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成立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現(xiàn)代化的途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在書籍的出版、雜志的編輯、外國書籍的譯介、文學叢書的出版等方面，在哲學、宗教、政治學、經(jīng)濟學、法學、語文學、物理學、地質(zhì)學、礦物學、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醫(yī)學、化學、生理學、冶金學、測量學、教育學、藝術學、園藝學、文學等諸多學科領域，都有重大貢獻，對于中國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與發(fā)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推進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現(xiàn)代化的進程。商務印書館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具有重要的繁殖和哺育的重要意義。

一

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是一部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現(xiàn)代化的歷史，可以說商務印書館參與了整個過程，中國文學從近代走向現(xiàn)代的過程中，商務印書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商務印書館于1897年由夏瑞芳、鮑成恩、鮑成昌、高鳳池創(chuàng)辦，初為合伙經(jīng)營的小型印刷工場，1901年改為股份有限公司。1902年，張元濟進商務印書館，從此商務印書館的事業(yè)突飛猛進。顧廷龍談到張元濟時說：“商務創(chuàng)設之初，規(guī)模極小，先生參加后，高瞻遠矚；首先網(wǎng)絡人才，設編譯所，確定編譯方針：一面發(fā)揚我國舊文化，一面介紹西洋文化，使中西溝通，促進祖國整個文化的發(fā)展和光大。” [1]早期的商務印書館對于西洋文化文學的介紹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孕育的重要因素。

自1902年設立編譯所、張元濟任所長以后，對于西洋文化的譯介成為商務印書館的重要內(nèi)容。1902年譯印“帝國叢書”，在“五四”前的十幾年間，編譯所人員編輯出版的重要著作，除了教科書外，還有蔡元培翻譯德國科培爾的《哲學要領》、嚴復翻譯英國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林紓翻譯的《伊索寓言》、嚴復的《英文漢詁》、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嚴復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和孟德斯鳩的《法意》、周作人翻譯英國哈葛德的《紅星佚史》，出版編譯《日本法規(guī)大全》八十冊、《列國政要》三十二冊、編譯《日俄戰(zhàn)記》二十四冊，顏惠慶主編的《英華大辭典》、孫毓修編譯的《童話》、衛(wèi)禮賢、周暹合譯德國康德的《人心能力論：論意志能制病情》等。[2]尤其值得強調(diào)的是林譯小說與嚴譯經(jīng)典，康有為說，“譯才并世數(shù)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3]。林紓自1899年與人合譯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至1919年共翻譯小說作品約百部，包括了莎士比亞、狄更斯、雨果、巴爾扎克、小仲馬、斯賓塞爾、列夫?托爾斯泰、易卜生、塞萬提斯、斯托夫人等人的名著，其中絕大多數(shù)由商務印書館出版[4]。蘇雪林說，讀林譯小說“使我于中國舊小說之外，又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天地”[5]。林譯小說給中國讀者打開了一個面向西方的窗口，尤其對于1919年后誕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和意義。有學者指出林紓的意義：“他的譯著豐富了近代啟蒙思潮，他們所傳輸?shù)慕鞣剿枷胛幕拔膶W藝術，構成了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培養(yǎng)基。可以說，他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和創(chuàng)作作為精神載體，開啟了民智，啟發(fā)了一個時代。”[6]在林紓翻譯西洋文學的過程中，商務印書館成為林譯小說出版的重鎮(zhèn)，其功莫大焉。據(jù)統(tǒng)計林紓翻譯的小說約為180多種，根據(jù)馬泰來的《林紓翻譯作品目錄》記載，90%以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7]據(jù)統(tǒng)計，1901—1910年間，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總量約266種，占全球中文小說近五分之一，遠高于小說林社的169種。[8]

胡適曾經(jīng)說：“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9]蔡元培說近50年來介紹西洋的“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10]。胡漢民說“近時學界譯述之學書，無有能與嚴譯比其價值者”[11]。陳應年在《嚴復與商務印書館》一文中說：“據(jù)我們了解，嚴譯名著中《法意》《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和《名學淺說》從初版起一直由商務印書館鉛印出版，其他如《天演論》《名學》等初版雖是木刻或石印出版的，但后來全部由商務出版過鉛印本。”[12]嚴復翻譯的西洋文化名著，赫胥黎《天演論》的初版于1898年湖北沔陽慎始基齋出版木刻本，1905年開始由商務印鉛印本；亞達?斯密《原富》譯本1901年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1903年由商務印鉛印本；斯賓塞爾《群學肄言》譯本1903年由文明編譯局版，同年由商務印鉛印本；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譯本1903年由商務印鉛印本；甄克斯《社會通詮》譯本1904年由商務印鉛印本；孟德斯鳩《法意》譯本1904年由商務印鉛印本；約翰?穆勒《名學》譯本1905年由金陵金栗齋出版木刻本，1912年由商務印鉛印本；耶方斯《名學淺說》譯本1909年由商務印鉛印本，嚴復翻譯的著作由商務印書館不斷重印。

有學者指出：“嚴譯名著是19、20世紀之交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塊豐碑，篳路藍縷處甚多。向西方尋求新理的嚴復，又時時注意在國粹中有真發(fā)現(xiàn)，這種熔中西學術于一爐的努力，使之贏得中學西學皆第一流人物的美譽。”[13]在嚴復翻譯的西方名著中，諸多西方的思想被引進，影響了眾多國內(nèi)的士人，赫胥黎“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亞達?斯密強調(diào)“富國”和“裕民”的自由經(jīng)濟思想，斯賓塞爾以生物學規(guī)律研究社會現(xiàn)象的實證主義哲學，約翰?穆勒關于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論述，甄克斯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階段的觀點，孟德斯鳩合民主自由三權分立的法律精神，耶方斯西方邏輯學入門的演繹與歸納。“從總體上看，嚴復的西學翻譯工程打開了不同于傳統(tǒng)文化的另一個世界，為救亡圖存的中國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也為救亡圖存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14]嚴復的譯著不僅影響了中國思想界，其實也影響了中國文學的變革，“嚴復通過翻譯西方社科著作傳播啟蒙思想，有力推動中國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過程中也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文學變革的進程……”[15]魯迅從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接受進化論思想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商務印書館1928—1948年出版“世界文學名著叢書”154種，1929—1949年出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230種，匯集了世界文學和學術名著，推進了世界名著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改革后的《小說月報》《東方雜志》等刊物，都將翻譯介紹世界文學作為首要任務，推進了世界文學的翻譯與引進，讓世界文學走進了中國。在商務印書館的發(fā)展過程中，在對于西方學術著作和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中，深刻影響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萌生，在啟蒙思潮的孕育和發(fā)展中，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豐潤的沃土和孕育了豐富的滋養(yǎng)。

