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鄭在歡，青年作家，1990年出生于河南駐馬店。著有《駐馬店傷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殺敵》《團圓總是離散前》等作品

在真實與虛構交織的空間里，在詼諧與荒誕共舞的土壤上，赤裸的人性同坦露的土地一般觸手可及。對于90后作家鄭在歡來說，依托于故鄉與成長的記憶是其創作不可缺少的源泉，那些在潦草青春中任性妄為的人們、在粗糲土地上肆意生長的生命，以其自身的濃烈詭譎演繹著一個個鮮活的故事，構建出一部迷幻又真實的“城鄉結合部殘酷文學”。

2017年，鄭在歡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從此以“野生”作家形象進入文壇。作為一個16歲便退學打工同時開始文學創作的人，他的文筆因自身廣泛的底層生活感悟而具生命力。4年過去了，他的駐馬店故事仍在繼續。近日，鄭在歡的新書《今夜通宵殺敵》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鄭在歡說這是一本“元氣”之作，最開始想取名“少年不死”。

全書由15個短篇故事構成，分為“昔時少年”和“U型故事”兩輯。“昔時少年”記述的是少年往事，作者用幽默的文筆回顧了九零一代的生活環境與成長經歷。無論離開還是留下，故鄉的記憶都流淌在每個人的血液里。而“U型故事”則著重探尋小說本身的形式與目的，在多變的題材與結構下更具游戲性。小鎮、青年、愛情、夢想、音樂、文學，各種元素交相呼應、穿梭跳躍。

鄭在歡是個城鄉間的“破壁者”，他基于自身對當代人口流動的細致觀察，打破了傳統的鄉村文學敘事慣性，他拿出了鮮活的東西，讓讀者獲得了對鄉村世界更進一步的認知。在他筆下，那些從鄉村來到城市的小孩，他們在城市里生活、去工廠打工、賣縫紉機、干影視業、參加網絡文學比賽的行為，以及發達以后回農村，過年時還想著租一個奔馳車來撐門面的心理，反映了大環境下便利交通與去邊界化互聯網發展帶來的影響、鄉村新一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與固守傳統觀念間的矛盾隔閡。

鄭在歡還是個擅于講故事的人，這種能力或許與民間語言滋養息息相關，他自稱為“邵說叨”，就是嘮叨、話癆的意思。他希望自己的語言能給人帶來純粹的快感，讀上去很舒服。除此之外，他還善于把含淚的生活講成歡樂，學會跟苦難和解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字里行間的溫厚良善，是蘊藏在這些鄉村故事背后人的意義與文化價值。

關于內容的真實與虛構，鄭在歡認為，比起故事的真實，“感受的真實”才是其小說真正想傳達的意義。“有一些小說很鮮活，像我之前動用生活經驗的小說，寫到農村自然就很鮮活，因為我有很多的感受，這個感受我特別想分享給大家。” 借新書出版之際，澎湃新聞專訪了作家鄭在歡，聽他聊聊自己在寫作過程中的真實感受。

【訪談】

澎湃新聞：《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出版后反響很好，《今夜通宵殺敵》也是同一時間期創作的，到如今才面世，這中間經歷了什么？

鄭在歡：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了，《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出版后兩個月就加印了，作為一個初出茅廬的人來說，當時可說是受寵若驚。有一些資深的編輯找到我，說想把其他稿子一起出了。我就又整理出了25萬字的東西，當時信心十足，我要用這一本厚厚的書轟炸一下當代文壇（笑）。

但中間，給我出《駐馬店傷心故事集》的編輯就離職了，拋棄了我們這種“滯銷書作家”，奔更好的前程去了，此后接替的編輯也離職了。我“熬走”三個編輯和一個出版商，導致《今夜通宵殺敵》在2021年秋冬才出來。這個煎熬不足為外人道，但是對我的影響蠻大，從以前的年輕氣盛到現在很“乖”，哈哈。

澎湃新聞：你的新作《團圓總在離散前》和《今夜通宵殺敵》是差不多時間出來的，這兩本書你在寫作上的感覺有什么不一樣嗎？

鄭在歡：《今夜通宵殺敵》是我在20-24歲之間寫的作品，可以說是一本“元氣”之作，這本小說最開始我其實想取名“少年不死”。那時候的我是一個沒有被“污染”的人，沒有上班、沒有任何社會活動，就在家里寫小說。年少氣盛，有很多崇高的理想，但是落實到寫東西上還是希望大家看到它的時候是有意思的、舒服的，像劉震云常說的，給你帶一樂，首先是一樂，不是苦大仇深、特別正經的。但同時那三年又是一個煎熬的時期，一直煎熬到24歲。《今夜通宵殺敵》里的同名短篇，寫的是我十幾歲的網吧生活的一夜，通宵去上網在屏幕里瘋狂打怪。它還是帶著一點年輕時候那種活力，但其實已經是一個緬懷的感覺，就不是當時少年不死那種宣言式的，不是少年永遠不死，可能現在已經“死”得差不多了。《團圓總在離散前》是一個青少年變成一個中年人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一點所謂對俗世的更多體會。

