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2年10月8日，夏公與巴老在杭州汪莊

一九八七年十月，夏公與茹志鵑

一

上海作協的東廳是接待中外賓客和召開主席團會議等的場所。數年前，廳里張掛起歷屆作協主席夏衍、巴金、于伶、徐中玉、羅洛、王安憶等的肖像照，還有一幅攝于1953年11月8日“華東作協成立大會”的“全家福”。我記得，這張原照我拿去翻拍放大前，作協同仁找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華東局宣傳部任過職的老作家丁景唐先生對照片上的成員作過辨識，結果合影的101人中他認出了五六十位，其余的可能是外省的作協會員。我還從時任作協秘書長柯藍的回憶文章中知道了合影前的一些小花絮。會前，柯藍為設主席臺排席位而犯難，上誰不上誰容易得罪人。身為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兼華東作協主席的夏公看出了他的心思，便說： “都是原班人馬，就不設主席臺了吧！在大廳擺長排椅子。我負責請陳毅市長來作報告。”夏公這么一說，壓在柯藍心頭的石頭隨之落了地。

會議由夏衍主持，大家被陳毅市長引經據典、妙趣橫生的講話所打動，大廳里掌聲和歡笑持續不斷。會議開到中午12點過后才結束。從王開照相館攝影師拍攝的集體照上可看到，夏衍主席就座于第一排，但我發現照片上少了副主席巴金。原來，巴金率中國文聯創作組在炮火連天的朝鮮戰場體驗生活。

我感到在東廳張掛文學前輩的照片很有人情味，讓人有個回憶過去、展望未來之地。因此，每次到作協參加活動，都會步入東廳駐足凝視，回想往事……

1987年10月。聽說首任主席夏公要來作協會老友的消息后，我既興奮又緊張，畢竟還是攝影初學者，在這樣的場合拍照，心中沒個底。午后，我早早等候在東廳門口了。沒想到，夏公與我一樣也是個“急性子”,他比約定時間提前了半小時到作協，然后拄著手杖緩步朝東廳走，在沙發前把手杖往邊上一靠，獨自坐下來，習慣地雙手交叉作抱貓狀，抽著煙。我見他熟門熟路的模樣，想起他當年的秘書李子云的話——她說，夏公兼華東作協主席時，在東廳擺了個“測字攤”，每星期固定一個晚上接待來訪人員，征求對文藝界的意見和建議，廣受大家好評。那天，夏公和我說了些什么，已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他自語道：沒變，還是老樣子。

沒過多時，老作家師陀、吳強、柯靈、于伶、王西彥、茹志鵑、辛笛、陳伯吹先后走進東廳。夏公與他們一一握手，口中報著名字。寒暄過后，大家圍坐一起拉家常似的談文學、敘舊情、憶故友。夏公還不時地詢問坐在他旁邊的作協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茹志鵑作協從市文聯獨立出來后恢復的情況。我站在一邊看著他倆的交流，心想，他們同樣有上海作協“當家人”的經歷，雖然任職的年代有所不同，但篳路藍縷，所付出的勞累和遇到的困難是同樣的。那天，東廳里笑聲不斷，我把這美好時光定格在了膠片上。遺憾的是巴老到家鄉成都去了，與夏公失之交臂……

翌日， 《新民晚報》頭版報道了夏公的這次活動，我拍攝的照片第一次上了報紙，著實讓我興奮了好幾天。

1990年， “夏衍文學創作生涯六十年展覽”在上海圖書館舉辦。夏公因病未能出席，但他沒忘為此出過力的工作人員。在開幕式上，他托李子云轉給我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打開看，扉頁上寫著“正偉同志存念，夏衍。一九九零年十月”。在他名字旁還鈐有一枚鮮紅的篆體名章。

二

1992年10月5日，徐鈐來電告訴說，回故鄉杭州的夏公要到創作之家看望巴老。聞之，我就趕了過去。

次日午后，夏公在女兒沈寧， 《上海文學》副主編、文學評論家李子云及秘書林縵陪伴下，從下榻的汪莊來到中國作家協會杭州創作之家。不巧，那幾天門前的小道正在施工，輪椅車無法直達創作之家。夏公的右腿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踢斷，終成殘疾，行走困難。見此，員工找來兩根粗毛竹捆扎在藤椅上，兩人一前一后抬著夏公從茶園田埂上走來，這樣的鏡頭以往只是在電影上見過，大伙見“滑竿”里的夏公被顛晃得東歪西倒的模樣，都笑了。

