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化觀念通詮》（上中下），劉夢溪、范曾、梁治平主撰，安徽文藝出版社即出

緣起

《中國文化觀念通詮》這個課題的提出，在我個人是非常被動的；就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而言，也相當偶然，我們很少由全所人員共同參與一個課題。所內不同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主持過集體課題，但我支持卻不曾實際參與。此項課題的緣起，是2010年10月的一次所聚，當時院里有課題招標之議，于是大家覺得我們做一個關于中國文化的課題，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首倡者為劉軍寧，他是比較政治學學者，居然首倡此議，我感到意外的同時，也深為之感動。課題的旨趣，則想圍繞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展開。所聚結束時，我說那就請軍寧先擬一個框架，看看可行性如何。沒過幾天，軍寧就發來了他草擬的框架，共有六個部分，結構題列相當新穎。現在成書的《中國文化觀念通詮》，就是在當初軍寧那個框架的基礎上，經過反復研議修改而成。

有了框架，就往里面裝東西。我和周瑾分別擬目，軍寧也有一些例目，然后我來匯攏，作最后調適增刪。同年12月10日，全所對擬定的條目作了一次公議。翌年1月分工認目，開始寫作前的準備。我在2011年1月10日的“學術記事”中寫道：“本所例會，主持專題討論《中國文化核心觀念通詮》分工認題，共七章四十二題，經兩個小時的討論，一一定讞。治平得五題，軍寧三題，兩人當仁不讓，最感欣悅。其余范公五題、周瑾五題，本人七題等等，各得其所也。”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此項課題原擬名稱叫《中國文化核心觀念通詮》，后來范曾先生建議，還是省略“核心”二字為上，大家一致附議，以此便改作了《中國文化觀念通詮》。當時定下來的觀念擬目，共七章、四十二題，大家戲稱為“四十二章經”。而究其實，則完全是巧合。

課題運行起來之后，鑒于各人的學術準備和學術興趣，觀念條目和個人分擔情況又有所調整。最終是范曾七題、本人六題、梁治平五題、劉軍寧三題、周瑾三題。其余二題、一題不等。所內研究人員不敷其數，我的幾名筆力較強的研究生充任替補。范先生獨多者，蓋因其家學淵源和國學根底確有時賢所不及者。他是南通范氏的當代傳人，詩學造詣固是老杜所謂“詩是吾家事”，由其撰寫《詩教篇》，可謂不二之選。《丹青篇》和《干支篇》是他的所長和所愛，文心理則不乏獨得之秘。法學家梁治平的五題，均在他的研究范圍之內，自是非其莫屬。劉軍寧三題完成得最早，嘗作為文例發請大家參考。所內科研骨干，研究佛學的喻靜寫《慈悲篇》，長于醫理和近代人物的秦燕春寫《陰陽篇》和《情性篇》，研究女性學的張紅萍寫《男女篇》等，亦是題旨和興趣兩相宜。課題立項時，我和梁治平共同牽頭，周瑾擔任學術助理。不設主編，只標署劉夢溪、范曾、梁治平為主撰，是我的力主。

“條理”

此項課題的困難之處，在于厘清邊界，確立不與相類的他者相重疊的學術定位。換言之，我們不是寫有關中國文化的辭書條目，也不是寫中國哲學的范疇史，更不是通常的文化概念的解詞析義。我們從浩瀚博大的中國文化中抽繹出一些最主要的觀念——這些觀念是中國文化這座古老大廈的精神構件，是大廈里面永久住民的生活準則和宇宙觀、人生觀，以及和棲息方式相連接的倫理的、禮法的乃至審美的理則。如果對這座大廈主要構件的觀念理則，包括名稱、角色、功能、作用、淵源、流變，逐一釋證清楚，就可以大體認識中國文化的特性，明了我們華夏子孫文化性格之所從出，以及現在與將來所擔負的應然使命。“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此處用的是歐陽修的概括語）“維”者，即繩也，綱也。今天的研究者之所能事，在于如何搭建起一個由這些“繩”“綱”織成的符合中國文化特性的認知結構。孟子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不妨將“智”“圣”二字置于一旁，只取其中的“條理”義。按朱熹的解釋：“條理，眾理之脈絡也。”（朱熹：《答張敬夫集大成說》，《朱熹集》第三冊，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1頁）如此我們就可以輕松征引了。“智”同“知”，故朱子又言：“智者，知之所及。”我們想做的，就是就“知之所及”，理出一個中國文化觀念的條理、脈絡和結構來。

