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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范仲淹，大家想到的必然是《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所表達的憂國憂民形象。千百年來，范仲淹的形象都是一位心懷天下的文臣。而范仲淹的軍事才能，卻往往為人所忽略。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原本向北宋稱臣的黨項族首領元昊宣布自立，廢除北宋所賜封號，改國號為“大夏”，史稱西夏。北宋君臣對于西夏的自立極為憤怒，同時又對其有所輕視。在北宋君臣看來，偏居一隅的李元昊竟敢建國稱帝，是其無法容忍的，而西夏地貧兵少，亦不是北宋軍隊的對手。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北宋在西夏自立初期，調集優勢兵力對西夏進行了討伐。

范仲淹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敗

但是戰爭的進程并未如北宋君臣所料。宋夏戰爭，北宋軍隊先敗三川口，再敗好水川，三敗定川寨，喪師辱國，難以言表。那么，人數財力都占優勢的北宋軍隊卻屢屢敗給西夏軍隊呢？一切還要從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勢說起。

中國歷史上，新的王朝建立，往往要吸取前代王朝滅亡的教訓。對于北宋而言，如何防止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和武人專政才是首要問題。因此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實行強干弱枝之策。宋太祖時，這一政策并無不妥，宋太祖本身是武將出身，軍事才能優秀，在平定天下的過程中，也給予武將充分的自主權。但宋太宗繼位后，進一步削弱了武將的權力，至宋仁宗年間，已經徹底形成以文制武的局面。同時，北宋武將失去專任之權，無法長期訓練麾下軍隊，形成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

更為嚴重的是，自宋太宗開始，北宋皇帝連武將戰時的指揮權都給予限制，熱衷于御賜陣圖，讓前線將領根據陣圖排兵布陣。在滿城之戰役，宋太宗就將自己制定的陣圖發放給將領，要求前線將士按照陣圖部署“八陣”，宋軍主帥崔翰依據陣圖布下陣形后卻發現，八個小陣之間相距竟達百余步，相互之間不僅難以配合，而且因為過于疏散，甚至出現了軍心渙散的情況。雖然右龍武將軍趙延進向崔翰提出了這一問題，但是崔翰因為害怕承擔“矯詔”的罪名而遲疑不決。關鍵時刻，趙延進和監軍李繼隆挺身而出，愿意承擔罪責，而根據實際情況將軍隊分為正奇兩陣，與遼軍三次交鋒，大破遼軍。只不過，即使有這樣的案例，宋太宗仍然沒有改變御賜陣圖的做法，后世子孫也延續了這一做法。

比起御賜陣圖，更要命的是北宋軍隊的訓練方式。在中國古代戰爭中，練兵是極其重要的一環。但是北宋軍隊恰恰在這一環節也有所缺失。北宋軍隊的主要戰力為禁軍，廂軍作為地方駐軍，主要是承擔工役和雜役，幾乎不承擔作戰任務。作為北宋主要戰力的禁軍，原本是由宋太祖從各地軍隊中挑選的精銳部隊組成，太祖時約有二十萬。其規模不斷擴充，戰力卻不斷下降。到仁宗時，北宋禁軍約有八十萬人，但戰績卻差，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禁軍的訓練并不注重實戰。以《武經總要》的騎兵陣為例，其列陣訓練無非是聽鼓聲出發，射三箭，大呼三聲，挺槍二次，鼓停人還。如此簡單的訓練如何能應付復雜的戰場環境呢？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人節制武將。因為對武將的不信任，至仁宗朝，已經呈現出文臣節制武將的局面，大部分文臣不懂軍事，單憑一顆赤膽忠心，焉能不敗。

在這些條件下，北宋雖然擁有遠勝西夏的國力，但是宋夏戰爭以北宋在軍事上的失敗的結局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轉瞬而逝的希望之光

