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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中國文藝評論》專訪電影藝術家謝芳：永遠的青春之歌

攝影：田園

謝芳簡介：原名謝懷復，當代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1935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原籍湖南省益陽市。曾任中南文工團演員、北京電影制片廠演員、中國文聯第十屆榮譽委員。1959年，主演電影《青春之歌》，從此步入影壇，隨后又主演電影《早春二月》《舞臺姐妹》 ，成為了謝芳的電影“青春三部曲”。此外，還主演過《山花》《李清照》《文成公主》《送你一片溫柔》《總督張之洞》《九九艷陽天》《老人的故事》《劉巧兒家飛來個小洋妞》《烽火芳菲》《我們的四十年》《演員》《一切如你》《那些女人》等六十余部影視作品，以及歌劇《小二黑結婚》《貨郎與小姐》《開花結果》《白毛女》《太陽初升》等。1962年當選“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2015年獲第15屆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金鳳凰獎終身成就獎，2016年獲中國電影金雞獎終身成就電影藝術家表彰。

一、幾易芳名，終入電影之路

童年時期，謝芳在家人的教育下，開始學習彈琴、識譜、唱歌、讀中外名著。自幼開始的藝術教育、家鄉的自然美景，漸漸地塑造了一個對感性和形象思維頗有追求的謝芳，這大概就是她日后走上藝術道路的內在原因。同時，謝芳目睹了戰爭的殘酷、親人的離散和民生的凋敝，在父親的啟發下，進步思想在謝芳頭腦中悄然生根，并改變了自己學醫救人的志愿，選擇了啟人心智的職業。

田園：您父親是基督教神學院的著名教授，您卻投身于共產主義事業，并飾演了眾多優秀的共產黨員形象。您在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成長，卻成為一名無神論者，這不僅不矛盾，您反而取得了出色的藝術成就，這跟您的家庭教育有很大關系吧？

謝芳：我的父親謝受靈才品兼優、深通英語、善翻譯寫作，是基督教神學院的著名教授，先后在湖南、湖北、上海、南京和香港的神學院任教。他為人正直，思想開放，雖常年與洋人相處，卻不卑不亢、自尊自重。他雖然是神學院的教授，但是絲毫不影響他愛國和擁護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前，我常聽到他和同事們談起共產黨為老百姓做的事。那時，我們住在香港，他總讓我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為了迎接1949年10月1日的國慶，我父親辭掉了香港神學院副院長的職務，帶著全家回到了武漢。回到武漢后，全家機緣巧合就住在中南文工團音樂部的臨時宿舍樓上，為我以后考入中南文工團并最終走上電影銀幕創造了機會。

我的母親是“一二?九”運動那年出生的，后來成為了燕京大學兒童教育心理系的學生。我上小學的時候兵荒馬亂，家里請不起保姆，沒有人送我上學，于是父親只好把課本買回家由我母親教。就這樣，我從她那兒學到了很多啟蒙知識，也學會了彈琴、識五線譜，還閱讀了很多名著。我有一句經常說的話：世界上有兩個我最喜歡的群體，一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另一個是中國的愛國知識分子，我父親就是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我還常說我家有兩位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一位是我二姐謝懷安，另一位就是我的父親。我二姐能把調往北京工作的名額讓給同事，自己卻在醫院把地板擦得干干凈凈；而我的父親六十多歲時，仍然在每年國慶游行排練時忙到深夜。我的父親經常給我講李公樸、聞一多、馮玉祥的故事，也常用唯物主義的觀點教我一些科學常識。我的父親母親養育了我，也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地教導我走上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道路。

田園：您原名謝懷復，曾用名謝方，后來第一次演電影時又變成了謝芳。您的名字也是一段時代故事，烙印著時代痕跡，可以聊聊關于您名字的故事嗎？

謝芳：1935年的秋天，我在武漢黃陂出生，而黃陂也是我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的主演譚鑫培的籍貫地。我出生的時候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父親給我起名謝懷復，以表收復國土的意思。后來，我考進文工團工作，分配宿舍的時候，四人一間，女士在樓上，男士在樓下。“謝懷復”興高采烈地來到樓上，可是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原來是分房間的工作人員以為“謝懷復”是男同志。同時，也因為這幾個字比較拗口，文工團的領導建議我改名，并提了三個建議名，我抓鬮抓到了一個“方”字。相比之下，“謝方”響亮多了，很快便傳開來。1959年，我主演電影《青春之歌》，當時的工作人員在擬寫職員表字幕時，可能是筆誤，也可能是考慮到我是女性的原因，把我的名字寫成了“謝芳”，自此，“謝芳”一名便隨著電影銘刻在了光影中，也定格在我的人生中。