《中國文化觀念通詮》由七個分部組成：

第一分部，天道：本與易。

第二分部，天人：使命與信仰。第三分部，人倫：綱常倫理。第四分部，為政：致太平。

第五分部，修身：人格養成。第六分部，問學：通經致用。

第七分部，人物：生息與風采。

天道

第一分部的“天道：本與易”，是對中國文化觀念的推本溯源。《禮記·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庶幾近之。故此處之“本”，不是本體的本，而是原出之本，天地之本，是為大本。“易”即大《易》，即對待與流行也。《易·系辭上》：“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即為斯義。《易·系辭上》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說：“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老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蓋第一分部之設，本諸《易》，取乎《老》，豈有他哉。而觀念之立目，則以天道、大易、有無、陰陽、道器、干支諸篇以充之。其中天道、大易、有無、陰陽、道器，都直接取《易》理《易》道之原稱立名，干支則是天地交會的紀歷符號。

天人

第二分部“天人：使命與信仰”，如果說“天道”是中國文化觀念的推本溯源，則“天人”應該是中國文化觀念最核心的命題。也可以說，整個中國文化都是環繞“天人之道”來旋轉。其經典依據，還是在大《易》，而以《春秋》為顯性化跡。故太史公作“八書”，以“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太史公自序》）為緣起。《漢書·五行志》寫道：“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書·律歷志》也說：“《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易·序卦》韓康伯注則云：“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缊也，蓋因卦之次，讬以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系之於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為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為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 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樓宇烈撰《周易注校釋》，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63-264頁）韓康伯不以上、下經之分為然，而提出《易》之“成卦”，乃是“錯綜天人以效變化”的結果。大哉，韓氏之微言也！

《尚書》之史跡，莫過于周代商而興之為大也。而周所以興，商所以滅，全在于文、武、周公之所施，能夠人與天地合其德，亦即《易》革卦之“彖辭”所言：“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而“順天應人”，也即天人之道，此正是大《易》之道的全提。所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引王祎《洛書辨》曰：“《洪范》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蓋《尚書》與《周易》，都是道究天人之最高范本。《荀子·天論》又言：“故明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荀子講的是天人之間的關系及天與人的分際。此處的“天人之分”，是份際的意思，即人在天面前需要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不可以不知輕重地出位橫行。如是，也可以說人的活動及其成敗得失，無不是秉承天命而有為或無為也。漢代大儒董仲舒在闡述天人之旨時，引《春秋》為事例，說：“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漢書·董仲舒傳》，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174頁）這就是有名的天人感應之說。其中“甚可畏也”一語，猶今俗言所謂“細思極恐”，聞者能不戒懼哉。

此第二分部之觀念立目，曰天人篇、曰敬義篇、曰和同篇、曰慈悲篇、曰俠義篇、曰慎戰篇。首篇是為天人總論，其余為天人關系籠罩下，人之所自重、所承當、所恒念、所能為、所慎行也。“敬”的要義，是志不可奪，是護持自性的莊嚴，系人之為人的性體所固有。故《易》坤卦的“文言”云：“敬義立而德不孤。”而要“立敬”，必先“立誠”。斯《易》乾卦之文言又云：“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又牽及忠信和“立敬”“立誠”的關系。誠和敬可以互訓，敬者必誠，誠者必敬。然《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看來天道與人道終不免隨時湊泊在一起。作為天地人“三才”的人，是最不穩定的生靈，若非“至人”，個體生命的意志往往與天地之大美不能“合其德”。不合，則吉兇悔吝生焉。故《易》特設“同人”一卦，專門演繹“與人和同”的《易》理。本分部之“敬義篇”與“和同篇”之設，即本乎此也。“慈悲篇”的本義則為佛理，但與“敬義篇”闡述的“愛敬”觀念可以作比較釋證。“慈”是慈愛，“悲”是悲憫，“愛敬”之意寓于其中。慈、悲、愛、敬皆本于善，人有了慈悲之心，既能莊嚴于事，又能善待同儕，則與天道、人道無不合矣。“俠”是人之所能為者，初懷為求得正義，但其行必本乎天道，才有“義”存焉，而成為“俠義”。常言所謂“替天行道”，良有以也。人間之惑亂之動，以爭戰為最，既有湯武順天在前，則兵戎之事絕不可逆天以行。孫子論兵家“五事”，頭三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孫子·計篇》），如置天地之大道而不察，曷可語勝券哉？故此分部又有“慎戰篇”之設。

