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信息時代與孤獨

郝景芳在《孤獨深處》序言中寫道：“《孤獨深處》的書名，源于我對科幻小說的感覺。科幻小說構想一個可能的世界，人站在這個世界的邊緣，最容易感覺到出世和異化。出離世界的感覺是最孤獨的孤獨。”誠然，《北京折疊》中第一世界無法與父母團聚的老葛、第二世界無法與所愛活在同一藍天下的秦天是孤獨的，他們為了與其他世界的親人、愛人溝通，不約而同借助了第三世界的垃圾處理工老刀的力量。老刀雖然度過了“孤獨的少年時光”，但他有信得過的潦倒朋友彭蠡，有帶來希望的棄嬰糖糖，有熱心幫忙照顧糖糖的阿貝和闌闌——停留在工業時代的第三世界的人們并不孤獨。

與農田、工廠不同，信息時代的生產方式不需要群體聚集，一臺與網絡連接的終端足以完成大部分生產流程。因此，信息時代的人們逐漸脫離血緣、地緣關系的束縛，通過網絡與相同理想、工種、興趣的人或物相連。人們在一個個智慧網格中獲得個體精神世界的同時，現實世界中的個體之間也形成了空氣屏障。人們逐漸習慣通過文字、表情、圖片、影像、小程序等無需“口”的視覺類工具社交，對眼前的同類可以視而不見，聽到聲音或語音甚至還會感到焦慮。

束縛的“束”字不只是把“人”固定在了“十”字架上，還代表著群體，代表著以“口”溝通。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集體的束縛當然會阻礙個性的發展，但也意味著群體對于個體的生命和部分人性的保護。在《北京折疊》中最為發達的第一世界，盡管有著美麗的陽光、草地和湖水，但只有從第三世界爬上來的老葛還保留一些人性的光輝。不顧他人耗費青春等待自己的依言，不顧千萬垃圾工失業的吳聞，不顧第二、第三世界縮短日照時間而推遲世界翻轉的白發老人，都有自己的正確，維護著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是信息時代孤獨的精英。

在信息時代，孤獨并不一定是可悲的，信息時代的特立獨行會吸引更多擁躉。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不再是通靈的薩滿、坐擁天下的帝王、人文主義時代的藝術家、自然主義時代的科學家、浪漫主義時代的英雄，而是善于誘導和操縱民意的意見領袖。意見領袖在現實世界中的身份可能是政治家、企業家、學者、文體明星，甚至是挑戰傳統道德的人，他們的共性是掌握著新媒體平臺等傳播工具，也就是話語權，即信息生產資料。與意見領袖們相反，信息時代里如果主觀拒絕或客觀不擅使用生產信息的工具、存儲信息的介質、傳遞信息的媒體，無論男女老少，信息生產材料的擁有量或使用率接近或等于零的信息世界底層人群將要面對的只有肉體或心靈的孤獨死。干尸卻無人知，心死卻不生哀。信息時代的網速，無暇顧及人類社會不能擴容的硬件和不能升級的軟件。今天最孤獨的孤獨，恰恰是從信息世界的出離。

二.時鐘加速與恐慌

由于老齡化與少子化的速度多年位于世界前列，日本社會中被信息時代拋離的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其他國家。二〇一九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比例高達百分之二十七，排名世界第一。排名第二的意大利，這一數字是百分之二十三。在日本，圍觀偶像團體熱舞的粉絲在逐年遞減，老年人智能手機學習教室卻在遍地開花。

文壇也不例外。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約四分之一都出生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次嬰兒潮中，他們被稱為“團塊世代”。村上春樹于一九四九年出生，作為團塊世代的一員已逾古稀。黑古一夫在今年六月出版了《“團塊世代”的文學》，為池澤夏樹、中上健次等生于戰后第一次嬰兒潮的七位作家寫史立傳。曾幾何時，善于讓人性扭曲、用刀筆毀尸滅跡的東野圭吾的筆觸也在《解憂雜貨店》后變得溫暖和治愈，他也已年過六十。盡管以《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聞名于世的柄谷行人又以《現代文學的終結》一書意圖宣告二十世紀日本純文學的落幕。但是，日本文壇依舊按部就班地新陳代謝著。桐野夏生（1993年）、阿部和重（1994年）、伊坂幸太郎（1996年）、町田康（1996年）、平野啟一郎（1998年）等都紛紛在世紀末的最后十年嶄露頭角。阿部和重在北京宣傳《朱》時曾自比魯迅，二十三歲憑借處女作《日蝕》一舉獲得芥川文學獎的平野啟一郎也被眾多評論家盛譽為三島由紀夫轉世。眾多實力新人登場，似乎呈現出平成文學百花齊放的希望。