田園：您第一次主演電影就取得了巨大成就，這一定不是偶然。這跟您在中南文工團的經歷有聯系吧？

謝芳：到文工團工作是機緣巧合，而在文工團確實積累了豐富的表演經驗，又無意中為后來的電影表演做了準備。在我們舉家從香港回到武漢時，中南文工團因宿舍尚未修好，其音樂部正好暫時住在我家樓下，這為我走上藝術之路、成為一名電影演員埋下伏筆。那時，我每天都路過音樂部，經常能看到他們排練，很快我也能哼唱幾句歌曲，這引起了文工團領導的注意。后來，憑借良好的藝術素養和自身條件，我順利通過了中南文工團的考試，并在1951年的“七一”建黨紀念日這天正式參加工作。

在文工團的生活朝氣蓬勃，除了日常的學習、排練、演出之外，我還隨文工團前往湖南道縣參加“土改”運動，深入生活，汲取豐富的生活營養。我記得“土改”期間的除夕夜，我們文工團給當地老鄉組織了一場隆重的文藝晚會，其中最受歡迎的節目便是歌劇《白毛女》，老鄉們提燈把火、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趕來看戲，舞臺周圍擠滿了觀眾。革命文藝的力量是巨大的，據說這次演出過后的一次民兵練武會上，當場破獲了一個“匪特”組織。

1953年，我從音樂部被分到了歌劇團，開始了近十年的歌劇生涯，在歌劇《小二黑結婚》中第一次飾演女主角，而扮演男主角小二黑的演員張目，后來成了我的愛人。歌劇對表演者在唱功、表演、舞蹈、形體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出演《白毛女》《小二黑結婚》《劉三姐》《紅旗戰歌》等多部大型歌劇，讓我積累了不少寶貴的舞臺表演經驗，也為我后來成為一名電影演員做了鋪墊。

二、初登銀幕，成就經典形象

小說《青春之歌》廣受歡迎，其中的女主角林道靜給謝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在同名電影中扮演林道靜，是她從來沒有想過的。具有豐富舞臺表演經驗、能夠持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謝芳，在電影處女作中能較快地入戲，順利適應導演在現場提出的創作要求，準確把握和塑造人物角色，終于以閃耀的電影作品踏入影壇，成為“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之一。

田園：1959年，您從武漢到北京，作為《青春之歌》的女主角林道靜試鏡，并最終成為這部電影的女主角。第一次演電影就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能否談談這期間的故事？

謝芳：1959年初，在單位組織慰問演出工作前夕，我在宿舍透過紗門看到一輛小汽車開進單位，車里走出一個人直奔辦公大樓。很快便傳來消息說，北京電影制片廠將要拍攝《青春之歌》，想邀請我為林道靜這個角色試鏡，后來我才知道來的那個人正是該片副導演劉春霖。《青春之歌》這部小說我是看過的，林道靜這個人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將小說拍成電影或者說讓我在電影中扮演林道靜，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曾經擔任過中南文化局局長兼中南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的崔嵬，而中南人民藝術劇院則是中南文工團于1953年更名后的名稱，所以作為中南文工團的老領導，崔嵬導演對我是很熟悉的，于是在為《青春之歌》選角的過程中，便推薦了我去試鏡。等我到了北京下了火車，見到了導演崔嵬和陳懷皚，二人的表情中似乎流露出不太滿意的神情，也許是他們沒想到我當時如此瘦小，而且氣色也不太好。但在試鏡時，大家看到銀幕上那個五官端正、膚色柔潤、眼睛烏黑閃亮、流露著獨特氣質的少女形象時，大家才開始漸漸認可。

試鏡通過之后，我來到新街口的攝影棚內開始試戲，但是直到影片即將開拍，這個角色都還沒有確定。因為這部電影是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獻禮影片之一，所以在請經驗豐富的資深演員還是起用新人的問題上需要慎重考慮。最終，崔嵬導演獨具慧眼、敢于擔當，果斷確定由沒有電影表演經驗的我出演林道靜。

田園：電影《青春之歌》是根據著名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對經典小說進行影視化改編歷來都是很有難度的，您是如何處理這個難題的呢？

謝芳：1958年出版的小說《青春之歌》，是楊沫以親身經歷為素材創作的半自傳體小說，小說以“九?一八”事變到“一二?九”運動的愛國學生運動為背景，通過女主人公林道靜的成長故事，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揭示出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整部作品結構宏偉、情節曲折復雜，包含了廣闊而豐富的時代內涵，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廣受人們歡迎。

