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導讀】張檸在小說集《幻想故事集》中探索了中國故事的三種形態：來自過去和遠方的鄉村故事、來自現代人都市體驗的幻想故事和試圖解決現代性后果的超越性故事。三種故事形態都是在以文學的形式直面當代中國的復雜精神問題。盡管這些問題很沉重，但就其美學風格來說，《幻想故事集》的典型審美風格是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所屬意的“輕”的美學。

【關鍵詞】《幻想故事集》中國故事 “輕”的美學

講好中國故事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論題。張檸以其批評家寫小說特有的高度理論自覺敏銳地回應了這一論題。在中短篇小說集《幻想故事集》中，張檸把握時代脈搏，自覺探索了中國故事形態及其美學風格的可能性，為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富有啟示意義的借鑒。

張檸在《后記：幻想故事誕生記》中交代這些作品寫于1995年的廣州。這一交代包括了小說發生學和文學思潮的重要信息。從小說發生學的角度來說，這組作品是作者20世紀90年代面對感官解放的現代化都市時產生的身心反應。身體面對現代性的感官誘惑所產生的種種緊張和不適，既是許多個體的生命體驗，也是整個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遭遇。在敘述方式上，作者采用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基本手法，注重幻想、變形、象征、潛意識。這里的“人”是有疑問的人，因此就不可能形成明確的價值觀念和情感判斷，它更多的是認識論意義上的探索。它們的故事形態更多是我們通常都能理解的“幻想故事”。它的故事既不是來自遙遠的過去，也不是來自遠方，它實際是來自人的精神體驗。故事的形態與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故事相比，淡化了情節，有更多的變形。在《幻想故事集》的第三組故事中，《六祖寺邊的樹皮》和《普仁莊里的女人》是代表。作者想要處理的是“當下”的故事，實際上是現代社會的后現代故事，因為這些故事解決問題的框架超出了人類社會。從小說發生學上來說，這組作品是作者觀察社會的產物。《普仁莊里的女人》的女主人公李雨陽在現代社會中要尋找自己的心靈歸宿，這是我們每一個當代人都要思考的問題。在這個故事形態中，敘述人、人物和讀者在情感、認知和視野等方面處在了同一水平上。這部作品觸及了當代小說創作的根本癥結：現代價值觀念暴露了自身問題后，一個有疑問的人物在渾身傷痛的情況下，如何千方百計地掙扎著要重述“自己的故事”，才能將破碎的“自我”重新整合，得到靈魂的安歇。小說《普仁莊里的女人》的結尾，曾經滿身傷痕的李雨陽“在自然的懷抱里復活了”。《六祖寺邊的樹皮》似乎蘊含著一種帶有超越性質的愛情，這是張檸給出的解決辦法。在《普仁莊里的女人》和《六祖寺邊的樹皮》這兩部作品中，敘述人沒有用高于人物的視角去在整體上制造多重聲音。讀者帶著強烈期待想看看李雨陽如何解決自己的問題，因為李雨陽所攜帶的重大時代精神問題具有當下性和一定程度的超前性，讀者身在其山中，難識其山真面目，或許只有時間才能讓讀者看清一切。

作為一部作品集，《幻想故事集》中不同作品的審美風格因作者情志、題材、文學思潮等復雜因素的影響而不可避免地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幻想故事集》的典型審美風格，是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所屬意的“輕”的美學。