特德·姜（Ted Chiang）在《呼吸——宇宙的毀滅》的世界中描述了一件詭異的事情。“每年頭一天的中午，公告員要朗誦一段很久以前為這樣的年度儀式而創作的詩文，整個過程需要的時間恰好一小時。”但是，一位公告員最近一次朗誦時，鐘樓提前敲響了整點報時的鐘聲。這樣的事從未發生過，無論是機械的還是水銀計時的時鐘，都沒有發現任何故障。但是，所有時鐘比所有公告員朗誦的速度都快了。這個現象使人不安。“我”經過一番剖析，終于找到了答案——“鐘樓的時間沒有變快，其實是我們的頭腦變慢了。大腦依賴空氣流動，空氣流動越慢，我們的思維就越慢，從而覺得時鐘變快了。”使人感到自己與時代拉開距離的，是相對速度，而非絕對速度。

日本文壇從未中斷新陳代謝，世紀末出現的新人數量比戰后任何時期都要多，其中也不乏有潛質成為新的三島由紀夫或井上靖的璞玉。但是，縱使三島與井上重生，他們納米絲般敏銳的神經、手術刀般犀利的筆鋒、敦煌般豐饒的文化素養恐怕也難以追趕今天科技滾動的車輪。一年可以生產出三島與井上一生作品字數總和的網絡作家們，依然難以擺脫疲于追趕時代的宿命。作家吐故納新，作家數量有增無減，但科技時代的車輪轉動得更為迅猛。

劉慈欣在接受《環球時報》的采訪時談道：“現在的時代，至少在中國，正處于一個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之中，我們生活的最大特點就是充滿變化，充滿未來感。未來感很重要，它本身就是科幻小說市場成長的肥沃土壤。”正因為如此，站在科技時代車輪軸心的中國，回首日本文壇時不免感到乏善可陳，甚至開始有人傾向于相信柄谷行人的終結預言。

日本的作家和讀者當然不會輕言放棄，力求保持住對于時代變遷的敏感和洞悉本質的責任。但是，新科技層出不窮，新概念接踵而至，科技時代的發展速度和復雜邏輯，已經不是依靠個人堅強意志和勤奮學習就可以追逐和掌握的了。百年前的二葉亭四迷和夏目漱石們可以通過言文一致啟蒙群智，戰后的手冢治蟲、山田風太郎、渡邊淳一們可以利用醫學素養解析人性，今天的作家，只有具備自然科學知識儲備的人才能顯得游刃有余。

三.瘋狂年代與小魚

日本經濟在泡沫破滅后近乎停滯，盡管整個社會無意放慢步伐，但日本以外的科技發展似乎更像安裝了阿童木的火箭引擎。大數據、云計算、5G、無人駕駛、量子通信、智能制造……當前人類的前沿科技都可以找到中國標簽，卻少有日本身影。在車聯網及共享經濟領域，豐田、軟銀【由韓裔企業家孫正義在日本創辦的電信與媒體領域的領軍型企業，全球投資超六百家企業，業務領域涉足網絡、電商、科技、金融等。】等業界巨人雖后發但已動，而日本文化領域的外界認知，似乎還要遲緩一拍。特別是對于華人科幻文學，還要經過一重美國視網膜的過濾。伴隨中國科技在世界科技版圖中不斷凸顯，華人或華裔作家的科幻作品逐漸獲得歐美科幻文學領域重量級獎項的青睞。美籍華裔作家特德·姜成名較早，《你一生的故事》（The Story of Your Life）獲得了一九九〇年星云獎最佳中篇小說獎、西奧多·斯特金獎，《地獄是上帝不在的地方》（Hell Is the Absence of God）獲得二〇〇二年星云獎最佳短篇小說獎、雨果獎最佳短篇小說獎。與西方文化中土生土長的特德·姜不同，劉宇昆八歲才移居美國。他的《手中紙，心中愛》（The Paper Menagerie）獲得二〇一一年星云獎最佳短篇小說獎、二〇一二年雨果獎最佳短篇小說獎、世界幻想文學大獎，《物哀》（Mono No Aware）獲得二〇一三年雨果獎最佳短篇小說獎。其后，沒有美國教育背景的劉慈欣和郝景芳也開始受到矚目。前者的《三體》獲得二〇一五年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后者的《北京折疊》獲得二〇一六年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三十年來，華人或華裔作家在科幻文學領域逐漸褪去西式構思，實現了東方科幻的逐級蛻變。