接到這個表演任務后，我和之前一樣，沒有畏怯情緒。但這一次我并不是胸有成竹的，記得在赴北京的火車上，我又重新閱讀了小說和分鏡頭劇本。

當時印象較深的有兩點，一是當我看到小說中關于林道靜這一主人公出場的描寫時，我覺得這個坐在火車旅客中間、手持各種樂器、臉色蒼白而又俊秀的女學生是很美的，我心想自己會有這么美嗎？其次是劇本中某些特寫鏡頭要求演員“眼淚慢慢地流了下來”，看到這里我有些擔心了。我想，如果到時候眼淚流不下來可怎么辦呢？

還有一場戲，是林道靜遵照盧嘉川的囑咐打開革命標語這一鏡頭的時候，導演要求我在看到標語后，慢慢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出于畫面的需要(鏡頭的另一半要疊印盧嘉川的幻象)，這個動作需要帶有濃厚的抒情性質，如果演員不經過咀嚼消化，不去尋找自然契機，動作就會做不出來，或者做起來比較生硬。

在電影表演中，有的戲份雖然沒有臺詞，但實際上存在著豐富的潛臺詞，我們演員需要把潛臺詞找準確，使之形于色。而對于有臺詞的鏡頭，則必須把它字里行間的真實含義挖掘透、表達清楚。作為一個演員，要善于發現劇中可供自己在表演上引申發揮的地方，并進行細心揣摩，對劇本上并未提示、或不可能提示的東西，要充分理解并對其加以充實和深化，從而使劇本由于演員的深刻理解和演繹而增添光彩，我想這大約就是演員的再創造了。

我有幸和趙丹、張伐等前輩相識交談。談到表演的自如程度時，趙丹說：“演戲要做到讓觀眾好像從鑰匙縫里看你一樣。”談到挖掘人物的思想過程時，張伐說：“演戲就是要切碎，切碎，再切碎！”這些藝術上的箴言妙語，使我受益匪淺。把經典著作改編成電影確實是艱巨的工作，對于第一次拍電影、而且還是女主角的我來說是如此，對于第一次當導演的崔嵬來說也是如此。但崔嵬在藝術構思和創作上十分嚴謹、細致，對原著小說有著深刻的理解，最終通過成熟的視聽語言創作了這部經典影片。這部電影集合了當時電影界一批年富力強的創作者，陳懷皚在關于電影表演技術和嘗試等方面給了我很多指導，其他還有攝影師聶晶、作曲瞿希賢、指揮家李德倫、剪輯傅正義等，正是劇組全體同仁的一致努力，才留下了這部《青春之歌》。

田園：拍電影和之前的舞臺表演有很大差別，會辛苦很多吧？聽說您有一些難忘的拍攝故事。

謝芳：第一次拍電影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電影創作的辛苦。林道靜跳海的戲是在青島拍攝的，為了達到拍攝效果，需要在有一定深度的海水里完成拍攝。拍攝這組鏡頭時，我在海水里泡了好幾個小時，以致于拍攝完成后，我突然感到兩腿無力，一下子跌倒在地上。為了日出日落景色或其他原因，經常要搶時間拍攝，演員需要在忙亂中排除一切干擾，始終把思想和情感高度集中在角色上，這是對電影演員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當劇組所有人都在等自己現場表演哭戲時，演員會在表演的挑戰之外承擔著一定的精神壓力。

我記得有一場戲，是林道靜和余永澤決裂后，林道靜獨自站在窗前由呆立凝視到黯然淚下的鏡頭，為了幫助和等待我醞釀情緒，在開拍前，導演崔嵬指示現場燈光全部打開，一切工作就位，當時攝影棚內安靜極了。我極力克服著“怕耽誤大家的時間”“怕萬一流不出眼淚”等各種顧慮和雜念，努力使自己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起來，積極迅速地做情緒借鑒。我假想自己的愛人走了，并且永遠不會再理自己……想著想著，淚水不禁奪眶而出。導演見機行事，輕聲發出開拍的號令，拍下了凝結著劇組全體人員付出的寶貴鏡頭。

田園：電影《青春之歌》上映后引起了巨大轟動，作為主演的您也成了大明星，這讓您感受到了什么變化嗎？對您心態上有什么影響？

謝芳：當時，我沒有想過拍電影應該享受什么待遇，也不知道前面會有什么等待我，我只覺得離開單位太久了，急于回到工作崗位上。電影上映后的反響，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的。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電影《青春之歌》上映，很多觀眾通宵達旦排長隊買票，甚至有的影院24小時放映這部電影。我記得我的老搭檔劉平(武漢歌劇院主要演員之一)看完這部電影后，在院子里用湖北話大聲嚷嚷道：“看到謝芳了，嗬，好漂亮的特寫鏡頭啊！”過了些時候，又聽說影片在日本上映時引起轟動……當時的我對于這一切并不關心，覺得這只不過是我所完成的一次臨時任務，我的希望仍是多演幾部歌劇。所以，回到武漢后，我又先后參加了歌劇《劉三姐》《太陽初升》和《白毛女》的排練和演出。

