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胡適一生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在各色各樣的“謗”式中，影射是不可忽視的一種。文學作品里，影射十分常見。大多數的影射，因含有對所指對象的譏諷、鄙視，甚至抱怨、仇恨，否定意味很濃。但正本溯源、補偏救弊，也不失還原人物、澄清歷史的一個法子。近現代文學作品里，有不少小說影射胡適。這類作品中的胡適形象，是我們了解胡適及其所處時代的一個窗口。

胡適

胡適與狄莫

最早通過小說向胡適發難的，大概是古文大家林紓。1919年2月，林紓在上海《新申報》發表文言小說《荊生》。小說不長，僅一千兩百余字，說的是既喜讀書又好習武的荊生到北京游玩，住在陶然亭的西廂。相約山游的田其美、金心異和狄莫三人暢所欲言，“力掊孔子”，激怒了住在隔壁的荊生。荊生破壁而入，穢言污語，拳打腳踢。三人倉皇出逃，荊生滿臉獰笑。

小說的矛頭指向的是五四時期的新派人物，如陳獨秀、錢玄同等。因為要討論的是胡適，我們把目光聚焦到三人中的狄莫——一個“新歸自美洲，能哲學”的人。《荊生》中關于狄莫的筆墨不多，除了“美洲”和“哲學”兩個標簽，另有三處：“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誤人，所以至此。’”“狄莫曰：‘吾意宜先費文字，以白話行之，俾天下通曉，亦可使人人窺深奧之學術，不為艱深文字所梗。唯金生何以默守說文，良不可解。’”“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

這里，“美洲”與“哲學”是識別胡適身份的兩個依據。我們知道，1917年7月，胡適從美國回國。回國時，胡適雖未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他師從杜威，研究的是哲學。此前，胡適在康奈爾大學，先選讀農科，后入文學院，也是主修哲學。當然，識別胡適最重要的依據是狄莫主張“以白話行之”。“美洲”、“哲學”和“以白話行之”，三者加在一起，這狄莫影的是胡適便基本無疑了。

當年，《荊生》一出，激起新舊大戰。隨后，《荊生》的姊妹篇《妖夢》冒出，更是火上澆油。《妖夢》雖然沒有《荊生》那么有“威力”，但把蔡元培也牽扯進來，社會反響同樣強烈。而胡適再次遭遇影射，被林紓丑化為“深目而高鼻”的副教務長秦二世。一時間，新派人物義憤填膺，義無反顧，而舊派勢力泥古不化，冥頑不靈。兩派之間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到了后面，有理無理，理大理小，都成了三斤面粉調六斤漿糊——稀里糊涂。

面對林紓的影射，胡適并沒有像陳獨秀、李大釗那樣直接與之“交戰”，溫和的胡適保持了他一貫的紳士風度。直到1922年3月，在為《申報》創刊50周年撰寫《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時，胡適才稍稍提到《荊生》和《妖夢》。關于《荊生》，胡適說：“寫田其美（陳）、金心異（錢）、狄莫（胡）三人聚談于陶然亭……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關于《妖夢》，胡適則說：“用元緒影北大校長蔡元培；陳（田）恒影陳獨秀，胡亥影胡適……那篇小說太齷齪了，我們不愿意引他。”

盡管林紓影射了自己，而且是洶洶的罵詈與敵視，但胡適并沒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相反，無論當時還是日后，他都毫不隱瞞林紓的好。如，談到上海求學經歷時，胡適表示，從林紓及其他人的意譯文字中，初次認識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馬（Dumas père and fils）、囂俄（Hugo）等一大批外國小說家。又如，談到古文的教材與教授法時，胡適表示，林紓早年譯的小說《茶花女遺事》《戰血余腥記》《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十字軍英雄記》等，都可以看。