二

商務印書館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創(chuàng)辦期刊成為其重要的舉措之一，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與文學發(fā)展中具有重要的功績。《繡像小說》于1903年創(chuàng)刊，成為晚清的四大刊物之一。《東方雜志》于1904年創(chuàng)刊，刊物歷經(jīng)44年，是國內(nèi)發(fā)行時間最長的定期刊物。1909年創(chuàng)辦的《教育雜志》為中國教育近代化做出重要貢獻，1910年創(chuàng)刊的《小說月報》是國內(nèi)第一大文學刊物，1911年創(chuàng)刊的《少年雜志》內(nèi)容豐富知識性強，1914年創(chuàng)辦的《學生雜志》成為播揚新知識新思想的重要啟蒙陣地，1915年創(chuàng)辦的《婦女雜志》初期為賢妻良母的婦女雜志，1923年創(chuàng)辦的《小說世界》努力開創(chuàng)雅俗共賞的境界。如上這些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刊物，成為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現(xiàn)代化的重要陣地，也成為影響甚至左右中國新文學萌生和發(fā)展的重要載體。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些刊物，最初也存在著鮮明的傳統(tǒng)意味保守風格。“當時高舉新文化運動旗幟的刊物，首先向商務出版的雜志進攻。先是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抨擊《東方雜志》的反對西方文明、提倡東方文明。接著北大學生組織新潮社的《新潮》發(fā)表了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志界》一文，把商務各種雜志罵得體無完膚。”[16]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發(fā)起后，商務印書館就呈現(xiàn)出某些保守色彩和傳統(tǒng)意味。如《東方雜志》第15卷第4號、第6號發(fā)表的三篇文章：《中西文明之評判》（平佚譯自日本《東亞之光》雜志）、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和傖父（即杜亞泉）的《迷亂之現(xiàn)代人心》。杜亞泉認為西洋文明的傳入，導致中國喪失國是，精神界破產(chǎn)，實用主義盛行。欲救濟迷途，“當希望于己國固有之文明”。又認為西洋之種種主義主張“往往為吾固有文明之一局部擴大而精詳之者也。吾固有文明之特長，即在于統(tǒng)整”，“西洋之斷片的文明如滿地散錢”，當“以吾固有文明為線索，一以貫之”[17]。陳獨秀于1918年《新青年》第5卷第3號發(fā)表了《責問〈東方雜志〉記者——〈東方雜志〉與復辟問題》，責問《東方雜志》：“《東方雜志》第十五卷六號，譯載日本《東亞之光》雜志《中西文明之評判》一文，同號該志論文《功利主義與學術》，又四號該志之《迷亂之現(xiàn)代人心》，皆持相類之論調(diào)。”[18]陳獨秀對《東方雜志》記者提出了16個問題，譴責《東方雜志》在鼓吹東方文明時，倡導孔教、主張政治立憲、反對共和革命，是出于政治復辟的需要。三個月后，《東方雜志》主編杜亞泉發(fā)表《答〈新青年〉雜志記者之質(zhì)問》一文加以回應：“記者對于《新青年》記者所設問題，以為過于籠統(tǒng)，不能完全作答；其可答者，則記者固尊崇孔子倫理，且對于辜氏所言，凡業(yè)經(jīng)征引而稱許之者，皆表贊同之意者也。”他選擇了其中10個問題一一予以回駁[19]。1919年陳獨秀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2號發(fā)表《再質(zhì)問〈東方雜志〉記者》，陳獨秀對于《東方雜志》觀點的總結為：“（一）自西洋混亂矛盾文明輸入，破壞吾國固有文明中之君道臣節(jié)名教綱常，遂至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chǎn)，國家將致滅亡。（二）今日吾人迷逾中之救濟，非保守君道，臣節(jié)名教綱常之固有文明不可。（三）欲保守此固有文明，非廢無君臣之共和制不可。倘廢君臣大倫，便不能保守君道臣節(jié)名教綱常，便不能救濟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chǎn)，國家滅亡。”[20]陳獨秀義正詞嚴地譴責《東方雜志》貶抑西洋文明、維護封建倫常的姿態(tài)。

1919年4月，羅家倫在《新潮》第1卷第4號發(fā)表《今日中國之雜志界》，將當時中國雜志界分為官僚派、課藝派、雜亂派、學理派，他將《東方雜志》視為雜亂派的代表，批評道：“這派大都毫無主張，毫無選擇，只要是稿子就登。一期之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無一不有。這派雜志的名稱，舉不勝舉，最可以做代表的，就是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這個上下古今派的雜志，忽而工業(yè)，忽而政論，忽而農(nóng)商，忽而靈學，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你說它舊嗎?它又像新；你說它新嗎？它實在不配。”[21]在談到雜志的市儈、守舊時，羅家倫還批評了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志》《學生雜志》《婦女雜志》。1919年7月，《東方雜志》第16卷第7號發(fā)表了《東方雜志》主編陶惺存署名為“景藏”的文章《今后雜志界之職務》，他先辨析雜志之“雜”含廣狹兩義，后表述雜志之職務：研究學理、啟發(fā)思想、矯正習俗，他提出今后雜志界職責的六條編輯標準：一、當知世界大勢，不固步自封。二、當適應時勢，勿拘牽頑舊及忘記時代責任。三、切合人生實用，不尚虛飾。四、為未來世界進化作準備，不為過去時代留紀念。五、持論當以真理為依歸，不感情用事。六、理論與方法并重。該文強調(diào)：《東方雜志》創(chuàng)辦16年，“本社同人，向本持以上述各項為職務，特以周圍之情勢，材料之缺乏，往往不能適如所愿，常用疚心。至所愿積極提倡者，冀吾同業(yè)互相勉力。所愿消極禁止者，本社同人當日夕警惕，而未嘗以苛繩他人”[22]。雖然《東方雜志》針對陳獨秀、羅家倫的批評作解釋作辯駁，商務印書館高層顧慮論戰(zhàn)會帶來負面效應，給《東方雜志》施壓，雜志主編杜亞泉三緘其口，在其辭去主編前，撰文說：“現(xiàn)時代之新思想，對于固有文明乃主張科學的刷新，并不主張頑固的保守；對于西洋文明，亦主張相當?shù)奈眨┎恢鲝埻耆姆滦Ф选！盵23]表達其新舊思想折中的觀點。商務印書館在新文化新文學運動背景中的尷尬處境，改革已經(jīng)勢在必行。“商務受到這樣嚴重的攻擊，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聲譽頓時一落千丈。為了迎合潮流，挽救聲譽，不得不進行改革；因為雜志最先受到攻擊，就從撤換各雜志的編輯人入手。”[24]1919年5月24日，張元濟和高夢旦、陶惺存商定，由陶惺存接辦《東方雜志》，并登載征文。[25]

