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拜讀《人世間》，能感覺到作者就在平民百姓之中，面對他們日月的曲曲折折、酸甜苦辣，目盯著、口說著，很婆婆媽媽的，卻讓筆者心動，帶著依戀與不平靜，試圖丟開傳統評析法另辟新路，從傳播學角度，并參照電視劇，再次品一品這部巨著的獨香異韻。

一、生活把握的與眾不同

方式上是對日常生活全面把握、精準把握、深度把握；內容上分為日常生活層面、文化層面、“情”的層面。

（一）全面把握

橫向：改革與守舊，物質與文化，國內與境外，凡社會上能看到的，《人世間》幾乎都有了。不僅覆蓋了“現已有”，也捕捉到了“新涌出”：前者如官員外行充當內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后者有“換一個領導就換一套做法”以及周秉義的“誰拍板，誰負責”的新主張與打破守舊、勇于改革的新做派等等，無不帶有典型意義。大量筆墨在展示改革開放帶來社會發展、物產充裕的亮點時，也沒有回避改革陣痛中的社會陰影，將腐敗、做假等“丑”以及工人下崗、物價飛漲對“草根階層”的沖擊，率直地亮了出來。如果認定是在“抹黑”，那您就錯了！原著下冊268頁明確道出將改革陣痛中的“社會問題與個體原因”不能混在一起：孫趕超之妹投入松花江冰窟窿自殺，為的是給親人省下一筆安葬費；肖國慶（電視劇改為孫趕超）臥軌能討一點喪葬錢。這兩個事例，亮出了改革開放滯后地區下層百姓生活的艱辛、看病難的苦澀以及不得不舍棄身子為家中節省開支或者討回一點經濟補償的無奈，把隱藏在“非正常死亡”巖石下的深根子，準確無誤地拔了出來。作品將其納入“個體原因”即陣痛中的個案具體對待，而沒有歸于“社會問題”對改革開放說三道四。涇中涇、渭中渭，未曾有一點兒亂攪！直說吧，吾人沒有從原著與電視劇中找到任何抹黑的刻意，卻發覺其拎出來一串串問號供社會思考：為何能出現上述問題？該怎么解決？這，恰是文學的責任！原著請來一位帶著問號的典型：周秉義！他這樣的領導干部，有著別人不備的三個“一心”、三個“虧欠”、三個“失去”：一心為公、一心為民、一心為事業，虧欠自己、虧欠愛妻、虧欠周家，失去生命、失去（沒有）子嗣、失去家庭與愛妻，是個“光亮”“虧欠”與“失去”的混合體，卻落了個與業績赫赫不相稱的結局，人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么？周秉義的形象在現實生活中雖不多見但不個別，它活躍在原著中，是梁曉聲對公職生活深邃透視與悉心捕捉基礎上的抽象與概括。其深層意義在于呼吁：對于這類稀缺干部，應該一如寶貝般地愛惜！可見，原著與電視劇將觸角伸到社會各個末梢，達到了別人不曾達到的達到。

縱向：穿越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到2016年五十年的重大事件與社會現象。更多筆墨施力于“上山下鄉”和大家熟知的“那種思潮”兩個節點，緣于二者給社會造成的影響太過深重，與平民生活及切身利益牽扯也大。筆端觸及的遠不止周家但聚焦的卻是周家：家人們四分五散于天南海北，數十年盡力“三線建設”的周志剛與老妻隔山隔水直至退休還拖后數載，五年后見到女兒，見長子相隔六年，周母與女兒長達八年沒有見上繼而又“植物人”了幾年。漫漫白晝、耿耿長夜，有多少相似周家而又未及細寫的家人在思念、在惦記、在期盼？對于“那種思潮”，原著并沒有專門敘寫，只就滲透在平民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順筆代過，包括讀者、觀眾、聽眾、網民在內的傳播學意義的“受眾”，也能從中窺見一斑：周秉昆見母親用報紙貼墻，叮嚀千萬別把領袖像顛倒了，誰都曉得那會招惹極大的麻煩。上冊108頁，韓偉因“用印有‘萬歲萬萬歲’的辦公信紙折蛤蟆”被上綱上線為“利用游戲惡毒攻擊偉大領袖”而自殺。多年過后“那種思潮”仍是陰魂不散，于虹的作品被人無端地定性為給某種“勢力復辟作輿論準備”的嚴重事件，周秉義被莫須有地扣上執行某種“反動教育路線”的罪名。不要以為梁曉聲在渲染、在夸大，吾人曾與“上山下鄉”者同宿同起過，也目睹過“那種思潮”達到高峰的“十年非常時期”被逼、被斗、被抄、被打者無法忍受的慘狀，以親身經歷證明，作者呈出的是不含水分的生活之“真”，其價值在于給當今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夢幻者饋贈一碗“醒酒湯”，順便也縫補他們對“十年非常時期”這段歷史不該有的缺課。原著的獨特，就在“饋贈”與“縫補”中得以凸顯。