當然，“好好先生”胡適并不是沒有主見。面對林紓的影射，面對文學革命的受阻，胡適是何反應呢？我們可以細讀他的這段話：“我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并非我不信文學革命是‘天經地義’。我若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也不來提倡了。但是人類的見解有個先后遲早的區別。我們深信這是‘天經地義’了，旁人還不信這是‘天經地義’。我們有我們的‘天經地義’，他們有他們的‘天經地義’。輿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仰我們的‘天經地義’。”這段話很可以說明胡適的思想和胸襟——主張盡可趨于極端，議論定須平心靜氣。林紓的言論固然粗俗、刻薄，但胡適決不至于“不容人以討論”。

近人在談論五四時期的新舊之爭時，往往認為“守舊”是“開新”的阻力，從而對以林紓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多持否定意見。其實，“正是論戰雙方各自的‘堅持’和‘固守’，讓五四有了更重大與更深刻的意義”。舊的不一定就是落后的、反動的，就必然是要淘汰的、消亡的；新的也不一定就是進步的、科學的，就必然是要接受的、勝利的。很多時候，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而是不同時期、不同形勢下參與各方的角逐與抉擇。因此，從長時段的歷史眼光來看待這一新舊雙方共同構成的思想戰場，無論是革新派還是守舊派，無論是標新立異者還是墨守成規者，他們都有各自的可敬與可愛。百年之后的我們，更應有胡適一樣的理性和從容。

胡適與許博士

1921年8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葉圣陶（紹鈞）作了一篇小說，用我在蘇州的演說作一個影子，頗有意思。”胡適所指的小說，是葉圣陶發表在《時事新報》上的《脆弱的心》。小說中主要有三個人物：莫先生、徐先生和許博士。其中，許博士影的是胡適。

葉圣陶在小說中寫道：“許博士是哲學名家，他的關于哲學的著作重印過幾十版。他的通俗的論文常見于有名的報紙雜志，人家看見署著他的名字，便不自主地留心細讀。一般人的談話或論文里，往往有‘許博士怎么說’‘許博士的意思怎么樣’那些話，可見他是維系人心的一條索子。”

這個時候的胡適已經回國四年，雖然還是沒有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但在學校里、社會上，他早已是公認的博士。論學問，他比一般的博士大得多；論著作，他比一般的博士多得多；論名望，他比一般的博士更是高得多。換言之，那一紙文憑，有沒有在手，都不影響世人親切地稱他“胡博士”。另外，作為文化旗手、學界名宿，胡適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科學思想、反對武斷迷信，在當時更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年輕人、大學生，大多受到了新潮的洗禮。如，作家冰心在回憶往事時就表示，“我們都在報刊上尋讀胡適先生的作品，來研究欣賞，同時自己也開始用白話來寫作。”完全可以說，胡適是當時社會的一個“超級偶像”。顯然，葉圣陶筆下的許博士與胡適是高度吻合的。

《脆弱的心》中，重頭戲是許博士作的題為“小學教師的趣味”的講演。許博士說，小學教師的趣味最多，但這種趣味不在于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而在于用科學的態度去發現學生的個性和天分，用試驗方法對他們進行指導。如果這種指導能夠取得成效，教師的工作就會有無窮的趣味。除此之外，許博士還進一步指出，“教育界應自任為社會的監督者、指導者和改造者。須知我們不改造社會，社會就要改造我們。我們若是被改造了，還有什么教育可言？所以我們不要怕一切，我們要做，使我們成為動的原力，運轉社會使他上改進的道路。”

許博士的講演是不是參照胡適的講演呢？查閱胡適日記可知，1921年7月26日，胡適曾到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講演“小學教員的修養”。當天，蘇州一師來信邀請胡適前去講演。次日，蘇州一師校長王欽鶴等人到訪，堅邀胡適前去蘇州講演。胡適因杜威曾說第一師范為中國一個最好的學校，故有意前往，加上想見顧頡剛等人，也就答應了邀請。1921年7月30日，胡適在蘇州作了兩場講演，一場是“小學教員的修養”，一場是“實驗主義”。

