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路遙小說接受史中復雜的冷熱現象是當代文學史上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目前學界的兩類研究，一類從“現代主義的沖擊”的角度闡釋20世紀80年代后期路遙遇冷及評論界關注點轉移的問題；另一類從“現實主義重評”的角度解釋路遙小說的讀者熱及21世紀以后評論熱的回歸。兩類研究在分別為路遙接受史的冷熱兩端作出有效解讀的同時，亦有所缺失。前者不能解釋當時另一類現實主義書寫“新寫實小說”的評論熱，后者亦無法說明當下諸多優秀的現實主義書寫為何未能產生路遙式的閱讀熱。兩種缺失均是未能在當代文學現實主義的整體脈絡中把握路遙式現實主義的特性。本文將在文學史的整體觀視域中解讀該現象的各個方面，全面揭示路遙小說之“公共文本”性質，以及它的退潮之于當代文學史的拐點性意義。

路遙的小說曾在評論界長期遭受冷遇，卻在讀者群中一直保持相當熱度。這兩者所形成的強烈反差是當代文學領域一個十分有意味的現象。研究者均不難注意到該現象背后隱藏著一個無法回避的文學史問題，即現實主義在當代文學史上的意義與評價問題。目前學界對此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現代主義對現實主義沖擊的角度，回應或批評了評論界關注點轉移或路遙遇冷的問題[1]；另一類則從重評現實主義的藝術魅力角度，通過對小說主人公身上的善良品質“與讀者之間有著生存狀態和情感狀態的契合”[2]、小說“對現實生活的熱切關注”[3]、小說的“現實主義成就”[4]等方面的闡釋，以回答路遙小說的讀者熱度問題。這兩類研究分別為路遙接受史的冷熱兩端作出了有效解讀，但也均有所遮蔽和忽視。譬如，前者忽略了80年代中后期評論界對另一類現實主義書寫“新寫實小說”的青睞；后者則不能有效解釋現今諸多諸如“底層文學”、“非虛構寫作”中出現的同樣良好地展現了現實主義藝術魅力的作品為何未能獲得路遙式的閱讀熱度的問題。

這兩種疏忽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個問題，即路遙式現實主義在整個當代文學現實主義脈絡中的特性問題。本文擬將該問題置于文學史的整體觀視域，結合路遙小說及周邊材料進行深入探討，試圖為其提供一種能夠同時給路遙接受史冷熱現象之兩端均作出有效回應的解讀，并以此揭示其背后隱藏著的當代文學現實主義脈絡的裂變及轉型。

一 作為“公共文本”的路遙小說及其接受史

何謂“公共文本”？為規范探討，本文先對此作出界定，是指回應一個時代的公共問題，承載一個時代的公共記憶，并致力于具有社會共同體性質的表達的文本。那么，“公共文本”何以成其為路遙小說的特性，以及它與路遙接受史中的冷熱現象有何關聯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須先對路遙小說接受史中的冷熱現象做細致清理。

路遙小說接受史中的冷熱現象因其豐富性和復雜性并不可籠統而論，其中《人生》與《平凡的世界》兩個文本值得特別比照。前者在發表當時即獲得了讀者圈與評論圈的雙贏，而后者遭遇了“讀者熱”和“評論冷”。《人生》自1982年5月在《收獲》第3期發表后，當年11月就迅速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單行本，首印13萬冊，1985年的二印加至26.5萬冊[5]。除小說大量印行外，《人生》還迅速衍生出了繪畫本、廣播和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且均反響熱烈。譬如，1983年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的同名繪畫本，首印17.6萬冊[6]；1984年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同名連環畫，首印22.57萬冊[7]；1984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由孫道臨解說的同名廣播劇、上海話劇團公演了同名話劇、吳天明導演的同名電影則獲得第八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等等。《人生》以其多樣的藝術形式廣泛而全方位吸引了不同類型的普通受眾，同時在文學圈也收獲了不凡反響。1983年，小說獲得了1981—1982年度的“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獎，名列第四”[8]。小說主人公高加林更是成為1982至1985年間評論界當之無愧的熱議焦點，曹錦清、雷達、蔡翔、陳駿濤、王愚、李星等數十位評論家紛紛在各大報刊為其撰文[9]。可以說，《人生》在當年的效應是轟動性、跨界性，且全民性的。

