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今的中國，因為悠久燦爛的文明歷史和現實的出色表現，正在成為世界矚目的對象。雖然人們會念及早先大秦王朝統一中國的偉大功績、自豪于漢唐時期的強大和輝煌、感嘆宋明時期的創造與患難、大清朝的崛起和后來的衰敗等情形，但人們或許更加關注現實中國的新生和發展，關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現實中國的關系。在現實中國的書寫過程中，已經有過大量的各類著作表達。可是，歷史卻是一個能夠從不同的角度進入和表達的客觀存在對象。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徐劍的這部《天曉——1921》，就巧妙地聚焦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921年，圍繞當年建黨人物的人生社會處境、國運思索、方向尋找、頓然醒悟、參與行動、權衡犧牲、追求成功等復雜豐富的經歷過程，在新中國孕育與實現的追溯感受中，真實地再現了新中國從黑暗走向黎明、從無到有的偉大歷史轉變情形，焦點精準，思索深刻，內容豐富，敘述生動，是富有個性的現代中國歷史紀年書寫。

勝者為王。這是一種力量的彰顯，也是自然客觀規律的恒定尺度。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上，在現實的存在表現上看，都是一個開天辟地般的重大事件。正是因為這樣的誕生，使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現了翻天覆地的面貌改觀，才有了多年的曲折與現實的偉大輝煌存在。行事在心，治病尋根。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是一種心的覺醒，是一種對于中國當年沉疴久病病根的診治。作為被毛澤東同志認為是“創造了黨，有功勞”的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后創辦《新青年》，不斷疾呼“國人應該速醒”，倡揚科學民主，“徹底覺悟，急謀改革”，否則“必致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后已”的聲音，后來發生在北平散發革命傳單時，招致北平軍閥警察逮捕的事件。這個事件非同一般。后來證明，它是一次重要契機，使早已經相識并心有靈犀的陳獨秀與李大釗有了患難中的北京-天津同行（陳獨秀被多方設法營救出獄遭遇危險，李大釗暗地護送其離開北京經天津赴上海），并萌發了建立新黨的動念。此后的所謂“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說，正是這個事件之后形成的。也是被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在北京開始建黨組織活動所驗證的。

面對陳獨秀被捕此一事件，毛澤東于當年7月14日，即在新創刊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不但全文轉發陳獨秀的《北京市民宣言》，并發表題為《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的文章。文中寫道：“我們對于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萬九千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運，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毛澤東對于陳獨秀思想主張的認同和推崇，是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中國社會當時的黑暗和迷茫狀態。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一種有關中國未來的思想、方向、治理方法的尋找真正開始了。

《天曉——1921》，也正是徐劍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后的今天，聚焦這個黑暗與黎明交替的歷史時間節點上，在歷史和社會、事件和人物橫豎的交叉點上，展開的一次非常莊嚴的追溯探尋和書寫。作品很巧妙地通過當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現場當事人王會悟老人的采訪記錄為綱目線索，對當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十三個人分別調查追尋，對他們當時的思想、選擇、表現、改變、結局等不同情形給予查證，將中國共產黨建立，黑暗即將退去、黎明的曙光已經顯露出現的這次空前大事件給予了在場、全景和分鏡頭式交叉描寫。作品以不斷顯影解析的表述，對諸如建黨的發起者陳獨秀、李大釗為什么沒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的確切地點最后是如何確定的，會議的代表到底是十二人還是十三人，最后為何確定為十三人，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是否到會，湖南的毛澤東與何叔衡同行出湘赴會，后者是否中途返回，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人物當時此后的表現和各種不同的行動命運等許多可能存在疑惑甚至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查證辨識并做出結論。這些結論有論證共識，但是否完全確定，需要時間和權威回答。徐劍在作品中的傾向、態度和認識是自有例證和邏輯的。這些內容表達，雖然帶有學術事件考證的特點更多一些，但因其對象莊嚴，無疑具有很珍貴的價值。

可是，徐劍的作品卻與很多純粹的黨史檔案整理研究文章不同，它是一種真實的面對，但同時又是一種文學角度的表現。所以，《天曉——1921》，書名是富有詩意的，作品中涉及人物的時候，都很注意對人物思想言行及性格形象的文學描述，恰恰是在對不同人物的文學描述中，呈現了他們當時對國家衰敗情形的不忍，對自身責任使命的自覺承擔，在多方尋求的過程中對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熱情接受和堅定追求，呈現了人們各自從不同的地方為了同一個目標而會合開始的行動，當然還有人們因為非常復雜的原因有的頹唐、有的掉隊、有的背叛、有的犧牲、有的堅持到底等多樣的經歷情形等。人物的經歷表現、性格命運是支撐和豐富這個事件存在的濃厚血肉和精神情感元素。作品對陳獨秀開始的洞明勇猛行動和后來衰退凄涼的情形，對李大釗思想堅定、視死如歸的從容表現，對李漢俊兄弟的仗義、李達與王會悟感情交接的微妙情景、董必武經歷命運轉變過程，對周佛海的背叛、張國燾的逃離、毛澤東矢志不移的追求等內容，都具有一些列傳描述記錄的特點，在分散中有個人人生內容的集納呈現；還有像對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的投入情形、陳潭秋“托孤”的情形、毛澤東晚年與韶山的情感糾纏等等，表現了人物思想精神和情感性格，都十分富有文學呈現的意味，非常發人深思和感慨！這些內容，在很多人似乎熟悉的情形下，有一種回到現場和深入再現的新感受，這是徐劍作品成功的個性表達所帶來的。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面對中國生機勃發、國勢日隆的情景，徐劍創作推出《天曉——1921》，這樣真實的文學的追尋記述作品，是對引導照亮中國建黨以來百年歷史的光源的有益追溯，也是繼續增強增亮這種強光的有效行動。

（作者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