葉圣陶是根據胡適哪次講演做的小說，我們不得而知。但胡適在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的講演，當時的《時報》（1921年7月27日）作了刊登。這次講演的主要內容是勸勉小學教師做使自己長進的事，而忌敷衍的生活、機械的生活。胡適認為，“凡可以使我們有長進的，都是修養。”這種修養可分兩層，一層是“用研究作修養”，一層是“用社會服務作修養”。其中，“用研究作修養”，包括對兒童的研究（兒童的性情、體格、天才、興趣；兒童的家庭、遺傳、環境）和對環境的研究（天然的環境，如地理、地質、植物、物產等；人事的環境，如歷史、工藝、職業、生活狀況等）。胡適提出，“研究的修養使我們的智識增加，使我們了解我們所在的環境，可使我們增添無數有用的教材與工具。這固然是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這樣的研究使我們自己發生無數新興趣、新愛好。”而“用社會服務作修養”，是要小學教師努力改造自己的環境，而不是讓那不良的環境陷害自己和自己的學生。胡適希望小學教師以學校為中心，改良兒童，改良社會，“這種修養，使我們成有用的公民，成社會中真正有用的會員”，并不是“立于社會之外、吃閑飯不管事的先生”。講演最后，胡適呼吁，“如果你要想成一個好教員，你先要自己練成一個有用的社會分子。”

將許博士的講演與胡適的講演進行比對，貼合程度顯然很高，說明葉圣陶的小說基本上是“忠于”事實的。胡適在日記中表示“頗有意思”，說明他對葉圣陶的這個小說大體上是接受的。雖然，在小說的結尾，許博士的影響被消解得蕩然無存，但小說終歸傳遞了胡適的教育思想。至于思想啟蒙與現實行為的悖論，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葉圣陶在小說中消解了胡適講演的作用，并不等于胡適的講演沒有作用。恰恰相反，胡適的講演造成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如，著名物理學家吳健雄就曾表示，胡適的講演“最動人，最有力量”，因為聽了他的一次講演，還影響到后來的升學與出洋；又如，陳雪屏認為，胡適的講演很受歡迎，因為內容豐富、見解銳利，而且“能夠將深奧的理論用明確的語句表達出來”；再如，顧學頡聽過胡適的講演，胡適講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五停心觀以治貪心”等，半個多世紀過去還記憶猶新。

胡適自己也知道，別人聽了自己的講演，可能一時興奮，過后毫不在乎，但他并不悲觀，因為他相信“無心插柳，尚可成蔭；有意栽花，當然要發”。胡適對自己的講演是有自信的，正如他寫給吳健雄的信中所說：“我一生到處撒花種子，即使絕大多數撒在石頭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長出了一個吳健雄，我也可以百分的快慰了。”

