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前文壇上，生態文學熱潮已然洶涌而至。近幾年來，陳應松、阿來、張煒、遲子建、等重要作家持續地推進生態小說創作。陳應松的生態長篇小說《森林沉默》堪稱其“神農架系列小說”的集大成之作，對神農架森林生態的精美書寫和對現代文明出路的深刻拷問均極動人，標志著當代生態小說的新高度。阿來的“山珍三部曲”《三只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和長篇小說《云中記》延續了長篇小說《空山》的生態敘事旨趣，繼續關注當今時代川西藏區的生態問題和藏族人的生態智慧如何適應當前時代的挑戰問題，邊地色彩濃郁，獨具藝術魅力。張煒的長篇小說《我的原野盛宴》則重返野地，接通《九月寓言》的生態詩意，展現了膠東半島海邊世界的自然生機和天人合一的優雅意趣。遲子建的長篇小說《群山之巔》和中篇小說《候鳥的勇敢》依然聚焦于大興安嶺邊地的自然生態問題，把底層人民的溫情故事和自然生態的破壞與守護故事融合得絲絲入扣，沁人心脾。至于曾以長篇小說《狼圖騰》爆紅的作家姜戎，也于2020年再次推出關于內蒙古的生態長篇小說《天鵝圖騰》，此外如趙德發的長篇小說《人類世》、吳仕民的長篇小說《故林舊淵》、王懷宇的長篇小說《紅草原》、老藤的長篇小說《北障》和邱華棟的中短篇小說《唯有大海不悲傷》等均是近年涌現出的生態小說力作，飲譽文壇。

與生態小說一樣，生態詩歌也發展得如火如荼。雷平陽從于堅手中接過云南乃至中國詩歌的接力棒，在《山水課》《修燈》《鮮花寺》等詩集中繼續關注云南大地的生態問題，展示出了基于云南少數民族信仰的萬物有靈的詩意景觀。吉狄馬加則以彝族生態智慧為底蘊，繼續站在大涼山上眺望全球，以長詩《我，雪豹……》《裂開的星球》等呈現了當今全球性的物種滅絕、氣候變暖等生態問題的嚴峻性，呼喚人們生態意識的覺醒。李少君則繼續在《我是有背景的人》《海天集》《云之現代性》等新近詩集中表現了隱逸于自然的生態旨趣，為現代人開辟著大自然的精神家園。他甚至和北喬一起主編了《群峰之上：自然寫作十家詩選》，倡導貼近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意境的詩歌；他主編《詩刊》，也頗為推重自然詩歌。作為當代生態詩歌的開創者和積極倡導者的華海更是不遺余力，近年來相繼出版《紅胸鳥》《藍之島》等生態詩集，利用廣東清遠詩歌節的平臺大力推動生態詩歌的創作和研討，甚至催化了清遠生態詩歌群落的誕生。近年來崛起于詩壇的張二棍也非常專注于生態詩歌創作，他的《曠野》《入林記》《搬山寄》等詩集中出現了大量的生態詩歌，他擅長把底層寫作和生態寫作融合，表達出濃烈的同情底層、呵護自然的道義激情。此外，如哨兵的《在自然這邊》、徐俊國的《致萬物：徐俊國詩選》、津渡的《湖山里》、何永飛的《穿過一小塊人間》等詩集均是近年涌現的生態詩歌代表性篇章，藝術韻味悠長，生態意識醒豁。

