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清末停科舉，隨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一路伸展而四面周延，深度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構架、社會秩序、知識人的生存狀態和人心中久已有之的觀念。而由后來返視當時，則“立沛綸音，停罷科舉”之際，嚴復已比之為“廢封建，開阡陌”，并以“造因如此，結果如何”為不敢“妄道”。不敢“妄道”，說的正是停置科舉一旦開始，其實際影響便一定會越出“造因”者所設定的范圍，在由此及彼的遞相屬連中形成一個牽匯萬端的過程。與同時懷抱一派憧憬的人物相比，其不可預知和不可預測顯然正預知和預測了這個過程掀動的既深且遠。之后，以此為啟端的變化在很短的時間里便已走到最初的愿想之外，為民初中國帶來種種兩頭不到岸的失其軌度，并由此構成了科舉時代與后科舉時代的對比，所以，民初中國人論時務，科舉和停科舉都成了重新省視的題目。

1914年，楊昌濟說“吾國自敗于日本之后，情見勢絀”，而后“皇皇然謀所以自存”：

倡議變法者，咸歸罪于科舉制度之束縛思想，斫喪人才，以為治舉業者疲精力于制藝、律賦、試帖、楷書之中，無暇更治實用之學，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故萬事墮壞于昊昧之中，馴至四海困窮，一籌莫展。

這套推論以其言之成理而曾經為人深信，但歷經十年時移勢易之后，此日面對眼中所見的事實，卻成了一種深被究詰的疑端：

今者科舉之廢已久，如問國內之人，有學者較前多乎？抑較前少乎？以言新學，游學海外者雖多，余亦其中之一人，固未敢侈言多才也。以言舊學，則更有風流歇絕之懼。

而“學校之學生”不治“國文、國學”，其“精神思想”之“淺陋，有反不及科舉時代之人才者。今日學校所用之國文教員，皆食科舉制度之賜”。然后由此推論及長遠，說是“擁有亞東獨一無二之大版圖，人數號稱四萬萬，而有學之如此其少，豈非甚可憂懼之現象耶？士大夫不悅學，此閔馬父之所以嘆周也。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吾為此懼”（王興國編《楊昌濟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198、54頁）。在他敘述的這個過程里，從科舉時代的“無暇更治實用之學”到學堂時代的新學猶未學得而舊學已經“歇絕”，以及整體而見的“士大夫不悅學”，不能不算是等而下之。就學以成人和“學所以為政”（《張孝祥集編年校注》第二冊，539頁）而言，其“懼”之又“懼”，皆來自于此。同樣的論題，同樣的論域，章太炎說：“學校已經辦了二十多年了，除了從陸軍學校出身的幾個偉人英雄，幾乎沒有人才。”對照而言，“科舉還出幾個人才”。又說：“試觀近年來有文才者幾人乎？依我觀察起來，值得我折服如曾國藩、張之洞等，委實無之。試觀民國以來，總統總理，誰足與曾、張比擬？”就曾國藩、張之洞皆出自科舉而言，其言中之義仍然是科舉還能“出幾個人才”。依其自身的立場，章太炎并不喜歡科舉制度，但以那個時候他眼中看到的人物而論，是產出于學堂的個體更不如科舉制度下的個體猶能自我養成。同在這種歷史變遷和人物代謝之中，嚴復謂之“吾國今日所最苦者，在于乏才”，以至四顧天下，但見“率皆地丑德齊，求一盜魁不能”；梁啟超謂之“歷校前史，乏才之患，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章太炎演講集》，209-210、276頁；《嚴復集》，第三冊，659頁；《飲冰室合集》第四冊，《文集》之二十九，89頁）。年輩在他們之后的舒新城又由“十余年來，內亂不已”說到其間的“推波助瀾者”，論其養成，則“大部分固曾受新式教育者”（《舒新城教育論著選》（上），499頁），又更具體地說明了“地丑德齊”的由來和因果。以此反觀變科舉之日信為當然的“科舉既改，將來必有才識之士，為中國旋轉氣運”（《汪康年師友書札》第二冊，2063頁），則曾經的深信俱已變為不可相信的獨斷臆想和游談無根。

