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日《嚴家炎全集》出版，引起學界特別是現代文學界普遍關注。翻閱全集，大部分文章以前都讀過，有些不止讀一遍，如今再展讀這沉甸甸的十卷本全集，回顧嚴老師六十多年治學的經歷與成就，一種親切而崇仰之情油然而生。

1961年我在廣東紫金中學上高中，就知道嚴老師的大名，當時嚴老師發表關于《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評論，影響挺大的，連我這個普通的中學生也隱約感覺到嚴老師說得有道理，梁三老漢寫得比主人公梁生寶還要真實。上大學后（1964年），就有意識找些嚴老師的文章來讀。不過那時不敢去拜訪嚴老師。到1978年春天，報考北大研究生，是奔著王瑤先生來的，寫了一封信給王先生，寄了兩篇論文習作，算是投石問路。很快收到回信，是嚴家炎老師代表王先生寫的，是一些鼓勵的話，歡迎報考。這極大地激發了我的志愿，王先生和嚴老師最后錄取了我。讀研究生幾年，雖然沒有完整上過嚴老師的課（那時他正緊張地編寫文學史），但從嚴老師這里受教很多。我那時研究魯迅，也研究郁達夫，編過郁達夫年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創辦伊始，嚴老師和樊駿老師主持，我的一篇關于郁達夫小說的論文就發表在《叢刊》第二輯，嚴老師還替我仔細修改過有些不當的詞句。那時師生關系很密切。記得嚴老師上文學史課，我們幾個研究生實習，我準備的講稿很長（講曹禺，兩節課，二三萬字），嚴老師手把手教我如何突出主要內容。后來我留校任教，嚴老師當過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都給與我很多具體切要的幫助。我算是嚴老師的及門弟子，對老師始終是非常景仰和感謝的。

學問做得好的人不少，現當代文學界有眼界、有觀點、有項目、有威望的學者不少，但稱得上“有境界”的比較罕見。所謂境界，很微妙，難于度量明說，但可以意會，從修為、格局與氣度等方面去理解。在現當代文學界，嚴老師是處在很高的難于模仿取代的水平與位置。我愿意用四個字來理解嚴老師作為一個文學史家的學問境界——“清正宏放”。

嚴老師做學問是公認的嚴謹扎實。他碰到可疑的問題，就從原始材料或者作品的分析入手去研究。比如關于《創業史》梁三老漢的分析，對《李自成》的肯定，對“蕭軍思想批判”以及丁玲《在醫院中》的翻案式研究，以及對五四是否有“打倒孔家店”的質疑，等等，全都靠扎實的史料支撐，或者有細致的作品分析。嚴老師很多觀點的提出，都是突破性、反潮流的。這需要勇氣，需要史識，并非為標新立異而游談無根。嚴老師總是能提出讓人佩服的學術新論。即使你不贊同他的某些具體觀點，也不能不贊嘆他扎實的治學功底。比如，我不太贊成嚴老師把晚清陳季同用法文寫的《黃衫客傳奇》當作“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開端，但讀了嚴老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的相關論述，又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他是下了材料功夫的。

嚴老師的扎實嚴謹，跟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和80年代參加現代文學史統編教材的編寫（周揚主持，唐弢主編）有關。他在其中起到關鍵的作用。這部文學史現在看來有些觀點比較老舊，但毫無疑問，那種對于史料的極端重視，那種基于史事闡述的厚重感，可以說是所有現代文學史（包括我們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都未曾達到的。

學風的嚴謹扎實，也跟嚴老師的個性脾氣有關，他本來就是一個認真嚴謹的人，是“嚴加嚴”。嚴老師為人做事很認真，他真正信服并實踐“實事求是”的原則，平時生活中也是隨時都有獨立判斷，很少隨波逐流。他身上有魯迅的遺風。嚴老師的為人直接影響到他的為文，他的品格與脾氣融匯到學問之中，成就了“清正”的格調與境界。所謂“清源正本”，嚴老師的文章總是與浮躁的學風拉開距離。

嚴老師的學問又是“宏放”的。他的選題幾乎都是“大題目”，或以小見大，牽動學界的思考，引發學術生長點。他往往對某些惰性、八股、人云亦云提出質疑與反叛，打破成說，有真正的獨立思考與卓識。從最初討論《創業史》開始，這種敢于質疑和打破成說的習慣，就貫徹到他的學問選題和論證方法之中，推動學術的進展。尤其是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24萬字，寫了8年，論述了8個流派，他是通過史料發掘、文學分析去確定文學流派，給予恰當的命名。如“社會剖析派”“新感覺派”等，后來都得到普遍的認可，成為一種知識。

嚴老師的“宏放”還表現在他的跨界研究。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成為兩個學科分支，北大是始作俑者，在上世紀70年代未把現代與當代分為兩個教研室。其實兩者很難分開，本來就是一個學科。如今全國很多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往往分工也很細，做現代或當代彼此不越界。學界早就呼喚現當代打通，而嚴家炎先生早就打通了。他晚年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就“通”了。他甚至嘗試把所謂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也打通，他研究并推崇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有這種打通的意圖。嚴老師文學史研究的視野宏闊，并不受學科壁壘的限制。這與嚴老師的理論學養可能有關。嚴老師最初進入北大中文系，跟隨楊晦先生讀副博士，主要學文藝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后來他主要做文學史。理論和史在嚴老師那里得到完善的統一。嚴老師屬于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第二代學者，具有標志性。我曾在《第二代現代文學學者自述》一書的序言中這樣評價嚴老師他們那一代學者：“這一代學人有些共同的特點，是其他世代所沒有的。他們求學的青春年代，經歷了頻繁的政治運動，生活艱難而動蕩，命運把他們拋到嚴酷的時代大潮中，他們身上的學院氣和貴族氣少一些，使命感卻很強，是比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貼近現實關注社會的一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從一開始就支撐著他們的治學。他們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較大氣，善于從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煉問題，把握文學的精神現象與時代內涵，給予明快的論說。90年代之后他們紛紛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無變通，每個人形成不同的風格，但過去積淀下來的那種明快、大氣與貼近現實的特點，還是保留與貫通在許多人的文章中。”這個評價，對于嚴老師也是合適的。

嚴老師做文學史研究，那種大氣，善于從復雜的文學歷史現象中提煉問題，把握文學的精神現象與時代內涵，主要還是根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也許還有別、車、杜的影響。當然，這種“宏放”的文品也出自于嚴老師的人品。嚴老師給人的印象是很精審、嚴肅，甚至有些拘謹，其實嚴老師又有跳脫、放達甚至浪漫的一面。所謂“清正宏放”，是嚴老師的人品，也是他的文品，是他作為文學史家的境界之高格。

王國維講“大事業”“大學問”必經三種境界，嚴老師是經過并達到了。嚴老師六十多年的學術之路，經過許多風雨坎坷，他能做到知人論世，獨立思考，稱得上“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了。而他對學術的使命感與執著的追求，有說不盡的辛勞，卻無怨無悔，學術已經化為他的人生方式，而不是“兩張皮”。這也就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了。王國維說的“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最高境界，不只是有所發現，填補空白，而是豁然貫通，進入了比較通達自由的天地。《嚴家炎全集》的出版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若嚴老師回顧自己一生學術，一定會有這種“驀然回首”的成就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