創(chuàng)刊于1910年的《小說月報》，從1920年1月的第11卷第1號開始改革，主編王莼農(nóng)邀請沈雁冰（茅盾）在該刊開設“小說新潮”欄目，“專登翻譯的西洋小說或劇本”。《小說月報》第10號刊登了一份“本社啟事”，稱“本報自本號起，將‘說叢’一欄刪除，一律采用‘小說新潮’欄之最新譯著小說，以應文學之潮流，謀說部之改進。以后每號添列‘社說’一欄，略如前數(shù)號‘編輯余談’之材料，凡有以(一)研究小說之作法，(二)歐美小說界之近聞，(三)關于小說討論等稿見惠者，毋任歡迎”[26]。沈雁冰回憶說：“《小說月報》的半革新從1920年1月出版那期開始，亦即《小說月報》第十一卷開始。這說明：十年之久的一個頑固派堡壘終于打開缺口而決定了它的最終結局，即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27]從1919年10月底開始，杜亞泉被解除《東方雜志》主編之職，專任理化部部長。1920年9月18日張元濟抵達北京，在北京盤桓一月有余，希望結識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為商務印書館尋找出路。[28]他拜訪蔣百里、胡適、嚴復、林紓、鄭振鐸、葉恭縛等。商務印書館的刊物先后變易主編：《東方雜志》由錢智修主編，《教育雜志》由李石岑、周予同負責，《婦女雜志》由章錫琛主編，《學生雜志》由楊賢江主持，《小說月報》由沈雁冰（茅盾）主編。茅盾后來回憶商務印書館時說，張元濟當年到北京尋找商務的出路，曾與鄭振鐸見面，鄭讓商務出版一個文學雜志，張表示可以改組《小說月報》，張元濟與高夢旦商定讓沈雁冰改組《小說月報》。[29]沈雁冰提出的條件為：“一是現(xiàn)存稿子(包括林譯)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號字(原來的《小說月報》全是四號字)，三是館方應當給我全權辦事，不能干涉我的編輯方針。”[30]高夢旦完全接受了沈雁冰提出的條件。1920年底，王莼農(nóng)辭去《小說月報》主編，沈雁冰接任該職，并開始全面改革《小說月報》，使之成為國內(nèi)刊發(fā)新文學作品的大型雜志。沈雁冰在《小說月報》第11卷12期卷端有“本刊特別啟事”，提出了辦刊的方針：“新潮東來，新文學已過其建設之第一幕而謀充分發(fā)展。本月刊鑒于時期之既至，亦愿本介紹西洋文學之素志，勉為新文學前途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職。本刊將盡其能力，介紹西洋之文學，并輸進研究新文學應有之常識。”[31]《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的《小說月報改革宣言》提出：“小說月報行世以來，已十一年矣，今當?shù)谑曛迹\更新而擴充之，將于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32]《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刊載了《文學研究會宣言》《文學研究會簡章》，全面革新后的《小說月報》成為了文學研究會的代用機關刊物，成為倡導“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重要陣地。1923年1月，由鄭振鐸接替沈雁冰任《小說月報》主編，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鄭振鐸旅歐期間，葉圣陶為代主編，鄭振鐸與葉圣陶繼續(xù)保持《小說月報》的革新特色，使該刊物成為新文學領域影響最大、持續(xù)時間最長的大型文學雜志。[33]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中，在陳獨秀、羅家倫的指責批評中，商務印書館進行了革新與改革，使商務印書館跟上時代潮流社會發(fā)展，在改換思路變更姿態(tài)中，使商務印書館成為新文化新文學發(fā)展的重鎮(zhèn)。

三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的背景中，商務印書館在以《小說月報》為標志的改革過程中，啟用具有新思想的編輯，結交諸多現(xiàn)代知識分子，編譯各種新思想的書籍，刊載新文學作品，商務印書館逐漸成為引領與推進新潮流的文化重鎮(zhèn)。有學者指出：“改革后的《小說月報》、《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學生雜志》、《婦女雜志》，迅速成為國內(nèi)宣傳、介紹新思潮最有影響的雜志，每個雜志周圍，都團結了一批有志青年。”[34]

由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成為新文學的領航者和助推器。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前一期刊載啟事就預告：“自明年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將盡其能力，介紹西洋之新文學，并輸進研究新文學應有之常識……”[35]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的《改革宣言》中，提出“將于譯述西洋名家小說而外，兼介紹世界文學潮流之趨向，討論中國文學革進之方法”[36]。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成為引領新文學發(fā)展的理論前沿，導引與推進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

商務印書館在改革后，力推新文學的建設和發(fā)展，尤其在寫實主義文學為人生的平民文學的推廣中，呈現(xiàn)出“五四”時期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新文學建設的責任和熱情。沈雁冰在《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中，批評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總而言之，他們都認文章是有為而作，文章是替古哲圣賢宣傳大道，文章是替圣君賢相歌功頌德，文章是替善男信女認明果報不爽罷了。”提出：“文學的目的是綜合地表現(xiàn)人生，不論是用寫實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總是表現(xiàn)人生，擴大人類的喜悅和同情，有時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37]強調(diào)文學應該表現(xiàn)人生。愈之在《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在新舊文學的比照中，提出：“除上面所講的兩種特色——科學的態(tài)度，平凡的丑惡描寫——之外，寫實文學另有一種最大的特色，便是注重人生的描寫。”強調(diào)寫實文學注重人生的描寫，提出寫實文學是走向新文藝的必由之路：“但要走向新文藝的路上去，這寫實主義的擺渡船卻不能不坐。因為我國舊文藝的最大病根，是太空洞、太不切人生，恰和寫實主義相反背。若是不經(jīng)過寫實主義文學的一個時期，我國的新文藝，不用說是不會發(fā)展，就是會得發(fā)展，也是不充實的、不精練的，不能切合現(xiàn)代需要的。”[38]沈雁冰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小說》中批評舊派小說“思想上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舊派把文學看作消遣品，看作游戲之事，看作載道之器，或竟看作牟利的商品，新派以為文學是表現(xiàn)人生的，疏通人與人間的情感，擴大人們的同情的。凡抱了這種嚴正的觀念而作出來的小說，我以為無論好歹，總比那些以游戲消閑為目的的作品要正派得多”，推崇表現(xiàn)人生的新文學[39]。郎損在《新文學研究者責任與努力》一文中指出：“……然而有一句總結是可以說的，就是這一步進一步的變化，無非欲使文學更能表現(xiàn)當代全體人類的生活，更能宣泄當代全體人類的情感，更能聲訴當代全體人類的苦痛與期望，更能代替全體人類向不可知的運命作奮抗與呼吁。”[40]提出文學應該表現(xiàn)當代全體人類的生活和情感。胡愈之的《文學批評——其意義及其方法》提出注重新文學的文學批評：“近年新文學運動一日盛似一日，文藝創(chuàng)作，也是一日多似一日，但同時要是沒有批評文學來做向?qū)В潜阆翊瑳]有了舵，恐怕進行很困難罷。”[41]朱光潛也提出文學批評的重要作用，他說：“批評力較之創(chuàng)作力，高下誠有懸殊，但是沒有批評，創(chuàng)作也決難有大成就。要想偉大的創(chuàng)作出現(xiàn)，天才與時會必須互相湊合。”[42]改革后的商務印書館成為倡導新文學發(fā)表新文學作品的重鎮(zhèn)。