在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社會變遷中，這些人大半都是曾經的新派，從而大半都曾經與變遷近，科舉遠。因此他們都熟知以人才為大道理，急迫地促成了“立停科舉”的那一段歷史。時至民國，人才仍然是大道理。然而以他們筆下的“歷校前史，乏才之患，未有甚于今日者”與“科舉還出幾個人才”相互對映而寫照世相，則反映了急迫正在化為重新省視和重新思考。而后是曾經直接促成了停科舉的同一種大道理，隨之又轉過身來，最先促成了對于停科舉的反思。于是視角變，理路亦變，在群起撻伐科舉“斫喪人才”的眾聲喧嘩消歇之后，則有二十年代中期何剛德追述前朝舊事，以漢人出頭須由科舉，而“滿人出身容易，不必學優而始可仕也，是滿族人才缺乏，亦誤于何必讀書四字”（《春明夢錄·客座偶談》《春明夢錄》下，第7頁）為事實，反照了科舉的不盡“斫喪人才”；又有二十年代末期潘光旦由人才的等級說到科舉制度，以為“第一級的人才，不但為少數，而且似乎太少變化。幾千年的選舉和科舉制度替中國保養了不少人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現在所以的第一級的人才，怕大部分還是科舉制度保障得力的結果”（《潘光旦文集》第二卷，378頁），尤其評斷直白而言之明了。就思想邏輯與歷史邏輯的同一而言，章太炎、嚴復、梁啟超、楊昌濟、舒新城的次第論說而人同此理，既已舉后科舉時代的“乏才”而且“不悅學”為前所未有的“苦”和“憂”，則其間的由果溯因，其實都是在反思停科舉。而后，以此為開端而沿同一種理路延伸向前，已被推倒的科舉制度便成了重新被正視的東西。與晚清末期的“咸歸罪于科舉制度”相比，何剛德和潘光旦所陳述的都是科舉制度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合理一面，而潘光旦下筆之際，顯然有更多學理的自信，也更多以學理為尺度評說科舉的自覺意識，并因此而更具代表性地使人看到，數十年之間，中國社會的思想趨向先隨停科舉的倡說而變，之后又隨反思停科舉的置疑和置問而一變再變，以及在這種轉向之急和轉向之大的過程之中，歷史常常成為一種穩定的東西，被引來為各色易起易落的一面之辭正誤。

民初的中國人由“乏才之患”反思停置科舉，對應的是清末的中國人以廣造人才為理由停置科舉。但作為一種選官制度，科舉更直接地牽連官制和吏治，因此停科舉，則官制和吏治都隨之而變。而后資格廢棄致人盡可官；仕途淆亂致流品蕪雜；以及衣食之爭起于官場，冗官冗署養無業游民；最終都在以吏治大壞造為民生之哀。對于生當其時，并熟視這種變化所厄苦的那一代人來說，則對比今昔，對于官制之亂和吏治之壞的訾議和究詰，實際上都已在反思停科舉了。

二十年代的時人論時事，以“輓近以來，士習囂張，吏治窳敗”為“中外古今，殆無倫比”，然后說：

揆厥所由，則掄才大典，曠廢不舉，奸佞倖進，賢良斂跡，實為主因。

并自謂旅京十載，目擊其弊，深為太息（《章士釗全集》第五卷，561頁）。三十年代的時人論時事說：

官制之于國家，猶規矩之于匠人，官制不善，則治效難睹，故官制者，治之具也。吾國自鼎革以還，變亂頻仍，官無定制，民難望治。

然后由“官無定制，民難望治“而及二十多年的”吏治未能澄清“，又由”吏治未能澄清“而及選官取士：

澄清吏治之法，首在慎重登庸，庶免仕途淆雜，而欲慎重登庸，則舍考試未由。誠以考試錄士，雖不能謂盡善盡美，然較之漫無標準，以愛惡親疏為去留者，相去遠矣。（民國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退醒廬筆記 健廬筆記》，233、235頁）

“官制”“吏治”“掄才”“登庸”都是千年中國所恒有，而此日中國已經沒有了的東西。比之由“破棄資格”推及“流品”“飯碗”“冗官冗署”和授官“專用本籍人”，其一路引發的訾議雖紛紛然而起，但大半著眼的都是官場中個體的猥鄙齷齪和一群一類的猥鄙齷齪，則后者以“官無定制，民難望治”統論民初中國的政情和政象，其立意顯然更著力于討問官僚政治整體上的結構脫散。