1961年的“七一”建黨紀念日，周恩來總理同原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電影故事片創作會議”。座談會上，周總理再次慎重地提起評選中國電影界自己的明星一事。很快，我憑借《青春之歌》，成為22位“新中國人民演員”之一，后來被人們稱為“新中國22大電影明星”。一夜之間，各地影院都掛出了趙丹、白楊、秦怡(點擊查看《中國文藝評論》名家專訪)、田華、王曉棠(點擊查看《中國文藝評論》名家專訪)，還有我……一共22位電影演員的大幅照片。但在當時，既沒有對每個演員的正式通知，也沒有什么獎杯、獎狀，過了好久之后，我才得知自己入選的消息。

田園：《青春之歌》是您從歌劇舞臺走向電影銀幕的開始，但聽您說這部銀幕首秀還有很多缺點，這是您的謙虛吧？

謝芳：當時的我年齡還小，生活經歷也不足，所以在林道靜入黨成為革命者之后的一些戲中，在掌握人物的精神、氣質方面還是有明顯欠缺的。但對于這一點，導演和攝影師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比如影片結尾那個撒傳單的鏡頭就是后來加上去的，這個鏡頭是在北京豁口外皇城根拍攝的。拍攝時，攝影師讓我背身站在一張方桌上，待機器開動后，我猛然轉身將手中的傳單撒向天空，由于鏡頭角度稍仰，加之配上一陣鼓聲，英氣油然而生。

同樣是由于多年的舞臺表演實踐，我更多習慣于依靠肢體動作，以及舞臺上的位置調度來表達人物的思想感情，如今一旦把我的手腳捆住，有些需要傳達強烈情感的地方，尤其是近景、特寫時，我就只會用瞪眼、再瞪眼、瞪大眼的辦法來表現，顯然缺少那種來自現實生活的，更為接近人之常情、人之常態，足以表現人物內心活動的典型動作。同時，由于年輕，在表演對敵斗爭時，只知一味地拔高語調，而忽略了情緒發展變化的層次。總之，我自認不是無瑕之玉，而只是一塊雖能閃光，卻未經雕琢、仍有斑痕可察之石。所以，對于演員來說，創作之前的深入生活采風是非常重要的。

三、拒絕雷同，以才華展示實力

在后續主演的電影《早春二月》和《舞臺姐妹》中，謝芳努力拋開“林道靜”的影響，成功塑造了風格迥異的角色形象，以超群的才華展示自己作為實力派演員的水平。

田園：謝鐵驪導演將柔石的小說《二月》改編搬上了銀幕，這就是您主演的第二部電影《早春二月》。聽說您為這部電影做了很多細致的籌備工作，可以談談您與這部電影結緣的故事嗎？

謝芳：1962年的夏天，我在武漢收到了導演陳懷皚的來信。信上說謝鐵驪導演準備將柔石的小說《二月》改編成電影《早春二月》，擬讓我出演女主角陶嵐。接到通知后，我馬上從圖書館借閱了這本小說，立即被小說中的情節和人物吸引住。小說中關于陶嵐出場的那一段描寫，一顰一笑均歷歷在目、似曾相識。

接下這個角色任務后，我來到北京住在了北京電影制片廠的招待所，這時，北京電影制片廠已經從原來的新街口32號舊址搬到了位于小關北面的新建廠區。我拿到劇本后，幾乎每天都要從頭到尾捋一遍劇本，對每一句臺詞的含義、語調，對每一個鏡頭中的人物思想情感、動作、服裝、發型都做了精細的設計。在我的創作習慣中，我常常把人物造型視為藝術創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為它不僅有利于人物塑造，同時也可以看出一個演員的美學觀和藝術觀，以及藝術創作上的格調、風尚和道德觀念。

田園：同樣是經典電影，《青春之歌》和《早春二月》的影片風格都異常鮮明，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異，這與崔嵬和謝鐵驪兩位導演有很大關系嗎？對此您是怎么看的？