《小說月報》還就新文學創(chuàng)作展開了專欄討論。瞿世英在《創(chuàng)作與哲學》中指出：“文學的對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評人生、表現(xiàn)人生。”“無論哪一種小說都表示一種人生觀和人生的問題。小說是直接表現(xiàn)人生的。……講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人們的思想、人們的感情、人們的行動、以及人們的喜怒哀樂，和人們的成功與失敗。”[43]強調(diào)文學是批評人生、表現(xiàn)人生的。葉紹鈞在《創(chuàng)作的要素》中提出描寫社會黑暗的作品，必須注意：“（一）要取精當?shù)牟牧希唬ǘ?要表現(xiàn)一切內(nèi)在的真際；（三）要使質(zhì)和形都是和諧的自由的。惟其對于上述幾端不盡能做到，所以所描寫的所表現(xiàn)的黑暗只是一隅，只是小端，所以新興文學對于中國民族沒有什么影響。”[44]郎損在《社會背景與創(chuàng)作》中說“只想表明‘怨以怒’的文學正是亂世文學的正宗，而真的文學也只是反映時代的文學。……由膚淺看來，現(xiàn)在的社會內(nèi)兵荒屢見，人人感著生活的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說是‘亂世’，反映這時代的創(chuàng)作應該是怎樣的悲慘動人啊”[45]。強調(diào)文學是反映時代的文學。廬隱在《創(chuàng)作的我見》中，強調(diào)悲劇的描寫多沉痛哀戚平易感人，“所以創(chuàng)作家對于這種社會的悲劇，應用熱烈的同情，沉痛的語言描寫出來，使身受痛苦的人，一方面得到同情絕大的慰藉，方面引起其自覺心，努力奮斗，從黑暗中得到光明——增加生趣，方不負創(chuàng)作家的責任”[46]。鄭振鐸在《平凡與纖巧》中，指出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的弊病：“第一是思想與題材太淺薄太單調(diào)了。……第二是描寫的藝術太差了。……總之，缺乏個性，與思想單調(diào)，實在是作者的通病。”提出：“平凡與淺薄是現(xiàn)在創(chuàng)作界的致命傷，從事創(chuàng)作的人應該于此極端注意。”[47]王世瑛在《怎樣去創(chuàng)作》中提出：“倘若作者對于社會情形不熟悉，寫來與實際相差太遠，縱使極細微的地方，也要失去文藝上真的價值。所以憑空虛構的小說，還是不能不根據(jù)事實；小說家不明白社會的真相，是不成功的！”[48]強調(diào)小說家必須明白社會的真相。許地山在《創(chuàng)作的三寶和鑒賞的四依》中提出創(chuàng)作的三寶：智慧寶、人生寶、美麗寶；鑒賞的四依：依義、依法、依智、依了義。“創(chuàng)作者底生活和經(jīng)驗既是人間的，所以他底作品需含有人生的原素。人間生活不能離開道德的形式。創(chuàng)作者所描寫底縱然是一種不道德的事實，但他底筆力要使鑒賞者有‘見不肖而內(nèi)自省’底反感，才能算為佳作。”[49]說難在《我對于創(chuàng)作家的希望》中提出：“第一層，要曉得我們不是把文學來訴自己的苦，……不過那個人做社會全體及自然界全體的代表罷了。”“第二層……要將中國社會的黑暗腐敗的實情，描寫得格外深切”“第三層，我們所要創(chuàng)作的是平民文學，不是貴族文學。”[50]沈雁冰在《創(chuàng)作的前途》中指出：“嚴格說來，簡直沒有一部描寫中國式老百姓的小說，配得上稱為真的文學作品。”“青年的煩悶，煩悶后的趨向，趨向的先兆……都是現(xiàn)在的重大問題，應該在文學作品中表現(xiàn)出來的……”“我們覺得文學的使命是聲訴現(xiàn)代人的煩悶，幫助人們擺脫幾千年來歷史遺傳的人類共有的偏心與弱點……”[51]

他們在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討中，給新文學建設的現(xiàn)狀提出一些看法，對于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傾向和趨勢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促進了新文學健康有序的發(fā)展與繁榮。

四

1920年，《小說月報》第11卷第12期有一則《特別啟事》，既告示了刊物的革新，也推出了一批執(zhí)筆的作家：

本刊明年起更改體例，文學研究會諸先生允擔任撰著，敬列諸先生之臺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葉紹鈞、耿濟之、蔣百里、郭夢良、許地山、郭紹虞、冰心女士、鄭振鐸、明心、廬隱女士、孫伏園、王統(tǒng)照、沈雁冰。[52]

1921年，愈之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2期發(fā)表《新文學與創(chuàng)作》中說：“兩年來的新文學運動，可算有聲有色了。……但是我們總不能滿意；因為這幾年大吹大擂的提倡新文學，可是真實的文學創(chuàng)作，仍舊不多。”“翻譯外國文學在目前自然是一樁要事；但我們不要忘了翻譯不過是過渡期的辦法，文藝運動的終極，卻在于創(chuàng)作。”[53]他將新文學運動落腳于文學創(chuàng)作。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與發(fā)展的重鎮(zhèn)，成為諸多現(xiàn)代作家成長與成名的溫床和高壇。