（二）精準把握

首先，拿捏有度。下冊407頁：“有權力的人如果想利用它為自己或親人謀私利的話，只要稍稍動動腦筋，就可以相當順利地心想事成，波瀾不驚地達到目的，而且還可以做得合情合理。”很清晰：腐敗的內核乃“公權私用”，如若敢碰這四個字且明顯超越條款額度，即使做得再巧、藏得再深，你已經離鐐銬不遠了。其內在的蘊含，格外沉重：“稍動”腦筋就可弄得“合情合理”，太易于滋生、不易發覺了！這給制度性反腐一個高聲拷問：應如何有效應對？作者拿捏竟能如此有度且隱含著準確拷問，反映了觀察之精細達到秋毫之末。

其次，把握到位。這就要求透過表象抓住本質。諸多例中僅舉一個：那些年，培養各類積極分子，再由他、她帶動大家，幾乎成了誰都認定的先進經驗。原著卻另有發現：中冊第四章好幾處提到了喬春燕這位積極分子被“當槍使”了，這就抓到了本質。“培養典型”本來無錯，但在“十年非常時期”走了形、變了味：讓“積極分子”前臺賣命，有了成績歸上級，出了問題由“典型”背黑鍋，此時的喬春燕不就被揪住不放嗎？筆者暫將其定義為“適用主義+投機主義”。一句話：把握到位不遺漏，拿捏有度無偏差，這才叫精準。

（三）深刻把握

體現在對“常見”的不斷開掘。官僚主義，對其描述容易浮于表面與落入俗套，《人世間》卻是能開掘出“新”與“深”來：周秉昆合法手續買的房沒住多久，房管所要求立即騰出房子，電視劇31集依原著在中冊178頁的描述，予以具象性顯示：周秉昆指明賣房合同簽訂就在房管所這個屋里，房管所官員格外蠻橫：當時“坐在這屋里的不是我，是誰，你找誰去？”官僚主義的本意是脫離群眾、不負責任，到這里增添了并深化為欺壓平民的霸道與做派的蠻不講理，沖破了工作作風范疇而涉及人品修養。下一例是另個樣子：這多年來，書店被擠走或改作別用，也成了“常見”，原著下冊十四、十五章中，店主連連感嘆：“中國人太對不起書店了。”有錢人“一擲千金，但是愛讀書的人反而越來越少。”他死前再三懇求將書店辦下去，滿口應諾的上屬“路路通公司”卻在他閉眼后便改為肯德基店。有解釋說：“經商有經商的原則，賺錢是首要目的。”商家固然有其理，但鵲巢鳩占、“讀的”被“吃的”擠掉卻是事實！作者沒有囿于這一表層，而是進一步開掘，通過祝賀肯德基店的“花籃擺滿了門兩側的人行道”“開張當天的營業額就有好幾萬元”來暗示：眾人興趣在于肯德基店的生意興隆與佳肴味美，無人關注書店遭遇厄運這等鳥事，更無人看得出“鵲巢鳩占”背后有什么問題在。顯然，“鳩占”現象被社會合法化與理念合理化了，引不起人們的警覺反而視為正常。腦袋麻木吧？麻木！這一段描述是現實的再版：當前讀書風氣被“趨利”行為所取代，并未局限于幾省幾地，也不短于三年五年，已是大面積、長時段文化陣地的失守，必然導致信仰缺失的民族靈魂空殼化，將會是什么情景，敢往下想嗎？問題嚴重吧？嚴重！筆者讀到書店的被“鳩占”，懷著對官僚主義的憤懣在問：管理部門干啥吃的？原著與電視劇對這兩種“常見”均有穿巖至底的“看透”并死死摁住硬往深里刨根，期盼社會重視并呼吁及早解決，盡著作家的責任職守。