謝芳：如果說《青春之歌》拍得熱情豪放，如同崔嵬的性格一般，那么《早春二月》的含蓄、典雅，則恰似謝鐵驪之為人：一切均在淡淡之中，可情感卻十分真摯；一切皆在隨談漫語里面，然而頭腦又絕對清醒——這便是我印象中的謝鐵驪。《早春二月》雖然人物較少，但是選景優美、矛盾交疊、情感微妙，運用了大量的細節刻畫，凸顯出雋永的詩意和濃烈的東方氣質。當時經過半年左右的準備工作，《早春二月》終于開拍了，外景地選在環境溫潤優美的蘇州，如此的詩情畫意貫穿了影片的創作風格、故事情節和創作環境，每當我回憶起來，都會沉浸其中。

影片中的陶嵐臺詞并不多，雖不輕易開口，但一說話便要把窗戶紙捅破。當錢正興問陶嵐是什么主義時，她一針見血地說道：“我不會說漂亮話，我是個個人主義者。”當肖澗秋含情脈脈凝視她時，她毫無羞怯退讓，而是挑釁般地問道：“你為什么這么看著我？”她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學生一起打球，也敢于駁斥要與文嫂結婚的肖澗秋：“你這是同情，不是愛！”我努力理解和把握角色的塑造，通過再度創作，展現這個封建世俗禮教的叛逆者，盡可能地塑造好陶嵐這個追求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具有進步民主思想的新時代女性。

田園：《青春之歌》的名氣太大了，電影處女作如此成功，而《早春二月》又風格迥異，聽說您因此在拍攝《早春二月》時的精神壓力比較大？

謝芳：電影《青春之歌》在全國上映后，絕大多數的觀眾和評論界對我所扮演的林道靜給予了熱情的肯定，正如孩提時代的作文一樣，黨和人民給了我過于慷慨的分數，使我至今受之有愧、感激不盡。然而，在當時也存在另外一種說法，認為一個演員僅僅拍成一部片子，也許是由于角色的性格和演員比較接近，還看不出演員真正的表演潛力，只能算得上是本色出演，如果換成另一種類型的角色也許就不能勝任了。無疑我在拍攝第二部電影《早春二月》時，這個問題便成為我精神上的主要負擔。

林道靜和陶嵐雖同屬20世紀30年代的知識分子，但她們的性格、氣質卻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沉靜，一個潑辣；一個含蓄，一個外露；一個平易、羞澀，一個傲慢、豪爽。這是由于她們不同的身世地位所決定的。拿戲曲的行當來說，如果林道靜是青衣的話，那么陶嵐除了青衣之外，還應有花旦和刀馬旦的影子，而這正是我所缺乏的。能否在表演上將她們的性格區別開來，避免出現所演角色雷同感的問題，成為當時我思考的事情，實際上在我尚未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影片的導演、美工，以及化妝師們已經替我想到了。

陶嵐這一人物的造型除了以時代感為主要依據外，也兼顧到了與林道靜在外形上的區別。比如林道靜穿旗袍多，陶嵐則以短衣長裙為主；林道靜是短發，陶嵐則蓄長辮、發髻，等等。然而，區分人物性格的重要前提仍在劇本，在于劇本為角色提供的具有鮮明個性的語言和行為。在這點上，《早春二月》的文學本和分鏡頭本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小說中的陶嵐不用說是寫得十分成功的，而謝鐵驪導演對這一人物的改編更稱得上心領神會、左右逢源，簡潔傳神地刻畫出了陶嵐這一銀幕形象。

田園：您在拍攝《早春二月》殺青前夕，接到了謝晉導演《舞臺姐妹》的邀約。在這部20世紀60年代的優秀電影當中，有很多表演的難點，對此您一定做了很多工作吧？對于跟謝晉導演的合作，您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呢？

謝芳：《早春二月》拍攝接近尾聲時，陳懷皚導演找到我，把《舞臺姐妹》的電影劇本交給了我，說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導演謝晉委托他轉交，并問我是否愿意扮演其中的越劇藝人竺春花。劇本很薄，我很快就看完了，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主人公在舞臺上蹬馬走鞭的那些練功鏡頭。在這之前，也曾有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導演邀我擔任其他角色，由于過去在單位都是服從分配，當時離單位又遠，一時間我便拿不定主意了。后來經陳荒煤建議，我接受了謝晉導演的邀約。

當時，和謝晉導演一起到上海車站來接我的人中，除了制片主任丁里外，還有飾演影片中的妹妹邢月紅的曹銀娣。她比我高出半頭，削肩、瓜子臉、寬寬的單眼皮，扮上小生或化上妝都十分好看，她原是上海越劇院的演員，因此表演電影里的戲中戲完全沒有問題，演電影也頗有靈氣。找我們倆主演《舞臺姐妹》，大概是因為我們都有著豐富的舞臺表演經驗，都具有一定的戲曲表演底子。