在“鄉下故事”里，張檸并不直接去描寫或敘述現實的沉重，而是像珀爾修斯利用銅盾反光定位美杜莎一樣去寫沉重的現實。在張檸的小說中，充當珀爾修斯手中銅盾功能的是敘述人或人物，而敘述人或人物又有特定的性格、特殊的世界觀或敘述邏輯，現實的沉重通過這些特定敘述人或人物的感知和敘述映射出來，經過他們對現實或聰明、或愚昧、或戲謔的改造變形，而在審美上形成了“輕”的美學風格。但這種“輕”的審美風格非但沒有削弱對沉重現實的表達，反而在強烈的對比中，以新的方式再次激活了人們對那些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的苦難的感受力。《農婦劉玉珍》就是這類作品的一個典型。小說的精彩之處恰恰在于使用了這樣一個不諳世事、對父親滿腹牢騷的孩子的視角和口吻，才使小說敘事充滿了張力和趣味。在那個半大孩子“我”對“父親”的種種非議中，讀者看到的卻恰恰是一個對病人富有耐心、充滿同情憐憫、令人敬重的醫者形象，并且透過他的一個病例劉玉珍看到了農村婦女的悲慘處境。在《農婦劉玉珍》的結尾，讀者看到了與“輕”相關聯的另一種美學特點“快”。小說大篇幅地描述劉玉珍對“我”父親的傾訴以及劉玉珍丈夫羅長生對她的抱怨，卻在結尾以極快的速度讓讀者的感情發生了逆轉，并交代了劉玉珍的結局。那個總是家暴的羅長生知道劉玉珍得了肝癌的實情后，帶上所有的積蓄，賣掉了三頭豬，把家交給了大女兒就帶著劉玉珍上省城去了。羅長生的表現讓許多讀者刷新了對他的認識，感受到了鄉下粗漢子的深情。而“三個月之后，劉玉珍就死了”。在讀者沉浸感動之情中還沒回過神來的時候，一股殘酷的悲涼之氣猝不及防地襲來。在這里，整體的“輕”與結尾的“快”高效地結合在了一起。

敘述語調是作者基于特定信念對敘述人、敘述對象、他人話語和讀者之間距離的調控。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說：“我尤其想到那種獨特的、存在主義式的音調，這種音調使莎士比亞的人物可以與他們自己戲劇故事保持距離，從而把故事溶解為憂傷和反諷。”[1]20卡爾維諾在這里說的“音調”就是“語調”，他強調的就是由敘述語調所顯示出來的諸要素之間的間離。這種間離造成了美學風格由重到輕的轉化。“輕”的美學在張檸小說敘述語調上的表現就是敘述人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一邊用無限貼近的方式描述人物，一邊又用超越的眼光來看待人物，同時還在與讀者眉來眼去，以一種密謀式的激情來調動讀者閱讀和接受的默契，達成了以幽默戲謔寫悲劇的效果。《婦產科醫生楊紅》中有一段敘述很能說明問題。對婦產科男醫生楊紅的暗戀攪得譚麗華心神不寧，聽說有個瞎子“算命很準”，就去找他算算。顯然敘述人并不相信算命這回事兒，但敘述人一本正經地描述瞎子那種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職業話語，并且心照不宣地對讀者說“幾句話說得譚麗華眼淚都流出來了”。這不正是許多問卦人常有的經驗嗎？瞎子一看譚麗華上了鉤，趕緊以轉運為誘餌，要求譚麗華加錢，讀者一眼就看穿了瞎子的騙術，而譚麗華沉浸在自己的情緒里，“連忙掏出五十塊錢放到瞎子手上”。瞎子收了錢，又說了幾句空洞無物的話，顯然無法給出具體的指導辦法，讀者等著瞎子圖窮，誰知他竟說“響鼓不用重敲，我就不多說了”。至此，讀者覺得譚麗華對瞎子的忽悠應該有所覺察，誰知她“中毒”已深，不僅沒有意識到瞎子的問題，反而感嘆“瞎子果然厲害，句句入理，字字珠璣”，并暗自決定對楊紅展開行動。這一段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兩人的話語方式，兩個人一個要騙錢，一個求感情，兩人認真的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瞎子的騙術越明顯，譚麗華越盲信，就顯得譚麗華對楊紅越深情。作者沒有用敘述人的語言明確去揭破瞎子的騙術，而是讓他自己表演，讓讀者自己判斷。小說語言充溢著敘述人、人物、讀者之間的對話意識，回蕩著復調的張力。

