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78年，為盡快改變“書荒”現象，國家出版局決定，從北京和上海有關出版社已經出版的文藝書籍中，選出35種中外文學名著，迅速重印一批，首先供應大中城市。這批重印書，有“五四”以來現代文學10種，如《沫若劇作選》《子夜》《曹禺選集》《紅旗譜》《苦菜花》等；有中國古典文學9種，如《儒林外史》《東周列國志》《李賀詩歌集注》等；有外國古典文學16種，如《悲慘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中短篇小說選集》等。3月初，出版局約請了北京、上海和部分省市出版單位的負責人，研究了分工協作，突擊完成這批重印書任務的方案，力爭提早出書，盡快發行到讀者手里。這批書投放市場的時間應在5月份。滬上一位新華書店的退休職工說：“在1978年5月到6月，全市各基層新華書店，發行35種中外名著150萬冊。南京東路門市部排隊購書的讀者最多一天達1.6萬人次。”可見，那個年代書籍的短缺程度以及人們對于知識的強烈渴望。

《曹禺選集》得以重印，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編輯王仰晨的積極建議有關。曹、王二人早在抗戰時期就已結識。1961年版的《曹禺選集》即由其經手編輯，而1978年版《曹禺選集》就是根據1961年出版本重印的，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名劇。1978年版最大的變動是新加了曹禺作于1977年12月4日的“后記”。不過，這篇“后記”實際上前后有數次修改。如9月13日，曹禺寫信給王仰晨，對王修改“后記”表示感謝，說有些地方自己又改了一些。12月17日，曹禺又寫信給王仰晨，將“改稿奉上”，再次感謝王的“嚴謹、高度負責精神”。這一改稿應該是定稿。就在同日，作為社里“魯編室”（魯迅著作編輯室的簡稱）主任的王仰晨簽發了《曹禺選集》的重版書發印通知單。通知單上注明：開本大32，根據第1版第2次印刷，現印第1版第3次，要求于1978年春節前出版，本次印刷5—10萬冊。注意事項一欄標注哪些頁碼要挖改或恢復，加新“后記”，原有的出版說明取消，“后記”及封面設計（明年）1月上旬發。備注欄里則寫了前發《日出》再版通知作廢，樣書為作者留100本。

《曹禺選集》1978年版

但是，《曹禺選集》正式出版時，卻出現了兩種開本。第一種是重版書發印通知單上所稱的大32開，1978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新華印刷廠印刷，定價1.05元。第二種卻變成了小32開，1978年4月遼寧第1次印刷，而且分別由沈陽市第一印刷廠和第二印刷廠印刷，定價0.87元。北京和沈陽同時印刷，明顯是為趕進度。但因此造成的開本大小不一以及其他質量問題卻讓曹禺本人既尷尬又生氣，也使其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之間的合作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當年11月，季定洲和楊景輝兩位編輯為出版《王昭君》和《曹禺選集》（第二集），曾專門拜訪了曹禺。在談話中，曹禺對《曹禺選集》的裝幀提出尖銳的批評。

當時曹禺手里就拿著一本沈陽印的小開本《曹禺選集》給他們看。他說：“這個封面像一本小兒書。”他問：“這上面掛著你們出版社的招牌，是否經過你們同意？”兩位編輯答道：“可能是租型。”他說：“如果沒有經過你們同意，印成這個樣子，膽子也太大了。”“版面很難看，天、地都沒有了。”兩位編輯向他解釋，這是用大32的紙型印的。曹禺很不同意這樣出，說：“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我曹禺沒有什么。你們是國家出版社，是代表國家水平，在國際上是有影響的。這樣的東西拿出去，不是給國家丟臉嘛！我要送人，就拿不出手。李準同志送給我許多書，我就拿不出手。”他還談到胡絜青去看他，拿出《老舍劇作選》和《沫若劇作選》說：“這比你的選集好得多！”（指封面）他無言以對。