謝晉導演很有才華，也很用功，他的才華尤其表現在他對于藝術的極端敏感上。他多次和人們談到他拍《舞臺姐妹》的念頭，最早是從其故鄉紹興的“水中舞臺”，或者說是“水鄉觀劇”這一民俗中萌生的。所以，我參與這部電影首先就是從在紹興體驗生活開始的。我和其他主創一起采訪過袁雪芬等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學習她們的言語行坐。

拍攝《舞臺姐妹》時，有一段竺春花百般哀求戲班邢師傅收留自己的戲。在這段戲中，我利用自己表演《白毛女》的經驗，把喜兒的遭遇與影片角色相結合，還小聲地唱著歌劇《白毛女》的唱段，漸漸地淚水模糊了雙眼，恰到好處的情緒蔓延開來。但此時，現場準備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還要微妙地控制和蓄積著自己的情緒。終于，等所有準備工作完成后，導演發令，馬達響起，膠片轉動，我在心里大喊：“師傅，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輩子忘不了你，我給你磕頭”，如此加上內心戲的烘托，竺春花頓時熱淚盈眶，撲倒在邢師傅的面前。《舞臺姐妹》上映后，成為20世紀60年代的優秀影片之一，并以濃郁的民族氣息和人生情趣在國際上贏得了榮譽。

△電影《舞臺姐妹》劇照

四、真字為王，以身作則啟迪后輩

從1959年到1964年，謝芳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攝影機前度過的，連續主演了《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臺姐妹》三部經典電影作品。這三部作品共同構成了謝芳的“青春三部曲”，記錄了謝芳的青春光影，也培養了一名經驗豐富、演技卓越的大明星謝芳。《舞臺姐妹》上映的這一年，走上事業巔峰的謝芳才剛剛30歲，藝術生涯中精力與經驗正處于最佳狀態，家喻戶曉的謝芳成為我國第一代知識女性的銀幕代言人，也成為那個年代最受歡迎的電影女明星之一。

田園：您在表演藝術上經驗豐富，關于演員的表演塑造方面，請您給后輩晚生談一些可資借鑒的心得體會和指導建議吧。

謝芳：首先，要有“悟性”。一個電影演員除了要具有銀幕形象所需要的外形條件、面對鏡頭時的真實自然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要有“悟性”，一種對劇本角色的領悟能力，只有理解了才能進行表現。那么這種“悟性”是從何得來的呢？如前面我談到過的《早春二月》，為什么有的觀眾比較喜歡陶嵐這個人物，我想其原因也正是由于演員領悟了人物的核心所在，能夠比較自覺地抓住劇本中表現人物反叛性格的地方，著力予以渲染和演繹的結果。

同時，演員的生活知識和歷史知識儲備也是十分重要的，這方面的積累越豐富、越廣泛，對角色的領悟也就越細致、越深刻，從而為生動地表現人物提供了基礎。還有就是切忌雷同，人們總是不喜歡雷同的東西，對藝術更是如此。我在閱讀劇本的過程中，最怕遇見那些與其他影片或戲劇相雷同的情節、臺詞和表情提示。每當我看到這些似曾相識的東西，我常常要搜索枯腸，盡力去賦予它新的生命，使其與我所看到過的有所不同。

電影是視聽藝術，臺詞只是其聲音元素中的一項，因此應對臺詞語言有克制地運用和巧妙地運用。要對臺詞進行反復不斷地念誦和推敲，使之盡可能地做到精煉、生動和流暢。能用一句話講明白的絕不說兩句，一般純介紹性、說明性、缺少生命力的以及前面劇情已經交代過、觀眾已經清楚的臺詞應盡量避免；有些寫得太“文”的詞，在不失原意的情況下，應改得口語化一些；有些含義復雜的詞，可予以刪節，用表情動作進行補充、輔助；有些過長和過于拗口的臺詞，則需要在抓住重點的前提下，運用停頓，或是在話語連接縫隙之間加上或減去一些虛字眼，使其聽起來更自然、更生活化，同時也不失其抑揚頓挫的音韻。

田園：電影拍攝跟舞臺表演有很大區別，場次時序和拍攝現場經常會有很多調整，對此，您有什么應對的訣竅嗎？

謝芳：由于電影的拍攝順序有時是跳躍的，有時甚至是顛倒的，這就要求演員在拍攝過程中時刻溫習劇本，做到心中有數，就像樂隊指揮十分熟悉他的樂譜一樣，知道哪一樂章可以蜻蜓點水，哪一樂章必須全力以赴。但這個“譜”又不能是死的、一成不變的，因為到了拍攝現場，演員還必須按照導演和攝影師的要求，根據現場的實際條件去完成既定的任務。在這點上，隨機應變是必要的，它能幫助演員很快擺脫那種常常容易出現的、由于預想和現實發生沖突而產生的別扭狀態，由被動變主動。要做到這點，一方面有賴于經驗，另一方面是演員應著重搞清楚角色所處的規定情景和貫串動作，只有把人物的動作線找準了，思想情感的脈絡理清了，才能在任何環境中掌握主動權。