《人世間》內容的出彩，無不基于對生活全面、精準與深刻的把握。這，是資深作家的素養必具，也是作品傳播少不了的前期鋪墊。和梁曉聲先生有著同樣“知青”與城市基層生活經歷的，何止千萬？能對日常生活尤其平民的酸甜苦辣長期“體驗”且帶著“有意”，方是資深作家“有感”而普通人“則無”的區別所在。梁曉聲與電視制作團隊（含編劇、導演、演員、制片人，下同）對日常生活層面在“體驗”基礎上的把握，尤其在“常見”中能有新的發掘，顯示著不可多得的目光獨到，在功底修煉上也“與眾不同”了。

二、內容呈現的別具一格

（一）中華文化與家庭文化的展示

1.中華文化充溢于全書。中華文化與家庭文化的概念、特點等，專家們多有談論，恕不贅言。《人世間》對其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文化都有展示，充分而全面。狹義文化在原著中觸及到歐洲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諸多文學流派以及德、法等國近代哲學，用十多處的單個頁碼對雨果、巴爾扎克、大小仲馬、托爾斯泰等文學大師名作與其他一些名劇的內容進行了簡要展開；涉及我國的也不少，僅中冊95頁就提到先秦諸子、唐詩宋詞、明清小說與當代哲學的具體作品。梁曉聲文化涵養的寬廣厚深，太符合王蒙所倡導的學者型作家了！電視劇對此也有一定的關注，33集就有夏洛蒂?勃朗特與艾米莉?勃朗特姐妹名作，看得出編劇王海鸰功底也不薄。

廣義中華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隱身在《人世間》各個角落：能明顯地感受到真善美與假丑惡、真誠與虛偽、革新與守舊等等在現實生活中的共存，并對普通百姓的吃苦耐勞、勤儉持家、善心待人諸多美德給予了足夠弘揚。以上這些，筆者將在別的場合細談，在此要詳說的，是等級觀念在中華文化中的根深蒂固以及對“公平”蠶食的不可小覷。鎖定了等級觀念，才是深海里獵到了大鯨。原著與電視劇中隨處可見的，是干部高層的特權、特批，特享、特供、專車、高級公寓、高干病房，下級的陪坐、陪送，秘書的提包、開車門，包括鄭娟屈膝彎躬給丈夫洗腳等等，五花八門。作者與電視制作團隊對此予以全方位、多層次的深追：其一，亮出了各階層對等級觀念的態度。周秉義在下冊196頁說得明白不過：“官場上一向是以領導、大領導、首長、大首長四個等級來劃分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在同一等級中還要高出一頭。這位十幾年的市委書記對此“早已懂得”。普通百姓的反應明顯不同，曹德寶大叫：“鏟除特權！”呂川接著：“平等萬歲。”電視劇4集中秉昆他們幾位牢騷怪話沖出了口，送他們的駕駛員反駁：“責任不同，待遇不同，天經地義。”猜測原著上冊250頁是作者借呂川之口亮亮態度：“領導干部要和人民大眾同甘共苦……特權不能沒有，但不等于特權是天經地義的。”盡管觀點不一，但都有了看法。其二，等級觀念如癌癥無孔不入地四處浸淫，包括年齡、輩分、性別都沾上了病毒，并盤踞在生活的各個角落。馮化成、周蓉因女兒長大急需兩居室，兩人級別都不夠硬是弄不到房。貴州女教師被開除以及她兩個女孩兒上不了學，全因重男輕女的等級觀念作祟。“拉人情”引發的公款宴請與行賄送禮等等，也漸成風氣。中冊268頁記載，連工人們也“相信頭頭們只有多請客，才能為本單位喝出一條生路來。”電視劇34集的“不喝酒辦不成事兒”與此映襯，表明這已成為普遍認知。“拉人情”是處于地位與財富下端者對上端者的討好，無疑是等級觀念的衍生品。其三，更應矚目的：人情關系墮落為原著所認定的貪官飛黃騰達、奸商牟取暴利的階梯以及平民維護生活權利的無奈手段，地地道道的酒中之酖！作者不得不走向前臺感慨一番：“丑惡的人情關系主要不在民間，不在民間的人情關系也沒有多少人情可言。”人情關系的“脫人情化”而通吃無阻，便以夠格的“糟粕”沉淀到中華文化之中。其四，等級觀念的得益者自然也是維護者將純正的人情拋之遠遠，用不正當手段對物與“情”實施著“不該有”的占有，還要對尚未到手的“不該有”百般攫取，造成了貧富不均、社會差別懸殊。其五，除了中上層有良知的周秉義、馬守常等少數干部有所感受以及下層平民中不多的覺察者周秉昆、呂川、曹德寶發發牢騷外，不少人卻將其視為天經地義，習慣于“下等”受“上等”的“被約束”與“下等”的“自約束”，從而使其凝結為“唯上是從”的潛意識。不但不少受害的平民百姓對“唯上”麻木不醒，甚至連民間敦厚的思維也被毒化后產生了原著所說的“不巴結權力就辦不了事兒”錯念。這才是民族的痛點、國運的痛點，看得出也是梁曉聲的痛點！這位作家為何緊緊咬住等級觀念？可能是他在對其長期盯瞄中有著深刻的穿透！電視劇能夠給予不少畫面，估計王海鸰、李路也有著同樣感受。