盡管戰爭的結局是以北宋在軍事上的失敗告終，但是在戰局之中，北宋并非沒有取勝的良機。而這唯一的良機，就是由范仲淹創造的。

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在戰場上保存自己、戰勝敵人，就要對己方和敵方的情況有全面的了解。宋軍在宋夏戰爭的一系列失敗，除了上述的客觀原因，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主帥誤判了夏軍的能力。在北宋君臣看來，西夏偏居一隅，又是苦寒之地，竟然敢反叛大宋，大宋國富民強，兵力遠遠勝于西夏，收復不了燕云十六州還收拾不了蕞爾小國？開戰之初，北宋君臣對于戰勝李元昊可謂是信心滿滿，而同時對于西夏軍隊的情況卻并沒有充分掌握。西夏方面則是充分分析了北宋軍隊的布防，在宋夏漫長的邊境線上選擇了守衛最為薄弱的延州進行突破，俘獲守將李士彬，將昏弱無能的主帥范雍圍困在延州。幸虧劉平、郭遵等將領率領援軍前來，拼死決戰，抱必死之決心以懸殊兵力前來延州解圍，雖然死傷慘重，但是瓦解了西夏攻取延州的目的，此戰即宋夏之間第一次大戰，三川口之戰。此戰之后，宋仁宗對西夏問題更加重視，派遣夏竦、范仲淹、韓琦三員重臣前往前線統御戰事。三人之中，夏竦為陜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二人為副。

范仲淹雖然是文官出身，但是極具才干，不似范雍一般不諳軍事。范仲淹來到前線后，首先是根據宋軍與夏軍的特點，調整戰略。

西夏雖然人少地貧，但是行軍打仗非常有章法。在三川口之戰中，宋軍與夏軍進行了陣戰，夏軍陣容整齊，戰術得法，戰術素養不在宋軍之下，而策略與人數對于宋軍而言還有很大的優勢。同時，夏軍熟悉地形，機動性也遠遠強于宋軍。范仲淹認識到了夏軍的這一優勢。另一方面，夏軍雖然戰斗力強，但是西夏國力貧弱，這次戰爭雖然是有備而來，但是在北宋斷絕貿易的情況下，其財力物力并不能支持長久的戰爭。

有鑒于此，范仲淹調整了與夏軍作戰的方略。具體而言，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重視將領的選拔，在邊境練兵。范仲淹在對皇帝的奏疏中指出軍隊戰斗力的強弱，與將領的能力有著密切關系。因此，范仲淹在西北選拔優秀將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狄青。狄青原本因為與鄉人沖突而被充軍，在元昊叛亂之后，狄青作戰勇猛，為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司判官尹洙賞識，被推薦給范仲淹。范仲淹對狄青非常賞識，還教他習讀《左氏春秋》等史書和兵書，將其培養為文武雙全的大將，堪稱仁宗一朝最出色的武將。除了選拔將領，范仲淹也重視訓練士兵。范仲淹將延州州兵分為六部，每部由一員將領統領，每位將領統領三千人，在進行軍事訓練的同時，根據敵情，讓六部輪番出戰，使得西夏軍隊不敢犯境。在練兵的同時，范仲淹也很愛護士兵，得到士兵的擁戴。

第二，是采用防守反擊的策略，以守為攻。范仲淹知曉宋軍之短在于機動性不足，這種不足是先天性的。北宋立國時，缺少的不僅是燕云十六州這樣的北方屏障，還有優秀的馬場。而文人主政之下，連戰馬的配種也要放到人倫的視角下審視，導致北宋缺乏優秀的馬匹，也就無法培育優秀的騎兵。優秀如狄青，在平定儂智高叛亂時，也要借助藩騎之力。而機動性強則是西夏軍隊的長處，這就意味著宋軍難以展開長途奔襲。但宋軍在建筑城堡以及守城方面則是勝于西夏軍隊。因此，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疏，痛陳利弊，不可多路進討。在原先堡寨的基礎上，在戰略要地構筑堡寨，作為堅守的要點。范仲淹提出：“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收，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此后，范仲淹又復筑和修建了二十余個城寨，使環州、原州等地堡壘連為一片，成為捍衛邊界要地的重要屏障，成功抵御了西夏的進犯。