巴老得知夏公來訪，早在客廳等候了。進門后，兩位老人握手相坐。已92歲的夏公，比五年前我在上海作協見到時清瘦了很多，但聽覺仍靈敏。我與李子云在他身后小聲議論“文壇三老”年齡，他聽后轉過臉說： “我同冰心是1900年出生的，我比大姐小26天，昨天，她在家剛過92歲生日。”巴老點頭稱是。

接著，夏公問巴老： “聽說你還在看‘全集’的稿子？”巴老點點頭說：“是啊！想做的事很多，手抖得厲害，所以寫得不多，用眼看多些。”其實，巴老何止是一般看稿，我有事上他家，常看到他在為“全集”的每卷寫后記，常累得直不起腰，眼睛充血，旁人勸也沒用。夏公聽了接口道： “要多保重身體啊！”巴老笑著說： “你也一樣多保重啊。”

此時，創作之家員工端來點心，兩位老人見是“山楂糕”，會心而笑。二老都喜好甜食，知道是特意為他們做的。夏公用濃濃的杭州“官話”邊吃邊聊，巴老則以四川話相對，所談的話題很廣，談社會普遍關心的出版及文化建設，也關心青少年教育問題。加上沈寧和小林在一旁幫助傳話，氣氛也就熱烈了。

一個多小時后，夏公起身告辭，創作之家已備好文房四寶，請夏公在簽名冊上題詞，還有意把冊頁翻到巴老給創作之家題的手跡： “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這里的愉快的兩個星期，謝謝你們。”夏公看后笑著說， “你們是有備而來的嘛。”說完，便俯身在簽名冊上寫下了“賓至如歸”。

巴老拄著拐杖緩步走到大門口，目送夏公的“滑竿”漸漸消失在暮色中。

過后，我問巴老與夏公的交往時，他說： “我與夏公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了，解放初，我們曾經在一起工作，夏公調北京后，見面機會就少了。”停了一會兒，他接著又說： “1980年，我同冰心組團出訪日本前夕，夏公主持了我們的會議，會后，我們三人在一起合了影。1985年，我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夏公專程到北京飯店約我一同去看望冰心大姐，還在大姐家一起吃了飯。”巴老說到這，我想起1985年他與夏公在冰心家的一張合影照，三人同坐沙發上，笑得都很開心，夏公還懷抱著冰心大姐喜愛的那只花貓。我佩服巴老超強的記憶力，可是，他沒說起與夏公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段舊事，我想他是不會忘記的。

1961年，巴金把1944年創作的中篇小說《憩園》寄給了夏衍，夏衍讀后征得巴金同意把它改編成了電影劇本，后被香港電影公司拍成電影。

同年，巴金在杭州花港招待所寫了短篇小說《團圓》。在《上海文學》8月號上發表后，引起文藝界領導茅盾、夏衍、荒煤的關注。夏衍還責成長春電影制片廠，將小說改編后搬上銀幕，這才有了這部戰爭題材的經典影片《英雄兒女》。可是，在1965年末，文化部主管電影的夏衍遭到公開批判。以往的友人怕被牽連，形同陌路，而此時從越南戰場體驗生活的巴金一回到北京，就偕夫人蕭珊到夏衍家看望……

三

1992年10月8日，巴老得知夏公要回北京出席黨的十四大，他在小林、女婿祝鴻生陪同下來到汪莊。車剛停，見夏公在5號樓門前等候了。那天，夏公西裝領帶，頭戴燈芯絨禮帽，不失當年風流倜儻之風采。見面后，巴老問：“你要回北京？”夏公答道： “是的，明天回去參加會議。”

這天秋高氣爽，汪莊顯得格外明媚秀麗。兩位老人坐著輪椅徜徉在西湖邊的林蔭小道上，邊行邊賞盛開的桂花和各種爭奇斗艷的名貴花木。輪椅被推到大草坪上停住了。二老面對西湖盡情地沐浴秋日陽光。當巴老問起共同熟悉的日本朋友時，夏公說：“因體力不支，我一般都謝絕見面了，但有些日本外賓到京時，會轉彎抹角地傳話來，說巴老、冰心我們都見了。我聽后，情面難卻，也只好見了。事后，我問冰心大姐，才曉得根本沒這回事，他們也學會了鉆空子，真拿他們沒辦法。”一席話把巴老給說樂了。此時，我見兩位老人手里都提著拐杖，面對面談笑風生的模樣，便迅速對準鏡頭，連按快門。夏公見到這張照片后，用他與生俱來的幽默作了點評： “兩個老叫花子……”（見沈蕓《往返于大六部口和武康路之間》）