2.周家體現的家庭文化。家庭作為社會基本細胞，以家庭文化形態展現著中華文化。原著鋪開的十幾家中，花用筆墨最多的是平民階層的周家。“男一號”周志剛規定了行為準則：“不能做對不起別人的事。”家內關照多于爭吵，理解多于誤解，支持多于冷漠，踐行了光字片五條街街名的“仁義禮智信”。地位不高，人格高潔，經濟不富，精神富足。到后來由單一的工人家庭演變為一門三戶的干部家庭、知識分子家庭與平民家庭的融合體。原著尾聲，來了個畫龍點睛：他們以各種姿態，在創造著“周姓人家最精彩的歷史。”筆者贊同梁曉聲大段論述中所挖掘的原因：改革開放給他們提供了奔跑馳騁的良機，筆者又認定作者筆下的周家人彰顯了平民百姓人性的真、誠、良、善，繼承了未遭污染的中華文化，詮釋了家庭文化的核心之一 ：自強不息！植物人周母的復活在暗示，周家的生息力之強，可以絕處逢春！感受頗深的，還有原著與電視劇聯手打造的家庭文化新追求：放下“恨”、擎起“樂”！原著中向桂芳的“心里沒有了恨”“就會更幸福”的人生感悟只簡單的一句，能醒很多夢中人；誰家爭吵打鬧眾人來勸和，屬于消“憤”，也應歸于此類。樂，充滿2013年大年三十晚秉義、周蓉、秉昆“周家新三家”的聚會以及稍后攜手境外的旅游。電視劇中同樣也欣喜滿滿：子女們含笑隔窗望著久別重逢的老爸老媽面對面交心，全劇結尾時“周家新三家”的安度晚年，也無不心悅。樂，別家同樣有：那位曾惹得向桂芳生恨的曲秀貞，與丈夫馬守常的相濡以沫及她臨終之際還在與丈夫相互打趣，就是“樂”的擎起。去恨而取樂，構成家庭文化的時代性與時尚性追求，反映了《人世間》內容構成上的別開生面。讓人心痛的，是家庭破裂：除了唐向陽家、郭誠家，第三個就發生在周家。37集中，周蓉不愿離婚，緣于“只想給玥玥一個完整的家。”結果仍是破裂，擊碎了馮玥（即原著中周玥）對父母當年“為了愛情拋棄一切”的崇拜，內心受到極大傷害以至放棄學業而“混社會”了。以上描述，看點雖是不少卻并不顯特別，但當其納入家庭文化屋檐下，也就帶點兒“別具一格”了，尤其在當前“說拜拜就拜拜”的夫妻分手極其隨意的背景下，更是如此。要建設健康的中華文化，需從建設健康的家庭文化做起，這才是領受《人世間》對文化把握與描述的意義所在。

（二）“情”的充溢與呈現

文學評論中常常使用的“心理活動”這一概念，寬泛而模糊。竊以為，它包括“知”與“情”（不排除隱含其中的“理”）。《人世間》文學信息傳播中有著“知”的相告，更多的是“情”的饋贈。原著上冊第十章以55個頁碼的大容量對周志剛翻山越嶺到貴州探望周蓉大力鋪陳，暗示著老爸對女兒比兒子的“更愛”。相見的剎那，“女兒身不由己跪下了”“掩面而泣”，父親“背著竹簍一動不動佇立著，老淚縱橫。”這幾個動作，將二人當時的情感反應由平靜到濃烈，活脫脫地呈現了出來，受眾想不動心也難。電視劇特意加了一個細節：周蓉突然發現老爸出現在面前，手里的水瓢不知不覺中自自然地落在地上，雙膝跪倒淚涌滿面。多達六行、連續不斷的滾動彈幕上受眾反饋強烈：“太感人了”，認同數為657；“看哭了”出現三次，認同數分別為1030、807、4207；“好感動”為674。如果說文字表達對理的開掘易于深化，而屏幕上演員眼一瞥、眉一皺，或是一滴淚、一聲嘆，可給受眾一個活靈活現，能穿透到他、她的內心，相比文字符號的抽象傳播，其具象化在心理活動的信息傳播上，就大顯其長了。無論原著還是電視劇在這里的“知”僅僅四字：父女相見，其余全是“情”！引發受眾動心動容者，“情”也，非“知”也！筆者發的多篇文章中，將文學作品中的“情”分為情感、感情，并將前者定義為對外界刺激的心理反應，后者為心理距離的遠近疏密。《人世間》既有作者“情”的融入，又有作品原材料“情”的攜帶，還有受眾的情感反應，三者聯姻性地做著“情”的抒發與傳播。