第三，也是根本的，就是充實邊境實力。自古以來，邊境糧草物資的運輸都是巨大的消耗，伴隨著的是無比艱辛與煩瑣的軍隊后勤工作。對此，《孫子兵法》曾有過精辟論述：“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以秦軍北擊匈奴的河套之戰為例，從中原轉運的糧食，每三十石也只有一石能運抵前線，其余九成多糧食都消耗在運輸途中。因此，自西漢以來，邊境軍隊重視屯田，減少對補給線的依賴。范仲淹繼承了這一做法，主張在邊境進行“營田”。范仲淹命招募而來的兵士在守備城寨的同時，也在附近耕種，且耕且戰，同時，還準許戍邊兵士將家庭移至邊境，以加強守邊的斗志。如此一來，大大加強了邊境實力。

在范仲淹的操持下，西北邊境的實力有了很大增強。但是，這些挽救時局的努力并沒有阻止北宋的敗勢。在宋軍實力得到了加強之后。韓琦等人又有了一雪前恥的念頭，趁著兵強馬壯，企圖一舉反攻西夏。韓琦的想法為范仲淹反對，二人爭持不下，夏竦無法決斷，讓宋仁宗定奪。宋仁宗在聽了攻守二策后，還是支持韓琦的攻策。

公元1041年，李元昊再次率十萬夏軍南下攻宋，此次，李元昊沒有貿然進攻，而是將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并派出部分兵力引誘宋軍進入包圍圈。韓琦讓大將任福領兵近兩萬人，以桑懌為先鋒，抵御夏軍。任福在張義堡小勝夏軍，于是貪功輕進。夏軍見宋軍中計，便假裝敗走，沿途還丟棄物資，吸引宋軍追擊。在行進至好水川時，宋軍發現了數個盒子，當盒子被打開時，里面飛出了百余只鴿子。這些鴿子是宋軍進入埋伏點的信號。此時宋軍陣列未成，夏軍見到信號，立刻從四面八方圍攻宋軍，宋軍驚疑不定，且孤軍深入三日之久，已是人困馬乏。雖然奮力迎戰，仍然避免不了全軍覆沒的結局。此戰之后，范仲淹、韓琦均遭到貶職的處分。

時間證明的正確戰略

盡管好水川之戰以失敗告終，但是接下來的戰事卻證實了范仲淹策略的正確性。在好水川之戰后，范仲淹雖然被貶職，但仍然推行其廣修城寨的戰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順城。大順城位于慶州，是前線戰略要地。大順城之名為宋仁宗御賜，在大順城修筑之后，西夏不敢再侵犯慶州。但是北宋與西夏的戰爭并未結束，首先是好水川之戰后的定川寨之戰，宋將葛懷敏不聽號令，盲目輕進，被夏軍全殲。幸虧范仲淹親率軍隊，進行救援，西夏軍隊才撤出邊塞，未能達成其進攻關中平原的目標。此戰之后，北宋對于范仲淹修筑城寨的戰略給予肯定，韓琦等人也在邊境廣修城寨堡壘，不給西夏可趁之機。最終，在經濟封鎖與軍事防御的雙重壓力之下，西夏無法再支撐與北宋的戰爭，兩國簽訂和約。

在第一次宋夏戰爭結束后，兩國之間陸陸續續仍有戰事發生。范仲淹雖然此后離開西北前線，回京主持慶歷新政。但是北宋在西北邊境修城保境的策略得到了延續，在后面的戰爭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大順城之戰。治平元年秋，西夏毅宗李諒祚借宋仁宗去世，英宗繼位，以侮其使為由發動第二次宋夏之戰。治平三年秋，李諒祚親率步騎數萬圍攻大順城等城寨。宋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蔡挺得知后，將邊民集中于城堡內，以堅壁清野之策對付西夏軍。宋軍嚴守戒備，并根據不同城寨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應對方法，大順城堅固，就將兵士集中于城內，而在城外分布陷阱，柔遠城弱則派精兵于城外駐守。西夏軍攻大順城不下，李諒祚被弩箭射中，轉攻柔遠城時，又被柔遠城守將張玉襲營，大敗而還，由范仲淹主持修筑的大順城在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足以證明，范仲淹的一系列策略能夠抵御西夏的攻擊。

文人掌兵并非不可，但要知兵愛兵，方能用兵。范仲淹在西北主持軍事期間，對西北軍民的處境極為心痛，寫下了著名的《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憂國憂民之情，躍然紙上，亦是范仲淹一生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