葉圣陶說：“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跟商務分不開。進商務的前兩年，1921年，《小說月報》革新，沈雁冰兄任主編，發(fā)表了我的短篇小說。《兒童世界》也在那一年創(chuàng)刊，鄭振鐸兄任主編，經(jīng)他慫恿，我開始寫童話，一寫就寫了好多篇。我的小說集《隔膜》、《火災》、《線下》、童話集《稻草人》，都是列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在商務出版的。”[54]冰心說：“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務印書館是一座屹立在上海的巍峨大廈，里面住著幾位傳授知識的大師，如張元濟、高鳳謙……。到了我入了大學，又開始寫點東西，商務印書館里又有了幾位年青的編輯，如茅盾、鄭振鐸。我閱讀的是《小說月報》，我寫的小說也在那上面發(fā)表。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超人》（1923年）和第一本詩集《繁星》（1923年）也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55]舒乙說：“商務印書館對老舍先生來說，非同小可，是塊絕頂重要的陣地，他的頭四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小坡的生日》——全是發(fā)表在《小說月報》上的，而后，頭三部還由商務出了單行本，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的一部分。可以說，他的成名，是和商務印書館有密切關系的。除去《小鈴兒》不算，老舍先生真正意義上的處女作是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它發(fā)表在商務出版的《小說月報》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時間是1926年。《老張的哲學》的發(fā)表，奠定了老舍先生在文壇的地位。”[56]僅在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兩年間，在該刊發(fā)表的小說就有魯迅的《端午節(jié)》《社戲》，許地山的《命名鳥》《商人婦》《換巢鸞鳳》《綴網(wǎng)勞蛛》，冰心的《超人》《愛的實現(xiàn)》《最后的使者》《離家的一年》《煩悶》《瘋人筆記》《寂寞》，廬隱的《一個著作家》《兩個小學生》《靈魂可以賣嗎？》《余淚》《月下的回憶》《或人的悲哀》，王統(tǒng)照的《春雨之夜》《一墻之隔》《微笑》《鐘聲》，徐玉諾的《一個不重要的伴侶》，潘訓的《鄉(xiāng)心》，等等，其中許多作品后來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經(jīng)典。

《東方雜志》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大型綜合性雜志，改革后的刊物雖然在文學方面以刊載譯作為主，但也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文學創(chuàng)作。有學者說：“據(jù)粗略統(tǒng)計，《東方雜志》由創(chuàng)刊到終刊（1904—1948）45 年（出刊 44 卷）的過程中，先后約三百位不同政治傾向、不同文學流派的近現(xiàn)代作家在該刊發(fā)表過創(chuàng)作或論文。這是中國三代作家先后走上文壇的一個共同的創(chuàng)作平臺。”[57]革新后的《東方雜志》最初設的“文苑”欄目中大多刊載翻譯作品，1920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23號刊載了雪村的白話小說《私逃的女兒》，1921年第18卷第1號開始該欄目更名為“新思想與新文藝”，陸續(xù)有原創(chuàng)文學作品發(fā)表。《東方雜志》發(fā)表了一些有影響的小說：魯迅的《祝福》《白光》，落花生的《慕》，郭沫若的《落葉》《行路難》《喀爾美羅姑娘》，郁達夫的《離散之前》《煙影》，葉紹鈞的《地動》《小蜆的回家》《啼聲》《春光不是她的了》，王統(tǒng)照的《警鐘守》《湖畔兒語》《在劇場中》《酒館的掌柜》，陳衡哲的《運河與揚子江》《西風》，張資平的《圣誕節(jié)前夜》《鼷鼠先生》《梅嶺之春》，蹇先艾的《老仆人的故事》《在貴州道上》，雪邨（章錫琛）的《風》《私逃的女兒》，巴金的《亡命》《父女倆》《霧》《楊嫂》《白鳥之歌》《煤坑》《新生》，夢雷的《微聲》《喇叭的一個夢》《學藝》《麥秋》《柳絮》《在六歲中發(fā)生的一件事——影》《微波》，李劼人的《好人家》《只有這一條路》，沈從文的《宋代表》《劊子手》《元宵》《節(jié)日》《月下小景》《早上——一堆土一個士兵》《一個農(nóng)夫的故事》，茅盾的《創(chuàng)造》，許杰的《賭徒吉順》，王魯彥的《秋夜》《狗》《燈》《阿卓呆子》《興華大炮》，黎錦明的《百合殘了》《水莽草》，施蟄存的《夜叉》，孫席珍的《誤會》《槐花》，張維祺的《冬至夜》《井中的青蛙》，杜衡的《石榴花》，滕固的《新漆的偶像》，等等，其中諸多作品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重要作品。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過程中，最大的貢獻是不斷推出文學叢書的出版，包括文學研究會叢書、中華學藝社文藝叢書、現(xiàn)代文藝叢書、大時代文藝叢書、中法文化叢書、彌灑社叢書等。在結集出版的文學作品中有：長篇小說有廬隱的《象牙戒指》，王統(tǒng)照的《一葉》《黃昏》《春雨之夜》，老舍的《老張的哲學》《二馬》《趙子曰》《殘霧》，郭沫若的《行路難》；小說集有許地山的《危巢墜簡》《綴網(wǎng)勞蛛》，葉紹鈞的《線下》《未厭集》《隔膜》《火災》《圣陶短篇小說集》，許杰的《慘霧》《許杰短篇小說集》，巴金的《沉落》，張?zhí)煲淼摹度f仞約》，蕭乾的《籬下集》《小樹葉》，李輝英的《火花》，艾蕪的《芭蕉谷》，蹇先艾的《鄉(xiāng)間的悲劇》，王任叔的《流沙》《佳訊》，廬隱的《海濱故人》，王以仁的《孤雁》，冰心的《超人》，張資平的《不平衡的偶力》《雪的除夕》，凌叔華的《女人》，陳衡哲的《小雨點》，王西彥的《夜宿集》，沈從文的《主婦集》《蜜柑》，羅暟嵐的《紅燈籠》，羅烽的《橫渡》，柔石的《希望》，等等；新詩集有朱自清等的《雪朝》，卞之琳等的《漢園集》，高蘭的《朗誦詩集》，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梁宗岱的《晚禱》，冰心的《繁星》，朱湘的《夏天》《石門集》，曹葆華的《巉巖集》《靈焰》《落日頌》，陳夢家的《新月詩選》，等等；散文集有朱自清的《你我》，許地山的《空山靈語》，巴金的《生之懺悔》，沈從文的《湘行散記》《湘西》，李廣田的《畫廊集》，曹聚仁的《文筆散鑲》，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新俄國游記》，靳以的《渡家》，袁昌英的《山居散墨》《行年四十》，蘇雪林的《蟬蛻集》《青鳥集》《蠹魚集》《屠龍集》，等等；戲劇劇本有熊佛西的《佛西戲劇》《青春的悲哀》，趙清閣的《生死戀》《瀟湘淑女》，余上沅的《上沅尉本甲集》，宋春舫的《宋春舫戲曲集》，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獨幕尉》，顧一樵的《岳飛》《白娘娘》，顧一樵、顧青海的《西施及其他》，李樸園的《樸園史劇甲集》，楊騷的《記憶之都》，郭鼎堂的《塔》，李健吾的《這不過是春天》，侯曜的《棄婦》《頑石點頭》《復活的玫瑰》《春的生日》，曹禺的《蛻變》，胡山源的《風塵三俠》，濮舜卿的《人間的樂園》，楊晦的《楚曼王》，徐公美的《歧途》，洪深等的《劇本匯刊》，王平陵的《情盲》，孫瑗的《復國》，等等。[58]

