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文學的本質是真實，真實是報告文學最樸素的表現。從當代文學發展來看，報告文學卻因“寫真”境況有些尷尬。雖說紀實文學、非虛構寫作等提法應用而生，其實也是處于被忽略的邊緣。通過對何建明近些年來讀作品進行梳理，發現他對于報告文學寫作得心應手、情有獨鐘，幾十年如一日。在他眼里，這應該是文學常開不敗的春天，始終用深情在書寫著深層精神下的生命體驗。

用心面對選題，憑著心性書寫，這是作家的初心所在。如果說一部作品就是一幅畫像，何建明更多關注的還是這個時代的風貌圖景。他在作品中心懷著對國家和人民的強烈感情，尤其是對“度”的把握非常到位，既不任意去夸大，也不刻意去回避，富有著文化底蘊，符合著傳統的審美方式，在生活化、人性化的文字中，豐富著報告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魯迅說：“執著現在，執著地上。”實際上就是要求創作者能把握真實原則，說真話，接地氣、有溫度，而這也是報告文學能出精品，為人深刻記憶的原因所在。

何建明常年處于文學工地第一線，他的寫作時常受外界關注，為大眾好評。最明顯的狀態就是寫作速度快，常常讓評論無法快速、深入去探尋作家的寫作。從這個角度看，能把這些數量眾多，質量上乘，又不受寫作模式局限的作品及時奉獻給讀者，這需要很大的功利和修為，至少需要撲下身子去琢磨、去研究、去學習。某種意義上來講，這類似紀實攝影的創作，體現著作家對這個社會、區域發展的深入研究。如反映上海的系列作品中，他在《革命者》中寫上海的前世，在《浦東史詩》中回顧上海的今生，在《上海表情》中呈現上海的現在，不同視覺交錯在歷史與現在之中，全方位就展示著一座城市的內涵，凝聚成為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這既是對上海發展的真實記錄，也是作家獨立思考社會發展的一種方式。飽含情感的書寫，不斷引導著受眾去關注變化中的時代氣象，使作品具有著可讀性。當然，最值得談論和研究的還是書寫實踐中，被用得極為熟絡的“國家敘事”，宏觀展現著社會發展的時代精神。

二

“國家敘事”的延續和固守，實際上是對作品的不斷創新，這對傳統寫作方式的重新認識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無論是反映社會現實，還是面對各種精彩紛呈的變化，何建明筆下總不失豐富圖景、歷史往事、時光變遷、精彩人生。他的寫作雖然一直保持著長篇化的態勢，但開闊的視野中主要著眼于社會熱點、焦點問題，通過不斷地探尋和挖掘人性，表達對現實社會和人性的思考和擔憂，實現對傳統價值的精神建構。這是作家必須承擔的使命，尤其在多元化的特殊語境下，這樣的審美書寫保持著時代的印記，也顯示出從容、冷靜的力量。正因為每部作品都在力求對標對表，才會創作出有情感溫度、思想力度、價值高度的作品。所以，他的報告文學寫得自由、酣暢，雖然有著強烈的批判精神，但依然在不斷打破和創造著中國文學的革命。

“國家敘事”的多角度書寫，讓何建明的作品富有探索意識，始終用文學的聲音來展現深刻的理性精神。這種有意識的審視，不斷加速著他作品大視野、大手筆風格的形成。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共和國告急》，追求的就是一種基于國家時代風貌的敘事，企圖喚醒深藏心中的蕩氣回腸。“因為我的報告文學創作基本是與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歷史同步開始的。是國家的迅猛發展及發展所呈現出的時代風貌，社會變遷的豐富與多彩性給了我進行‘國家敘述’的可能與揮之有物的廣闊前景。”何建明作品中“國家敘事”的形成過程大致如此，更多立足于時代和藝術的需求，立足于國家和歷史的層面，關注與社會相關的各種變化。