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的情況要復雜曲折許多。在讀者熱度上，一方面，《平凡的世界》自1986年第一部發表之后，一直保持著相當熱度，迄今未衰[10]；另一方面，《平凡的世界》的讀者熱度是溫熱式的、長銷式的，從未有過《人生》般熾熱式的爆發期。它自首發以來的熱度始終未超越高峰時期的《人生》。以小說印數為例，《人生》首版二印即達26.5萬冊，《平凡的世界》至今未有一個時期能與之媲美[11]。在評論界，《平凡的世界》的境遇可謂一波三折。它首先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低谷，發表時遭遇了“《當代》和人文社”退稿，第一部發表在文學圈比較“邊緣化”的《花城》，第二部未能在雜志上發表，第三部則發在了“比《花城》還要邊緣”的《黃河》[12]。單行本則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13]。發表受挫背后是當時評論界的普遍不看好，盡管它獲得了“90年評、91年3月9號頒發的”第三屆茅盾文學獎，但那被認為是“評價最低的一屆”，是“有關方面都很小心謹慎”的結果[14]。之后，路遙的小說遭遇了評論界長時間的“集體忽視”，但評論熱度在進入21世紀以后又逐漸升溫，在21世紀的文學史寫作中出現重評潮[15]，評價論調也普遍上揚，近年已成為評論界熱門。

綜上所述可見，路遙小說接受史中的冷熱現象十分復雜且包含著豐富的問題。如《人生》何以產生全民性、跨界性、轟動性的熱度？《平凡的世界》從發表初期到現在為何會出現評價冷熱、抑揚的曲線變化？《平凡的世界》何以在讀者群中保持長期的溫熱式的熱度，卻又未能超過高峰期的《人生》？迄今為止學界對這些問題的回應，無論是當年的“現實主義過時論”，還是現在流行起來的“現實主義重評”，在有效地抓住“現實主義”是所有問題癥結之所在的同時，尚未能給這些問題的種種方面提供一個較為全面的整合性解答。“過時論”無法解釋路遙小說的讀者熱以及另一類現實主義書寫“新寫實小說”在當時的評論熱，“現實主義重評”又無法說明當下許多優秀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為何難以企及路遙小說的熱度。其原因歸根結底，是對路遙式現實主義在當代文學現實主義脈絡中的特性未有整體把握，以及對該特性的消失之于當代文學史的轉型意義未進行深入考察。

《人生》的熱度自然與其意義正相關。學界對此已做了豐富的探討，主要是從高加林作為“城鄉交叉地帶”[16]或“城鄉二元對立”[17]中的“農村青年”的角度，對其政治經濟情況[18]、身份焦慮[19]、在農村生活中的難以“妥協與解放”[20]等諸方面進行了細致挖掘。這些研究在正確展示出高加林這個人物形象作為“農村青年”的“特性”的同時，也削弱了他作為20世紀80年代初的“青年”的“共性”意義。

離開農村進入或回到城市，應該說不單是農村青年的愿望，更是那一代青年的公共訴求與公共記憶。自從國家20世紀50年代初小規模啟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21]，至1962年國務院農林辦負責的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建并開展工作[22]，再至1968年《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將運動推向高潮[23]，最后至1978年召開第二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后上山下鄉終結[24]，“進城”或“返城”在這20多年間一直是一個未曾斷絕的公共話題。而國務院在經濟困難的大背景下于1962年、1963年連續召開的兩次全國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均是壓縮城市規模[25]，這使得“進城”或“返城”活動更加求而不得，從而大大地強化了這一公共記憶。雖然“進入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地區已經不再動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26]，但是包括進城、就業等方面在內的“青年的出路問題”依舊十分嚴峻。“80年代初，全國回城知青累計達到2000萬，成為當時政府面臨的最大就業難題，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就業制度根本無法解決這批人的就業問題。”[27]在這種局面下，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28]。

可以說，在《人生》出品前夕，“青年的出路問題”已成為一個熱度極高的公共問題。一摞講述“關于人生苦惱、看透了社會、找不到出路”的群眾來信曾經啟發《中國青年》編輯馬麗珍的選題靈感，并引發了1980至1981年間聲勢浩大的“潘曉討論”[29]。潘曉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質詢的是人生的意義，而隱藏在意義之問下的是一個時代的青年所共同面臨的人生出路焦慮[30]。1977年恢復高考政策出臺[31]，為青年的出路打開了一個“鯉魚跳龍門”式的狹窄口子。當時的錄取比例極低且有報考年齡等限制[32]。對于當時絕大多數青年來說，這個希望仍是渺茫的。高加林便是一位落榜生。

因此，如果將高加林放回他產生年代的歷史現場，“農村青年”是一個過于放大的標簽，而尋找出路的“青年”更能契合當時的歷史語境。身在農村的青年希望突破政策限制進城找門路，已在城市的青年亦希望突破政策限制城里能廣開門路。也正因為如此，《人生》才能引發全國上下跨界性的強烈共鳴。它的社會效應歸根結底在于它既回應了一個時代的公共問題，又承載了一代人生命年華的公共記憶，同時還表達了一種呼吁改變政策限制、廣開門路的社會共同體理想。周新民曾將《人生》的主題解讀為“呼喚現代化”[33]，亦是對這一共同體理想的一種詮釋。《人生》的這種公共文本性質，從根本上決定了它的讀者熱度。