在表演的諸多元素中，“真”是可貴的，“真”字為王。因此，如何能抓住現場拍攝這一關，把演員最好的技藝狀態攝入到轉動著的膠片上便是攝制組全體工作人員的中心任務。在這點上，保持新鮮感又是最重要的。因為人不是機器，感情不能任意重復。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演員，在第一遍試戲時感情比較充沛，而到了正式開拍時總要差一些，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一般來說，我在試戲時很少動用真情，只是做些技術性的配合。但即便如此，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也仍然有同一鏡頭連拍好幾次的情況，這時就要看演員平時的準備工作是否充分了。

田園：很多人都說藝術來源于生活，那您認為生活對于電影演員的創作有什么樣的意義呢？

謝芳：一般來說，劇作家所寫的劇本，其主要情節和人物大都來自生活，是符合人們行為邏輯的。但作為三軍“統帥”，他不可能為每個戰士設想出炸毀碉堡的每一種具體做法，他筆下的每個人物，有的可能寫得生動一些，有的則只能畫個輪廓，給個大概模樣，而其中拐彎抹角之處，特別是在一些情感上的極為細小和內在的東西，還需要演員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充實。

那么，這樣做的標尺是什么？它又是來自哪里呢？毫無疑問，它來自生活。文藝是意識形態的東西，而現實存在決定意識，我們所扮演的角色來自生活，衡量角色言行的是非標準也在于生活，在于特定環境下特定人物的思想行為邏輯。用演員自己直接或間接的生活知識對角色的臺詞、動作進行對照比較，找出好的部分予以渲染，尚好的部分加以潤色，不合理的部分在得到導演同意的情況下進行修改取締，這就是演員在表演前應當做的事。

田園：您在20世紀80年代出演了《血，總是熱的》《黃河之濱》等電影，但都只是臺詞戲份較少的配角，曾經大紅大紫的女一號，對于現在的變化，您也感受到了失落，對此您是怎么調整的呢？

謝芳：1982年秋天，北影導演季文彥邀我在電影《血，總是熱的》中扮演廠長羅心剛(楊在葆扮演)的夫人、某紡織公司副經理孫建芳一角。這是我從影以來第一次出演配角。初讀劇本時，我發現孫建芳的戲似乎比我想象得還要少，而且人物沒有糾結在戲劇矛盾中，顯得可有可無。對于演慣了主要角色的我來說，看到自己所扮演角色的名字——這個代表演員本人的符號，在劇本中出現的次數是這樣少，作用是這樣輕，所有臺詞總共不到20句的時候，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我甚至產生了一種可笑的惱怒情緒，我問自己：“我實在沒什么可演的了嗎？”

然而，當我看完整個劇本后，卻被劇本的主題思想感動了，我感受到了時代的氣息，感受到了工人群眾的優秀品質。從劇本中我看到，他們的生活雖然遠遠算不上富裕，但他們都熱愛勞動，急于改變祖國面貌。他們中有些人雖然遭受過挫折不幸，但只要黨給他們帶來光明和溫暖，他們就會戰勝困難、一如既往，他們的血總是熱的。在這些閃耀著光輝品質的人物面前，我開始覺得我不應該過分地考慮個人在藝術聲譽上的得失，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參加這樣一部影片的拍攝，這將是我的光榮，同時也是我對第一次獨立拍電影的季文彥導演的一種支持。

田園：2022年是您和張目老師結婚65周年，二老一直幸福甜蜜、相互扶持陪伴。您工作如此繁忙，且面對如此多的名利誘惑，您是如何處理工作和家庭關系的？前段時間，文藝界出現了一些失德違規的亂象，對此您怎么看呢？

謝芳：我和張目在文工團工作的時候，他比我大五歲，也比我出名多了，我們經常一起排練演出。當時，在參加“土改”回來全體做總結的會議上，團里準備表揚我，輪到我講話的時候，我主動向張目發起了“攻擊”。我說：“我啊我有一個不好，說不許談戀愛，我也沒談戀愛，只是思想上轉了個彎，不應該喜歡張目。”大伙聽到這話都懵了，想著這謝芳在想什么呢。經過這次表白，后來我們就開始交往了，在我22歲的時候，和張目結了婚。結婚65年來，我自始至終都認為張目是男人中最好的那一個，他唱歌好、為人好，什么都比我強，他為我的事業也犧牲很多，在我的成就里，有一半的功勞都是他的。