自封建變郡縣，而后官僚治天下。但治天下的官僚又始終在官制之中，由甄選入仕，經積資銓敘，以職責考成；年年歲歲都與言路的監察，長官的督管相伴相隨。由此形成的四圍和罩定，一面是個體職官各按自己的職分承擔對應的責任；一面是個體職官始終在互相牽連和層層管束之下，從而個體始終附著于整體的官僚結構，并作為整體中的部分而獲得其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概括而論，歷史中國也常常有官僚的貪瀆和吏治的敗壞，但時當官制籠罩官場而統攝官員之日，貪瀆和敗壞都在督責和制裁之中，因此常常而有的貪瀆和敗壞又常常被自上而下地追究和懲治。雖說這種事后的糾錯并不能禁絕官場中權力的腐化和人的腐化，然而有此制度化了的自我糾錯維系于上下之間，其時的吏治敗壞便不易動輒潰決彌漫，而多以時間上的局部性和空間上的局部性為常然。于是在這種局部之外的地方，世間猶能維持舊日景象。比之歷史中國以官僚治天下，民初中國雖別立“公職”之名，但“公職”所至，仍然是在以官僚治天下。但出自當時人論當時事的“吏治窳敗，中外古今，殆無倫比”以其縱向和橫向的視野作比較，正說明民初中國之不同于歷史中國，是其既已“官無定制”，世間遂不再有可以籠罩官場并統攝官員的東西了。而與這種官僚政治的結構脫散與生俱來的，則是之前散見于一時一地的吏治敗壞，這個時候源源不絕地變為普遍的存在和看不到盡頭的存在。沒有了官制，官僚治天下遂變成了官僚亂天下，作為直接的結果，便是吏治敗壞下民生的深度困苦和無告。民生系于吏治，察吏系于官制，但就甄選入仕，積資銓敘，職責考成，以及言路監察，長官督管之各立章法又次第榫接而言，則隋唐以來，官制的起點便是科舉取士。而自清末改官制的“一切更張”（《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410頁）大變成法，到民初不立官制而“上以黨爭，下以亂成”終至“政不及民”（《康有為政論集》下冊，976、990頁）的世無定則而言因果，則梁啟超以“科舉既廢之后，而不別制定試驗官吏之法，則仕途之雜，官方之壞，且將江河日下，不知所屆”為通貫之論（《飲冰室合集》第三集，《文集》之二十五【上】，89頁），正意在說明，官制在結構上的解體源起于科舉停置。因此，身在“民難望治”之中而苦之已久，則由民生追究吏治，由吏治追究官制，最后都會引向對于停科舉的反思。“揆厥所由，則掄才大典，曠廢不舉”和“澄清吏治之法，首在慎重登庸”皆言乎此，以事實對照事實，其注目處又多在反觀往昔以作古今之比。

古今之比以剛剛過去的千年歷史作對照，但時至民國初年，國人對于歐西的認知，已在視野變得更廣的過程之中，所以由官制反思停科舉，遂于古今比以外，又有中西之比。康有為說：

唐崔祐甫舉八百余吏，不避親知，世稱其得人，而終不可行，蓋人人不能無私也；雖士經試擢，而裴光庭為停年格，其法行至于明、清焉。美人以其舊制，吏道不修，近乃師吾考試之法，則吾法勝于美明矣，何吾有良法而自棄之？吾蓋經數千年因革鑒戒，而后得此良法，彼美立國甚短，鑒法無多，今乃不擇而盡師焉，何其愚也。（《康有為政論集》下冊，907頁）

崔祐甫和裴光庭都是唐人，他舉前者的“終不可行”與后者的能夠“行之于明、清”作對比，說明了中國人以考試和銓敘立官制的歷史過程和歷史理由。然后引原本不尚考試的美國學“考試之法”以糾其“吏道不修”的后知后覺，反照這種由歷史過程形成的歷史理由不僅是一種古今同理，而且是一種中西同理。其言之了然又言之斷然，總歸于“吾有良法而自棄之”為“何其愚蠢也”，正顯示了對于停科舉的反思已別開了一重境界。康有為深信西方人移入官制的考試之法是在借用中國人的科舉制度，梁啟超也深信西方人移入官制的考試之法是在借用中國人的科舉制度：

吾以為中國今日情形，凡官吏必須由考試授職，積資推升，始可以舉澄清吏治之實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此種命吏之法，本由吾國首先發明，直至近世，各國乃相仿效。即以最尊選政之美國，一八九二年改正文官任用令后，亦已變易其一部分矣。