《平凡的世界》同樣具有公共文本性質。而在“公共文本”之“公共問題”、“公共記憶”和“社會共同體性質”三要素中，它最突出的是“公共記憶”。《平凡的世界》有三部六卷一百萬字，它展示了“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間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以及“密集的重大歷史性事件”[34]，人物有“近百人左右。”[35]對于這一巨制性創作，路遙力求的是“藝術的準確”，“生活可以故事化，但歷史不能編造，不能有半點似是而非的東西。只有徹底弄清了社會歷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藝術中準確描繪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形態。較為可靠的方式是查閱這十年間的報紙——逐日逐月逐年地查。”[36]他用“奴隸般的機械性勞動”方式查閱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種省報，一種地區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計本”以達到這種準確度[37]。并且，對于生活路遙采取了深入體驗的方式，“鄉村城鎮、工礦企業、學校機關、集貿市場；國營、集體、個體；上至省委書記，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觸及的，就竭力去觸及。有些生活是過去熟悉的，但為了更確切體察，再一次深入進去”[38]。

路遙的這一創作原則成功地奠定了《平凡的世界》承載公共記憶的基礎。這也是它多年以來一直能保持讀者熱度的重要原因。然而跟《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的公共問題屬性已經淡化了許多。路遙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創作在1988年5月25日[39]。相較于《人生》的出品時機，短短數年之后的《平凡的世界》遭遇的歷史語境已經復雜了許多。《人生》所契合的為青年人廣開門路的社會共同體愿望，很大程度上在幾年間已經隨著各種政策的落地而生根發芽。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宣布“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40]，到1982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大以后“改革開放全面展開”[41],再到1984年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制定“進行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的綱領”[42]，以及到1988年左右“對外開放格局的初步形成”[43]，這些政策和局面都是在《人生》出品時未出臺或未落地的，但在《平凡的世界》面世前的幾年間已經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而這些變革帶來的一大顯著效應是，跟具有“青年”共性的高加林相比，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孫少安、孫少平已不再處于時代的最中心，或者說當時的時代已經沒有了一個集眾目于一身的最中心，而是裂變成了無數個板塊以及板塊中的各種人物，如王朔筆下的城市青年、池莉筆下的小市民，等等。

在這種意義上，盡管《平凡的世界》力圖做一種社會共同體性質的表達，但由于時代的轉型，使得這一表達從誕生伊始就具有了“歷史性”。所以，《平凡的世界》“社會反響平平”[44]，當時評論界盛行的“過時論”也不無一定合理性。不過，學界的這一“過時論”主要是從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橫向比較中得出的，具有一定武斷性，路遙本人也相當不服氣[45]。但如果從“現實主義”脈絡內部做考察，就不得不承認，它內部此時正在發生一種深刻的裂變和轉型。

二 路遙的“傳統現實主義”之“傳統”

在對現實主義脈絡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裂變做進一步分析之前，應該先探討另一個膠著在路遙身上的標簽——“傳統現實主義”，其目的是弄清路遙式現實主義的特質從何而來。雖然路遙小說之“傳統現實主義”的標簽，似乎已經被當作一種論述路遙的公理前提，不僅廣為學界、也為路遙本人所接受，而至今未有人對其做過細致清理，但是，如果跳離文學史當代時段的局限而將其置于整個文學史視域中，這一“傳統現實主義”的內涵其實并非如此不證自明。路遙之“傳統現實主義”顯然并非古代章回小說傳統中的現實主義；也非五四文學傳統中如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小說式的現實主義；更非歐美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中的現實主義。

路遙的現實主義之“傳統”來自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已成學界共識。而50—70年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以整個文學史長河的現實主義脈絡視域來看，其實也是一種特殊形態。50—70年代的現實主義文學被稱之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學界一般將其來源追溯至1933年周揚對蘇聯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46]理論的介紹。1942年，又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以“無產階級現實主義”[47]的術語確認——在1949年之后印刷的《講話》版本中改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48]，被確立為“創作方法的最高準繩”[49]。

何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在20世紀50至70年代便是理論界探討的熱門問題。但比起歷史現場的前輩們在處理該問題時，所無法擺脫地對當時文學創作之“應如何寫”的指導預設，今天的探討之預設問題已經發生改變，變成了50至7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是怎么寫的”的問題，具有了明顯的總結意味。所以，盡管柳青的《創業史》在50至70年代曾就其現實主義特質問題引起爭鳴不斷，但在今天的文學史寫作中，已經被普遍視之為該創作方法實踐的典范。