如果葉圣陶知道胡適與吳健雄之間還有這么一段美談，他在塑造許博士時，許博士講演的“吸引力”還是要保留幾分吧？

胡適與戴東原

胡適又一次被影射是在郁達夫的小說里。1923年2月，郁達夫在《創造》季刊發表小說《采石磯》。小說里的戴東原，是主人公黃仲則的“死對頭”。這個戴東原通常也被認為是以胡適為原型塑造的。小說中，戴東原是個聲名顯赫的考據家，但在黃仲則眼里，這個考據家沒什么稀罕——“周秦以上并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偽書卻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于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小說對考據學和戴東原滿是不屑，胡適對考據學和戴東原卻推崇備至。關于考據學，特別是清代的考據學，胡適有著極高的評價：“搜求事實不嫌其博，比較參證不嫌其多，審查證據不嫌其嚴，歸納引申不嫌其大膽。用這種方法去治古書，真如同新得汽船飛艇，深入不曾開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創造的發現，而才小的也可以盡一點‘襞績補苴’的微勞。”同樣，對清代乾隆年間百科全書式的著名學者、大思想家戴震（字東原），胡適非常激賞。正式接觸戴震的哲學后，胡適內心一度深受震動，并花了不少時間精力投入研究。關于戴震，胡適后來在《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中作了精要總結：“這個時代是一個考證學昌明的時代，是一個科學的時代。戴氏是一個科學家，他長于算學，精于考據，他的治學方法最精密，故能用這個時代的科學精神到哲學上去，教人處處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尋求事物的條則。他的哲學是科學精神的哲學。”小說中黃仲則與戴東原唱“對臺戲”，無異于郁達夫向胡適下“挑戰書”，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采石磯》中，郁達夫借黃仲則之口痛罵戴東原之流，以及發泄各種不滿，罵他們“大言欺世，排斥異己”，“掛羊頭賣狗肉”，罵“現世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而對戴東原批評自己“華而不實”“少忠厚之氣”“用錯典故”等，更是斥為“胡說亂道”。

據學者證實，郁達夫之所以在小說中影射胡適，源于當時胡適和郁達夫的一段公案，“萌芽于郁達夫對胡適盛名的嫉妒”。里面的前因后果，不再贅說，主要是郁達夫發表《夕陽樓日記》，對胡適一類人物大加嘲諷，說他們“同清水糞坑里的蛆蟲一樣”。胡適為自己辯誣，作了反駁文章《編輯余談·罵人》，論戰不斷升級。可以說，正是因為郁達夫與胡適之間的這場筆墨官司刺激了郁達夫創作《采石磯》。以胡適當時的社會地位，是個“名頭大”的人物，而郁達夫彼時人微言輕、位卑聲弱，兩者懸殊太大，根本不在一個級別。郁達夫把胡適對自己的批評當作強勢對弱勢的壓制而倔強對抗，故而小說中的“夫子自道”也可理解為郁達夫當時心態一種翔實的“自我暴露”。

為了不讓矛盾激化，胡適主動寫信向郁達夫道歉，希望化干戈為玉帛。信中，除了談及“夕陽樓”論爭，也談到了《采石磯》：“如果你們不見怪，我很誠懇地盼望你們對我個人的不滿意，不要遷怒到‘考據學’上去。你們做文學事業，也許有時要用得著考據的幫助。例如譯Omar〔莪默·伽亞謨（Omar Khayyam），波斯詩人〕的詩，多用幾種本子作考據，也許可以幫助本文的了解。考據是一種公開的學問，我們不妨指出某個人的某種考據的錯誤，而不必懸空指斥考據學的本身。”信的末尾，胡適“盼望那一點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損害我們舊有的或新得的友誼”。

郁達夫收到胡適的“求和信”后，感于胡適的雅量，也選擇了道歉和示好——“我的罵人作‘糞蛆’，亦是我一時的意氣，說話說得太過火了。你若肯用誠意來規勸我，我盡可對世人謝罪的。”信中，郁達夫還寫道：“說到攻擊考據學的話，我們對你本來沒有什么惡感，豈有因你而來攻擊考據學之理？……我們對你本來沒有惡感，你若能誠懇的規勸我們，我們對你只有敬意，萬無惡感發生的道理。”

至此，胡適與郁達夫的論爭畫上句號。日后，兩人保持一定的聯系，雖然談不上至交，但也有幾分情誼。

胡適與瓦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1924年10月，陳衡哲在《小說月報》發表小說《洛綺思的問題》。小說中，男主人公瓦德與女主人公洛綺思經過三年交往宣告訂婚，但洛綺思擔心婚后生兒育女妨礙學問事業，于是提出解除婚約。瓦德尊重洛綺思的決定，與之解約。洛綺思抱持“獨身主義”，與學業做了“良好伴侶”。《洛綺思的問題》主要是探討女性問題，探討婚姻家庭與事業志趣之間的矛盾。顯然，洛綺思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文明社會所有女性共同的問題。