曹禺又談到四川出版社向他約稿的情況，對方的好作風讓其深受感動。他說：“四川出版社表示，封面設計好了，可以拿出多種設計樣，坐飛機來送給我看，一次不行，第二次再來。同時還要出精裝本，用什么紙，由我選。他們就是這樣熱情，這樣誠懇！我不是石頭呀！當然要答應他們的要求。這次話劇單行本就由他們出了。《曹禺選集》的封面設計樣，我都沒有看過。”

曹禺提出，以后出版他的著作，不要用舊紙型，希望重新設計版式，還要看校樣，至少看兩次，還要出點精裝本，送外賓用。他還建議：書上應署責任編輯、責任校對的名字，以示對書稿負責。

可見，曹禺對《曹禺選集》的封面設計、版面甚至校對都是相當不滿的。特別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大32的紙型借給沈陽方面，印刷出來卻變為小32開本，這樣版面的天和地就被擠占，不太雅觀了。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時間緊張，雙方又缺少必要的溝通協調，另一方面可能是當時紙張緊缺。人民文學出版社留給曹禺的樣書很可能都是沈陽印的小開本，這讓他不好意思拿來送人。尤其是被老舍夫人這么一比較，內心更為不快。所以他建議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提升出版質量。

曹禺談及的四川出版社向其約稿，指的是時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的李致讀完刊登在《人民文學》上的曹禺新作《王昭君》后，激動不已，趕到北京找到他，提出要出版《王昭君》。李致是巴金的親侄子，曹禺又是巴金的摯友，因此李致叫曹禺為萬叔叔，這層關系為其拉稿子當然能提供一定的便利，但最終打動曹禺還是得憑真本事。李致將四川出版的《周總理詩十七首》和郭沫若、巴金的新著給曹禺看，這些書的裝幀設計和印刷質量吸引了他。李致還表示可以三個月內出書。曹禺立即表示同意。有人指責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地方出版社，不該出曹禺之類大師的名著。李致意識到這是出版界的一場變革和競爭，決心把書出好來回答關懷和指責。他和社長崔之富盡了最大的努力，和參與編輯出版的同志一起，終于在齊稿后三個月內把《王昭君》的精裝本送到曹禺手中。曹禺隨即回信，稱“此書印得十分精致，見到的都一致說‘好’”。此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曹禺之間的合作十分順遂。曹禺甚至表示他要和四川出版社“生死戀”，即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他的著作全交由四川出版。季定洲和楊景輝兩位編輯原本是為出版《王昭君》和《曹禺選集》（第二集）拜訪曹禺，不料卻被李致捷足先登。但曹禺對《曹禺選集》的嚴重不滿才是導致其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發生嫌隙并轉而與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作的重要導火索。此外，王仰晨之子王小平先生回憶稱“不知道確切的時間，也不知道是發生了什么事，曹禺和王仰晨的關系后來出現了隔閡”，結合本文，冒昧揣測，是否有一種隱衷和《曹禺選集》出版的不盡如人意有關呢？

瑕不掩瑜，在“書荒”年代《曹禺選集》的盡快出版，不失為廣大文學愛好者的福音。陜西資深文藝評論家仵埂說：1978年初夏的一個下午，他在郊區的長安賣完旱煙葉，騎車路過西安市里的小寨新華書店，發現門口排著長隊。他擠過去一看，看到店門前掛了個小黑板，上面寫著：新到《曹禺選集》，每冊定價：0.87元。他立即排隊，手心里攥著賣完旱煙葉的錢，耐心地等了個把鐘頭，終于輪到他，賣書的那位胖姑娘已經顯得不耐煩，但他還是一臉謙卑的微笑，購得一本《曹禺選集》。回到家后，他發現書中的《雷雨》部分，有兩頁和兩頁半張是空白，沒有印上。當時他心里有點遺憾，但絲毫不影響好心情。他借了別人的《曹禺選集》，用鋼筆工工整整地補寫了空白頁。書的定價說明仵埂當年買的《曹禺選集》就是沈陽印的小開本，但不妨礙它仍被視為心頭之物，收藏至今。對于那一代人而言，龜裂已久的精神荒原，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場“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