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批評觀

過去與現在之間

張定浩

幾乎所有的現代批評大家都反復教育讀者要先信任作者，先懷抱熱愛，才能有所收獲；幾乎所有現代批評杰作都是對優異的辨識、召喚、理解乃至欲求。但回到當代中國文學的具體境遇中，一個懷揣這樣批評教養的閱讀者，往往會陷入某種由熱忱、焦灼和憤懣所構成的困境中，他嘗試懷抱熱愛，但每每失望；他企圖發掘優異，但觸目處皆是平庸；甚至，他沮喪地見到，假想某位當代中國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多種實際上并不具有的美好，已經成為時下諸多所謂文學批評家和文論寫作者的主要工作。

類似這樣的困境，我相信有不少人都會有所感知，但除了逃逸到另一個更為喜愛的空間之外，在我想來，作為一個還樂意嘗試文學批評的、誠實的寫作者，更為切身有益的解決之道，是再度把視線投向自身。

首先也許要改變一些通常的認識，抑或某種奇怪的誤解，即預設當代文學批評只能針對當下的文學作品，只能將我們周圍這幾十年里剛剛出現的新作品作為它的探討對象；進而認為文學批評只能遵照批評對象的場域來進行劃分，遂將之割裂成古代文學批評、當代文學批評、中國文學批評、西方文學批評，等等。正是這種自我預設和割裂，才使得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始終沒有擺脫某種孱弱附庸的角色，這種附庸角色有很多的化名，它們有的好聽，比如諍友、牛虻；有的難聽，比如判官、蒼蠅，但無論何種稱謂，它們都不能僅僅歸于作者和讀者的善意或惡意，它們都首先和批評者的狹窄認知和定位有關。當我們在指責和哀嘆當代中國文學的平庸乃至更為深廣的文化斷裂的時候，我們仿佛是這個星球上熱愛文學的族群中唯一的受害者，但倘若我們去讀一下諸多批評大家描摹他們當時文學境遇的文章，比如艾略特的文論，或許就會發現，舉凡共同的古典教育基礎和傳統教養的消失、共同的文學認識和歷史意識的消失，以及種種所謂文學低劣化傾向，這一切并非唯有百年以來的中國文學乃至這幾十年的中國文學才遭際到的特殊困境，這種困境，同樣存在于別處；或許，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意識到，艾略特作為批評家的意義，他所值得人們尊重的地方，并不在于從旁觀者的角度泛泛指出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他沒有停留在只作為一個在過去和現在的裂縫邊緣評頭論足的局外人，通過對諸如十七世紀詩人的重新發現，通過積極地找到古典在當下的生命可能，他縱身于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永恒裂縫之中，令自身成就為一種填補裂隙的創造物。用自身的存在去嘗試聯通那些被割裂之物，在一團混亂中努力認識和理清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的關系，這才是一代代批評家最為光榮的任務，也是職責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套用克羅齊的句式，我們不妨說，一切文學批評都是當代文學批評。一切過往的乃至異域的好文學，它對于當下的意義都不僅僅在于作為某個標準參考物，用以蔑視或抬舉當下的文學，而是說，透過時間和空間的重重阻隔，它依然有能力在當下發生作用，依然有活力影響我們。

過去、現在和未來，如此才成為一條長河，如此才得以處于生生不息的流轉當中。因此，我覺得，倘若批評一定要冒犯一些什么人，那么它所致力冒犯的對象，既不是糟糕的作者也不是文雅的觀眾，而恰恰是那些從事批評寫作的同行；批評家要著力改變也有可能改變的生態，不是作為批評對象的文學的生態，而是他身在其中的批評的生態。這或許是批評家最終要承擔的重負，它既是沉重的，卻也有可能是輕盈的，因為這個承擔重負的人，這個有愿望令自己上升的人，始終面對一片比雙足所立的方寸之地更為廣闊和浩瀚的天空。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4年第5期