一是“國家敘事”的審美意象。何建明對筆下的人物、事件、環境、文化等都融入著自我的體驗，強烈而又真實的表達下，還原、關照著深刻的思考和審美，這正是他在作品中力求實現的獨特文化內涵與美學底蘊。這樣的敘事不是寫作技巧，而關乎國家發展過程中對于某一社會事件、問題的敘述方向。這種明顯帶有著個人風格的全景式敘述，是厚重書寫下的詩意表達、是充滿反思意識的深刻，是真摯情懷下的精神對話。《那山那水》就通過美麗鄉村建設，把“中國強音”有力地傳遞到了全世界，讓一個不起眼的小山村，用山清水秀孕育出了時代的書寫。美在山水，魂在人文。唯美、詩意的書寫蘊含著美學風范中的歷史巨變，表現著思想巨變下的豐富視角。這樣的變化是碰撞、震撼，是作家力求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本質解讀，有力闡述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劃時代意義。由此可見，何建明的精心構思中充溢著哲理的辯證，預示著一以貫之的詩意書寫在不斷升華持續。這樣的敘事未必著眼“大”來寫，而是對國家發展過程中對某一社會事件、問題在進行敘述，明顯帶有個人風格的全景式敘述，卻是厚重書寫下的詩意表達，是充滿思考的藝術探尋。為避免“國家敘事”成為筆下的一個符號，從而走向程序化、標簽化，何建明沒有局限于故事細節末節的刻畫，而是不斷深入挖掘著獨特的地域文化，探尋著新的敘事文化和審美精神。《國家力量》《落淚是金》都是緊貼社會熱點、焦點問題，將貧困大學生亟需扶持和幫助，同國家會展變化聯系起來，這種著力表現現實生活的敘事，真實有力地書寫著國家情懷。細細琢磨，這樣的“國家敘事”中，完全是通過人物、事件、環境、文化等元素，在自我的體驗中展現倫理的訴求，在強烈的真實表達下融入時代背景，在紛雜的世象中豐富著受眾未知的信息量，逐漸建構起從小到大、從個體到國家、民族的敘事審美，努力還原或關照著思考的深刻，而這正是他作品中力求凸顯的美學底蘊。

二是“國家敘事”的人性關照。獨到的考量，審視著紛繁敘事背景；強有力的故事，支撐起作品的內在。寫一個普通的人，一個村莊，或一件社會熱點問題，何建明筆下總是活靈活現，在先鋒性的反思中呈現著人性的深度。這種真象抒寫細致入微，寫進著情緒和自我的認知，既是對人性的關照和審視，也是敘事視角下的體驗和張力，使得作品始終散發著時代的正能量。在《上海表情》中，何建明說：“上海是有情的城市，上海的情來自于這里生活的人們。”沒錯，那黃埔江畔釣魚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動遵守著城市規則，這是情感表達；只能透過防護服看到眼睛的醫護人員，叫不上名字卻始終在忙碌著，這是真情顯現；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保安人員，兢兢業業執守在自己的崗位上，這是深情告白。各種不同的表情匯集在一起，因為疫情被賦予了特殊背景下的獨特韻味。這樣的真實細節，不僅擷取了許多真實可信的故事細節，也理性地把人的堅韌與社會恐懼進行了對比。這種聚焦人物或內心的體驗，把超越時空的生命意志置于了大上海的內涵中，讓人看到了危難時刻的人性魅力，感受到了讓人淚下的力量。這樣的真實是理性的，他把人性堅韌與疫情恐懼進行對比，讓超越時空的生命意志置于了大上海的內涵中，在不斷放大苦難面對下的人性同時，體現出以真實為美的價值根基。加繆在作品《鼠疫》中，就用筆觸著力于奧蘭城被封后的描述，數十萬居民的表現，不同的態度和立場，都被書寫進廣闊而又深遠的沉思中。何建明的《上海表情》與加繆的荒誕世界大為不同，作家努力于后現代語境的整體表達，更著力去書寫疫情重壓下的精神世界，可貴和深刻之處在于疫情雖撕裂著社會生態，卻無法撼動處于生死邊緣的世態人性。如，焦三牛名校畢業后，堅持投身西部偏遠地區建設，這是小人物心系國家戰略的奉獻，是青春正能量和愛國精神的人物精神塑造；兩彈一星元勛王淦昌，為了國防事業的強大，甘愿隱姓埋名，幾十年把青春都融入到國家的發展強大中；帶領農民致富的吳仁寶，忍辱負重帶領廣大老百姓步入新生活。這些人都處于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在何建明看來，他們每個人的國家記憶都是相同而又不同的。尤其是對這三個人的情節設計，本身就充滿著歷史的印痕色彩，這些不同的背影也能夠見證時代，成為不折不扣的國家記憶，讓人深入其中不斷進行著解讀。作品種情感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激發人性的共通感，獲得更大的話語權。而一部作品無論好壞，能在創新中追求著宏大的理性思維，無疑是不可逾越的精神際遇。在何建明的作品中，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與視角，不斷書寫著平民文化視域中的時代精神、中國氣魄。