生態散文、生態報告文學方面，近年來也收獲不菲。作為中國當代生態散文先驅者的葦岸雖然已經去世20余年，但是他的生態散文日益散發出強烈的思想藝術魅力，《葦岸日記》（上、中、下）和《大地上的事情》（增訂版）于2020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再次引起世人的濃厚興趣。胡冬林去世后，他的《山林筆記》也于2020年出版，該筆記翔實地記錄了他在吉林長白山的生態考察歷程，其中不少片段堪稱極為優美的生態散文。無論是《葦岸日記》還是胡冬林的《山林筆記》，都可以與梭羅日記遙相呼應。傅菲是近年崛起于文壇的著名散文家，他的《深山已晚》《鳥的盟約》《風過溪野》等散文集聚焦于贛東北的自然生態，文筆典雅，描繪精確，生態意識深厚，堪稱當今生態散文的重要收獲。半夏的《與蟲在野》、李元勝的《昆蟲之美：勐海尋蟲記》《曠野的詩意：李元勝博物旅行筆記》等散文集則以博物學的眼光來審視昆蟲，精心描繪，同樣具有難能可貴的生態詩意。李娟的《冬牧場》、鮑爾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馬》、張二冬的《山居七年》、艾平的《隱于遼闊時光》、葉梅的《福道》、沈念的《大湖消息》等均是近年出現的重要生態散文集，魏紫姚黃，影響較大。至于生態報告文學，近年來出現了一大批與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初期那種以生態批判為主旨的生態報告文學迥然不同的作品，它們多聚焦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的典型事跡和典型人物，以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旋律形式展開，較有代表性的有徐剛的《大森林》、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美麗中國從這里開始》、馮小軍和堯山璧的《綠色奇跡塞罕壩》、陳應松的《山水云南》《飛蝗物語》、古岳的《凍土筆記》《源起三江：三江源國家公園誕生記》、任林舉的《虎嘯》《躬身：緣起于甘南的“環境革命”與人文傳奇》、牛海坤的《額濟納河畔》等。李青松的生態報告文學多關注我國退耕還林的生態建設和全國各地與林業有關的地方植物生態；劉先平的《走進帕米爾高原：穿越柴達木盆地》《美麗的西沙群島》《追夢珊瑚：獻給為保護珊瑚而奮斗的科學家》《續夢大樹杜鵑王：37年，三登高黎貢山》等長篇生態報告文學多講述作家到青海、西沙群島、云南高黎貢山等地進行生態考察的經歷；白忠德則多關注秦嶺的野生動物。

還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來，我國重要的文學期刊也非常關注生態文學創作，例如《人民文學》《詩刊》近年都曾組織生態文學專刊、專欄。2021年，內蒙古《草原》雜志甚至拉起“自然寫作”的大旗，號召作家們積極加入。2021年9月，《十月》文學雜志聯合貴州綏陽十二背后旅游區頒發了 “首屆十二背后·十月‘美麗中國’生態文學獎”，阿來的長篇小說《云中記》、陳應松的長篇小說《森林沉默》、雷平陽的詩集《修燈》、半夏的散文集《與蟲在野》獲獎。這無疑是對生態文學極大的傳播和推動。與此同時，李炳銀、李青松、陳應松、沈葦、李敬澤、張煒等評論家、作家也紛紛撰文暢論生態文學。李炳銀在《生態文學——一個文學超凡的跨越》（《綠葉》2020年第3期）中就指出，因為生態文學包含的對象和目標超越了傳統的文學界限，開辟了全新的文學領域，所以可以把生態文學視為一次深刻的文學變革和革命。他還在《生態文學：文學的變革與革命》（《文學報》2020年4月2日）和《生態文學續思》（《文藝報》2020年8月24日）等文章中進一步完善了這個觀點。李青松則以《生態文學綠意盎然》（《人民日報》2020年4月3日）和《在更深刻的層面理解人與自然的關系》（《文學報》2020年4月16日）等文章回應了李炳銀的提法，為生態文學而鼓與呼，他認為生態文學是生命萬物之關系學，是對傳統的文學是人學觀念的積極拓展。陳應松的《生態，以及文學》（《天涯》2022年第1期）、沈葦的《生態文學：觀念、方法與視域》（《天涯》2022年第1期）、李敬澤的《人與自然、人民與生態》（《十月》2022年第1期）以及張煒的《文學：八個關鍵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等文章、論著都對生態文學做出了別出心裁的闡釋，具有極大的啟發性，也反映了近年來作家們對生態文學的參與熱情和自覺意識。

