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紀錄片作為西方文化現代化的產物，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以來，已歷經百余年發展歷程。相對其他文本而言，紀錄片真實客觀、視聽結合的特點，使其成為建構國家與民族記憶、見證中國社會變遷的影像載體，因而常被賦予“國家相冊”“歷史鏡鑒”等美譽。然而，任何紀錄片文本從本質上來講都是一種主體言說的產物，紀錄片的生產和傳播實踐也無不體現著特定的權力關系和權力意志。作為西方“舶來品”的紀錄影像，是如何在中國本土語境下扎根生長的？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折射著什么樣的權力關系和功能訴求？推動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內生動力是什么？這些當前中國紀錄片歷史研究中尚待解答的問題，也正是貫穿本書的核心研究問題。

本書作者通過回溯歷史的方式來回應這些問題，一方面以時間為線索，分析中國紀錄片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的角色、與社會和時代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把紀錄片視為一種媒介話語，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紀錄片背后的話語權力主體和顯在的話語實踐進行考察，凸顯中國紀錄片話語場域背后所隱含的權力意志和訴求。

在寫作脈絡上，本書以“五期說”對中國紀錄片歷史進行分期，分別為“革命化時期（1911-1949年）：工具化的紀錄片與民族救亡的‘利器’”“宣傳化時期（1949-1978年）：話語重塑與政治宣傳”“人文化時期（1978-2000年）：精英話語與人文精神”“市場化初期（2000-2010年）：新身份與新話語探索”“產業化時期（2010年至今）：中國紀錄片的歷史新方位”。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對中國紀錄片百余年歷史的再闡釋，是為了更好地觀照現實和未來。本書在關于跨媒介的中國紀錄片發展五個階段的歷史敘述中，描繪出紀錄片的“時代性互文互動”特質，彰顯了中國紀錄片在不同時代的主要發展特征和承擔的不同社會角色與功能。作者立足中國紀錄片發生發展的歷史語境，認為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和根深蒂固的傳媒工具論觀念，使得對于社會功能的重視和開掘成為中國紀錄片發展的重要動力，提出了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功能驅動”特點，繼而進一步嘗試提出了中國紀錄片“功能論”的構想。

結語部分，作者立足歷史視野，對中國紀錄片發展的未來進行思考，強調當前中國紀錄片正面臨著新舊動能轉換、產業結構調整的形勢，協調多元話語形態和多極驅動力量共構“大紀錄片產業生態”，在“國家—社會—公眾”需求框架下推動中國紀錄片本體價值釋放和功能拓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作為“國家相冊”，中國紀錄片的發展具有自身的內生動力和內在特質，需要從歷史發展軌跡中照見未來路徑，在民族文化根脈中汲取精神滋養，重塑中國紀錄片的自我主體性，以文化自信構建本土紀錄片知識體系，哺育實踐創新。本書基于中國紀錄片內在發展特質的規律和理論總結，對于在世界紀錄片文化版圖中尋找屬于中國的文化坐標，確立自我主體性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也應和了作者關于推動中國紀錄片高質量發展，建構扎根中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紀錄片學派”的愿景。

本書序言寫道，紀錄片是一條奔涌的河流，社會和時代是它的河床和岸。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國夢實現的征程中，中國紀錄片需要守正創新，尋找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價值連接點，與社會、時代積極互動，以文藝精品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以此實現中國紀錄片高質量發展，助力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