批評家印象記

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張定浩印象記

崔 欣

當年求學復旦，他在文科樓七樓中文系，我在八樓古籍所，樓上樓下，也許曾經擠過同一部電梯而彼此不知。畢業后進了出版社，福州路出版大樓，他在十四樓，我在二十樓，又是樓上樓下，同一個食堂吃過飯而彼此不識。之后各自輾轉，迂回曲折，殊途同歸，先后進入上海作協，這一次，依然是樓上樓下—— 他在二樓《上海文化》，我在三樓《上海文學》。樓梯上碰面，留下的印象只是“黑瘦高個男生”，縱使相逢應不識啊。

因為兩家雜志名字只一字之差，偶有冒失讀者尋錯地方，臨近新年的午后， 領了讀者下樓。二樓盡頭的大辦公室里，那個“黑瘦高個男生”一人獨守。房間里剛剛遭遇一場有驚無險的小小“火厄”，天花板上白胖小天使熏得煙黑， 忍不住就想問底下這個男生，“你的臉也是熏黑的嗎？”男生笑笑地自我介紹， “我是張定浩”。

和我們這代一路求學不間斷的80 后不同，定浩的經歷略顯復雜，在復旦讀研之前，曾在電廠里做過幾年工人。有一次他說，那時晚上要值班，深更半夜， 一個人進車間，爬上大機器，倒掉濾網上的煤渣，車間幽暗空曠，無人陪伴， 很瘆人。我說，難道不應想到，也許車間角落轉出美麗狐仙或者女鬼，成就一場書生艷遇？定浩瞪我半晌，大約覺得夏蟲不可語冰，從此不再提工廠艱辛。

或許拜工廠經歷所賜——定浩的領導吳亮，當年也做過工人，轉過頭再做文學批評，比之學院派，另有一功。好比正經學過繪畫書法的人，往往筆下帶有某種“習氣”，反不如素人天然趣味。80 年代作協培養的這一代批評家，吳亮也好，程德培也好，都有自己的一套獨立判斷與批評語匯，這樣的傳統，直到定浩又重新續上。定浩的評論文章本身就很特別，或許因為他的另一重寫作身份——詩人。他評金宇澄《繁花》，開頭即列一連串感官詞匯：暈眩、失焦、搖晃、輕微的惡心厭倦。老金初讀至此，忍不住驚訝說，咦，他竟然會用“惡心”， 真想不到。后來老金卻屢屢和我們提及，這幾個詞，實在用得刁鉆又熨帖。《繁花》那種高密度敘述一下子奔涌而來又不及消化的體驗，不明覺厲而細思恐極， 大約也只有定浩擇出的這幾個詞最能描述。《南方周末》記者張英曾盛贊吳亮手下的小張（定浩）小黃（德海），眼光犀利，筆鋒銳利。我對定浩說，吳亮好似“左牽黃，右擎蒼”——你是“蒼”！定浩說，為啥。我說，因為膚色呀。定浩只好笑笑不語。定浩和德海是真正的同學加同事，總在作協同進同出，偶爾要是其中一人落了單，必要被追問“另一個呢？”曾有人笑他們幾乎半輩子都在一起，定浩補充說，還有半輩子在走向一起的路上。我笑他們是“釵黛合一”， 定浩自認是“黛”——當然還是因為膚色。

因為膚黑顯嚴肅，也因為評論家居高臨下指點江山的慣性形象，讓我最初也將定浩歸入“金剛怒目”的那一類角色。好像是余華打過一個比方，說作家與評論家如同一對怨偶，彼此雞雞狗狗，卻誰也離不開誰。我有次揶揄定浩， 說他總是踩在作家頭上。定浩卻認真說，不不，作家和評論家，不過是各寫各的文章而已，彼此獨立創作，不存在誰比誰優越。這也是為什么，定浩會在他那本小書《既見君子》的引言中，引了艾略特和張文江的話，前者說“這里沒有任何翻案文章要做，談論他只是為了有益于我們自身”，而后者說“好玩的是我們自己”。那些被他評論的詩人如若有知，大約也會承認他是個“高而有趣的友”。

定浩寫起文章旁征博引，這有點像《上海文化》的目錄，上一篇還在談論金斯伯格，下一篇掉轉頭講《五燈會元》。文章之外，定浩也常樂于給我們這撥后學開開書單，諸如某某書不錯啊，你看過沒有？儼然青年導師派頭。當然， 以他評論家的刁鉆口味，推薦的書確實沒有一次令人失望，到后來便成了習慣， 他一推薦某書，我們就立刻上網搜索下單。他很得意，表揚我們“很聽導師的話”。