回顧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近40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還只有很少作家具有一定的生態意識，他們從事生態文學創作往往會被一般作家視為不務正業，被譏笑為抓不住社會主要矛盾，忽視人性與歷史，或者被嘲笑為只關注風花雪月、貓狗蟲魚、豺狼虎豹，境界太低；20世紀90年代，才有越來越多的作家意識到了生態危機的嚴重性，意識到文學也必須關心環境保護、關心人類的長遠利益乃至自然生命的存在權利，意識到現代文明發展的固有弊端和恐怖前景；而只有到了新世紀以來，大部分作家才恍然夢醒，才意識到生態危機也是人性危機，也是文明危機，才意識到人性的生成離不開良好的自然生態，而且同時越來越多的作家有意疏遠都市文明，擁抱大地，接通大自然，在山水中洗心革面、脫胎換骨。發展至今，生態文學已經成為當今文壇中的一支勁旅，文學百花園中的一片絢麗秘境；無論是在未來的文學發展方面還是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生態文學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產生越來越深遠的社會影響。統觀當前生態文學熱潮，筆者認為有以下四點啟示值得關注：

其一，生態文學是對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及時回應，是在疼痛中對大自然的眷注與撫摸，是中國文學人學視野的后現代超越。我們必須要明確的是，在前現代農耕社會、游牧社會里，即使偶有生態破壞出現，也不會出現大面積的生態文學；在現代性高漲時期，人們普遍沉浸于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物質生活的日益改善、現代人主體性的牢固確立，也很難關注到生態危機，因此生態文學也難以大面積崛起；唯有在對現代文明展開有效反思的后現代社會里，人們才會真正考慮全球性生態危機問題，才會意識到尊重自然、敬畏萬物生靈乃至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因此才會有生態文學的應時而起。因此，真正的生態文學最初的出發點，絕對不是風花雪月的怡情點綴，不是貓狗蟲魚的情感安慰，不是豺狼虎豹的野性激發，而是內含真切的痛感和悲劇感的，是為大自然慘遭現代人摧殘而錐心泣血般的感同身受，是發現自然生態日益頹敗后的生存荒誕感，是看到那么多自然生命紛紛倒斃于現代文明的鋼鐵步履下的巨大絕望感。賈平凹在長篇小說《懷念狼》中為商州地區最后十五只狼的悲慘命運而扼腕，姜戎在長篇小說《狼圖騰》中為內蒙古草原面臨著野狼凋零、草原沙化的生態厄運而浩嘆，遲子建在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為大興安嶺原始森林的毀滅和鄂溫克人的游獵生活的弦斷道絕而悲傷，陳應松在中篇小說《豹子最后的舞蹈》中為神農架最后一只豹子的悲劇結局而哀泣，雪漠在長篇小說《獵原》中為沙窩里豬肚井的生態惡化造成牧人們的瘋狂而絕望。于堅在長詩《哀滇池》中為故鄉滇池的水污染而感到痛不欲生；吉狄馬加在長詩《我，雪豹……》中為雪豹瀕臨物種滅絕的厄運而憂心如焚；雷平陽在詩歌中屢次表達對云南大地四處砍伐原始森林改種單一的經濟林、截斷河流修建攔河大壩的憤怒譴責；沈葦在詩歌《繼續贊美家鄉就是一個罪人》對故鄉淪陷于工業污染感到極為荒誕。這才是生態文學首要的真實靈魂！我們的文學長期以來只關注人類社會和人類歷史，只關注人的家國情懷、情感糾葛、生死哀怨，而缺乏足夠的生態視野，去感受其他自然生命的情感與命運，去描繪自然萬物真實的狀貌和習性。生態文學就是要打破這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野，真正地呈現出全球性生態危機情況下大自然的遍體鱗傷，進而激發人們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態意識。