蓋“疇昔日耳曼人、條頓人皆起于小部落，積數百年，累部落而成國”其部落雖“漸變為國家權力下之一自治團體”而“舊痕嚴然存也。故公舉本部落之人，以辦本部落之事”為相沿而來之慣性。“然此種制度，今惟行之于最低級之自治團體耳，其稍高級之自治團體，已多不復適用此原則”（《飲冰室合集》第四冊，《文集》之二十八，34頁）。歐西的歷史產生不出以考試選官制度，而其歷史過程之中自然形成的地方“公舉”制度，則已屬今日之“最低級”。因此，西人“仿效”中國“考試授職”的“命吏之法”，正是在以他們的選擇確定地說明，已被中國人停置的科舉制度，其實內含著與現代政治深相印合的“高級”性。比之康有為由“立國甚短”著眼，指述彼邦“吏道不修”的直觀而論，這種以“低級”和“高級”分等類的推論自為立說，顯然更著意于構筑一套附會歷史而更見深度的理路。當年奏議停科舉，主其事者曾列舉“科舉夙為外人詬病”以懾服人心；而此日反思停科舉，則由民生而及吏治，由吏治而及官制，由官制而重新審知這種“吾國首先發明”的“考試之法”，這個過程同樣也在舉“外人”之實例為說服力，但所見已是歐西“各國”學科舉制度，其“仿效”和“盡師焉”的自覺自愿。十多年之間，時潮中人先引西方人之“詬病”科舉，以證成科舉制度的不合理，后引西方人的“仿效”科舉，以證成科舉制度的合理，以此為由來，中國人的停科舉與反思停科舉便始終和外國人的褒貶深相纏繞，而一千三百多年里深度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科舉制度，則隨之一路大落大起，既經歷了否定，又經歷了否定之否定。

同屬這一代人，并且同樣面對著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又面對著潮流起伏的孫中山也在論說科舉，但從清末到民初，其不變的宗旨則全都在于推崇科舉，奉之為中國所獨有的“優良”，以及念念不忘于把考試制度引入共和政治的構想。與康有為和梁啟超所列述的道理相比較，顯然是別成一路。作為一個思想過程，是朝廷停科舉后一年，科舉“斫喪人才”之說仍在余音震蕩之際，正傾力于革命的孫中山已起而與之反向立論，非常明白地說：

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于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仆，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

在科舉制度正被痛加撻伐的時候，他則敬意明顯地稱之為“祖宗養成”的“中華民族進化歷史之特權”，不但依然深信科舉選官的清明和合理，而且猶嫌一千三百多年里施行科舉銓選的不夠絕對和徹底。在別人割斷歷史的時候他回望歷史，其懷抱不僅在“復活”和“增益”這種清明和合理，而且在沿此以“創建破天荒的政體”（《孫中山全集》第一卷，320、330-331、444頁）。因此四年之后，他與劉成禺對話論革命，其中的一個題目便是科舉。他說：

中國歷代考試制度不但合乎平民政治，而且突過于現代之民主政治。中國自世卿貴族門閥薦舉制度推翻，唐宋厲行考試，明清有峻法執行，無論詩賦、策論、八股文，人才輩出；雖所試科目不合時用，制度則昭若日月。

朝為平民，一試得第，暮登臺省；世家貴族所不能得，平民一舉而得之。謂非民主國之人民極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孫中山全集》第一卷，445頁）

在朝野共以興學堂停科舉為除舊布新之日，他看到的是科舉制度與現代之民主政治相通相合的內涵，因此，他后來重說同一種意思，而重心又更多了一重引科舉制度以完善民權政治的內涵：按“資格”任官，“我們中國有個古法，那個古法就是考試。從前中國的官吏，凡是經過考試出身的人，便算是正途，不是考試出身的人，不能算是正途”。而君權時代的帝王，猶能以其個人之力“在吃飯睡覺的時候，都念念留心全國的人才”，但“共和時代”，則“人民沒有工夫去辦這件事”，所以“任用官吏”，“考試制度”更加“萬不可少”：

故兄弟想于三權之外，加多一個考試權。考試本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兄弟亡命海外的時候，考察各國的政治憲法，見得考試就是一件補救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算是兄弟個人獨創出來的，并不是從外國學者抄襲出來的。憲法中能夠有加入這個制度，我想是一定很完備，可以通行無礙的。（《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下卷，574-575頁）

兩段話的主旨都是以“君主時代”的考試串連“共和時代”的考試，俱見其年復一年，心中之所思的前后一以貫之。所不同的是后一段話評說科舉制度下的帝王，又稍多了一點正面的含意，從而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在清末的新人物中，孫中山是一個先入西人之學后通中國之學的人（1916年，孫中山自述說“仆乃走海外，雖厄于語言文字之隔閡，而熟察其事事物物，運以自動之靈悟，輒覺心運神悟。繼續【讀】其歷史掌故，與學者研究所得之著作”。又說“我亦嘗效村學生，隨唱過四書五經者，數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歷史，欲明歷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譯之四書五經讀之，居然通矣【眾大笑】”。《孫中山全集》第三卷，321頁）；又是一個因力倡革命而被目為“亂黨”的人，但當曾經浸潤于舊學的新人物紛紛反科舉之日，他又以自己對這種“祖宗養成”的“中國民族進化之歷史特權”的自覺承接，并引之以入“現代政治”，自始至終站在科舉制度之既被否定，再被否定之否定的倏落倏起之外，并因此而非常顯目地成了時潮中的獨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