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同年，劉慈欣出版了《三體》和《三體Ⅱ：黑暗森林》。有趣的是，日本文壇也在這一時期將目光投向中國作家，但焦點卻集中在楊逸和她的《浸透時光的早晨》上。兩個年輕人參加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民主運動，最終在北京奧運前夕體會到人生的挫折與無奈——這一劇情隱隱透露出，芥川獎的首肯映射出的并非是日本文壇對于當代中國作家的重新發現，而是整個日本社會在中日恢復邦交的蜜月期結束之后日趨濃厚的厭華情緒及觀火心理的文壇投影。

《三體》的第七章名為“瘋狂年代”。其中有一段這樣的情節：“在城市邊緣的那所著名大學的操場上，一場幾千人參加的批斗會已經進行了近兩個小時。在這個派別林立的年代，任何一處都有錯綜復雜的對立派別在格斗。在校園中，紅衛兵、文革工作組、工宣隊和軍宣隊，相互之間都在爆發尖銳的沖突，而每種派別的內部又時時分化出新的對立派系，捍衛著各自不同的背景和綱領，爆發更為殘酷的較量。但這次被批斗的反動學術權威，卻是任何一方均無異議的斗爭目標，他們也只能同時承受來自各方的殘酷打擊。”這一次批斗中，葉文潔眼見父親被活活打死，這在她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多年后，她對三體星人發出了背叛地球的信息：“到這里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

瘋狂時代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可能出現，經過歲月打磨后，后人眼中還會大概率插入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濾鏡。無論是直言不諱的村上龍和他充斥暴力、毒品、酗酒、性欲的《無限近似于透明的藍》，還是溫和內斂的村上春樹和他流淌孤獨、迷失、救贖和爵士樂的《挪威的森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日本學生運動都為他（它）們籠罩了傳奇的光暈。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的歷史背景、為中日兩國蜜月期畫上句號的民主運動、日本多次重播的《大地之子》的虐心劇情、亞洲杯后的大規模反日游行、購島鬧劇后的激昂群情，這些停留在表象、都可以簡單歸結為瘋狂舉動的社會事件串連起來，形成了日本社會的當代中國故事主線，故事的時間軸直接連接到了更為符合日本社會當代中國印象的《浸透時光的早晨》。

二〇一九年的美國獨立日，繼韓語、英語、法語、德語等十八個語種在各國出版發行后，日文版《三體》姍姍上市。不知是否是為了讓《三體》在日本社會的當代中國認知語境中避免顯得過于唐突，與《科幻世界》連載時相同，第七章“瘋狂年代”重新回到了第一章。在一部分歐美評論家眼中，大江健三郎一板一眼的現實主義作品，遠不如坂口安吾的東方幻想帶來的想象與感傷更有吸引力。而對于鄰國瘋狂時代的興趣和臆想，也為當代中國作品進入日本市場提供了一絲不太友善的曙光。今年六月，《三體Ⅱ：黑暗森林》在日本開始銷售，海報上最為醒目的宣傳語是“現代中國最大沖擊性作品《三體》，驚天動地的第二部！”是來自現代中國的具有最大沖擊性的作品，還是對現代中國造成最大沖擊的作品？可以做出兩種解讀的曖昧日語，總是可以勾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可能流于偏頗的中國印記。

尚未在日本面世的《三體Ⅲ：死神永生》的結尾處，地球文明的最后兩人和三體文明的最后一人在小宇宙中留下了漂流瓶和生態球后，投入到了大宇宙瘋狂的回歸運動中。“在一千米見方的宇宙中，只有生態球里的小太陽發出一點光芒。在這個小小的生命世界中，幾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環境中靜靜地漂浮著，有一條小魚從一只水球中蹦出，躍入另一只水球，輕盈地穿游于綠藻之間。在一小塊陸地上的草叢中，有一滴露珠從一片草葉上脫離，旋轉著漂起，像太空中折射出一縷晶瑩的陽光。”三體世界的謝幕詞中，小魚暗示了文明的延續，陽光留下了希望的火種。

無獨有偶，在《浸透時光的早晨》之后，楊逸創作了小說《金魚生活》，魚同樣發揮了符號學作用。來到異國的中年女主人公，如缸中左右游動的金魚，過著周而復始的漂泊生活。私小說式的自傳體風格、女性的無奈、令人深思的隱喻，這部更加日式的作品卻沒有再次引起日本文壇的側目，金魚未能帶來現代中國的沖擊性。同樣是小魚，同樣具有隱喻功能。金魚的隱喻之中，不僅帶有楊逸所言的“吉祥”與“金余”，還有無力與依附。究其緣由，這些屬性都植根于金魚的起源——人工雜交，只為人類欣賞而存在。在零道德的宇宙中，“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獸性失去一切”。在民調中對華印象“良好”的比例連年徘徊在百分之十五低位的日本社會，柔順與馴服的仿日金魚或許不如勇于跳出水面的無名小魚更具有沖擊力。也只有這樣的野性、個性與獨立性，才能催生出重新走上陸地的生命力。