1.情感。反應形態約為六種，這是筆者所進行的歸結，也體現在《人世間》中，沒有必要細述。僅舉情感扭曲在原著與電視劇均有的典型一例：周秉昆到醫院看望鄭娟生小孩時被迫充當了她的臨時“丈夫”，這種加在一位連妻子的影兒也無的小伙子頭上的無奈，是何滋味？秉昆當時的情感扭曲，唯有自知，也被受眾感到。外界刺激與情感反應在《人世間》信息傳播中被多層次展現：首先，有大小之分。小刺激小反應，大刺激大反應，反應的幅度跟刺激的強度成正比。例如死比傷刺激性就大，老工人凍死、肖國慶（電視劇改為孫趕超）臥軌，對人的刺激遠遠超越離世的正常，而周楠之死，意外、急驟、遠在萬里外的美國，且當風華正茂之時，這些因素的疊加，對周家人的刺激，驚天之大！原著筆墨傾注于無血緣關系的爸爸周秉昆，他“吐血”病倒了，電視劇采納這一內容，標題也沿用原著上的“擊倒”來表述。親媽鄭娟躺在床上背對著的畫面，給觀眾一個她淚濕枕頭的想象空間。下冊第七章鄭娟硬撐著奔赴美國接骨灰，在“臺上講話時，只流淚。”一位平凡不過的平民家庭婦女在異國的氣質不凡與淚而無哭的性格堅強，大出眾人意料并感動現場四周。她返回家后因不再硬撐，“臉貼著秉昆胸前，嗚嗚哭得像個孩子。”內心的傷痛，這才開閘似地傾瀉出來，真切而動人。其次，有具體刺激與大環境刺激之分。上述各例均為具體刺激，而情感遷移多為環境累積性刺激所致：周玥因家庭環境的變化，才對母親周蓉的感情由原來的疏離到后來的親近；郝冬梅因父母一輩出生入死換來的卻是官員腐敗、官商勾結等等丑惡而憤慨，由原來的言談文雅到后來帶有臟字般的粗野。再次，有綜合性刺激與單一性刺激之分。相異于上述的單一性，下面受眾情感反應的紛繁復雜、多棱多彩，源于綜合性刺激的引發：電視劇第3集，鄭娟家里的窮窘，尤其大姑娘家冬季還光著下半截腿，讓受眾同情心頓生。鄭娟得知是水自流和駱士賓二人的錢，拒收，情感反應是恨中有氣，對著陌生的秉昆訴說：我恨他們，涂志強要不是他們的話，也不會死，我們家也不會抬不起頭。最終送給秉昆六個字：“別臟了我家，滾！”秉昆轉身離去，其情感反應是：怒起心頭！鄭娟媽忙趕出來哭著訴說了揭不開鍋的現實，懇求把錢留下。畫面上是盲人弟弟鄭光明滿臉淚痕，老大娘下跪。老人家的情感反應，起初是對女兒的態度很感意外而又無可奈何，接下來是苦水止不住地向陌生人傾瀉，再到懇求，情感反應不同而又一浪緊接一浪。這一集標題為“秉昆找到鄭娟家送錢”，鏡頭中有水自流、駱士賓二人挾持周秉昆，接下來周秉昆送錢到鄭家，前后14分鐘，占播出有效時間的三分之一，后又延續到第4集，“旁白”中的信息是秉昆去過鄭娟家后萌生了與她的情結，畫面穿插著秉昆仰躺著對去鄭家的回憶，這是他情感反應的后續。電視劇中的上述情節，幾乎是原著上冊94、95頁內容的照搬，只是將盲弟的跪地改為鄭母，幾十歲的老太下跪更能喚醒與調動受眾的情感反應。看到這里，我掉淚了，這就是“具象化”的打動效力。