柳青作為路遙的文學教父，可以說是路遙文學創作之“傳統”最直接的來源。目前學界對路遙與柳青的文學關聯主要從作者性格及文學經驗[50]、文本對照[51]、風格比較[52]等方面有了一些闡釋。這些研究普遍對兩者之“現實主義”標簽持預設及默認的態度。但是，當年“嚴家炎等以‘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的藝術‘成規’（客觀描繪，性格刻畫，形象的豐滿、完整）等質疑柳青的創作”[53]，表明至少在歷史現場的前輩們看來這一時段的“現實主義”的標簽是有待清理的。對于這個問題，路遙的另一文學教父秦兆陽實質上作出了理論解答。1956 年 9 月，秦兆陽在《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中探討何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提出了“當前的現實主義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的時段性見解[54]。這是一種極具文學史整體觀的表述。秦文發表后，相關觀點得到了周勃、叢維熙和劉紹棠等人的應和[55]。這說明在歷史現場的前輩們已經意識到了50—7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之于整個文學史長河的現實主義脈絡是一種時段性的形態。而它的時段性特質，也正是路遙的現實主義之“傳統”的來源。

如果說“現實性”是不管哪個時段的“現實主義文學”都應具備的基礎共性，那么20世紀50至7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具有怎樣的時段特性，構成了它有別于其他時段現實主義的特殊形態呢？除了已經經過洪子誠充分闡釋的“一體化”特質外，另一個應該說就是構成路遙小說情懷最動人部分的“公共文本”特質了。這一特質在《創業史》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柳青創作《創業史》的初衷是要回答“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56]這一問題。但他切入該問題的路徑并不是描寫農村的革命戰爭，而是描寫當時農村最為重大的公共問題——農業合作化問題。這是建國初期國家層面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三個決定性文件畫出了當時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進程軌跡。1951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會上形成的《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奠定了我國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及方向[57]；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更將發展農業合作社視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之三大改造的組成部分[58]；1955年10月中共中央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將運動推向了全面高潮[59]。在這一過程中，全國所有農民都被納入到了這一體系中。截至1956年底，農業合作化運動基本完成，96.3%的全國農戶加入了合作社[60]。可以說，農業合作化運動這一過程，建構了當時5億農民的基本生活面貌，是那個時代最為深刻的公共記記。

農業合作化運動也建構了柳青當時的基本生活面貌。1952年5月，柳青主動放棄北京優渥的生活工作條件返回陜西。12月，他看到長安縣王曲區皇甫鄉的“互助合作運動還處在互助組的最初階段，便于從頭參加整個運動的全過程，遂決心把這里作為自己的生活根據地。”[61]1953年3月，“長安縣委指示，王曲地區的互助合作運動由柳青具體指導”[62]。1954年春，柳青開始《創業史》寫作。柳青把他在王曲區互助合作運動中的見聞與摸索，既融入到了對運動的實踐指導中，又融入到小說創作中。

因此，《創業史》并不是農業合作化運動過后的總結性作品。它不是置身事外地對他者的描述，而是運動當時探索與實踐的產物，其本身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眾多的果實之一。《創業史》之本身就是一個公共問題探索與實踐的產物，使得它的公共文本特質升華，令它具備了難能可貴的社會史意義。

農業合作化運動作為一種公共記憶，其覆蓋面是巨大而影響是深刻的。全國所有農民，不管是先入社、后入社，還是最終也未入社的，其生活的基本面貌無疑均被它深刻地影響了。以柳青在所在的長安縣的農業合作化進程為例，1954年，參加了互助組的農戶占全縣總農戶44.1%；初級社從1953年始推廣，至1955年參與農戶占全縣總農戶85.1%；高級社從1956年始推廣，到1957年全縣有99.3%的農戶入社[63]。這些數據階梯性變動的背后，隱藏的是運動進程中的各類人事的發展，以及一個時代的心靈史。這些是社會史統計數據所不能提供的。而《創業史》作為一個公共文本，它所塑造的梁生寶、梁三老漢、郭振山、郭世富、徐改霞、趙素芳、姚士杰等一眾農村人物，他們加入互助組和成立合作社而產生的各種戲劇沖突，恰能夠提供該種史料補充，并使得一種公共記憶的歷史追溯具有了鮮明可感的畫面。

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社會共同體理想色彩已不需要過多強調。早在1948年經胡喬木起草、毛澤東修改過的《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文就曾提出“社會主義不是依靠小生產可以建設起來的，而是必須依靠社會化的大生產”[64]。小農經濟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所以“要將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65]，把所有農戶均納入到一個社會化大生產的共同體之中。而《創業史》中重點刻畫的梁生寶這一人物形象殫精竭慮的所有努力，均是為這一理想而奮斗。