處理好工作和家庭的關系，確實是個難題。因為工作的原因，從1959年到1964年，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攝影機前度過的，我在兒子八個月大的時候，從北京回到武漢，一拍戲就會很長一段時間無法回家，兒子小的時候是望著我的照片長大的。后來，有一次我領著他在北京的一家照相館門前玩，他忽然指著里面所有的女同志的照片，說：“介(這是)媽媽！介(這是)媽媽！”

在21世紀到來前，我完成了一首為毛澤東同志《沁園春?長沙》所寫的、修改了近35年的音樂曲譜，寫了一部小說《不沉的湖》，還和老伴一起自費出版了一張音樂CD，實現了多年的愿望。晚年的我終于閑下來了，張目會開著三輪代步車載著我遛彎。2015年，張目在給我的信中滿懷深情地寫道：“我們都是八秩后的老人了，雖然說夕陽無限好，但只是近黃昏了，要多多保重身體，快快樂樂地生活這每一天，我們會相伴永遠，永遠。”我覺得如果你心中有所愛、有所珍惜的話，你就會有一座耀眼的燈塔，不會在前進的道路上迷茫。對于演員來說，要“為絢爛舞臺而生，為真實存在而活”，崇德和尚藝是需要一生去學習的功課。

田園：2016年，在第25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上，您獲得了中國電影金雞獎終身成就電影藝術家表彰，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謝芳：正如我當時在舞臺上說的——“你們愛我，我更愛你們！”

田園：您經歷了新中國的成立，見證了新時代的偉大，參與了我國文藝事業的發展繁榮。2022年是紀念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對此您有什么感觸嗎？

謝芳：從我初中畢業參加文藝工作，到調入北京電影制片廠工作，六十多年來，無論是在歌劇、戲劇還是電影的創作實踐中，我都認真落實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的創作原則，注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與廣大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可以說，離開了人民群眾，離開了火熱生活，文藝就失去了創作的靈感，也就不能創作出經典的人物形象。

現在，我們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80后”的我，深切感受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我們老一輩文藝工作者的深切關懷。我也認真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我備受鼓舞、充滿干勁兒。

最后，我要感謝黨和國家給予我寶貴的藝術實踐的機會，使我能在藝術創作的道路上有所進步。同時，我也要感謝與我同行的先輩與戰友們大公無私的協助！也真心希望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始終不忘《講話》精神，認真體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系列重要論述，全心全意為廣大人民不懈創作，為創造人們美好的明天不懈奮斗！

訪后跋語

電影歷史中珍藏著無數的動人風采，其中就有《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早春二月》中的陶嵐、《舞臺姐妹》中的竺春花，更有成功塑造了這些經典角色的表演藝術家——謝芳。今年87歲的謝芳銀發蓬松、精神矍鑠，依舊會和老伴一起參加電影界的活動，每每登上舞臺，那銀鈴般悅耳嘹亮的嗓音都會迎來觀眾熱烈的掌聲。雖然步履蹣跚，但談起往事，她依舊思路清晰、口齒清楚，讓人想起2016年謝芳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終身成就電影藝術家”表彰時簡短的獲獎感言：“你們愛我，我更愛你們”，這就是謝芳心底所蓄積的真實、真誠和真情，這就是謝芳的“青春之歌”。

如今的謝芳始終停不下忙碌的腳步，她在家人的陪伴和支持下，一直活躍在電影界，參加電影公益活動、參與電影節，為青年電影人助力；走進邊防哨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盡其所能活躍在熒屏和大銀幕上，不斷傳承老一輩電影人的精神。看著那個美麗、知性的謝芳逐漸有了皺紋，漸漸淡出影壇，如今再見時瘦弱許多，甚至還坐上了輪椅，令我無限傷感。但再次聽到她嘹亮、悅耳的聲音，看到她閃亮、靈動的大眼睛時，仿佛林道靜、陶嵐、竺春花，以及無數經典的形象和那個青春的謝芳就在眼前、在身邊。

電影是光影之夢，值得我們為此奉獻一生；電影是青春之歌，把最真誠最勤奮的自己留給電影就是書寫最美的青春。今年是謝芳和張目結婚65周年，也是謝芳從藝71周年。謝芳對電影和對丈夫的愛都是如此，從“車，馬，郵件都慢”的時代走來，平淡而真實地書寫著“一生只夠愛一個人”，這樣的赤誠浪漫就是永恒的“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