人倫

第三分部“人倫：綱常倫理”，主要圍繞“三綱五倫”和“三綱六紀”的次第展開。孟子說：“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此即“五倫”也。“三綱六紀”之說，其全稱見于《白虎通》，其言曰：“三綱者何謂也？ 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故此分部由綱紀篇、男女篇、孝慈篇、長幼篇、師道篇、信義篇組成。《易·序卦》寫道：

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樓宇烈撰《周易注校釋》，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63頁）可知三綱五倫觀念之初義，亦源之于《易》。故《易》之“家人”卦的《彖辭》云：“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綱紀之說，在于使人明了如何處理君與臣的關系，父與子的關系，夫與婦的關系，兄與弟的關系，以及“家人”之中的受業者與師長的關系，“家人”與友朋的關系。這一整套綱常倫理，大體上將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涵蓋在內了，其對正家風和安天下所起的作用，可謂大矣哉。

人倫觀念的經典依據，主要本乎儒家思想，這與“天道”和“天人”兩分部的觀念不盡相同。陳寅恪說：“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鉅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3頁），指的就是此一方面之事實。“綱常倫理”是觀念也是制度。如果說儒釋道三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那么家庭和社會的網絡主要由儒家觀念編制而成。

為政

第四分部“為政：致太平”，主要涉及國家治理和國家政治生活諸層面。我們揀擇出家國篇、天下篇、民本篇、為公篇、禮法篇、無為篇六組觀念，可以說都是中國文化的關鍵詞。前五組均屬于儒家的治國理念，思想資源主要見諸《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子書”等儒家典籍。“為政”一詞，就直接取自《論語》第二篇。而此篇的首句“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即相當于孔子的治國大綱。圍繞“為政以德”四個字，孔子不知說了多少話，整本《論語》到處可見對此一觀念的討論，以致宋人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辭。但光是“為政以德”還不夠，還須有刑罰禮法為之輔。所以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孔子為政思想的重心是強調德治，雖沒有絕然否定刑罰，但認為動用刑法施行處罰，巧詐之民仍然有僥幸茍免的余地，惟有“道之以德”，才能使無禮違安之人心生愧恥，不再冀圖茍免而歸之于正。

“為政以德”是儒家的基本治國理念，而“三代之治”則是這一理念的古老范本。然“三代之治”，王的決策過程是配套的，包括詢諸卜、詢諸筮、詢諸卿、詢諸士、詢諸民（庶民），最后還要詢諸王心。如果 卜、筮兩項出現歧異，卿、士、民三者中，有兩項否定，王的決定就應該罷寢。票數相當，還要看高智之人站在那一邊。最后的詢諸“王心”，亦非易事。王須捫心自問：自己的想法完全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嗎？ 有沒有想超邁前代、出風頭或者賭一把再說的潛意識。這些環環相扣的征詢環節，一項也不能失聯。就是說，王的決策過程必須通過這一環環相扣的程序“正義”，否則便無法采取行動。至少在周初，理想中的“三代之治”確有迷人之處，不過很難寄望于后來的帝制時期。戰國已經難于為言，所以孟子憤憤然與那些不聽勸告的國君爭吵，提出民和君到底孰輕孰重的問題。孟子的名言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試想這是何等大膽的言論！ 能夠認識到“民”的重要，并公開宣稱“民貴君輕”，古代思想家中惟孟子為第一。孟子還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斯又將君與臣的關系置于道義上的平等地位，這與后來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教條，不能同年而語矣。

有意思的是，齊宣王聽孟子如此說，不禁反問道：照你的說法，那么禮制規定的即使去國之臣，當君喪期間也要為舊君服喪服，就沒有必要了，難道禮的規定錯了嗎？ 孟子對宣王的回應更加出人意表。他說，按禮制是有此一說，但那要看是什么樣的“君”。值得舊臣服喪之君，往往能做到“三有禮”：一是，君有謬誤有過錯，臣進諫，君就能聽，如遇有事有可為的諫言，就聽而能行，給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臣感到其道可行；二是，如果遭遇不幸事故，臣不得已離君去國，國君會派人送到疆界，并先去所往之邦對該臣的學品給以百般稱譽；三是，如果臣去國三年還沒有反歸，國君才決定收其田業里居。這種情況下，去國之舊臣當然應該為舊君服喪了。可現在有的國君，進諫他不聽，分明可行的對民眾有好處的事情他也不做，如臣遭遇事故不得不去國，不僅不送行，反而將去國之臣的親族抓起來進行殺戮，而且生怨惡于所往之邦，更不消說田業里居，早在啟程的當天就沒收了。孟子說，這種情況就是君視臣為寇讎，那么去國之臣還有什么必要為如此的舊君服喪呢？