同年秋，夏衍托殿熙給巴老送來生日花籃時，巴老對殿熙說： “這次在杭州相見很好，夏公身體好，雖然瘦些，但沒什么大病。”

1994年春， “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巴金”攝影圖片展將在北京圖書館展出，我與徐鈐應邀參加布展。4月13日，我們一下飛機就來到大六部口14號的夏公家。我們穿過四合院中的曲徑回廊，經過竹木蔥郁、寧靜整潔的庭院，走進了夏公的工作室兼臥室。也許殿熙把我們的行程事先告訴了夏公，他午睡了一小會兒，就坐到藤椅上等候了。已是小陽春了，我見他仍穿著毛衣，貓咪蹲在暖氣管道邊上。能看出，他的身體明顯比往年更差。那天，他見到我們顯得格外高興，把我們叫到身邊，當我謝他送書給我時，他笑著說，不用謝，書就是給人看的嘛。接著，夏公問起巴老的近況，聽到住在杭州汪莊5號樓時，他連聲說： “我熟悉，前年回杭州也住5號樓。”我們拿出從杭州帶去的蠶豆和春筍，他見了，笑道： “噢，又能吃到家鄉菜了。”他知道春筍和蠶豆在暖氣中老得快，趕緊叫護理員小方放進冰箱。

臨別，我取出一枚“夏衍文學創作生涯六十年展覽”的紀念封和一幅巴老的肖像畫，請夏公簽名題詞。他拿著高倍放大鏡對著紀念封上的簽名讀著：“巴金、冰心、沙汀、蕭乾、劉白羽、曹禺、于伶、黃源……”沒讀完，他就說，都是老朋友，你能簽到不容易啊。隨后，他拿起筆在自己像邊簽了名。

接著，夏公拿起書桌上的巴老畫像端詳著說： “好，畫得傳神。”放下后又說： “讓我想好了再題。不急，過兩天來取吧。”幾天后，我同徐鈐上門向夏公道別，剛走進四合院，沈寧就告訴我們夏公因感冒住進了北京醫院，并將題了詞的畫像交給我。我站在庭院里，默視著夏公房間的窗戶，后悔不該讓夏公做這件既耗神又費力的事。想不到，夏公這次再沒出院……

胸椎骨折初愈的巴老得悉夏公去世的消息后，當天，我見他在小林的幫助下，用顫抖的手握筆給夏公的女兒寫了唁函：

沈寧：

病中驚悉夏公逝世，不勝哀悼。這是我國文藝界不可彌補的損失。夏公是二十世紀的同齡人，二十世紀即將過去，夏公的精神常留人間。

特此吊唁，務祈節哀。

巴金

1995年2月6日

不久，親屬按照夏公遺愿，將其骨灰撒入故鄉的錢塘江中。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老聽我讀過夏公的回憶錄——《風雨故人情》及《文學報》上整版的《長風，為夏公送行》等悼念文章。每次到杭州，巴老總會坐著輪椅在汪莊的西湖邊靜靜地待上一會兒，望著微起漣漪的湖面，緬懷故去的老友……

四

2003年初，中國現代文學館展覽部唐文一主任對我說，他們與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聯手打造一套以插圖形式，重新解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作品叢書，讓我給他分擔一本。我知道用圖片來反映作品的時代背景、地域文化、風土人情是樁費工又費時的活，正猶豫，只聽他說了句：“你來編夏公的《上海屋檐下》。”我聽到是夏公的書，又是在中國百年話劇史上素有北“茶館”南“屋檐”之說的《上海屋檐下》，便欣然接受了。

為讓讀者更好領略這部經典劇作的藝術魅力，我熟讀了夏公在1937年創作的這部作品。它以西安事變結束為時代背景，根據國共兩黨協議，國民黨政府大批釋放歷年來逮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夏衍身邊有不少熟人和朋友有類似經歷，于是他有感而發，寫了這部三幕話劇，開始起名“重逢”，后改為“上海屋檐下”。

為了準確地反映當年的生活場景，我請教了飽經風霜的長者。編書的過程中，還得到過同樣熱愛夏公的有識之士們的相助。如走訪著名作家白樺的夫人、電視劇《上海屋檐下》中扮演施小寶的王蓓老師時，她不僅向我詳細介紹該劇劇情，還熱心牽線，使我從飾演女主角楊彩玉的秦怡老師處借到了電視劇錄像帶。

翌年，我拿著自己編的《上海屋檐下》新版本，翻看拍攝、搜集到的圖片，感到這部作品更直觀、更通俗易懂了。無意間，做了件方便讀者閱讀的事。由此，對夏公病中為我題詞心存的內疚和不安也平復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