澎湃新聞：文學作品中有關鄉村的題材非常多，有的是充滿苦難的，有的是帶有美好想象的詩意化鄉村。你筆下的鄉村很特別，當然能看到人們生存的不易，但更能感覺到一種肆意和暢快。同時在互聯網的普及下，鄉村早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點在你的小說中也有體現。你認為你寫的鄉村有什么特點？

鄭在歡：其實我特別怕被歸入“鄉土小說”的類別，當然現在很多讀者對我的評論里面，也會提到鄉土兩個字，但是他們是順著文學宣傳的慣性在用，他們并不是真的在用“鄉土”這兩個字概括我的小說，大多數會說這是“城鄉接合部殘酷文學”之類的。

我在鄉村生活16年，16歲以后到小城，再從小城來到大城市。今年我32歲，可以說我的人生對折一下就是一半在鄉村，一半在城市。以前為什么叫鄉土作家，我覺得這是一個閉塞環境下的產物，那個時候流行下鄉體驗，就算不是鄉村里的人，也要裝得跟農民朋友很近，在閉塞的環境里面也只能關心鄉村那點雞鴨魚狗的事。

現在的鄉村絕對不是這樣了，我小時候也不是這樣了，包括現在更新一代的人。我現在回去見我的堂弟堂妹們，他們十五六歲每天玩著抖音，也住樓房了，跟城市也沒有太大的隔膜。當代城市年輕人在玩什么，他們也在玩什么。甚至他們玩得更瘋，你看抖音、快手都是鄉村主力軍在玩，他們也沒有文化人的包袱，人家炸油條還要拍給你看，然后大家點贊，說這個油條炸得好、炸得棒，它就不閉塞，構成流通的東西了。所以我的小說你可以說它寫得不好，但是不能說它寫得土。我只有這一個訴求，就是“對”。

澎湃新聞：這個“對”是指真實？

鄭在歡：可以這么說，是一種真實感。不是橋段的真，不是情節的真，是感受的真，像我之前動用生活經驗的小說，寫到農村自然就很鮮活，因為我有很多的感受，這個感受我特別想分享給大家。所以它寫出來大家會覺得這個感覺怎么那么到位、那么細微，你甚至沒有體會過這個感覺，但是你看的時候還是能感受這個妙處，這是寫小說的一大樂趣，就是寫感受。

我一直覺得我是個很時尚的人，當然現在說“時尚”這個詞好像也有點土氣。首先你得發自內心有感覺的東西，它才不土，現在很多城市題材的作品也蠻土的，當然另一方面是你的手法和你給大家提供的語感。以前你問我為什么寫作，我可能會挺一本正經地說是要介紹一些所謂的世界本質給大家看，但現在在我這只剩一個“時尚”或者是只剩“游戲”兩個字。

最近改變我最大的一件事，是我和發小的一次重逢。我們倆從十幾歲出來就各奔東西，他一直在南方打工，我一直在北方打工，我們這之間沒有遇到過。他現在當了小老板，買了輛寶馬，然后和我說我們去西藏玩玩。結果我們沒去成，被困在云南一周，但非常開心。

他作為一個商人要談怎么賺錢，我表達了幾次我不太能進入到你的賺錢領域以后，他也不再說了。當然我也不可能跟他講文學，也講不了，他會說歡歡你這個《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寫得不怎么樣，我說為什么？他說你這個不就是講事兒嗎。因為有很多的事他是能看到影子的。我倆就東拉西扯地瞎聊，在這種語言里我得到非常大的快感，那種快感是特別純粹的，和我們平時聊有意義的事時得到快樂不一樣。

這也驗證了我2019年恢復寫作后對語言、對寫作的認識，是語言最初的美感吸引了我，而不是指向故事、意義、社會深度，那些都是文學的附加值，如果指向那些就會不美，不純粹，有雜質。讓語言流動起來，就會很輕盈，所以題材、故事、道理，這些規律都可以先讓步給語言。我重讀我以前的小說現在依然感到很順暢很有趣，雖然還幼稚。這種感覺在我看來目前是我比較重視的一部分。