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在為唐德剛的《胡適雜憶》作序時，特別提到了胡適與陳衡哲的交往。談到《洛綺思的問題》時，夏志清說：“這篇小說我認為影射了陳、胡二人之間不尋常的關系，至少也透露了陳自己對胡的一番愛慕。”同時，夏志清指出，“莎菲（陳衡哲）的別小說，胡適都很滿意，惟獨這篇他堅持要刪改，還同任氏夫婦作了‘很長的討論’，我想決非技巧上的問題，而是胡適心虛，恐人家看出小說里有所影射。”夏志清甚至推斷，“胡、陳二人可能沒有通過情書，但《洛綺思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跡的情書。”

關于胡、陳二人的關系，且不說多年后的夏志清有這樣的假設和推斷，還在當時世人就已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如果說《洛綺思的問題》里有影射，那么影射胡適的自然是男主人公瓦德。瓦德是哲學教授，胡適也是哲學教授。瓦德與一位中學體育教員結了婚，讓人感覺挺意外，而胡適與鄉下纏足姑娘牽了手，似乎也是極不般配。瓦德結了婚，但他不曾因此關閉了他的心，“尤其是對于洛綺思，他的心是永遠開放著的。”而胡適成了家，但他與同志之間鴻雁傳書，“她對于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與鼓舞。”……如此說來，瓦德影射胡適，倒也不算牽強。

與以往影射胡適不同的是，因為陳衡哲與胡適有著“不尋常的關系”——陳衡哲是胡適“一個最早的同志”，故而《洛綺思的問題》正式發表之前，陳衡哲征求過胡適的意見。兩人還就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性格、心理描寫等作了討論。陳衡哲聽取胡適的建議，對初稿加以增刪。胡適在《小雨點》序中寫道：“《洛綺思》一篇的初稿，我和叔永（陳衡哲的丈夫）最先讀過，叔永表示很滿意，我表示不很滿意，我們曾有很長的討論，后來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刪改了幾部分。”

我們沒有見到胡適對《洛綺思的問題》的具體評價，但從他與陳衡哲往來的相關書信可知，胡適確實在讀小說原稿時有所“心虛”——將小說與現實比對，確有不少相似之處，也確實容易引起讀者猜疑，并很可能引來流言蜚語。陳衡哲曾經坦白：“我既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么小說家，我的小說不過是一種內心沖動的產品。它們既沒有師承，也沒有派別，它們是不中文學家的規矩繩墨的。它們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誠，是人類感情的共同與至誠。”讀過《洛綺思的問題》的人也都知道，陳衡哲的寫作是至真至誠的。也因此，相信她與胡適之間“除了切磋學問，勉勵人格之外”，“是沒有別的關系可以發生的了”；并相信他們彼此之間是“經過火煉的赤金”，是“沒有嫌疑可避”。陳衡哲曾用“金堅玉潔”來形容友誼，她與胡適之間的友誼，實在比金更堅，比玉更潔。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其實，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尊敬、崇拜、愛慕、思戀種種，很多時候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里分得清道得明呢？盡管陳衡哲、胡適都曾為兩人的關系辯白，但還是免不了世人的誤會、錯解，甚至誣蔑、褻瀆。我們只能說，在這對同心朋友的交往中，我們只是旁觀者，無權干涉，也無權評判。抑或，他們彼此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相好、相愛，又有何不可，又招惹了誰？“發乎于情，止乎于禮。”君子如胡適者，是經得起道德、人格和歷史的檢驗的。

胡適與何識時

《荊生》《妖夢》等，對胡適的影射往往只是一個點、一個面，或文學主張，或治學方法，縱然“居心叵測”，“殺傷”終歸不大。到了盧前的長篇小說《燃犀》，那就是全面進攻、逼人太甚了。