齊宣王對孟子的激言辯語有何反應，《孟子·離婁下》這一章沒有寫。接下去全部是“孟子曰”“孟子曰”。請看緊接著的三個排句：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還有句：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這后面一句表明，孟子似乎還有烈士情結。所以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非常厭惡他，乃至下令刪改《孟子》。如是，孟子的思想就不單是“民本”一語所能括盡的了。好在“為政：致太平”這一分部，家國、天下、民本、為公、禮法五篇文化觀念，都是法學家梁治平撰寫，殿后的“無為篇”由政治學者劉軍寧撰寫，與他們平日的研治范圍悉數相合，會心獨得之處應不在少許。

修身

第五分部“修身：人格養成”，這是中國文化切切關注的問題。修身的直接目的是養成人的健全人格，具體可分為三個境界：第一境界，是“成人”。何謂“成人”？ 孔子認為，按照古義，應該做到有知、能廉、有勇、擅才藝、懂禮樂，是為“成人”。按后來的情況，不必要求那么多，只要能夠“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可以視為“成人”（《論語·憲問》）。最后一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須稍作分解。此句的意思是說，即使未成年時期的約定，無論過去多久，也不會忘記。這講的其實是一個“信”字。《禮記·中庸》講的“三達德”：“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略同于“成人”所要求的條件。不過，《中庸》的斷判頗有分寸，連用了三個“近乎”，而沒有說已經達到了智仁勇。修身的第二境界，是成為君子。君子的義涵，早期以位稱，后來德、位兼之，再后來單以德稱。本分部講的修身，主要是修身以德、修以成德。成德就是成為君子，故馬一浮說：“君子是成德之名。”（《泰和會語》）

君子人格是含藏極為豐富的美稱，并非要求每個被稱為君子的人都能得其全體，但有一些關鍵選項不可或缺。有一次，司馬牛問如何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不憂不懼。”（《論語·顏淵》）隨后又說：“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講的又是知仁勇。但與前引不同的是，不再用“近乎知”“近乎仁”“近乎勇”了，而是直接以“仁者”“知者”“勇者”標稱。就是說，已經達到了、具備了智仁勇的品德，這是成君子之德的重要標志。還有一次孔子對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 公冶長》）“恭”，就是敬，亦即孔子回答“子路問君子”時講的“修己以敬”（《憲問》）。對待民眾，君子應該抱持的態度，一是要給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二是不要以力和勢對待民眾，而是要講道義。這些，都是君子必須具備的品格。《論語》末章最后一句話：“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此句尤為緊要，君子各種品格的歸因即在于此，說來話長，此義不能在此 多具。

修身的第三境界，是能夠成為圣人，這是歷來儒者的最高理想。孟子稱圣人為“人倫之至”（《離婁上》），如果以是為標準，孔子自然當得圣人稱號。但孔子本人雅不情愿，他說：“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孟子還說周公是“古圣人也”（《公孫丑下》），此說孔子自必認可。除此之外，孟子還說伯夷、伊尹、柳下惠也都是圣者。至于他自己，這位以好辯自居，“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的孟夫子不無謙遜地說：他屬于“圣人之徒”（《滕文公下》），即與圣人是一黨。后世稱孟子為“亞圣”，看來不是沒有緣由。漢以后，從《史》《漢》兩書的敘事看，圣人的稱呼似乎有所放寬，而且有從“人倫之至”的德稱向“德位兼之”的方向轉變的趨向，很多三代以來的創制者、成大業者或成一德而利天下者，都不免以圣人、圣王稱之了。

古之圣者遠矣，后來者不管達到達不到，幾千年來儒者的圣人理想和圣人情結，一直高懸在那里。當然，無論是修以成人，修以成德，還是修以成圣，最終還須擔負起治國平天下的大任。“成人”“成德”“成