卡爾維諾在論述“輕”的美學時，提出“輕”的一種表現方式是“一種獲得象征性價值的輕的視覺形象”[1]18。在薄伽丘故事中，卡瓦爾坎蒂靈活的雙腿騰躍而起，越過墓石，這可以理解為一種表現在意象上的“輕”。將復雜沉重的社會關系和現實體驗凝結在無重量的意象上，是作者對現實進行高度抽象并化抽象為具象的結果。《贊美詩》中的“小豹子”“風”“云彩”、《唿哨和平珍》中的“唿哨”、《嚎叫》中的“嚎叫”、《遺產》中的“呼吸”，都是這樣的意象。在《贊美詩》中描寫女主人公劉舒拉時，同樣也使用了“輕”的意象。敘述人安達愛上了同火車去廣州找工作的女孩劉舒拉。到廣州后，劉舒拉平時在市郊的中等學校做普通的英語老師，周末卻搖身一變在繁華市區的夜總會成了著名的“唱片騎師”“小豹子”。安達寫信追求她，她卻對他不冷不熱。安達周末想約劉舒拉，遭到委婉拒絕，誰知竟在夜總會相遇了。安達意外遇到劉舒拉心里五味雜陳，散場時，安達在門口等劉舒拉。小說寫道：“她裝束變了，酒紅色緊身連短裙，外面套一件煙灰色風衣，款款地向我走來，像一陣輕風一樣。”在這里使用了“風”的意象。而半年之后，安達去劉舒拉那所學校找她時，她的同事說，劉舒拉早就辭職了。在安達的心中，“她就像一片美麗的云彩一樣飄走了，不知所終”。“小豹子”“輕風”“云彩”都是凝結在劉舒拉這個夢中情人身上的“輕”的意象，劉舒拉就是一首生活的“贊美詩”。自信、迷人、性感的“小豹子”是敘述人安達夢寐以求、求之不得的“風”，是安達理想的精神生活的意象化。實際上，這樣一個精靈一樣的女孩及其所象征的生活方式，是每個在秩序里中規中矩生活著的人對可能性生活的精神向往。在《唿哨和平珍》中，“唿哨”是一種“高級”生活的象征，通過“唿哨”這樣一種“輕”的精神性的表征，表達了對實用主義原則的反思，引起了讀者心中對超越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深層共鳴。《遺產》中的“呼吸”具有象征性的特殊意義。一個人對一個現代城市的適應有沉重而復雜的機制，可以說在《幻想故事集》中的城市夢幻故事都是在講述這個問題，但是《遺產》這一篇以極小的篇幅，將復雜問題抽象化，以“呼吸”這一“輕”的意象富有禪意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沒有人愿意被現實的沉重壓得喘不過氣來，對自由的向往是有史以來人類社會每個人的追求。對生存之重做出反應而去尋找“輕”，是文學的一種生存功能。通過審美風格的“輕”，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是要將“輕”轉化為一種精神力量、生命境界和生活方式。不要為現實的沉重所石化。這里沒有否認現實的沉重，而是將通過“輕”去折射“重”，試圖以多重眼光打量現實的沉重，從而獲至精神的自由與超越。“講好中國故事”是當代作家的共同任務和重要使命，其中包含著豐富的內涵，有很多需要展開的理論空間。中國有什么樣的“故事”？怎樣“講”才能“講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可以把“中國故事”分為三類：鄉土中國的故事、鄉土中國現代化的故事和現代中國的故事。張檸的《幻想故事集》恰恰就在這種分類學里全面涉及了“中國故事”的不同形態，并以自己的美學風格講述了這些“中國故事”。在《幻想故事集》的封面上有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每一個幻想故事都是心靈的現實。”多少在現實中沒有發生的故事，在人的心里發生了千百遍！《幻想故事集》不僅寫了傳統故事，也寫了現代故事和后現代故事。但不論何種故事，歸根結底還是心靈的故事。這對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注釋：

[1][意]伊塔洛·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M].黃燦然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本文為貴州省2019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何士光文學創作研究”（19GZYB1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