四.三體文明與日本

“三”與“3”在字形上同樣具有兩頭長、中間短的特征。夾在亞歐大陸板塊之間由造山運動和地殼作用形成的狹長島國可以令人聯想到“三”的中間部分，臺風、暴雨、地震、火山是這個國家的關鍵詞。一九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二〇一一年的東日本大地震都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三十年來何止天災，一九九五年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二〇〇八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金融海嘯、二〇一一年由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核電站事故，此類或直接發生、或間接波及的人禍亦可謂高頻。除二〇一八年開始回歸正軌的中日關系，日俄、日韓、日朝的鄰國雙邊關系仍不容樂觀。加之新冠疫情，如此多災多難的土地，宇宙中大約只有三體星可以比擬。

早川書房《三體》項目組主編山口晶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談道：“我并不贊成將地球人和三體人之間的關系與中國（或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作平行化對比。具有普遍性，《三體》才更具娛樂性和意義，成為全球暢銷書。”如果所謂的普遍性存在于《三體》之中，那么它也僅僅為在西方世界暢銷做好了鋪墊。在東方世界，與銷量只有四百本的韓國相比，成功破圈科幻讀者的日本社會在《三體》中獲得的共情心理顯然更為強烈。

構思《三體》世界時，劉慈欣無疑有意將日本元素融入其中。擁有常見日本女性名字的智子繼在《三體》中成為了代表三體文明來到地球限制人類文明發展的第一人后，在《三體Ⅲ：死神永生》中又成為三體文明的最后一人，可謂貫穿三部曲的三體文明代言人。她身著華美和服，在榻榻米上與掌握人類命運的新老兩代執劍人飲茶論道，這些東洋符號令人印象深刻。站在科幻巨人肩膀上的劉慈欣不光在儒勒·凡爾納《地心游記》、亞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的熏陶下走進科幻文學的世界，對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沒》也偏愛有加。他在《為〈科學文化〉雜志所寫的常見科幻電影介紹》中寫道：這部電影對日本民族產生的那種精神沖擊，只能由科幻方式產生。看《日本沉沒》想得最多的是中國科幻電影，像這樣把現實扭一個大角度的作品在國內最有希望取得突破性成功。《中國沉沒》不可能，《中國漂移》呢？《中國飛升》呢？在中國漂移或飛升之前，劉慈欣索性讓地球完成了流浪。不僅是日本科幻文學，日本的亞文化也對劉慈欣影響頗深。《銀河鐵道999》《銀河英雄傳說》《攻殼機動隊》《王立宇宙軍》都對他本人成長和《三體》世界構建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劉慈欣甚至稱自己的作品是二次元SF。

劉慈欣曾用羅西與足球比擬自己與科幻文學。《球狀閃電》的故事核心是足球大小的宏電子；工人體育場看球時觸發了《三體》黑暗森林法則的雛形……足球也是解讀劉慈欣文學的關鍵詞。《三體》在《科幻世界》的連載始于二〇〇六年五月，構思和撰寫大約一年時間。在《三體》誕生一年前的二〇〇四年八月七日，占據劉慈欣個人大數據顯眼位置的“日本”“足球”“工人體育場”和“3”如科幻劇情般奇妙結合。這一晚，日本隊以3∶1戰勝東道主中國隊，在工人體育場奪得亞洲杯，擊碎了無數中國球迷阻擋日本隊君臨亞洲的美夢，如同三體文明的“水滴”在四十分鐘里就毀滅了不可一世的人類全部太空力量。這場比賽在《三體》創作中是否發揮了作用，是否催生出三體文明占領人類文明的思路，可能進入劉慈欣的潛意識中才能清晰定位。但比賽前奏日本國歌時的全場噓聲、各地云涌的大規模反日游行、其后充斥影視圈數年的抗日神作，都會在每一個親歷者頭腦中留下難以忘卻的記憶。

國家記憶是經過意識形態加工后形成的官方集體記憶，一般通過正史或教科書等形式展現。雖具有正面化、合法化、精英化等特點，但并非是對歷史的完整還原，也缺少野史的自由性與隨意性。如果抗日神劇是對日本侵華歷史的魔幻再現，或許可以把《三體》當作日本符號的科幻重組，而日本社會對于“文化大革命”和民主運動的玄幻式解讀，也就變得不再無法理喻。