原著與電視劇在“情”的呈現上亮點多多，其失誤也不是一處兩處：尤其暴力，作為情感反應失控時的驟發，在日常生活中一下子難免，但在原著中次數著實太多，僅中冊458這一頁，秉昆打了大兒子耳光，還想打小兒子。對電視劇筆者有統計：共18次，涉及16集，主人公周秉昆就有6次。如此之多，在家暴頻出的當前，負面作用不會小的，尤其對那些易于動拳動腳的年輕受眾，未必是個好。再者，53集周秉昆需6萬要購買小貨車，工資不低而又無什么負擔的哥、姐都還要“想辦法”，受眾就有情感反應，此時彈幕質疑其真實性，并拿普通之家喬春燕也有六萬多來說事兒。

2.感情。包括：親情、友情、愛情。

親情。其親密來自于血緣扭帶與朝夕磨合，還有一種僅“朝夕磨合”而無“血緣扭帶”的，筆者謂之“準親情”。周秉昆對周楠，蔡曉光對周玥，倒插門的“半個兒子”曹德寶對岳父家，屬于此類。而讓筆者動魂的，卻是鄭娟家。她、母親、盲弟三人誰跟誰原本什么瓜葛也無，卻以少見的“親情”甚至“超親情”維系的窮家破屋屹立人世間。最該仰視的是鄭娟之母，鄭娟當初怎么被“撿”不得而知，但目盲的鄭光明極有可能是個誰也不愿要的路邊棄兒，鄭娟之母將他抱回家，出于善心、愛心，雖無力撫養，卻有著不愿讓他餓死的不忍心，一如她不忍心外面的“小野貓或小野狗”挨餓一樣，自然成為女兒心目中“觀音菩薩的化身”。怎么樣？太偉大了！筆者爽然地將她列入《人世間》“母愛榜首”。母愛，從嬰到幼到成人的朝夕磨合中又有“慈、柔、暖”感情的不斷融入，讓其成為愛中之最慈、最美、最純正、最偉大。下冊209頁，鄭娟不忍心“花兒子用命換來的錢”而對10萬美金賠償的放棄，源于母愛的驅使，親情在這里有著多少金錢也換不來的巨大魔力。原著與電視劇對親情的傳播帶著生活的原生態：其一，親情固然親密但不全是，也有疏離與撕裂，原著中不只前文提到的周玥未成年時曾是那樣，還有唐向陽對寡情母親的極度反感。電視劇中親子與親父馬守常、親母曲秀貞少有來往，在詮釋著種種原因引發的親情撕裂的不該與不爽！這一不正常盡管不常見，原著與電視劇也將其納入了視野，沒有留下遺憾的盲點。其二，親情也有曲折，這是生活的本真。周志剛、周秉昆父子之間因交流缺乏而誤解、爭吵、糾結，鏡頭聚焦了山水遠隔的父子互給對方寫信：雙方都是寫了又揉，揉了又寫。畫面的深層在表明父子都在為打破誤解而努力，但又都有著不知所措的尷尬。

友情。在《人世間》中覆蓋了“友”的方方面面。互幫互助，不求回報，出自于意念中的“應該”并在行為上養成自覺。中冊9至10頁，孫趕超認定周秉昆行為正義卻遭到抓捕，便“自投羅網”以表示抗議，肖國慶覺得孫趕超沒有告知自己一同赴難而埋怨。兩人敢冒風險的“有難同當”，是對“互幫互助”的突破；邵敬文為維護周秉昆工作崗位所體現出的責任擔當，則是對“不求回報”的超越。兩種類型，都將友情從傳統的泛泛層面提升到新的檔次。

