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建明

在大家的印象里，記者是做采訪報道的，是“無冕之王”，而作家是說文解字的，是“文人騷客”。同是寫文章，兩者的差異還是很大的。不過，兩者也可以互相塑造：許多熱愛文學的人投身媒體，而許多記者見識過社會百態后成為了一流的作家，像馬克·吐溫、海明威、狄更斯、馬爾克斯、劉白羽、蕭乾、沈從文、金庸、梁衡，以及王火（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何建明（中國作協副主席）、徐劍（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海飛（小說家、編劇）、蔣藍（散文家、思想隨筆作家）等等。今天，11月8日，第22個中國記者節，《讀者報》記者獨家對話王火、何建明、徐劍、海飛、蔣藍，聊聊記者生涯給他們的文學創作都帶來了什么？在新聞業經歷著深刻變革的今天，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記者這一職業？

作為中國當代報告文學領軍人物，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一直秉持人民立場，為人民代言，從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的《共和國告急》，到近期的《山神》《那山，那水》《大橋》《浦東史詩》《革命者》等作品，其寫作題材題旨的特點是鮮明統一的，形成了“何建明式”的“國家敘事”特色，曾三獲“魯迅文學獎”、四獲“徐遲報告文學獎”、五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何建明認為，報告文學作家就是一名“沖鋒的戰士”。事實上，從新聞記者到紀實文學作家，何建明就一直堅持用文字反映真相，已發表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國家》《忠誠與背叛》《中國高考報告》等著作，用深入詳盡的調查、不容置疑的現實觸動社會神經。新聞可以讓我們知道發生了什么，但紀實文學讓我們更了解為什么發生，有什么后果。這就是紀實文學的力量。

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常熟理工學院教授丁曉原看來，何建明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報告文學寫作世界，除了時代共有的一些“公約”以外，更與何建明的“個人因素”相關，這其中包括他的經歷經驗，他對于大時代的感知理解，還有對報告文學文體價值觀的確認和堅守。當然，這“經歷”中有一個重要標簽，那就是記者。

何建明解釋說：“在成為作家或者說成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之前，其實我一直是新聞記者，而且是一個經歷不同層面、不同級別和工作長達近20年時間的新聞記者。這其中有15年是在部隊的新聞工作經歷，有5年是在中央媒體的經歷，之后才到了中國作家協會。有長期新聞素質的訓練和實踐的人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特點是，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度、敏感度以及工作的‘戰斗性’特別強，我屬于這類人。甚至我對自己的這種經歷感到慶幸，因為它對我當時和后來從事報告文學創作，有著勝于一般作家的強項，比如采訪的專業、對題材的敏感、行動迅速的職業習慣等等。”

記者的“記錄”部分和作家的“文學”部分，組合起來就可能是一名優秀報告文學作家的必備條件。何建明坦言：“我最早是寫詩歌和小說，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寫過中篇小說《第二道戰壕》、長篇小說《東方毒蛇》等作品。但那時我的職務是部隊的‘新聞干事’，一天到晚接觸的是先進典型與先進人物，又受《哥德巴赫猜想》影響，所以就開始寫起報告文學了，而且越寫越覺得自己可能更適合寫這一類文體。23歲那年我被調到北京部隊的總部機關，就因為我是全軍基層新聞干事中最優秀的代表之一，而那一年我也正好獲了一個全國性的報告文學獎。新聞職業的長期訓練與特殊經歷，在與我同齡或之下年齡的報告文學作家中，似乎還沒有一個人可與我相比，這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有人總在問我‘為什么那么能抓題材’‘為什么總能迅速出擊’‘作品出手總那么快’‘總不知疲倦’等等疑問。”

無論何建明現在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只要一進入提問的狀態，無論在哪兒，人們都會把他當做記者。“因為我的人生和事業之路一直伴隨著‘采訪’，而‘采訪’是記者的專屬標簽。”在最新散文集《行香之情》中，何建明就總結了自己“采訪”的經歷：“一個人‘行萬里’，在今天已經不算什么事。但一個人能夠直面和采訪一萬人，幾乎很少有人做得到。毫不夸張地說，我做到了，這還沒算我在部隊和在中央某報社工作的25年新聞職業中的采訪人數。40多年時間里，我與各式各樣的人——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科學家、企業家、教育工作者、農民、軍人、學生、專家、外國人等面對面的采訪，超過了萬人，這個記錄我想是可以以一本書來紀念的。……我因此把這些過程稱之為‘行香之情’的過程。”

言為記者，記錄者也。記錄什么，成了記者的核心和全部的價值體現。何建明認為，既為記者，就該會記、巧記、準確地記、崇高與純粹地記。“‘記’中有我們的情與愛、憎與恨、立場與觀點、情感與思考。‘者’則是一種身份的著落點和根據，能從‘記’成為‘者’的過程，是我們鍛煉成熟與本領的一段可能漫長至一生，也可能是一次不可能重復的生命涅槃。良心是記者的立身之本，道德是記者的行步尺度，價值觀則是衡量記者一生的文字能否留下來的試金石。”

新聞職業的寫作特點是：關注全社會、關注時代的最強音、關注國家和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對新聞記者來說，不可能考慮什么是該寫的、什么是不該寫的這種問題。何建明表示：“我在從事報告文學創作過程中從來沒有考慮過應該寫什么或不去寫什么的問題，而是來什么就寫什么，創作的作品起點和立足點多數放在國家與時代的高度去審視。故讀者們可以看到：我在幾十年中寫了那么多題材，幾乎包括了所有領域，同時又跨越了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好像很少有哪個報告文學作家能達到這種景況。另外，由于新聞職業的潛在素質，我的許多作品也都是新聞的‘延伸品’：如《共和國告急》，我先是寫了關于礦難的新聞，后來再深入進行文學性的調查，最后寫成了獲得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的作品。寫貴州農民黃大發的《山神》，是因為我在手機上看到了一則新聞，說貴州某山區有個村支書為了讓村上的農民們吃上白米飯，帶領村民用了30多年時間在懸崖上修筑了一條‘天渠’。這則新聞打動了我，于是我順著這條新聞去尋找黃大發，就寫了一本關于他的報告文學。這本書感動了千千萬萬讀者，黃大發由此也成了‘感動中國’的年度人物。”

記者，是一個崇高的職業。在何建明看來，記者是作家的先輩，沒有記者的采訪和榜樣的身影，許多作家只能坐在家里當“作家”，而這樣的“作家”基本上成不了大家。“記者的職業精神可以影響很多人，也值得我們借鑒。之于我，‘記者’成就著我的書寫之路向高峰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