1928年4月，盧前（署名“園丁”）的《燃犀》開始在《飲虹周刊》連載。小說以何識時為主線，寫了一部到1920年左右截止的新文化運動簡史。從小說內容看，作者盧前對于胡適的經歷、性格、言行等都非常熟悉，涉及胡適生活、工作、家庭等多個方面。小說中的人物、事件、細節等，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混在一起，撲朔迷離。

如，小說對胡適所提出的“八不主義”不以為然：“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拿什么去賣出錢來呢？于是盤算多時，才發明了一種主義，叫做九有主義的。何以叫九有主義呢？什么言有序，言有物，什么有病呻吟，什么有新意，什么有俗字俗句縱好，什么有散句而不駢，什么有白句而不典……東扯西拉的把些舊話湊了九點，重新裝點出來，果不其然成為了簇簇新的動人新主義。又把他一位碧眼黃須的老師的學說——‘實用論’借作自己文學理論的基礎……”誠然，胡適不是提倡白話的第一人，他的“八不主義”在當時也不算驚天之論，但他號召“文學革命”卻是實實在在的驚世之舉。尤其可貴的是，胡適提倡白話文、提倡新文學，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發力、努力，為白話文的推廣、流行，為新文學的滋生、培育，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份貢獻，不容置疑，也不會磨滅。可笑的是，這位盧前，一方面揪著胡適的“主義”極力丑化，一方面卻又遵循胡適的“主義”通篇白話。

又如，小說借著胡適的新婚雜詩對胡適與江冬秀的大喜之日大加調侃：“罷，罷，這訂下十年還沒有娶的老婆，還是快一點討回來罷，算了命，擇了日子，趕快地預備起來。時光過得非常之快，轉瞬卻到了十二月三十的吉期。這是多么開心的事！還有一件小小而有趣的事呢，就是他娶親這天所放的爆竹，還是十年前他老媽要替他娶的時候所辦的。他本人逃婚之后，已是鍍過金，喝過洋水回來，而老媽已死，爆竹不免又陳舊了些！聽了舊爆竹的聲音，（何識時）不免動了新詩之興。于是洞房花燭夜，提起筆來，作了幾首新婚詩，雖然滿心得意，其中卻發了不少牢騷……”誠然，胡適對自己的這樁婚姻有過不滿。他曾說過：“中國男女的終身，一誤于父母之初心，二誤于媒妁，三誤于算命先生，四誤于土偶木頭，隨隨便便，便把中國四萬萬人，合成了許許多多的怨藕，造成了無數不和睦的家族。”胡適甚至把中國幾千年來人種一日賤一日，道德一日墮落一日，體格一日弱似一日都歸罪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但現實中，胡適又是“傳統的”、“保守的”，對于自己的舊婚姻，“始終沒有存毀約的念頭”，為的是“不忍傷幾個人的心”——“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所以說，胡適沒有拒絕母親的包辦婚姻，不是不能，而是不忍。因為這份不忍，他與江冬秀的婚姻，固然說不上美滿，倒也不能說是不幸。小說對胡適的新婚冷嘲熱諷，實在有違厚道。

如果說胡適的文學主張、新婚場景還有“薄據”，那么關于《中國哲學史大綱》，盧前則在《燃犀》中造出了全新的坊間談資。小說寫道：“（何識時）一壁聽來校長的話，一壁心里想著。這時聽他說到哲學史不由有些恐懼而且慚愧起來。何以故？因為根本那本東西是用日本人的著作做藍本的，說不到著作；何況只有半部，僅僅把周秦諸子敷衍說了，漢以后的，連自己都一點不大了解……”這話的意思簡直等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抄襲了日人著作！眾所周知，《中國哲學史大綱》是胡適“開風氣之先”的哲學名著，而在盧前的筆下，胡適這樣一位用全新的、系統的研究方法整理中國各種學問的先驅，竟然是一個招搖過市的騙子！照這樣說，豈不是當時和后世那些認同、追捧胡適的學者、專家都是“瞎子”“傻瓜”，都上了胡適的當？不可否認，胡適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在當時和后世同樣有人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過批判，有的還不乏尖刻和嚴苛。但正因為如此，才更需要實事求是、公平公正，而不是信口開河，搬弄是非，哪怕只是小說，只是影射。無疑，盧前的寫作，“態度實在不好，風格實在不高”。要是換成魯迅遭受這樣的不白之冤，必然是要食其肉寢其皮的了。