愛情。周家三個子女的愛情，均不同尋常：長子周秉義正逢郝冬梅父親“被打倒”時對她追求，在她失去生育能力后愛心不變，周在赴蘇其間與蘇聯女子的緋聞也沒有影響她對他的感情，一如趙孟頫與管道升般地恩愛多年，周秉義死后郝冬梅再嫁，其間的浪高浪低描就了不同尋常的愛情曲線。女兒周蓉愛情破裂后跟前夫的分手與鴛鴦相遇后的重新組合，也在演示著一波三折。兄妹二人在愛情的“真”上“同樣”（包括與馮化成的前期）而在“貞”上則是“另樣”：周秉義與郝冬梅五年來即使在“第三只眼絕對瞭望不到”的地方“一次也沒有那樣過”，而蔡曉光袒開自己在周蓉身居法國悠悠長長的12年間是“守而不忠”，這對自視很高而“守身如玉”的妻子是個莫大刺激，然而她沒有因為丈夫生理需求的越軌而疏離夫妻愛情，因為丈夫贈予她的坦誠，難得又金貴！周蓉隨后對已覺察到與丈夫有染的護士長關鈴的宴請、暢談，也就毫不為怪了。原著將這一宴請，稱為“清君側”。其構思與描寫上很有看點，只可惜電視劇未予展現。最帶觀賞性的，是周秉昆與鄭娟愛情的曲折、奇特與浪漫，筆者謂之為“愛情三階段”：初段，他們的相認出乎意外卻很快感情融一、身子也合一了。中段，經鄭娟告訴真情后的考驗，到中冊11至16頁得到好友的“全票通過”、四鄰的稱贊與電視劇13集餐桌上眾友以“集體媒妁”身份的助推，讓倍受輿論壓力的娶“小寡婦”，擁有了廣泛支持。再經一番曲折后得到家人認可，這才連理喜結。免去了宴請與洞房花燭的俗套，平添了“馬拉松”式的趣雅。后段，是二人在風吹雨打中的恩愛百般以及電視劇新創作的孫小寧“第三者插足”而未插進的感情彌堅，原著中周秉昆得到了“心比許多女人都干凈”的鄭娟，電視劇52集鄭娟因有了秉昆“再難的事兒我都不怕”了。 “愛情三階段”有著濃濃戲劇色彩般的耐看，受眾也在心動神移中產生甜甜之感。二人的婚戀在三對中唯一的荊棘滿路，卻是三對中唯一的恩愛終生。

筆者感覺，梁曉聲以現實主義手法將中華文化與家庭文化的原生態展現到廣、滲透到深而又緊攬其靈魂與痛點，實在可圈可點。尤其從“情”的層面切入，咬住了文學之本。因為有了“情”才有了打動，才有了真善美的熏染。有的評論家喟嘆：“情感世界始終未能進入長篇小說。”是否達到“始終未能”且不討論，但也反襯出梁曉聲從“情”的層面切入來呈現人之為人的人性，有著可嘉的難能可貴！

三、藝術表達的另一樣貎

上文講的，不少就含著藝術表達。在此，又集中說說以下幾點：

（一）原著行文風格上的不同一般

大懸念。之所以冠以“大”，緣于和謎底相隔太遠。下例不但“大”，且是懸念套懸念。上冊11頁，涂志強以殺人犯被處決，他為什么殺人？ 留下第一個懸念。21頁：“強子是為我才死的，”并說他是“以功折罪的”，這是被稱為“大哥”者連發的感嘆，“大哥”是誰？涂志強因何為他而死？又“折”的什么罪？為第二個懸念。上冊71頁“棉猴”和瘸子叫走了周秉昆，此二人真名叫啥？是良是歹？為第三個。上冊74頁瘸子求秉昆每月給鄭娟轉送30元并說了理由。錢數有無保證？供應能否每月堅持？為第四個。其間盡管有三處涉及到瘸子和“棉猴”，但也只是對前面懸念的提醒，謎底并未亮給受眾。下冊446至448頁瘸子才將“水自流”是自己真名、捅死人的是外號“棉猴”的駱士賓而非涂志強交待出來。小說隔了2/3左右篇幅，懸念中的一連串問號這才解開。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大懸念是周秉昆給鄭娟送錢，鄭娟的出場從第一次到第二次相隔270個頁碼之多，這期間鄭家人的窮窘如何度過？周秉昆是否將錢按時如數送達？可算第五個。到下冊423頁，方給了謎底，這一懸念在共有1458個頁碼的三大長卷中相隔將近1400個頁碼，幾乎穿越這一巨著的從頭至尾。每個懸念總是在一開始就將問號甚至一連串問號拋給了受眾，吸引著他們“欲知究竟”而又求之不得心理，藝術魅力的強度方能持續不減。其他小說有類似的懸念嗎？至少，讀中外名著不算少的筆者沒有見過。如此大而互套的懸念，讓梁曉聲玩于股掌，且在從容、自如中顯出了別樣。

大議論。大凡作品的開頭，都將最生動、最耀眼的予以最大程度地亮出，而原著相反，首章找不到情節與人物，幾乎是述、議而無描。下冊從263頁議論到265頁，其中還列“第一”“第二”。同冊434至437頁的議論長達3個頁碼，作為段落開頭的，有排比式的三個“在他們中”、三個“否則”、三個“如果”。此外，其他地方的小述、小議、夾敘夾議也不少見，如上冊269頁對“從眾效應”，就拿出一小段給予述、議性的闡釋。較之于純粹的描寫，議、述在開掘上顯得深、透，其中對改革開放大前提下“知識、學歷、機會、權力”改變個人命運的議論，理之深深，益人心智。小說描述中插入議論，在十九世紀歐洲現實主義大師中曾有過，至今雖說還有但已式微，卻在《人世間》多次出現并予以功能的有效發揮，實不多見。

