書報》2009年2月18日。

9 同樣的問題在于，當美國宣稱對蘇聯“淡化意識形態”時，它果真淡化了意識形態嗎？

10 馬宗霍：《文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25年版，第5—6頁。

11 蔡儀：《文學概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

12 董學文、張永剛：《文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頁。

13 莎士比亞同名悲劇的主人公，因生性多疑、脾氣暴躁得罪公眾而被逐出羅馬。

14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London: Macmillan, 1995, p.29.

15 “一個是破壞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86頁。這適用于所有殖民主義。

16 其中的“奶嘴效應”和“娛樂至死”令人不寒而栗。

17 Werner Krauss, “Probleme de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in Krauss, Literaturtheorie,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Berlin/ Weimar: Akademie-Verlag, 1987, p.131.

18 S.Johnson, Johnson on Shakespear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8, p.11.

19 布萊克：《布萊克文集》，轉引自拉曼·塞爾登編：《文學批評理論——從柏拉圖到現在》，劉象愚、陳永國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頁。

20 轉引自大衛·達姆羅什：《一個學科的再生：比較文學的全球起源》，尹星譯，大衛·達姆羅什、陳永國、尹星主編：《新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