作家通過講述“中國故事”，書寫生命關懷，從審美范式中彰顯出自信，這樣的“國家敘事”表現始終在思想演變中凸顯著社會擔當。麥家說：“文學經驗說到底是一個如何使作品迷人、動人的經驗。從迷人入手，向動人靠攏。真正現實的作品，不是指生活現實，而是文學現實。缺少文學經驗，只能些實在的作品。”不得不承認，何建明的文學經驗讓他的“國家敘事”在不斷朝著新經典和新經驗發展，尤其是作品中史學化的風格十分明顯，實現著與讀者的深度交流。這樣的再創造，其實與國家命運發展、追求一脈相承。做為國家發展的關注者、思考者、記錄者，何建明深諳報告文學創作的真諦，他更喜歡以講述“中國故事”的文學角度去考量現實問題，只有看見現實，記錄是滴啊，反映時代精神變遷，才能讓這樣的介入緊扣和闡釋現實社會，用心呈現出記錄者的時代精神的色。如，《一個中國男人的財富詩章》講了一位男人為事業打拼的商海經歷，實際上書寫了歐陽洋的熱血豪情，他的奮斗過程或生命成長，其實是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片段，這種追溯式結構的作品更有著深入靈魂的探究，有著隱藏在文中的記憶，也讓報告文學的寫作有了全新的美學質地。這是繼承、也是突破，更是從藝術上探討和推動了“國家敘事”的結構性變革。