《創業史》的這種公共文本特質，在20世紀50至7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整體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現，構成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有別于其他類型的現實主義的鮮明特色。路遙的現實主義之“傳統”來自柳青，來自50至70年代，但更確切的說，是來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公共文本”特質。

到了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逐漸被“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下稱“兩結合”）所取代[66]。兩結合是1958年由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中提出[67]，經周揚做了正式的理論概括[68]，被郭沫若大力應和的理論[69]。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了被稱之為“文藝八條”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正式將兩結合確立為“最好的創作方法”[70]。盡管兩結合理論在發起初時并未打算全然拋棄“現實主義”成份，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卻很難做到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者兼顧而不有所偏廢。之后的文學的英雄主角的塑造朝著越來越浪漫化的方向發展，而或呈現趨于神化的境地。兩結合的創作由于現實主義之基礎共性“現實性”受到了極大的空間擠壓，因此也很難再稱之為現實性的“現實主義”了。現實主義文學書寫在70年代末才再度被強調，但伴隨而來的是其脈絡內部的裂變與轉型。

三 公共文本的退潮與現實主義的轉型

1981年夏，路遙開始創作《人生》[71]。在此前不久，他剛取得全國性文名。他的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72]獲得了《文藝報》舉辦的1977—1980年度的首屆全國中篇小說獎二等獎，以及1979—1981年度的《當代》文學獎榮譽獎。路遙自此由一個地方性作家躍升為全國知名作家。盡管受20世紀50—70年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哺育彌深，但這時路遙的創作已與當時有了明顯不同。

這一不同主要源于當代文學“一體化”時代的結束。1980年1月，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73]所以，路遙在進行《人生》等小說創作時，其環境已經與其前輩柳青不盡相同。

但是，在這一時期的文學書寫中，構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段特征的“公共文本”特質還依然存在。這一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均具有公共文本性質。傷痕、反思文學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如《班主任》中的愚昧無知的宋寶琦和僵化刻板的謝惠敏[74]、《傷痕》里負疚不堪的王曉華[75]、《我是誰》中的因深受折磨而神經錯亂的知識分子韋彌[76]等所展示的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創傷之公共問題，觸動的是一個時代的公共記憶，表達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社會共同體理想。而改革文學如《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77]、《沉重的翅膀》中的鄭子云[78]、《花園街五號》中的劉釗[79]等則展現的是在百廢待興背景下對公眾期待的改革開拓者形象的探索，與當時剛剛揭開序幕的改革開放這一社會共同體訴求競相呼應。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學書寫中“公共文本”特質還存在，是因為維持“公共文本”特質的時代大環境依然存在。當時由于各種政策還處在醞釀期，社會還沒有形成顯著的板塊分化與人員分流，具有社會共同體性質的“公共問題”還普遍存在。在1981年，高加林還具有“青年”共性性質，但到了1988年《平凡的世界》完成時，孫少平、孫少安身上之時代青年共性已經不再顯著，而變成了某一特定板塊的具有某一類型特征的“青年”。

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一個一元化的公共時代正在向一個多元化、板塊化、分子化、個體化的時代轉型。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都發生了深刻的經濟轉向與板塊分化。農村是中國改革率先突破的地方[80]，“從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率先實行大包干，到1983年底全國97.8%的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實行包干到戶[81]，農村自此從集體時代進入到分子化時代。城市方面，1979年4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增加外匯、盤活經濟的動機下提出了“試辦出口特區”[82]，深圳、珠海等城市隨后成為首批經濟特區，城市與城市間、居民與居民間均進入到各類指標的加速分化期。

在《人生》出品時還不是特別明顯的社會分化效應，到了《平凡的世界》出品時已相當顯著。之前那種具有社會共同體性質的公共問題，在此時已經逐漸轉變成一個個板塊的不同問題。如在經濟發展和人口自由流動的可能性問題解決以后，外出打工的解決方案已經消解掉了“高加林難題”，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個承載著時代公共記憶的具有整體性特征的“高加林難題”已經被分化成了“農民工問題”、“留守兒童問題”和“小鎮做題家問題”[83]，等等。

這是受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傳統影響過深的路遙所未意識到的。他在1991年的茅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的致詞中說“我們的責任不是為自己或少數人寫作，而是應該全心全意全力滿足廣大人民大眾的精神需要。”[84]然而，1991年時呈現出的社會分化已經相當明顯，“廣大人民大眾”這樣一個整飭的共同體已經明顯分化成了利益、品趣、階層、貧富等各不相同的各個板塊，并且這一分化至今還在深化中。各個板塊的利益訴求與主體問題并不相同，越來越難以整合表達，那個曾經光彩奪目的社會共同體理想也不得不隨之褪色。在此背景下，公共文本所試圖表達的整體性和同一性，變得越來越疲軟無力。文學的表達也不得不隨之轉型。