商務印書館在期刊的文學作品刊載、文學叢書的出版方面， 囊括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諸多作家，顯示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實績，在商務印書館的推動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獲得了不菲的成就和不斷的發(fā)展。

五

在回顧商務印書館百年史時，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陳萬雄說：“商務印書館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中國社會文化大轉(zhuǎn)換的時代中，代表著民間的興革動力，以‘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獲仗群才’為目標，在推動文化教育上，發(fā)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59]商務印書館不僅在推動文化教育方面發(fā)揮了巨大歷史作用，而且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歷程中，做出了舉足輕重的重大貢獻，商務印書館助推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轉(zhuǎn)型和發(fā)展，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重鎮(zhèn)。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中，呈現(xiàn)出如下的歷史特點。

第一，順應潮流、鼎力革新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的關鍵。“‘五四’運動前夕，新文化運動在我國興起，商務的保守勢力仍宣揚國學和東方文明，拒用白話文，成為新潮流中的落伍者。”[60]在轟轟烈烈新文化運動背景中，陳獨秀在《新青年》、羅家倫在《新潮》對于商務印書館提出了批評。“商務受到這樣嚴重的攻擊，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聲譽頓時一落千丈。為了迎合潮流，挽救聲譽，不得不進行改革；因為雜志最先受到攻擊，就從撤換各雜志的編輯人入手。”[61]如沈雁冰接任《小說月報》主編，章錫琛接編《婦女雜志》，李石岑、周予同負責《教育雜志》，楊賢江主編《學生雜志》，商務印書館麾下的刊物均易帥，呈現(xiàn)出全面改革之勢。“1920年11月，茅盾接任《小說月報》主編，進行全面改革，主張‘文學的目的是綜合表現(xiàn)的人生’，文學要有時代特色，提倡寫實主義的新文學。”[62]《小說月報》改由沈雁冰（茅盾）任主編，《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的《改革宣言》中，在“創(chuàng)作”一欄中說：“同人以為國人新文學之創(chuàng)作雖尚在試驗時期，然椎輪為大輅之始，同人對此，蓋深愿與國人共勉，特辟此欄，以俟佳篇。”“寫實主義的文學，最近已見衰歇之現(xiàn)象，就世界觀之立點言之，似已不應多為介紹；然就國內(nèi)文學界情形言之，則寫實主義之真精神與寫實主義之真杰作實未尚有其一二，故同人以為寫實主義在今日尚有切實介紹之必要；而同時非寫實的文學亦應充其量輸入，以為進一層之預備。”1920年錢智修接陶惺存任《東方雜志》主編，1920年1月，錢智修在《本志之希望》一文中就說：“本志以為能描寫自然之美趣，感通社會之情志者，莫如文學，而國人之治西洋文學者尚鮮，即有少數(shù)譯籍，亦往往不能脫古文詞賦之結習，其于西洋文學將彌失其真。故今后擬以能傳達真恉之白話文，迻譯名家之代表著作，且敘述文學之派別，纂輯各家之批評，使國人知文學之果為何物。”[63]表明了《東方雜志》改版后將致力于白話新文學的刊登、外國文學名著的譯介、文學派別的敘述以及文學批評的輯譯等工作。1921年初，《東方雜志》宣布：“中國的舊文學，其勢不能夠不改革了；所以本志從今年起，決計把文苑廢掉，另設新思想與新文藝一欄，當作介紹西洋文學的引子。”[64]商務印書館的改革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密切相關的，改革讓商務印書館跟上“五四”的步伐，雖然《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國民》是發(fā)起和鼓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但是《小說月報》《東方雜志》等延續(xù)了新文化新文學的潮流，改革讓商務印書館逐漸成為新文學的重鎮(zhèn)。“五四運動是一次反封建的文化革命運動，全國思想為之一新。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由高夢旦先生任所長。高先生認為五四以后，新文化潮流迅速高漲，商務的出版方針，必須有所革新……”[65]商務印書館的改革是與張元濟、高夢旦、王云五等順應“五四”潮流鼎力革新的姿態(tài)密切相關，從而體現(xiàn)在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期刊的運行思路和發(fā)展策略。

第二，團聚作家、推動創(chuàng)作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動力。作家是刊物生存和發(fā)展的生力軍，商務印書館改革后的幾大刊物依靠主編的人格魅力和人緣關系，既向文壇的名家約稿，也不斷提攜后進作家扶植青年作家。在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兩年間，發(fā)表的文學作品大約190多篇，其中以文學研究會作家為主：魯迅小說2篇，鄭振鐸詩歌7篇，許地山小說10篇，葉紹鈞小說11篇、戲劇1篇，冰心小說10篇，廬隱小說8篇，王統(tǒng)照詩歌6篇、小說8篇、戲劇1篇，朱自清詩歌7篇、小說1篇。《東方雜志》的作者中，其中有眾多知名作家：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周作人、茅盾、葉紹鈞、王統(tǒng)照、落華生、張資平、老舍、李健吾、朱自清、廬隱、沈從文、蹇先艾、卞之琳、熊佛西、巴金、徐訏、魯彥、張?zhí)煲怼⒗顒氯说取?/p>

在當時的年輕作家中，諸多作家的處女作是在商務印書館的期刊發(fā)表的：廬隱小說處女作《一個著作家》刊載《小說月報》第12卷第2號，潘訓的小說處女作《鄉(xiāng)心》刊載《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丁玲的小說處女作《夢珂》刊載《小說月報》第18卷第12號，巴金的處女作《滅亡》刊載《小說月報》第20卷第1號至第4號，孫席珍的小說處女作《誤會》發(fā)表《東方雜志》第20卷第21號，魯彥的小說處女作《秋夜》刊載《東方雜志》第20卷第22期。在對于作家創(chuàng)作的刊載同時，刊物常常還發(fā)表作家論和作品推介文章，如郎損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4號發(fā)表《春季創(chuàng)作壇漫評》，列舉了二十四位作家的二十四篇作品，對他們“表示非常的敬意，因為他們著作中的呼聲都是表示對于罪惡的反抗和對于被損害者的同情”。郎損在《小說月報》第12卷第8號發(fā)表《評四、五、六月的創(chuàng)作》，從115篇作品題材的梳理中指出，描寫男女戀愛的占一半以上，描寫農(nóng)民和城市勞動者生活的，只占十分之一，從而提醒人們注意。