我說，不過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罷了。他回過味來，“哼”一聲走開去。

與定浩相熟后發覺，在批評家金剛怒目的面具之下，其實藏著菩薩低眉的本相。定浩常笑言自己不算個合格的編輯，對于“窮追猛打”這類約稿基本伎倆極不擅長，往往約著約著反倒把自己約成了作者。去年他獲“《上海文學》獎” 的那篇《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起因，本是他先約我們的理論編輯來穎燕給《上海文化》寫稿，結果小來反守為攻。事后定浩嘆息一聲，“我的缺點就是太溫柔了”。

溫柔嗎？也許是真的。開會無聊，相機鏡頭無意中掃到他，他會羞澀捂臉， 狀若小兒女。他的《既見君子》扉頁上題獻給“my girl”，我們深懷八卦之心逼問再三，他溫柔一笑說，“是我女兒”。

集體外出活動，火車上打撲克三缺一，幾位大叔極力拉他入伙。大叔浸淫牌場多年，牌癮深重，手一捏上牌即投入萬分，甩牌時氣壯山河，好像甩出的不是紙牌，而是一柄柄小李飛刀。唯有定浩，始終笑瞇瞇安坐，慢悠悠出牌， 溫柔地贏走了大叔們的私房錢。最后他嫣然一笑，你們真是待我太好了。大叔們呆若木雞，唯嘆“辣手”而已。

可能因為定浩在熟人面前表現出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人們有時會忽略他內里的鋒芒。大學里曾流傳一個說法，一個人在求學道路上必要經歷的四種境界， 一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三是“不知道自己知道”，最高階當然是“知道自己知道”。定浩應該是已經到了“知道自己知道” 這一層吧。某次文化沙龍，論題是某位西方女詩人。這活動預先炒得極熱，大家趨之若鶩前去捧場，事后有人問定浩觀后感，他卻憤而吐槽，“忍不住要噴了！完全是用概念來架空嘛！”偶然八卦到一樁文壇筆仗，眾人皆贊當事名家面對尖刻批評虛懷若谷，定浩聞言笑笑說，“伊不過是秀海量罷了”。雖然輕描淡寫一句話，我已知道，他對其人其事，內心自有臧否，并不人云亦云，像極了《論語》里所謂“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我對定浩說，你有時凌厲刁鉆，有時又萌不可支。他說，你感受到一個批評家的復雜性了吧。我說，恰相反，應該說，原來一個批評家和一般男人也沒區別。他嘆氣說，唉，就這樣從神佛的單純打回了凡人的復雜。我問他，到底是向往單純還是復雜？他說，當初有人贊揚G. E. 摩爾孩子般的單純，但維特根斯坦覺得這毫無價值：“我不能理解，除非一個孩子也值得為之得到贊揚。因為你談的單純不是一個人為之拼爭而來的單純，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誘惑。”也就是說， 他期待的是經過奮力拼爭得來的單純。

定浩在豆瓣網很有名，粉絲無數。他寫詩，寫書評，追捧者眾。他說這是網絡寫作的好處，讓你覺得時刻被鼓勵著，于是更有動力。這有點像金宇澄寫《繁花》，為求知音見彩，不辭遍唱陽春；也是陳丹青說的，老上海弄堂里，小孩子當眾翻筋斗，只要有圍觀者一直叫好，小孩子就會精神抖擻一個個筋斗翻下去。

我和定浩的交流也大多在網上，雖然樓上樓下，但現代人的惰性，連走這幾步樓梯也是懶的。這次定浩要我寫印象記，我苦惱說，看來，應該效法莫奈畫畫， 每天下樓來看你一眼，觀察記錄即時印象。定浩喜滋滋說，你是把我比作睡蓮嗎？我正色道，不，你是干草垛。定浩只好不響。每次這樣言來語去，他很少占到上風， 也因為他是“君子”，所以不屑與小女子斗。

剛才下樓，在樓梯口和定浩打一照面，忍不住沖他大笑。定浩有點茫然， 摸摸臉說，笑啥？走出很遠才回他一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崔欣，《上海文學》雜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