公共文本之不可避免的退潮所帶來的，除了文學表達上的轉型，還有文學轟動效應的消失。1988年，王蒙在《文藝報》上發表的評論《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敏銳而詳細地描繪了這一現象。20世紀50—60年代的《紅巖》《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旗譜》《創業史》等作品“都掀起過熱浪”。1977年的《班主任》、1978年的《神圣的使命》、1979年的《喬廠長上任記》都引起過社會各界“爭相傳誦”。但到1984年的“《百年孤獨》熱”、1985年的尋根熱和新方法論熱、1986年的文化熱，就淪為文學內部的“圈子熱”了。而到1987年，就連圈子熱也不大出現了。現在“作家們寫什么，怎么寫，似乎已經很難出現那種‘轟動’效應”[85]。

從藝術水準來看成就并不都高的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因其公共文本性質而均產生過社會轟動效應；但現代主義卻淪為了“圈子熱”，后來甚至連“圈子熱”也沒有了。公共文本具有全民性特質，這是它熱度的重要來源。但是社會板塊分化后，不同群體在利益訴求、審美意識、身份認同、理想目標等諸多層面均有了各不相同的定位與區分。公共文本所具有的全民性特質，在新的文學書寫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現代主義正是這樣一種新的文學書寫。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興起的先鋒文學和尋根文學等都可納入廣義的現代主義的范疇。先鋒文學和尋根文學都是具有精英性質的類型文學，是對各自的文學審美取向所做的板塊化、個性化的表達，不再具備公共文本之同一性、均質性和全民性特質。先鋒文學帶有強烈學西色彩，注重文學形式和技巧探尋，標榜對抗主流、拒絕大眾，已毫無公共文本色彩。而尋根文學屬于對西學、西化熱潮進行抵制與反思的另一精英板塊，盡管是從傳統文化中去尋找素材，但本質上仍是一種“先鋒”式的技巧探尋寫作，也仍屬于廣義的現代主義文學范疇。

公共文本退潮之后，文學的書寫發生轉型。現代主義的興起是當時文學轉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但它并不能涵蓋20世紀80年代所有的文學書寫。它并未能取代現實主義。正如路遙所言，現實主義“和新近興起的現代主義一樣處于發展階段，根本沒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86]當時與現代主義興起并存的，并不是現實主義的“過時”，而是“轉型”。與現代主義取得了名噪一時的“圈子熱”一樣，另一種現實主義也成為了當時的大熱門。近年“環繞一個派別、一種文學現象展開如此規模的討論，僅見于‘新寫實’。”[87]

20世紀80年代后期，現實主義文學已由路遙式的“傳統現實主義”轉變成了“新寫實小說”。“新寫實小說”起源于1988年10月《文學評論》和《鐘山》共同籌劃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它作為一種新的現實主義而發起，其命名經過四十余名與會人員探討后[88]，最終在《鐘山》1989年第3期起推出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中敲定[89]。“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來看新寫實小說仍可劃歸為現實主義的大范疇”[90]，在當時便是學界共識。這種現實主義明顯不同于路遙式的“傳統現實主義”。但是，《鐘山》的術語界定之“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方法仍是以寫實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真誠直面現實，直面人生”[91]，似乎也難以成為其獨特性征。因為，以路遙的書寫為例，他會為追求“藝術的準確”而查閱跨時十年的報紙，不論是《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都不能說它們不注重對“現實生活原生態的還原”，或者沒有“真誠直面現實和人生”。應該說，新寫實小說與路遙式的“傳統現實主義”最大的區別，不在于外在的文學技巧，也不在于內容上的“現實性”，而在于是否具備“公共文本”性質。

新寫實小說關注最為瑣碎的日常，致力于“個人化”經驗的敘述，公共性敘事消失，“從這樣的文學作品中，很難感受時代的主旋律，很難觸摸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宏偉的歷史脈搏”[92]。陳曉明認為這意味著“文學寫作不再依循社會化的想象關系的推論實踐，寫作者不再有充當歷史主體的欲望。”[93]這一“歷史主體”正是公共文本的表達。公共文本的退潮是時代變遷社會分化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成了當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拐點。

1992年11月17日，路遙去世。雖然他生前一直堅持全民性的公共文本寫作，但《平凡的世界》已與諸多躋身于經典之列的文本一樣具備了歷史性。而頗具歷史意味的是，此時的“新寫實小說”也基本走到了尾聲。新寫實小說遭遇了在處理“文學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審美性的關系”[94]問題上的困境，它的終結亦是一種歷史必然。不過，當代文學的現實主義脈絡并不會終結，它將持續地走入下一輪的轉型軌道。