還有看點，筆者暫名為“捆綁式人物刻畫”的嘗試。原著寫得直白：“感情上的連體人”的秉昆和鄭娟夫妻二人“只要在一起，就有了力量；但只要分開，各自原先的精神能量都反而弱了。”作者干脆給了個公式：“他倆的結合不是1+1=2式的結合，而是2-1<1的結合。”

以上這些，包括拙文沒有專說的倒敘手法的多用且多變，均顯得很另類。盡管“捆綁式人物刻畫”的嘗試只是個案，但也可能是罕見的特案，筆者將其囊括進來，歸結為《人世間》凸顯出的“梁氏行文風格”，不知可否？

（二）電視劇改編的異彩紛呈

電視劇依據同名小說改、編、增、刪，總體上繼承了原著“衣缽”，而大動筋骨的也不算少，經二度三度創作綻放了諸多異彩，很有看點。現以39集“送別父母”為例。這是電視劇的新創，設計了沒有同日生的周家父母的“同日死”：周父安臥，周母靜坐，手兒緊握，相攜魂離。老倆口夫妻之情深，只這一畫面就足夠了。吾人感慨贊嘆之余，坦直而問：好幾個子女能忍心老母屋外冰天雪地一人孤守而他們躲進暖屋？且全都靠墻、趴桌，竟睡得那么死沉，連慈母凍死無人發覺？“有違”常規、常理。吾人猜想，編劇高手王海鸰與一流導演李路未必不曉，說不定故意“違”它一下，卻“違”出了傳奇色彩，贏得廣大受眾認可，沒有發現誰揪“違”不放，有著受眾內心與作者意圖距離趨零的罕見。竊以為這是緣于：一者，“同日死”的情節設計“死”中含暖、含情、含愛，太符合受眾心理了；二者，制作團隊分寸把握得當，稍“違”即止，把柄過小無人抓住；三者，藝術處理上，有著老兩口一起升仙的營造，而蒙太奇的使用，樂聲的配合，伴歌中的“我們啊……一生向陽”的喻意，都在用柔嫩之手撫摸著受眾之心。前后一系列鏡頭得到彈幕上的一片點贊，可以說，這一小小“有違”源于“敢于”，也源于“巧于”。47集，喪子、丈夫入獄、手頭拮據，生活重擔、精神重擔同時壓在弱女子鄭娟肩上本就讓人揪心，城管偏偏收走她賴以生存的小推車，又推她倒地手破出血，那般地野蠻，讓受眾怒情熾熱得想闖進屏幕揍他個鼻青臉腫！這一鏡頭的特別，在于對受眾情感反應的極大調動。

不同角度的上面兩例均為創作的精品，下例則是改編上的異彩。原著上冊465頁，呂川被開除是因“同學出賣，”僅改為：“王八蛋把信寄到我們學校。”明擺著“王八蛋”只能出在看到他多次來信的幾位朋友中。電視劇中喬春燕焚信并對各位勸解的“異常表現”基于原著，而鏡頭給筆者的感覺卻是：在其他人“并不異常”下襯托出她已變為“小人”。電視劇只一小改，如同大畫家僅在眉毛或眼睛上動一兩筆就將張三變為李四般的高妙。而“小人”的素質為喬春燕以后的告密埋下伏筆，其改動的藝術價值就含在其中了，電視編劇王海鸰、導演李路的業務素養，就在不足一道的“小”中，也顯了出來。

作為年已耄耋的退休軍人，觀完電視劇，給王海鸰、李路致以軍禮。讀完原著，軍禮后，還有一句感慨：梁曉聲就是梁曉聲，一位有著獨香異韻的作家，很不同別人！贈君兩個網絡詞：棒棒噠，很潮！

【作者簡介：楊若文，本名楊軍，論文發于《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中華讀書報》以及雜志《今傳媒》《西部學刊》等150余篇，發表過少量散文與短篇小說，出版長篇歷史小說《天涯何處無芳草》上下冊與《宮燈》，出版著作十多部，其中兩部被部分大學選為教材。現為文學期刊《華文月刊》“華文觀察”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