三是“國家敘事”的文化魅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文藝工作者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讓外國民眾通過欣賞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來深化對中國的認識，增進對中國的了解，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何建明的作品，有著獨特而不失個性的闡釋，他的文化魅力在于從不同角度尋找歷史真相，通過細節反映人物內心，這樣的態度是對于報告文學體裁的敬重，也是長久以來所遵循的真實原則。說到底，何建明所要表達的文化魅力，在于他的“史詩”思想是否深刻，是否表現出新時代的精神，是否從生活常態中發現不同，是否在人性交織碰撞中展現出文化典范的魅力。章羅生說：“何建明在抒寫時代主題與弘揚民族精神，在處理主旋律與多樣化，以及探索歌頌以及批判等方面所積累的豐富經驗，值得格外重視和關注。”《大橋》中的國家速度，是強大力量的展示；《那山 那水》中的“國家強音”，是綠色發展理念的傳播；《上海表情》中的“小表情、大世界”，就是圍繞“國家敘事”進行的多樣化有機融合，從歷史與現實方面發出時代心聲。真實基礎上的“國家敘事”，是何建明精心要表達的藝術情懷和關切，尤其是在上海這個敘事現場，他更是通過不斷地思考來逼近現實，在書寫中展現著國家形象、國家價值。如，初次發布消息引發的動蕩，張宏文醫生的從容不迫，男女談情說愛的提心吊膽，街頭野貓帶來的堅強等，這樣的書寫立足于大文學觀下的情感抒發，寫出了上海面對疫情時的淡定、有序和理性，表達著與這個社會息息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在《第一時間——寫在春天里的上海報告》中，作家還是選擇上海這一現場，在不斷的體驗和觀察中，寫出了上海這座城在面對疫情時的火熱和不屈。這樣的選擇自然有著不同意義，讓人從真實面對中感受到著力量。“創作《第一時間--寫在春天里的上海報告》，使我對“現場”有了更多理解與認識。任何形式的“生活”，莫過于對實際生活的現場感受。現場可以讓每一個人通過耳聞目睹，甚至身體的生理反應，去觸摸與感受客觀事件的真實面目和現象本質，能帶給我們對客觀事物最直接、最感性，也最能抵達本質的認識。現場的精彩和復雜性，只有到了現場后你才能感受；現場可以讓你的思想和靈魂作出最直接和直觀的選擇與價值判斷，可以校正我們以往對事物認識的片面與不足。現場是有溫度的，能夠激發一個人內心深處的正義感和原則性；現場又是嚴酷和冷靜的，能讓狂熱和焦躁的情緒平靜下來。現場是我們發現真理和挖掘金子的最好場所，沒有什么比現場的體驗讓我們的作品來得更生動、更接近真相。用真誠的姿態去現場，恰恰可以讓我們獲得對事物最直接和真切的認識與體驗，為更精確地表達情感、講好中國故事服務。”《落淚是金》再次榮膺魯迅文學獎之后，圍繞國家展開的敘事便格外耀眼起來，此后完成的《根本利益》《國家行動》《部長與國家》等作品，從字面上讀出的也都是十分的厚重和震撼，無論是寫三峽移民的國家利益至上，還是余秋里部長帶領五萬石油大軍大會戰的壯觀景象，給讀者營造著不同的思考空間。其實，這樣的大手筆、大題材并不好駕馭，但他為了題材還是把自己逼到無路可退，不斷向著“國家敘事”的宏大回歸推進。這樣自覺的敘事，是歷史與現實的纏繞，是不斷探尋真相額本質，始終在不斷的紀實中找準著最佳的結合點。

獨特內涵的作品中，不僅蘊含地域文化，還有著個體的經驗。在研究何建明的作品時，不能簡單地將其認定為文學現象，而是要結合著“國家敘事”的寫作意圖，審視作家的心態、思維變化，這些都是研究作家作品不可逾越的系現實問題。就如同選擇記錄上海抗疫的真實過程，無疑是一種十分艱難的面對，對何建明而言卻不陌生，因為從事報告文學書寫這么多年，讓他已經在重大事件面前很少缺席。早在2003年，北京非典伊始，何建明就受命親奔一線，兩個多月時間吃住都在一線，在現場經歷了許多感動的人和事，“不能回家，幾乎每天在西四的一個小房子里泡方便面吃，體重從190斤降到了150斤。”現在看來，這次出生入死的采訪，與其說為了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說為了更好地抓取抗擊非典片段，在記錄事實中去還原人們面對災難時的心態。在他心中，已把這樣的大事件當作了一次行動來對待。所以，當面對心事重重的非典患者，訪談時心有余悸的普通市民時，他都不會為藝術而歪曲事實，而是力爭在文學形態的真實中表現現場。《非典十年祭：北京保衛戰》結集出版后，非典帶來的恐慌已煙消云散，似乎沒有多少人還記得這次災難曾經來過。但對親歷者何建明而言，他的書寫既有著為紀念自己英勇經歷的意味，更為還是為現場留下寶貴的資料。