澎湃新聞：你筆下的鄉村既充滿著喜劇荒誕感，又很現代，這是怎么做到的？

鄭在歡：寫作者是沒有辦法完全剝離自己的生活經驗的，但要能回得去又能跳得出來。我寫的是當下，就會出現當下的生活元素，我們村里的姑娘都有去當主播的，你不可能還停留在原來的苦難鄉村敘事中。農村人的面貌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我老說每次回老家10天就能寫一本書出來，因為信息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我奶奶一個人就能和我講半本書，都特別精彩，而且都是和時代潮流密切相關的。一些寫作者認為寫當下的潮流沒有代表性或者不夠深度，但深度取決于你怎么用這些素材，而不是素材本身。而網絡已經把農村跟當下的大環境死死地聯系在了一起，你不能不看到這一點。

澎湃新聞：鄉村青年對文藝生活的需求并不比城市青年少。

鄭在歡：我們以前玩殺馬特，那也是奔著“美”去的，要讓自己活在一種美的氛圍里，玩殺馬特造型也是一種沒有其他過多工具時候的選擇，這和文藝青年穿棉布長裙、匡威球鞋、背帆布袋是一樣的。這是少年的本質，對生活的訴求就是美。現在你可以在抖音、快手里看到大量的農村人、小鎮青年在展示他們的生活，那種百花齊放的活力我覺得比城市青年大多了。真實生活，就會有強大的生命感召力。我大部分的寫作里邊還是要傳達這一點，就是你的感受是欺騙不了你的，你的感官是欺騙不了你的。

澎湃新聞：為什么在文學創作上，無論是寫作者還是讀者，我們依然對這樣的鄉村感到陌生？

鄭在歡：對，這其實是一種自動屏蔽。首先很多農村出來的人，他自己也不會主動去談那些雞毛蒜皮的事，這些事牽扯到農村的生存、家庭環境等等，這是非常復雜的，他和你說了你也不懂。但這個群體又是很龐大，深入后就涉及到很多稍顯疼痛或者說稍顯不讓人那么舒服的地方。比如說我們關注到了快遞小哥，他們的處境其實比寫字樓里那些辦公室爭斗復雜多了，他一個工作簽多少份合同，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到底處于哪了，這種身份迷失，你怎么去聊？

我寫作的目的沒有什么鐵肩擔道義那么崇高，我為自己的趣味活著，只是他們都是我身邊的群體。

澎湃新聞：你筆下的殘酷青春，卻又帶著一種喜劇感。

鄭在歡：就我們村而言，差不多是在2000年后經濟環境才有好轉，之前確實是比較窮，只有逢年過節吃頓肉，也沒什么零食。所以我筆下寫的那些偷瓜摸棗的事，一是小孩淘氣，二是想吃點不一樣的東西。但你現在讓我的堂弟堂妹們已經對這個沒有興趣了，家里的零食吃都吃不過來。所以是因為想吃的東西，渴望很強，就帶來了一種幽默搞笑，這是一種反差感。

但你又不能說這種生活很慘，我們生活在其中并不覺得艱苦，也不覺得荒誕，只有過去了回頭看看才覺得荒誕。

澎湃新聞：前段時間你在一個音頻節目上分享了自己的青春故事，標題是“沒娘的孩子流浪記”，你在留言中特意強調“不是在聊苦難，僅僅是聊好玩的事，說破無毒，一切生活都是日常生活”。你不喜歡“苦難”、“悲慘”這類的標簽是嗎？

鄭在歡：對，這種生活也是需要被尊重的。因為貧瘠和艱苦導致很多很小的矛盾被激化，讓人們不顧一切去爭取一些小利益，沒有禮讓的氛圍，但這些都是環境造就的。當你面對別人嚴肅生活的時候，你不能說人慘，這對當事人本身就是一種太大的壓力和打擊了，因為人家就在那活著。說慘，其實就是對生活進行了標準化的評分，沒達到你認為的合格線，那就是把生活單調化、扁平化了。人千奇百怪地生出來，也五花八門地長大了。我之所以對這些標簽敏感，是因為成長過程中伴隨了太多這種說法。當你說我可憐時，就剝奪了我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權利，把我強行給降低到一個被同情的、被審視的地位。

澎湃新聞：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孩童時期的生活？

鄭在歡：我11歲之前是跟我奶奶生活的，奶奶對我太好了，被呵護的比你們都好多了。也許很多覺得自己生活條件好的人，都沒有得到過這種呵護。我僅僅是倒霉地在11歲回了父親再婚的家，跟著繼母生活了幾年，但那幾年不構成對人生的顛覆，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懂事了，我感覺就像突然被人抓去，在山寨里囚禁了幾年。

澎湃新聞：作品出來后，讀者給了什么樣的反饋？

鄭在歡：現在幾本書的評分還都不錯，我對自己的作品都很滿意。有一點我挺觸動的，其實大多數讀者對當下的青年作者是不信任的，都是懷著很審視的目光，我的書在豆瓣上評論不少，每條評論我都看了，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會慶幸自己莫名其妙看了這本書，從而消除了一些偏見，我看到這個評論時挺震撼，他們也幫助我消除了很多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