第三，聯(lián)系讀者、關注市場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繁榮的保證。商務印書館將讀者與市場看作商務印書館生存與發(fā)展的生命，在《小說月報》等刊物的改革后，設計中就有與讀者相關的欄目，反映讀者心聲、了解讀者反映，從某種角度也擴大了刊物的發(fā)行和市場。在沈雁冰主編的《小說月報》，從第12卷第8號起，開設了“通訊”欄目，刊載讀者信函和記者身份公開的答復，成為作家、編輯、讀者溝通的渠道，刊登在第13、14卷近70多篇。《小說月報》從第13卷起，開設了“讀者文壇”，共發(fā)表讀者文章近30篇，讓讀者有發(fā)表觀點的平臺。《小說月報》第14卷第3號開設“讀后感”專欄，從第14卷第3號至第14卷第12號共刊登讀后感51篇。錢智修任《東方雜志》主編后，1920年1月第17卷第1號始設立“讀者論壇”，發(fā)表讀者的時論文章，1920年在“讀者論壇”共發(fā)表文章33篇。1921年1月章錫琛接任《婦女雜志》主編，在精心設計刊物欄目時，增加了與讀者有關欄目：“讀者俱樂部”“自由論壇”“讀者文藝”“通訊”“通信”“讀前號”等欄目，由讀者發(fā)表看法。1923年還設立了“談話會”專欄：“本年除添設讀前號欄征求讀者意見外，并擬另辟‘談話會欄’，讀者如有零雜的思想，片段的意見，不拘體例，不分長短，都可在本欄發(fā)表。”[66]商務印書館的期刊改革后，雖然也有一些保守勢力表示不滿，但是受到諸多讀者的肯定和褒獎。“我是喜歡看改革后小說月報的一個，每期出版，仿佛像等不及的樣子。我受小說月報底影響，我自己知道很多很大……”[67]“自小說月報改組以來，我對于新文學上發(fā)生了不少的興味……”[68]“讀了許多革新以來的貴報，非常滿意，并且很佩服你們改造文學的努力，給了我們二十世紀中國青年許多幸福，這是我所不能不深深地感激你們的。”[69]商務印書館的期刊還以專題征文、編輯專號、舉辦講演會、刊載讀后感等，在加大刊物的市場推廣過程中，擴大了刊物的發(fā)行量和社會影響。沈雁冰改革的《小說月報》銷路大增：“《小說月報》第l期印5000冊，供不應求。各地讀者紛紛要求重印，各處分館還紛紛來電要求下期多發(fā)。第2期便印7000冊。到年底竟突破1萬冊了。”[70]到 1924 年，《小說月報》的發(fā)行量已高達 2 萬余份，分售處遍及全國各地及香港、新加坡等 33 處。由章錫琛主編改革后的《婦女雜志》發(fā)行量大增：“發(fā)行由原來的2000份增至一萬份以上，開我國婦女雜志界的新紀元，并被人譽為‘中國婦女問題出版物里,不愧坐第一把椅子’。《婦女雜志》的發(fā)行機構遍布全國，除了上海市四馬路棋盤街中市的總發(fā)行所以外，分發(fā)行所分布在全國42個大中城市……”[71]《東方雜志》先由陶惺存任主編，1920年1月后改為半月刊，后由錢智修接任，“在他主編時，該志內(nèi)容日新月異，銷數(shù)日擴，后來增加圖片及畫報，更由月刊改為半月刊，使該雜志社業(yè)務一天天發(fā)達。他是《東方雜志》功臣之一，那是大家所公認的”[72]。1925年北京曾舉辦“青年愛讀書”征文活動，結果為：“1925年1月，北京的5京報6副刊發(fā)起‘青年愛讀書十部’為題的征文活動，在一個月的活動時間內(nèi)，回應的讀者共有307名，據(jù)此份調(diào)查的結果，《婦女雜志》總共獲11票，排名50，而當時能擠入50名內(nèi)的還有《東方雜志》、《小說月報》以及《新青年》，所獲得票數(shù)分別是21票、21票和18票。”[73]《東方雜志》《小說月報》領先于《新青年》，可見商務印書館的兩大刊物改革后獲得重要的社會影響。

著名學者伍蠡甫在談到商務印書館時說：“我們翻開中國近百年來的史冊，在文化出版事業(yè)的隊伍中，看到了商務印書館的盛名不斷地閃耀光輝。”[74]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社會走向近代化、現(xiàn)代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過程中，我們也能夠看到商務印書館的盛名不斷地閃耀著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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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譯小說至1919年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有：蘭姆的《英國詩人吟邊燕語》（1904年）、哈葛德的《迦茵小傳》（1905年）、哈葛德的《埃及金塔剖尸記》（1905年）、哈葛德的《英孝子火山報仇錄》（1905年）、哈葛德的《鬼山狼俠傳》（1905年）、司各德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1905年）、阿丁的《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1905年）、哈葛德的《斐洲煙水愁城錄》（1905年）、哈葛德的《玉雪留痕》（1905年）、達孚的《魯濱遜漂流記》（1905年）、哈葛德的《洪罕女郎傳》（1906年）、哈葛德的《蠻荒志異》（1906年）、斯威佛特的《海外軒渠錄》（1906年）、哈葛德的《紅礁畫槳錄》（1906年）、哈葛德的《橡湖仙影》（1906年）、哈葛德的《霧中人》（1906年）、華盛頓歐文的《拊掌錄》（1907年）、司各德的《十字軍英雄記》（1907年）、阿瑟毛利森的《神樞鬼藏錄》（1907年）、柯南達利的《金風鐵雨錄》（1907年）、華盛頓歐文的《大食故宮余載》（1907年）、迭更斯的《滑稽外史》（1907年）、幾拉德的《花因》（1907年）、大隈克力司蒂穆雷的《雙孝子噀血酬恩記》（1907年）、沛那的《愛國二童子傳》（1907年）、司各德的《劍底鴛鴦》（1907年）、迭更斯的《孝女耐兒傳》（1907年）、迭更斯的《塊肉余生述》（1908年）、柯南達利的《歇洛克奇案開場》（1908年）、柯南達利的《髯刺客傳》（1908年）、柯南達利的《恨綺愁羅記》（1908年）、迭更斯的《賊史》（1908年）、路易斯地文的《新天方夜譚》（1908年）、伊門斯賓塞爾的《荒唐言》（1908年）、柯南達利的《電影樓臺》（1908年）、馬支孟德的《西利亞郡主別傳》（1908年）、阿克西的《英國大俠紅蘩虂傳》（1908年）、哈葛德的《鐘乳骷髏》（1908年）、約翰沃克森罕的《天囚懺悔錄》（1908年）、柯南達利的《蛇女士傳》（1908年）、德富健次郎的《不如歸》（1908年）、大仲馬的《玉樓花劫》（1909年）、卻洛得倭康、諾埃克爾司的《彗星奪婿錄》（1909年）、迭更斯的《冰雪因緣》（1909年）、哈葛德的《璣司刺虎記》（1909年）、柯南達利的《黑太子南征錄》（1909年）、蜚立伯倭翰的《藕孔避兵錄》（1909年）、安東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傳》（1909年）、司丟阿忒的《脂粉議員》（1909年）、色東麥里曼的《蘆花余孽》（1909年）、馬克丹諾保德慶的《貝克偵探談》（1909年）、哈葛德的《三千年艷尸記》（1910年）、森彼德的《離恨天》（1913年）、測次希洛的《殘蟬曳聲錄》（1914年）、馬尺芒忒的《黑樓情孽》（1914年）、希洛的《羅剎雌風》（1915年）、德羅尼的《義黑》（1915年）、法國巴魯薩的《哀吹錄》（1915年）、哈葛德的《雙雄較劍錄》（1915年）、鎖司倭司的《薄幸郎》（1915年）、辟厄略坻的《魚海淚波》（1915年）、爽梭阿過伯的《溷中花》（1915年）、包魯烏因的《秋燈譚屑》（1916年）、莎士比亞的《亨利第六遺事》（1916年）、威力孫的《情窩》（1916年）、楊支的《鷹梯小豪杰》（1916年）、小仲馬的《香鉤情眼》（1916年）、克拉克的《奇女格露枝小傳》（1916年）、鶻則偉的《云破月來緣》（1916年）、巴蘇謹?shù)摹堕蠙煜伞罚?916年）、倩伯司的《詩人解頤語》（1916年）、哈葛德的《天女離魂記》（1917年）、哈葛德的《煙火馬》（1917年）、托爾斯泰的《社會聲影錄》（1917年）、布司白的《女師飲劍記》（1917年）、陳施利的《牝賊情絲記》（1917年）、小仲馬的《鸚鵡緣》（1918年）、恩海貢司翁士的《孝友鏡》（1918年）、丹米安、華伊爾的《金臺春夢錄》（1918年）、賴其鏜的《癡郎幻影》（1918年）、參恩的《桃大王因果錄》（1918年）、巴克雷的《玫瑰花》（1918年）、托爾斯泰的《現(xiàn)身說法》（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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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遠：《思想?yún)R通與文化救國：近代家國危亡與社會轉(zhuǎn)型中的嚴復》，《學術評論》2016年第5期。