注釋：

[1]如楊金才：《廿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命運》，《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趙學勇：《“路遙現象”與中國當代文壇》，《小說評論》2008年第6期。

[2]閻真：《路遙的影響力是從哪里來的？——從〈平凡的世界〉看寫與讀的關系》，《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

[3]賀仲明：《“〈平凡的世界〉現象”透析》，《文藝爭鳴》2005年第4期。

[4]武菲菲：《乍暖還寒——“平凡的世界”現象與“重寫文學史”》，《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6期。

[5]路遙：《人生》，中國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6]顏寶臻繪：《人生》，路遙著，張鐘齡改編，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版。

[7]高廷智、張省莉繪：《人生》（連環畫），路遙著，馬慧改編，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71]王剛：《路遙年譜》，第174頁，第146頁，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年版。

[9]曹錦清：《一個孤獨的奮斗者形象——談〈人生〉中的高加林》，《文匯報》1982年10月7日；雷達：《簡論高加林的悲劇》，《青年文學》1983年第2期；蔡翔：《高加林和劉巧珍——〈人生〉人物談》，《上海文學》1983年第1期；陳駿濤：《對變革現實的深情呼喚——讀中篇小說〈人生〉》，《人民日報》1983年3月22日，第5版；王愚：《在交叉地帶耕耘――論路遙》,《當代作家評論》1984年第2期；李星：《深沉宏大的藝術世界——論路遙的審美追求》，《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3期。

[10]相關調查數據參見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現實主義常銷書”生產模式分析》，《小說評論》2003年第1期。

[11]以國家圖書館館藏書目為依據統計，除去均含有《平凡的世界》和《人生》兩個文本的路遙文集、全集等合集本，《平凡的世界》的版本主要有 1986—1989年中國文聯出版社本（其中印數最多的第一部截至1995年累計印105645冊）、1996年華夏出版社全三卷本（截至1997年3印累計達2.2萬冊）、1999年陜西旅游出版社與經濟日報出版社全三卷本（首印1萬冊）、2000年寧夏人民出版社本（首印5000冊）、200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三卷本（首印 1萬冊）等。2000年以后，路遙小說的版本變得十分混亂，且圖書版權頁出現不再寫印數的趨向，故難以統計發行數量。但就出版市場的基本狀況估計，長銷書每次印刷幾千冊已成常態，再不復20世紀80年代初期圖書印數動輒數十萬冊的盛況。

[12][14]周昌義：《記得當年毀路遙》，《文藝理論與批評》2007年第6期。

[13]中國文聯版為《平凡的世界》的第一個單行本，第一至三部首版分別由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于1986 年 12 月、1988 年 4 月、1989 年 10月出版。

[15]參見王仁寶：《“當代文學史”版本變遷視野中的路遙敘述》，《江蘇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16]安本實：《路遙文學中的關鍵詞：交叉地帶》，劉靜譯，《小說評論》1999年第1期。

[17]崔莉莉：《“城鄉二元對立”下的〈人生〉寫作》，《小說評論》2010年第2期。

[18]姜崗：《路遙小說人生圖景解析》，《小說評論》2010年第2期。

[19]陳林：《〈人生〉的現代想象與身份焦慮》，《小說評論》2016年第4期。

[20]楊慶祥：《妥協的結局和解放的難度——重讀〈人生〉》，《南方文壇》2011年第2期。

[21]《人民日報》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1953年12月3日）被認為是上山下鄉運動的源頭”，參見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一九六六——一九八○）》，第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22]參見張曙：《周恩來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個人課題成果集 2012年》（上冊），第326—33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2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登“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上山下鄉運動被推向高潮。

[24] 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和《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兩個文件，傳達關于縮小上山下鄉范圍、開辟城市安置新行業新門路等政策，之后知青全國性大規模返城。第二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實質上標志著上山下鄉運動的終結。

[25]1962年，全國第一次城市工作會議后產生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城市工作若干問題的指示》（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5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指出要“減少過多的職工和城鎮人口”；1963年，全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產生的由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的《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紀要》（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二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7冊，第23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又指出“安置城市需要就業的勞動力，主要方向是下鄉上山”。

[26]溫鐵軍等：《八次危機：中國的真實經驗1949—2009》，第93頁，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27]吳鵬森：《發展與就業：當代中國就業問題研究》，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8]《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第29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29]彭明榜：《“潘曉討論”始末》，《中國青年》編輯部編：《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第11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0]潘曉：《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