眾所周知，祭是對死者表示追悼的儀式。何建明的《非典十年祭：北京保衛戰》書稿寫于非典，陸續在大報刊上刊載，之所以在十年后集結出版還有如此反響，主要原因是用心血鑄就的文本中，無形地串起了中國社會風云變幻的發展歷史，是那么真實而又現實，既有著歷史的味道，又有著文學的表現，不失的是一種敘事精神。這樣的寫作，不是單純從生活層面去打動人，也不是通過文字救贖人類，而是要以自我的認知和人生處世哲學，來教會人們生活進行反思，從這些文字中去發現些什么，從這個社會讀懂些什么，面對災難，到底是要坐以待斃，還是亡羊補牢？現在想想，一場不期而至的非典，觸動了北京城中每個人的神經，也讓人明白了如何防護、應急救援力量建設，甚至城市管理體系等一系列問題的琢磨和研究，無不蘊含著對家國情懷、使命的認識和堅守。前世不忘，后世之師。經過了10多年的體系化建設，當國家再次面對洶洶而來的新冠疫情時，全國上下一盤棋，應對方面已表現得非常從容，尤其是中國力量和中國速度展現，更是表達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波瀾壯闊、蕩氣回腸。何建明不是大師，而是用心寫作的文字打工者。他的精神世界里，更多表現出的不去迎合的勇氣、文化自覺下的感受，和隊這個社會的冷峻和愛。這樣的情懷是平民視覺下的“國家敘事”表達，以小見大表現著中國社會真實發展進程的紋理，在鮮活中刻畫出個體命運的日常，實現從空間關系道情感關系的轉變，讓人不斷從審美維度中看到未來。者縈繞人心的希望，是“國家敘事”的書寫目標，也是指引作家創作的價值取向。

聚焦大事件、書寫小人物，讓每個人和國家的發展進步息息相關，讓作品中更多了史詩的味道，是何建明立足“國家敘事”的浪漫主義其關懷，很容易讓讀者內心產生共鳴、共情，從而超越現實主義的表象。總之，“國家敘事”使他的作品充滿時代氣息，并有著鮮明的社會特性，這其中蘊含著作家對國家發展的關注，縮影著時代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只有與時代同步伐，踏準時代前進的鼓點，回應時代風云的激蕩，領會時代精神的本質，文藝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產生巨大的感召力。”所以，何建明的作品中就多了時代精神的典型敘事特點，也沒有所謂的傳奇和噱頭，完全體現了以人為本，基于批判和審視去進行的深入挖掘。比如，《國家--2011中國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動》中，就對國家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撤僑的做法，不僅是以由衷點贊，更多是要從中感受中古不斷崛起的形象。時光往前推移，東方雄獅沉睡不醒，受盡了西方列強的剝削壓榨，讓新舊兩個時代對比立見高下，從而在厚重的歷史感中，寫出了時代的體察下的“體驗”。這種以獨特視覺切入的寫作形式，隨著報告文學的發展在不斷開放和延伸，既有力地提煉了主題，也讓各種敘事整合重塑，擴充著文本的內容和手法。

三

報告文學的特殊屬性，早已決定了它筆錄歷史的功能。表現在現實的書寫中，“我們講述什么樣的故事，決定我們成為什么樣的民族。”確實，不一樣的記錄，展現出的無疑是歷史往事、不同人生和時光變遷。何建明筆下所敘述的這些故事，不但用心寫活了歷史場景，延伸了歷史軸線，也大幅提升著歷史的信度。

在好多人眼中，何建明的報告文學可以作為小說來讀，因為它具備了語言快感、內容快感、結構快感、故事快感和真實的現場感。從傳統意義上而言，作品中自然流露的是至情至性的“國家敘事”精神，他沒有刻意去反映個體的疾苦，也沒有單純美化個體的形象，而是努力在精神的抵達中彰顯國運大氣象。這種純粹批判或者歌頌的做法，都被他在結構和敘事上以另種形式體現。可以說，若是用美學來闡釋“國家敘事”，應該與作家的自我定位相關，當過兵，從事過記者、編輯，后來又成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各種角色不斷轉換，他也在不同作品中融入著不同感受，視角變得全知多維立體。《天津大爆炸》中的生命意義探尋；《生命第一》中對人生的終極追問；《三牛風波》中的心靈獨白等，都能發現彼此間在以不同的形式。實際上，何建明的作品讓人感覺又很強視覺感，，畫面天成中有著深遠而又濃郁的意境，透著舒適的光感、質感和色調。通過這些年來的創作經驗整理，何建明認為報告文學中的“國家敘事”體現，表象上是作家應該承擔的責任和使命，實際上是作家思想深處的認知，通過對社會熱點、難點的反饋和映照，運用報告文學的藝術手法，以不同方式講述好中國故事，讓受眾在文字的溫度中，感受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構著“國家敘事”的嘆為觀止、撼人心魄，也在織就著屬于何建明獨特的文學世界，這些都成了他的心靈探索和精神依托。