胡適讀到《燃犀》（其中一期）后，與《飲虹周刊》所在的《京報》作了交涉。胡適表示，里面有許多地方是完全錯誤的。如，胡適結婚時，其母尚未去世；所引的新婚雜詩，多割裂訛誤等。大概是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影射，胡適對小說中的影射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本來這種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說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過成一種閑話的資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謠言的亂談了。”胡適還勸“園丁”，如果有志作文學，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這種不可靠的傳說材料。”

很快，盧前通過《京報》了解了胡適的意思。在回復中，盧前解釋：“文人可以說是怪人，《燃犀》所燭的是這般文學界的怪人，非妖怪之怪也。全篇以幽默為中心，絲毫無攻訐的意味！誠然，何識時或許就是先生，所寫違背事實的地方，當然有的，因為我原來有些想象在里面的緣故。”可見，盧前的寫作目的就是要“燭”文人，“燭”胡適，包括小說的題目“燃犀”，也是讓人一頭霧水，實際上是“洞察奸邪”之意。盧前的小說，表面上激濁揚清、疾惡褒善，實際上斷章取義、捕風捉影，結果以假亂真，混淆視聽。

小說是小說，現實是現實，現實與小說之間并非完全對等。而且，現實有現實的空間，小說有小說的自由。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可以聯想，可以嫁接，可以夸張，可以虛構。畢竟，小說依托的是現實中的人事物情，沒有它們作素材，也就沒有所謂的文學作品。因此，作為小說家，是有“寫什么”和“怎樣寫”的權利的。但這種權利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制的，絕不是沒有底線、紅線，沒有警戒線、高壓線。膽大而藝高的魯迅，在塑造人物時，尚且“雜取種種，合成一個”，即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一般的作家，就更要小心謹慎了。如果以特定的人、真實的事為描述對象，又含有侮辱的、惡意的內容，還明目張膽地公開，不是引火上身嗎？無論如何，把小說當“潑穢水的器具”，是不可取的。貌似開涮了別人，實則侮辱了自己。如果創作者不怕別人反駁，不怕別人還擊，不怕別人對簿公堂，那倒大可以想寫什么寫什么，愛怎么寫怎么寫。

胡適關于影射現象的看法，可以說是全盤否定了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說的價值，“影響到‘作者正義’和‘小說正義’的伸張”。但胡適的話，確實有他的道理——“這種態度并不足以作戰，只足以養成一種卑污的心理習慣；凡足以侮辱反對黨的，便不必考問證據，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為真，皆樂為宣傳。更下一步，則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實了……此種懶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習慣，我們應該認為最大敵人。寧可寬恕幾個政治上的敵人，萬不可容這個思想上的敵人。因為在這種惡劣根性之上，決不會有好政治出來，決不會有高文明起來。”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古往今來，那些閑話、謠言的制造者、傳播者，豈不可恨？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影射胡適的小說還有很多，包括英國知名作家、社會活動家謝福蕓（Dorothea Soothill Hosie）在她的小說《中國淑女》中，也用胡適作材料獨成一章《哲學之門》。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說，胡適的基本態度是否定的，這自然還可商榷。但無論如何，閑話或者謠言還是不傳為好、不造為上。胡適一貫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這話放在今天，也是警示我們——創作不是胡亂的濫作，言論不是肆意的評論。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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