圣”，都不是成一己之私，而是成天下之大公。《禮記·大學》闡釋“大學之道”，以“明明德”“新民”（“親民”應為“新民”之誤）“止于至善”為“三綱領”，實即是對修身所要達致的目標的一種規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大學之道”的“八條目”，不妨看做是修身的行進次第。“八條目”可以正推，也可以反推。我們先看“反推”：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正推是：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正推的“八條目”可以簡稱為格、致、正、誠、修、齊、治、平。反推可以簡稱為平、治、齊、修、誠、正、致、格。正推也好，反推也好，連同“三綱領”“八條目”本身，都是研究者為了方便的一種簡括約稱。無論正推還是反推，“修身”都處于“八條目”的中間轉捩點。所以《大學》還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茲可知“修身”在中國文化觀念中的地位。此分部的首篇為“君子篇”，其余順序為忠恕篇、仁愛篇、知恥篇、義利篇、知行篇，內在組合邏輯相當緊密。

問學

第六分部“問學：通經致用”，是對中國文化觀念中的“道問學”部分給以分梳。《禮記·中庸》有言：“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則德性之修與學問之知從來是“成人”的兩個支點，不可有一無二。《中庸》又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以此，學、問、思、辨、行，是為學的五個環節。學問一詞，有學也有問，學而有疑，不能不問，而問必資于學。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則學與思不能分離。但思須學而后思，不學而廢寢忘食終日思之，亦無益也（《論語·衛靈公》）。《周易》乾卦之“文言”又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辯”義自是切磋討論，也可以理解為問義的延伸，即問之又問。“寬”者，指學者心胸和為學之路。鄙吝、局促與學無關；私智、小巧也不能成其大。學的歸終是“歸仁”。而仁的關鍵，在于“力行”，亦即“仁以行之”。故夫子高弟子夏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儒之圣者馬一浮總括得更為完備，他寫道：

從來說性德者，舉一全該則曰仁，開而為二則為仁知、為仁義，開而為三則為知、仁、勇，開而為四則為仁、義、禮、知，開而為五則加信而為五常，開而為六則并知、仁、圣、義、中、和而為六德。就其真實無妄言之，則曰“至誠”。就其理之至極言之，則曰“至善”。（《泰和會語》）

馬先生標舉的“性德”，也可以理解為“成德”之性，其全體大用則為仁。所謂“六德”者，系《周禮·地官· 司徒》規制的“以鄉三物教萬民”之一種，包括“知、仁、圣、義、忠、和”，是為“六德”（《周禮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標點本，第266頁）。《中庸》論修身提出的“達德”，與性德具有同等義涵，因此“開而為三”即智、仁、勇也。隨后，馬先生又引《中庸》“至誠”之說暨《大學》“止于至善”之道，與“全體大用”之“仁”聯系起來。蓋“至誠”與“至善”可視為性德之別稱，誠者必善，善者能仁。就學問而言，“至誠”是學者必須有的精神維度，學而不誠會導致虛妄。而“至善”則是學問的終了的結果。

學問學問，問學問學，其真諦原本在此。

本分部由經學篇、小學篇、義理篇、辭章篇、詩教篇、英才篇組成。中國傳統學問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而以經學居其首。《易》《詩》《書》《禮》《樂》《春秋》就是通常所說的“六經”，但開始并不以“經”稱，而是稱為“六藝”。故太史公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又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史記·孔子世家》）漢以后稱六藝為六經的情況多有，但仍不及單提《易》《詩》《書》《禮》《樂》者多。

研究經學，本經最重要。《易》《詩》《書》《禮》《樂》《春秋》是經學的本經或曰祖經，是中國文化原初的文本經典，是中國學術最早的思想源頭。馬一浮說：“學者當知六藝之教，固是中國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類，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至高；唯其為現在人類中尚有多數未能瞭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藝之道，并不是狹義的保存國粹，單獨的發揮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種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類，革新全人類習氣上之流失，而復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業。”（《泰和會語》）以此本分部之《經學篇》，主要以六經為主，且以《易》《詩》《書》作為研究取樣，而不旁涉經學史等其他問題。小學是經學的入階，由小學進入經學，能得經學之正。本分部的《小學篇》主要以《爾雅》為案例，期有舉一而三反之效云爾。

