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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是古代的一種祭禮，又稱“大蠟”。《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蠟八”，又謂“八蠟以記四方”。鄭玄注：“四方，四方有祭也。……蠟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

八蠟所祭，首為“先嗇”，“先嗇”即先農，也就是神農氏；次為“司嗇”，即后稷，后稷出生在稷山（今山西省稷山縣），是堯舜時期掌管天下農業的大官，所以叫“司嗇”（“嗇”為“穡”之本字，指農事）；以下“農”指田畯，也叫“田嗇夫”，是到田間監督農業生產的小官；“郵表畷”是在井田交界處建造的供田畯“居以督耕”的臨時住所；“貓虎”是有益于農業的兩種動物，貓吃田鼠，虎逐野豬；“坊”是堤埂，用來蓄水與障水；“庸”是溝洫，用來受水與泄水；“昆蟲”謂螟蝗之屬，泛指危害農作物的害蟲。

八蠟之祭最初是有關農耕的祭祀。除了祀農業之神，還祀與農業關系較大的人和物，這種祭祀帶有我國先民原始的自然本樸特征。北宋的張載認為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各類農作物種子）來替換，殊不知《禮記·郊特牲》還保留有伊耆氏的《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意思是說，土不要流失，水不要泛濫，害蟲不要發生，草木不要長到田地里。由此可見，祀土祀水祀昆蟲，并沒有什么問題。這位張先生太自以為是而且唐突古人了。

一說，臘與蠟是兩個祭祀，隋人杜臺卿《玉燭寶典》云：“蠟者報百神，臘者祭先祖，同日而異祭也。”西周時這兩個祭祀本是分開進行的，蠟祭在郊外，臘祭在宗廟，進入東周以后就逐漸統一為臘祭了。臘祭對象之廣，據《禮記·月令》所言，是“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無所不包，所謂“冬至后三戌，臘祭百神”（許慎《說文解字》）是也。臘祭在臘日舉行，臘日本為冬至后第三個戌日，至于是臘月里哪一天，每年并不固定。后來佛教傳入中國，為弘揚佛法，該教教徒聲稱臘月初八為釋迦牟尼成道日，這個日子也影響到人們歲尾的祭祀活動，到南北朝時期“臘”祭也由冬至后第三個戌日而固定在臘月初八。宗懔《荊楚歲時記》云：“十二月初八日為臘日。”“臘八”既興，“八蠟”初義遂漸被湮沒，祭祀文化最終演變成了飲食文化。

據說釋迦牟尼修道經歷了多年苦行，每日僅食一麻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難，遂于每年臘月初八吃粥以為紀念。這個習俗也連同佛教傳入中國。“臘八粥”又名七寶五味粥，是以各種米、豆、干果等做成，是佛教的齋供之品，故也叫“佛粥”或“福德粥”。早在宋代，此粥已由寺院走向民間，南宋吳自牧《夢粱錄》卷六云：“……此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大剎等寺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至于制作“臘八粥”的食材，差不多與之同時的周密《武林舊事》卷三謂：“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

由于各地的物產有別且人們飲食習慣不同，制作“臘八粥”的原料也隨之豐富別致起來，并不拘泥于“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而是“以果米雜成之，品多者為勝”（明·孫國敉《燕都游覽志》）。直至晚清，這種“以果米雜成”“品多為勝”的講究也沒有改變，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臘八粥”還說：“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紅江豆、去皮棗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紅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紅糖、瑣瑣葡萄，以作點染。切不可用蓮子、扁豆、薏米、桂元，用則傷味。每至臘七日，則剝果滌器，終夜經營，至天明時則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分饋親友，不得過午。并用紅棗、桃仁等制成獅子、小兒等類，以見巧思。”

而今，雖然“臘（蠟）祭”不再舉行，可吃“臘八粥”的風俗仍在，而且大家吃得更加營養、更加開胃、更加五花八門、更加富于情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