從精神層面來看，何建明傾心堅守的“國家敘事”文體，不是一種簡單的書寫，而是一種精神深處的表達，貢獻在于“以行動介入生活，以寫作見證時代”的實踐和思考。這種多元化的現實體驗，是以更為鮮活的經驗，在講述宏大精神下的現實寫照。可以說，他的作品之所以廣受歡迎，關鍵是能始終秉持初心，書寫著時代的種種變化。《大橋》中，總工程師林鳴帶領團隊，克服了技術上的重重難關，最終實現了國之重物——港珠澳大橋的的貫通。大橋建成，便被國內外意譽為“新的世界七大奇跡之一”。透過這座神秘的大橋，關于它的前世今生便讓人分外好奇，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意味和民生用途也得以凸顯。習總書記也不由稱贊：“（港珠澳大橋）非常了不起，體現了一個國家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奮斗精神，體現了我國綜合國力、自主創新能力，體現了勇創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氣。”客觀上看，這座連貫三地的大橋，在伶仃洋上書寫了新時代的壯舉；從深層次而言，這樣有著厚重底蘊的書寫，不只是寫建造這座大橋中的諸多不為人知，而是要寫出中國精神指引下的奇跡出現。何建民不辭辛苦，三赴熱火朝天的施工現場，收集到島上300多天不能離開、自行研制大如航母的沉管、打通不可思議的6.7公里海底隧道……，所有必須面對的困難，無疑都是創新、付出和奉獻，才最終讓這座蘊含著諸多稱謂的“園夢橋”、“同心橋”、“自信橋”、“復興橋”在世界上獨領風騷，創造了建橋史上獨一無二的傳奇。沒錯，有水就有橋，有橋就有故事，備受世人關注的港珠澳大橋的建成，更是在國家敘事語境的營造中，完成著民族自信的抒寫。沿襲這座海上蜿蜒的長龍，探尋國家百年歷程發展的密碼，從崛起中彰顯出不同的時代精神。可以說，不同細節下的深入描述獨特文學意境，也讓人在全景式的展現中，體味到了不同的文字張力。何建明自己也說：“選用‘大橋’這個題目，包括兩重含義，它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橋，又代表中國的民族精神，意味著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走向富強。”

這些年來，何建明嘗試著不同的創作方法，細致入微地講述著中國故事，而不是盲目寫所謂的熱點、焦點問題，他結合自己對當下形勢的研判，有針對性地去挖掘和采寫，讓人從中讀出細節的溫和、文學書寫的樸素，以及審美中的真實。在《大橋》中，時代歌者何建明飽蘸激情，書寫下港珠澳大橋的建設過程，為讀者再現了這項“工程奇跡”背后的不為人所知。“誰又持鞭催馬，驚斷連云綺夢。”作家以大橋為著眼點，寫火熱的建設場景、寫建設者的努力付出，從中感受詩意而又浪漫的家國情懷。以獨特視角寫大橋的價值和意義，是國家壯大的精神寫照，是大國工匠唯美純粹的愛國情懷，猶如純澈的生命之花，在歲月深處盛放。何建明還按照個人情懷——團隊力量——國家精神的寫法，依照從小到大的邏輯關系，層次明顯地寫活了熱火朝天的施工現場，把“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世紀工程定格。橋，是基于國家意志的建設目標，是以國家視角進行的敘事選擇，是以國家夢所承載起的個人夢。在這樣的價值認同下，何建明沒有一味地寫悲壯辛苦，而是用生活、工作來反映工程的宏大、復雜及創新，并將這些理念悄無聲息融入到時代精神中。