五.自我剖析與和風

《呼吸——宇宙的毀滅》中，主人公為自己做開顱手術找到了時鐘變快的答案，還發現自己的大腦由金屬絲編織成的致密網格組成，網上掛著無數金箔葉片。葉片是存儲記憶的媒介，通過空氣流動作用進行思維，葉片涌起的漣漪就是回憶的表現。網格結構就相當于一張紙，識別引擎不停在上面書寫，留下記憶。因此，這一世界的人類顱骨被打破時，大腦會噴出一股金粉，里面只摻雜少量破碎的細絲和箔片。也因此，當宇宙的空氣流動變慢到完全靜止的那一刻時，也就意味著大腦思維的停止和宇宙的毀滅。

以史為鑒是重視傳承的文明的慣性思維，但并不適用于所有文明。如果中國的歷史觀是具有連貫性的電影膠片，那么，習慣于在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的日本歷史觀或許可以比喻成一組相對跳躍的幻燈片。近代以來，東京大地震與美軍大空襲前后的東京、核爆前后的廣島與長崎、阪神大地震前后的大阪與神戶，相同卻又有不同。每一次災難后，堅韌的日本社會也同三體星一樣復蘇與成長。阪神大地震后，日本迎來了“志愿者元年”；東日本大地震后，一年一首相的日本政壇“亂紀元”得以終結，打造了一八八五年第一任首相以來最長的穩定政權。

每一次吸收外來文化后，日本都如脫水后又浸水的三體星人一樣復生。每一個金字塔構造的社會都會強調自身文明的正統性與高貴性，而加藤周一提出的雜種文化論卻博得了眾多聲音的認同。三體星人脫水是為了在惡劣的環境中求生，雜交生物才具有更頑強的生命。痛定思痛、無痛自痛式自省是讓日本社會感到安全安心的一種手段，新聞節目每天邀請專家預測將要有天災人禍發生會讓觀眾覺得真實冷靜。《心》的自剖、《人間失格》的自滅、《挪威的森林》的自救，歷史上銷量最高的三部小說，最終得出的結論都是無解。這正如日本傳統中的物哀，盡管“哀”字只是一種感嘆，而非字面的哀傷，但日本視角對于環境的直接感觀卻更多是出于負面。如果客體世界是“真”，主體克制是“善”，主體對客體的評判是“美”，那么求生于日本列島的傳統風土中，“美”無疑更近乎凄美。

日本社會對于純粹具有憧憬，天皇即位遵循的純血思想便是典型例證。與此同時，已然絕種的國鳥朱、遇風雨則凋零的櫻花、絢麗而脆弱的金箔，這些日本文化符號，又都仿如《呼吸——宇宙的毀滅》中的大腦，細致且易碎。但朱與中國鳥類雜交后依然是國鳥，花瓣雨飄落一載后仍然盛放，金閣寺浴火后又在金箔中重生。日本地理上是夾在兩長中的一短，同時存在于左側大陸文明與右側海洋文明之間。日本已經習慣在三角形中追求平衡。

《北京折疊》中，第一世界的富人大多冰冷，第三世界的底層充滿溫情；《呼吸——宇宙的毀滅》中，主人公通過自剖發現宇宙的氣壓在趨于平衡，而這平衡又代表著一切將就此終結；《三體》是凄美的，三體文明面對殘酷自然時、人類面對無法戰勝的三體文明時、蟲子面對意圖滅絕它們的人類時，無不傳遞出不顧玉碎的抗爭與悲情。這一切，都貼合到了日本社會的性格——和風。

二〇一九年，華人或華裔作家的科幻作品風靡日本，成為日本社會討論的焦點。作品本身的世界觀、想象力、故事性是吸引所有國家讀者的永恒要素。但是，當敏感而非敏銳的日本社會發現，鄰國在多方面已經與瘋狂年代拼湊成的當代記憶有所不同時，科幻文學恰好提供了一個可以窺探又不失尊嚴的窗口。字里行間散發的微微和風，又或強或弱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共鳴，誘使日本受眾通過閱讀轉而對日本未來走向與定位加以思考。或可說，由中國科技發展帶動的華人科幻文學，已經逐漸叩醒日本社會重新審視中國的眼睛。結合同樣獲得歐美認可的莫言文學在日本僅僅停留在學院派小圈子里的現象，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說明，日本社會在吸收與借鑒外部文明時，關鍵要素是先進性與兼容性，而非特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