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熱潮中，古典文學越來越受到關(guān)注。

千百年來，詩詞不僅是國人的心靈獨白，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如今，與古詩詞、詩人詞人相關(guān)的書籍正熱絡(luò)面世。

六神磊磊的《唐詩寒武紀》被古代文學教授戴建業(yè)贊為“解讀唐詩的高手行家”，《李商隱十五日談》則是李讓眉對李商隱生活經(jīng)歷及其精神追求的還原。

還有張煒的《斑斕志》（蘇東坡七講）與復(fù)旦大學教授朱剛的《蘇軾十講》，從蘇軾人生的多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和北京大學教授董強共同創(chuàng)作的《唐詩之路》、南京大學教授景凱旋的《再見那閃耀的群星：唐詩二十家》、戴建業(yè)的《戴老師高能唐詩課》；在碩士和博士期間分別師從羅時進教授、葉嘉瑩教授的黃曉丹創(chuàng)作了《詩人十四個》……

緣由

不同作者著書立說的緣由各不相同。

1983年，景凱旋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唐宋文學專業(yè)，留校教書教的也是古代文學。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興趣在東歐文學。直至前些年才重拾本行，重新關(guān)注唐代詩歌。《再見那閃耀的群星》選擇了陳子昂、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20位唐朝詩人。

這不是專著，“而是一部詩歌隨筆，是我個人在唐詩中的一次游歷。”景凱旋對記者表示。談及每個詩人時，不作全面評價，而是選取不同的闡釋角度。“我試圖在唐詩中尋繹觀念與價值的東西，比如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和感覺方式，或者詩人的心路歷程、審美情趣、人格品質(zhì)和藝術(shù)技巧。”

寫作此書過程中，景凱旋受到了不少好友的啟發(fā)。《詩人十四個》的作者，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黃曉丹就是其中一位。

“我總是在大家討論某種細微的內(nèi)在感受時，突然跳出來說，古詩里已有類似的表達。”她在接受采訪時道出了初衷。于是，2016年春天，一群愛好心理學的朋友建議黃曉丹講一門古詩課，“講什么完全是隨感而發(fā)，涉及的作品大都與春天有關(guān)”。這就成了《詩人十四個》的緣起。全書將14位詩人兩兩分成一組，在兩相對比中展現(xiàn)生命的矛盾性和可能性，探討友情、孤獨、情欲等古今相通的人生課題，喚起心中與古人共情的某種“通感”。

特色

跳出研究專著的框架，對詩人詞人、詩詞的解讀更為個性化，是現(xiàn)今這些作品的特色。

詩佛王維為何會從研習半生的儒學轉(zhuǎn)變到佛學，在入世與出世之間，他如何應(yīng)對內(nèi)心的困厄？從卑賤布衣到朝野重臣，韓愈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說的“知足保和”那樣淡然超群？豪門子弟杜牧少年早慧，為何他的詩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樣沉郁頓挫，反而是充滿意氣與率真？多情纏綿的李商隱寫下大量關(guān)于愛情的詩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詩歌那樣唯美深情？

這是張煒在文化隨筆《唐代五詩人》中解答的問題。“寫作者除了留下時間和歷史的記錄，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開了自己，其間有多種多樣的可詮釋性。”在出版社組織的推介會上張煒表示。在他看來，人性決定詩性。詩人的道德感、價值觀、身份和立場，構(gòu)成了他們的創(chuàng)作基礎(chǔ)。詩歌，是古人藝術(shù)追求的載體，亦是尋求自洽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詩歌風格，反映了不同的人生追求與精神品格。

同為古詩詞隨筆集，《古典的春水》談及近60位古代文人、100余首古詩詞。前六章從多情、懷古、愁緒、女性美、時間、艷美等6個切口入筆，遠至《詩經(jīng)》近至《紅樓夢》，個中詩詞信手拈來，別出機杼；后六章則逐一聚焦詩人群像，如歐陽修、蘇東坡、陸游、辛棄疾等，一人一題。

該書可以說是中國人情感的檔案，“潘向黎實際上是把她的人生、把她的情感放進去重新讀，重新解說，從而讓古詩詞亮起來、新起來，成為屬于我們自己的詩。” 在潘向黎的新書發(fā)布會上，評論家李敬澤坦言。

意義

“在這個特別艱難的時期，重讀唐詩，或許會有一種更深切的感受，也常會想起杜甫‘蕭條異代不同時’的詩句。”景凱旋認為，“唐詩是人性悠長的回響。我常想，假如從來沒有過唐詩，我們的精神將會是多么的貧乏。”

景凱旋的觀點在指向一個現(xiàn)實問題，古典文學對于今人到底有何用？其意義何在？

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被唐詩所吸引，源自李白的《獨坐敬亭山》一詩。詩中，有一個人靜靜坐在那里，與一座山面對面交流，這讓他為之“激動”。“在重讀唐詩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唐詩中蘊含著深刻人性。盡管在我們之間相隔了巨大的時間鴻溝，然而，我們感到同那個時代的詩人和藝術(shù)家是那么的近。我們能理解他們，那個時代與我們的時代是如此的相似。”勒克萊齊奧與董強合作《唐詩之路》，正是“想與讀者分享，這樣一種深深的感動”。

“古典文學并不能幫助人免除生活必須承擔的重負，卻也絕不是閑暇者的消遣，不僅僅是失意者的撫慰。”80后學者黃曉丹已經(jīng)有所感悟，她在書的后記中寫道，“之所以必須依仗古典文學所營造的那個理想世界，是因為只有決定相信理想世界的存在”，人生才能在蜉蝣式的無謂漂流中不飄散于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