惠萍：《嚴復與近代中國文學變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頁。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11頁。

傖父：《迷亂之現(xiàn)代人心》，《東方雜志》1918年第15 卷第4號。

陳獨秀：《責問〈東方雜志〉記者——〈東方雜志〉與復辟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3號，1918年9月15日。

杜亞泉：《答新〈青年記者〉之質(zhì)問》，《東方雜志》1918年第15卷12號。

陳獨秀：《再質(zhì)問〈東方雜志〉記者》，《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志界》，《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1日。

景藏：《今后雜志界之職務》，《東方雜志》1919年第16卷第7號。

杜亞泉：《新舊思想之折衷》，《東方雜志》1919年第16卷第9號。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11頁。

《張元濟日記》1919年5月24日載“與夢、惺商定，請惺翁接管東方雜志，一面登征文”。見張元濟：《張元濟日記》，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586頁。

沈雁冰：《本社啟事》,《小說月報》第11卷第10號，1920年10月25日。

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后》，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84頁。

據(jù)《張元濟日記》記載，張元濟于1920年9月18日抵達北京，1920年10月22離開北京。

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后》，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90頁。

茅盾：《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和革新〈小說月報〉的前后》，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90頁。

沈雁冰：《本刊特別啟事》，《小說月報》第11卷第12期，1920年12月25日。

沈雁冰：《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楊楊：《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yè)的興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1頁。

楊楊：《商務印書館：民間出版業(yè)的興衰》，第103頁。

《特別啟事一》，《小說月報》第11卷第12期，1920年12月25日。

沈雁冰：《改革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沈雁冰：《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1921年1月10日。

愈之：《近代文學上的寫實主義》，《東方雜志》1920年第17卷第1號。

沈雁冰：《自然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小說》，《小說月報》第13卷第7期，1922年7月10日。

郎損：《新文學研究者責任與努力》，《小說月報》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

愈之：《文學批評——其意義及其方法》，《東方雜志》1921 年第 18 卷第 1 號。

朱孟實：《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三）》，《東方雜志》1927 年第24 卷15 號。

瞿世英：《創(chuàng)作與哲學》，《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葉紹鈞：《創(chuàng)作的要素》，《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郎損：《社會背景與創(chuàng)作》，《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廬隱：《創(chuàng)作的我見》，《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鄭振鐸：《平凡與纖巧》，《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王世瑛：《怎樣去創(chuàng)作》，《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許地山：《創(chuàng)作的三寶和鑒賞的四依》，《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說難（陳承澤）：《我對于創(chuàng)作家的希望》，《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沈雁冰：《創(chuàng)作的前途》，《小說月報》第12卷第7期，1921年7月10日。

《特別啟事》，《小說月報》第11卷第12期，1920年12月25日。

愈之：《新文學與創(chuàng)作》，《小說月報》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

葉圣陶：《我和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300頁。

冰心：《我和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313頁。

舒乙：《老舍和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334頁。

劉增杰：《文化期刊中的文學世界——從現(xiàn)代文學史料學的視點解讀〈東方雜志〉》，《漢語言文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

參見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陳萬雄：《時代機緣與作為——商務印書館與近代文化知識的傳播》，見王學哲、方鵬程主編：《商務印書館百年經(jīng)營史1897—2007》，第13頁。

胡序文：《胡愈之和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25頁。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111頁。

王學哲、方鵬程主編：《商務印書館百年經(jīng)營史1897—2007》，第33頁。

堅瓠：《本志之希望》，《東方雜志》1920年第 17 卷第1號。

堅瓠：《編輯室雜話》，《東方雜志》1921年第 18 卷第2號。

唐錦泉：《回憶王五云在商務的二十五年》，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253頁。

《編輯余錄》，《婦女雜志》1923年第1期。

謝立民：“通信”，《小說月報》第13 卷第6號，1922 年6月10日。

王砥之：“通信”，《小說月報》第13 卷第8號，1922 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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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頻：《編輯家茅盾評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4頁。

宋素紅：《女性媒介：歷史與傳統(tǒng)》，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0—111

俞頌華：《憶錢經(jīng)宇(智修)先生》，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99頁。

陳姃湲：《〈婦女雜志〉(1915一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志〉何以名為婦女》，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

伍蠡甫：《伍光建與商務印書館》，見陳原等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第76頁。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圖像文獻整理與研究”（16ZDA18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