報告文學創作容不得虛構，作家必須用生命來書寫。創作的真實、內心的真實、表現的真實，讓何建明始終遵循事實，表達著對時代、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可以說，真實是一種力量、一種揭露、一種禮贊，在文化的書寫中把人類的生存及發展，有所取舍地加以記錄。在《那山，那水》中，作家靈活運用哲學思維，深入淺出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執政理念，獨到而又形象地完成著人與自然關系的解讀。圍繞真實場景，不斷發掘和雕琢細節，實現心與眼的統一，最終以文學的筆法真實延展故事，著力表現書寫下的真實。從安吉小山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延伸至格局宏大的生態文明建設，滿滿的幸福感后面，書寫著一曲與新時代相契合的中國故事。一個不起眼的余村，成為了中國生態文明發展的縮影，而作為時代追隨者的何建民，始終用全局性的視域，在親身體驗中精彩書寫山村變化的真實氣象。這樣的真實，營造穩健而有趣的敘事，詳實還原整個事件的全過程。報告文學不是歷史資料，但它具有著歷史的功能，所以這樣的書寫，就自帶著打動人心的力量。“只要你全身心投入，真正用自己的腳踏著這片土地，一定會感到撲面而來的時代氣息。”何建民既是這樣說，也是這樣的做的，他把自己對這個時代的種種變化，都細致入微地記錄下來，在他看來，作家只有和時代同頻共振，肩負起應有的責任，才能在偉大的時代洪流中去感受、去發現、去書寫。

同樣寫山水，《國家行動：三峽大移民》卻有著不同的重要意義。面對各種矛盾沖撞、喜怒哀樂中的三峽移民，何建明通過史詩性的筆觸，把一種平凡而又偉大的精神寫得感人肺腑、酣暢淋漓，被譽為創作途中的又一次里程碑。當然，這些都源于他筆下所蘊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時代性，讓這部原本沉重的作品有了美學價值，也帶給讀者以更多的美學體驗和互動感受。在2015年3月召開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何建明談自己的履職心得時說：“報告文學作家時激情、深沉、明銳的，也是明快、豐富、獨特的，不會因社會有昏暗而失去希望，也不會看見輝煌而放棄憂患，練就精湛過硬的專業本領，心懷永無止境的藝術追求，為人民立言，為時代放歌。”

眾所周知，報告文學是立足真實的非虛構寫作，何建明作品中的“國家敘事”，之所以能從不同視覺，展示不同凡響下的精神內涵，引發思想深處的獨立思考，因為這種文學題材塑造了一批生動的人物形象，也在文字的書寫中激活著情感。《大橋》中各種技術難題的攻克、西方國家技術封鎖和對弈，并非現場采訪后就能輕易實現的，這樣的選題自然寫的是國家力量的變化和發展。《浦東史詩》抓住紀念改革開放這一時代關節點，關注有象征意義的浦東發展變化，看似為浦東寫傳，實際上寫著上海史詩和中國故事。《第一時間——寫在春天里的山海報告》，通過書寫區域性的疫情防控，用自己最真切的感受，譜寫出“人民城市人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上海特色。現在看來，何建明的每一部作品在選題時都不是天馬行空，而是一次又一次艱巨挑戰的面對，頗具力道，別有一番氣度。這種從個人獨特體驗出發，闡釋自我對不同事物發展的理解，應該是作家選題的不同。他沒有刻意去顛覆先前的傳統的寫作方式，而是在不斷的創新中，用文字拷問歷史（《南京大屠殺紀實》）、審視現實（《爆炸現場》）、探尋靈魂（《神秘的禁區》），追問心靈（《忠誠于背叛》）。可以說，這樣的“國家敘事”，讓作品在寫作形式、內容和手法上變得可圈可點，尤其在書寫實踐和精神表達方面更是打動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