[31]《教育部關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一九七七年十月六日），教育部高校學生司編：《1977—2003年全國研究生招生工作文件選編》（上冊），第3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2]1977年、1978年高考錄取率分別為4.7%、6.6%。參見劉海峰：《高考改革論》，第331頁，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33]周新民：《〈人生〉與“80年代”文學的歷史敘述》，《文學評論》2015年第3期。

[34][35][36][37][38][39][45][86]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第23—24頁，第12頁，第25頁，第25頁，第27頁，第110頁，第16—18頁，第17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40]《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4日，第1版。

[41][42][43]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史》，第167頁，第167頁，第157—163頁，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4]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第131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

[46]周揚：《關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現代》1933年第4卷第1期。

[47]參見《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整風文獻》（增訂本），第235頁，膠東新華書店1948年版。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冊），第30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49]周揚：《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人民日報》1952年5月26日，第3版。

[50]如宗元：《繼承與超越——論路遙與柳青的創作關系》《濟寧師專學報》1999年第2期；李建軍：《論路遙與柳青》，《文藝爭鳴》2020年第5期。

[51]參見唐瑤瑤：《直寫與側寫——從心理描寫看路遙對柳青的超越》，《南方文壇》2014年第4期；廖曉軍：《紅色經典中的時代英雄與平凡世界的普通人——〈創業史〉與〈平凡的世界〉比較分析》，《新疆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肖慶國：《〈平凡的世界〉與〈創業史〉的互文性解讀》，《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52]參見張立群：《從柳青到路遙：現實主義的當代流變及思考》，《小說評論》2013年第1期。

[53]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第10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54]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人民文學》1956年第9期。

[55]周勃：《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長江文藝》1956年第12期；從維熙：《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疑》，《北京文藝》1957年第4期；劉紹棠：《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北京文藝》1957年第4期。

[56]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第8期。

[57]《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于1951年12月經修訂后發布（參見《中共中央印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第45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1953年2月15日，該草案被定為正式決議。（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發〈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作為正式決議的通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5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

[58]《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第569頁。

[59]《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關于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2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6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第45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版。

[61][62]刑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譜》，第38頁，第38—3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63] 參見長安縣地方志編篡委員會：《長安縣志》，第158—159頁，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4] 《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新華社信箱），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5冊），第3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65]《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7冊），第53頁。

[66]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提法在當時并未被立刻拋棄。它與“兩結合”在各類報刊屬于共存狀態，如《文藝報》在1958年第9期組織詩人賀敬之、臧克家、馮至、郭小川、袁水拍撰寫了“詩人們筆談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專輯。而茅盾的《夜讀偶記——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他》也在《文藝報》1958年第1、2、8、9、10期不定期連載。這表明“兩結合”提出的初衷并不是作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取代，而是一種發展。

[67]毛澤東并未嚴格使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字樣，而是說“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對立的統一”。

[68]周揚：《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紅旗》1958年創刊號。

[69]郭沫若：《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紅旗》1958年第3期。

[70] 《中共中共批轉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第310頁。

[72]路遙：《驚心動魄的一幕》，《當代》1980年第3期。

[73]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5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4]劉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

[75]盧新華：《傷痕》，《文匯報》1978年8月11日。

[76]宗璞：《我是誰》，《長春》1979年第12期。

[77]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

[78]張潔：《沉重的翅膀》，《十月》1981年第4、5期。

[79]李國文：《花園街五號》，《十月》1983年第4期。

[80]王郁昭：《中國改革為什么從農村開始突破》, 《中國經濟時報》編輯部編：《經濟學家的時代：〈中國經濟時報〉理論文選（1994—2009）》，第341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09年版。

[8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集體所有制下的產權重構》，第101頁，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版。

[82]《關于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若干問題的規定》，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辦公室編：《經濟體制改革文件匯編（1978—1983）》，第484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4年版。

[83]“小鎮做題家”是2020年網絡上出現的術語，指出身小城鎮，靠刷題應試考上了985、211類高校，但依舊缺乏視野和社會資源，對前途較為迷茫的年輕人群體。

[84]路遙：《在茅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的致詞》，《路遙文集》（第二卷），第374頁，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5]陽雨：《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文藝報》1988年1月30日。

[87]張韌：《關于“新寫實”小說討論的綜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學年鑒（1991—1992）》，第25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88]參見李兆忠：《旋轉的文壇——“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紀要》,《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89]《鐘山》的“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從1989年第3期至1991年第3期共刊了8期，為“新寫實”小說從理論到創作的生成都定下了基調和框架。

[90][91] 《新寫實小說大聯展·卷首語》，《鐘山》1989年3期。

[92]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新寫實”小說座談輯錄》，《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

[93] 陳曉明：《反抗危機：論“新寫實”》，《文學評論》1993年第2期。

[94]劉艷：《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文學的現實性與理想性、審美性》，《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