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幾年，生態文學寫作漸成氣候，形成一個獨特的場域。但在具體實踐上，存在蕪雜的情況，在典范性和標識性上有所欠缺。出身林業系統的生態作家李青松的生態散文寫作，恰在這兩個點位上發力。比如他的刊于《人民文學》2021年第5期的《哈拉哈河》，典范性在這個作品上的落定，主要體現在內容上的豐厚和處理方式的多元。李青松早年主要從事報告文學的寫作，近些年來轉入生態散文寫作的序列中。報告文學和生態散文是兩種文體，散文這個文體的難度系數在藝術性層面要高過報告文學。作家的轉型較為成功，上手生態散文之后，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處理方式和自己的風格。至少在2019年刊發的《大麻哈魚》這個作品中，就可以看到他在生態散文處理上的成熟度。他也因此成為生態散文寫作的代表作家。

《北京的山》是作家近些年生態散文的匯總性成果。其內容并非題目暗示的那樣是寫北京附近的山系，而是僅以首篇作品的名稱作為書名。實際上，這本散文集在空間上覆蓋全國多個地方；在內容上，以大量的動植物以及河流、濕地、物產為書寫對象。

李青松對森林有著獨特的理解，這種理解的后面，既有著生態經典作品閱讀帶來的積累，也有著他自身腳步丈量后的體驗和思索。在《管涔山》一文中，他多次引述美國自然主義作家繆爾關于森林的認識，并加以拓展。在《萬掌山木屋》中，他與亞太森林組織秘書長魯德先生關于森林有過深入的對談。在《老號森鐵》中，有作家自己對森林以及林區諸多事物的情感升溫。從某種意義上講，森林構成了作家獨特的情感寄托和志趣所在。而生態散文寫作的現場感，就是在長期的野外考察和興趣深化中建立起來的。因為有現場感，所以，作品就擁有了既視感，就容易營造真實可感的具體洞口。

作家借助此書，在系列作品中確立了一個明確的理念，即整體大于部分之和。這一理念在《萬掌山木屋》中有明確的表達，在其他寫草地、城市濕地、河流物產的篇章中，雖沒有明確道出，卻是作為內置性命題融匯到篇章結構之中。所謂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在這里不是一個美學命題，而是一個生態命題。在生態整體主義的理念下，大自然的全部以及某一特定區域，皆構成一個整體的生命系統，它們的價值既包括人類認識到的內容，也包括超出工具理性的內容。這一點，頗符合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準則。如同一個著名的生態宣言表述的那樣：人類需要大自然，而大自然并不需要人類。

李青松有自己的筆法和處理方式。就筆法而言，有專業背景的生態作家容易把生態散文寫成說明文，有豐富人生經歷的作家，則容易把生態作品當成一個個故事來寫。說明文流于枯燥，片面追求故事性則流于輕薄。在筆法上，李青松找到了怎么過河的方式，具體來說，作品里作家自身有著出和入的雙重面目。比如，他在很多作品里設置的對話形式，結構單元的不同銜接，其實解決的就是出和入的矛盾。在具體處理上，作家筆下時不時閃現幽默的段落，像《藍莓谷》中人與野生動物的矛盾，化解之處，常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段落。《太行山林區筆記》中野豬小節里，護林員和山民的對話，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段落。幽默意味著寫作者精神的放松和筆法的自由。就處理方式來說，在生態自覺的觀念體系下，李青松的一些作品也觸及了生態惡化的現實，但他沒有采取簡單的控訴、揭露的方式，而是將事件置于有跨度的時空中，在政策變化、志愿者涌現、民眾生態意識加強的情況下，去處理環境的變化問題。最重要的是，通過這樣的處理，作家把自己的生態思考和自身的體驗融了進去。

約翰·巴勒斯說：“一只鳥的歌聲含有其生命的線索，并在它與聽者之間建立起某種理解與同情的情感。”生態文學作品，終歸于激發人們的生命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