清代學者戴東原說：“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義，或事于制數，或事于文章。”（戴震《與方希原書》，《戴震集》上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頁）戴氏是三者都能得其源者。但就大多數學者而言，義理、考據、辭章，或長于此而短于彼，或長于彼而短于此，三者能得其全者少之又少。此即劉知幾所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才即辭章之源，學為考核之源，識為義理之源。理想的學問境界是三者合一，故《文史通義》作者章學誠寫道：“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于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文史通義·原道下》）此一題義關乎學問的成全方式和行進途徑，故本分部有《義理篇》和《辭章篇》之設。

本分部的《詩教篇》和《英才篇》，意在明問學與造士的關系。《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又說：“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可見三代之教是何等重視人才的選拔與培養。“造士”一詞，尤堪玩味。而《詩》《書》《禮》《樂》六藝經典，恰好是造士的教科書。又孟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盡心上》）孟子崇豪杰，宜乎提倡精英教育。則此《詩教篇》《英才篇》之設，亦不無原典之憑矣。

人物

第七分部“人物：生息與風采”，是中國文化觀念系列的一組特殊景致。此蓋由于中國文化歷來有賞鑒人物、品評人物、月旦人物的傳統，此風以三國魏晉為最盛。據《后漢書》本傳記載，汝南人許劭、李靖“共有高名”，喜歡“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致汝南有“月旦評”的品人風俗。又范陽人張華字茂先，性好人物，哪怕是貧賤的看門人，只要有一介之善，“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晉書》卷三十六）。三國時吳國的易學家虞翻，有“美寶”之稱，孔融讀其《易注》，嘆為“東南之美者”。孔融引薦禰衡，薦詞寫得尤令人絕倒，試看其精言美句：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于口；耳所瞥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仇。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余。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系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云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后漢書·禰衡傳》）

蓋只有魏晉人如此寶愛人物，力薦不遺余力，揄揚不惜其美辭妙語，至其薦舉結果如何，并不汲汲于心。山濤擔任選職十有余年，每一官缺，都擬出備選名錄，并對“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時代風氣使然，故有奇書《人物志》的出現。作者劉劭原為一計吏，后來做考課官，竟撰寫了“都官考課七十二條”，為史上所僅見。《人物志》則是一部專門研究人物品鑒的大著述，被人視為經典。《世說新語》更是眾所周知的魏晉人物風采大全。此第七分部以“人物：生息與風采”為題，良有以也。

人物的資質本乎性情，故本分部在《人物篇》之后，接以《情性篇》。歷史上凡與藝文相關的人物，大都是性情中人。此即《紅樓夢》所說的“間氣所鍾”之人。本分部的《童心篇》主要狀寫明末的奇人李卓吾，他的“童心說”的提出為明清思想轉型開出一新生面。童心是人性的回歸，是中國文化創造力的精神源泉。《狂狷篇》亦復如是，此不多贅。《丹青篇》是畫家掘發畫理，旨在研究中國詩、書、畫的藝術美學構成。最后的《田園篇》，不是要進入陶淵明的思想藝術世界，而是把“田園”看做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探討歷來的中國藝文精英，亦即《紅樓夢》所謂“間氣所鍾”的一流人物，何以有時會將田園作為自己的生命歸宿。

現在，《中國文化觀念通詮》即將付梓。此項研究的著述體例，不無開辟創制之功，迄今為止尚未見前修時彥有同類著作出版。惟其如此，其不成熟之處自必多有。況各撰稿人之才性學養難齊，行文風格亦未能完全統一。雖歷經年所，修改至再，仍不敢斷言沒有舛誤留存。謹敬請明學知類之君子不吝賜正。感謝中國文化研究所眾學士的參與，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對此項課題的支持，感謝安徽文藝出版社為此書之出版付出的辛勞。論曰：

大哉中國，人文化成，往圣昔賢，玉振金聲。威威昊天，惟道是從，本末終始，大易流行。天何言哉，萬物資生，人心天心，感而遂通。至哉人倫，有綱有繩，四維不墜，家國何傾。譬如北辰，為政為公，治而無為，天下太平。修身以德，成人成圣，好學近知，知恥近勇。仁者不憂，恕以為庭，懷德君子，立身知命。六藝典藏，學者所宗，雅語微言，圣人之情。觀念洞府，文化祖經，奧辭妙喻，幽贊神明。華夏人物，顯乎情性，狂者進取，狷者獨行。田園歸乎，童心若嬰，驚才絕藝，間氣所鍾。統分七部，知類能明，章有卌二，撮要擷英。斯也通詮，詮而難通，敬請師友，不吝賜正。

2021年7月18日寫訖于京城之東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