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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具體的人”，這一簡潔有力的短句出自俄國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要愛具體的人，不要愛抽象的人。要愛生活，不要愛生活的意義。作家汪曾祺，正是完完全全地“愛具體的人”、愛生活本身的最好范例。

作為汪曾祺忘年交和文學評論家，幾十年來，王干先生所做的就是“透視汪曾祺的文化密碼”，而新書《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是這一長期“透視”的精華。

“美食”是汪曾祺的關鍵詞之一，《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中專辟一講，討論汪曾祺散文和小說中美食的不同意涵。書中把汪曾祺美食散文中寫到的“吃”稱為“食相”，小說中的“吃”稱為“吃相”。

先說美食散文。就像《紅樓夢》帶來“紅樓宴”一樣，汪曾祺美食散文里的菜肴被制作成“汪氏家宴”，有“汪味館”“汪小館”等。關于汪曾祺美食散文的出版也接連不斷，年輕人都愛看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這種感染力和號召力是如何形成的？ 王干認為，首先：“汪曾祺美食散文的文化底蘊極為深厚，淵博的知識、經歷的廣遠以及自身的文化涵養，讓汪曾祺的美食散文具有一種縱深感，哪怕是一塊小小的豆腐，都能寫出古今南北的來龍去脈和風味特色。”但僅僅是知識性的文化散文，還不能令讀者欣賞喜愛，汪曾祺曾經說過：“我把自己所有的愛的情懷灌注在喜好美食的文章中。”一語道出對美食散文傾注的情感。這才是打動讀者之處。跟別的作家寫吃相比，汪曾祺蘊含的情感顯得尤為濃郁。對美食是否有“強烈的參與感”，是像愛生活一樣地愛美食，還是占有或旁觀，做一個食客、吃貨、老饕？ 前者和后者，讀者一望而知。

汪曾祺對美食的愛，是發自靈魂的。他是江蘇高郵人，身居北京，南人北居，就發明、改良了很多美食。王干先生是汪曾祺同鄉，無數次去汪曾祺家“蹭吃”，既享受美食，也解了鄉愁，“他做完菜，喝兩杯，然后勸我喝酒吃菜，他在一旁看著，似乎那桌上的菜不僅是他的作品，連我在內也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

再說汪曾祺小說中的“吃”。這里的“吃相”其實是“心相”“靈魂相”。

比如，《落魄》中以一家揚州餐館的興衰來展現人物的命運起伏，本來斯文講究的掌柜，變得邋遢猥瑣。《鑒賞家》寫小人物和畫家成為知音的感人故事，里面的食物——水果，是故事發展的媒介。《歲寒三友》中結尾三位朋友碰到一起喝酒的片段，讓人感受到世事變遷、人情冷暖。《金冬心》寫“揚州八怪”之首金農（號冬心先生），抵擋不了美食的誘惑，出入達官貴人的飯局，說些違心的場面話，“文人的尷尬和酸楚在‘吃相’中淡淡流出”。

《黃油烙餅》則直接以食物為題，寫了一個關于親情的凄涼故事，在饑荒歲月，奶奶想盡各種辦法給孫子蕭勝烙餅吃，最后奶奶餓死了，蕭勝的父母用奶奶省下的黃油為蕭勝烙餅。《七里茶坊》里寫“吃”也很有意味：幾個人在一個叫“七里茶坊”的小鎮上勞動，白天負責在公共廁所鑿糞塊（北方冬天冰凍起來的糞，可以用來換錢），歇下來就聊喝過的好酒、吃過的美食，其中一個叫老喬的，記性好，對昆明的美食，“從華山南路、正義路，一直到金碧路，數出一家一家大小飯館，又岔到護國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說得非常詳細。他說到金錢片腿、牛干巴、鍋貼烏魚、過橋米線……”“一碗雞湯，上面一層油，看起來連熱氣都沒有，可是過一百度。一盤子雞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雞湯里一推，就熟了。”鑿糞的日子里仔仔細細地講美食，既心酸又讓人看到對美好的永不枯竭的渴求，不得不對人物產生某種敬意。

汪曾祺喜歡語淡情深的明代文人歸有光，少時又熟讀司馬遷的《史記》。王干注意到這一點，生發出一講，專門談汪曾祺和《史記》的關系，角度新穎，特別是將汪曾祺小說中“小人物”身上的詩意和悲劇美，和《史記》的抒情精神，做了啟發性的連結。

汪曾祺的小說《徙》在《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中被多次提到。這篇小說里的主人公高北溟父女，懷才不遇，困于市井，最后女兒含恨而終。王干將這樣的人生悲劇和《項羽本紀》結尾“太史公曰”的感慨聯系在一起，做了別致、優美的解讀。從市井人物身上發掘詩意和美感，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不是直接地明示出來，但都確確實實地打動到了讀者。

汪曾祺的軼事，在他的親人、朋友、后輩中傳揚。有一些小事或畫面被反復談起：兒女們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從廚房里出來，系著圍裙，手里端盤菜；在家里，孫女跟著叫他“老頭兒”，他也高興地答應著；家人圍在一起對他剛寫好的作品指點批評，他被打擊得回屋調整情緒；他跟別人談起準備寫《受戒》這么一篇小說，別人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寫，有什么意義，他負氣地說，我就是要寫，還要寫得很美、很健康。

“塵界與天界”，這是王干先生為這本書確立的主書名，在他心里，汪曾祺是貫通了“塵界”和“天界”、融合了世俗和精神層面的文學家、思想家。《塵界與天界：汪曾祺十二講》里也飽含著作為后輩、朋友對汪曾祺的感懷和思念。“汪曾祺不僅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也影響了我的生活觀念。”這是在序言中所寫，現實中，王干先生的表達更加情難自已：“汪曾祺很多時候給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