其二，生態文學是要重新打通與華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的秘密通道，是重建大自然近于神圣的價值地位。在華夏傳統文化中，大自然向來居于神圣之位。“天地之大德曰生”“道法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這些均為萬古不刊之論，表達的是華夏古人對大自然的秘奧體驗和崇高敬意。對于中國古典文人而言，實現儒家所規定的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是入世，是進入人類社會，是人生要務。但是人世多紛爭，人性多瞽亂，他們很少能夠在人世間獲得身心的安定，往往只能出世，退隱自然，寄情林泉，嘯傲云霞，才能身心落定，找到歸宿。應該說，當代生態文學就是對天人合一生態智慧的后現代確認，是對大自然神圣價值的后現代歸宗。詩人于堅曾在《棕皮手記·1997—1998》中寫道：“從根本上說，西方與大地的關系是敵對的，人擁有一切，索取一切并至高無上。它需要一個可以批準一切的上帝撫慰西方脫離了大地的靈魂……而‘詩意的棲居’正是古老中國的存在方式。中國世界與大地的關系是萬物有靈和天人合一的。中國人的心靈世界不是寄托在上帝那里，而是寄托在大地上。……如果繼續盲目地把大地視為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最終將導致的是天人合一的破壞，萬物不再有靈，對大地的征服使西方人建立了悔罪的教堂，但同樣的征服只會導致中國人喪失他的家，他的生存的根基。南方無嘉木，試想一個大地上充滿了唐詩宋詞的民族，在一個沒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大地上，即使所有人都住在希爾頓飯店套間式的寓所里，所有的道路上奔馳著轎車，活著又有什么意思！”的確，于堅的生態憂慮、文化憂慮一針見血、振聾發聵。和詩人于堅的看法一致，詩人李少君也曾說：“對于我來說，自然是廟堂，大地是道場，山水是導師，而詩歌就是宗教。”詩歌能夠成為宗教，當然必須傳達大自然的妙道，否則就無法啟蒙人心，救渡眾生。可以想見，許多當代生態作家都積極地與古典山水田園詩人建立起明確的精神聯系，要義之一便是重申傳統的生態智慧，明確大自然的神圣地位，例如于堅非常崇拜蘇軾，李少君認可李白，雷平陽崇敬杜甫，哨兵、徐俊國、津渡等詩人崇敬王維、孟浩然等。

其三，生態文學要盡可能地打破現代文明的非地方化、非自然化的生活方式，倡導一種在地化、自然化的生活方式，同時恢復文學的地方感。現代文明為了獲得更高效率，追求的是一種高度標準化、模式化的文明，最終落實為一種非地方化、非自然化的生活方式，最為顯著的表現就是現代城市生活。麋集于現代城市，現代人吃著不辨季節、不明來處的食物，居住在高度標準化、模式化的公寓里，被標準化生產出來的汽車載著奔馳于大同小異的街道和工作場所、娛樂場所之間，無論身體還是精神都徹底遠離大地，遠離大自然，也遠離大自然的生命節律。可以說，正是這種高度非地方化、非自然化的生活造成了現代人層出不窮的身體和心理問題，也使得他們不去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而生態文學就是要打破這種非地方、非自然化的生活方式，揭示出其丑陋和危害。非常有意思的是，許多中國當代生態作家都在身體力行，盡可能地遠離非地方、非自然化的都市，到鄉村去，到邊遠地區去，到大自然去尋找安身立命的地方。例如韓少功到湖南汨羅八景峒鄉村生活，陳應松到神農架山區生活，張煒到膠東半島海邊生活，胡冬林在吉林長白山生活近五年，傅菲在贛東北鄉村、閩北榮華山鄉村居住，等等。這些作家似乎都渴望在大自然中尋找到一種在地化的、自然化的生活方式。陳應松在《生態，以及文學》（《天涯》2022年第1期）一文中曾說：“生態的思考成全了文學，而文學也形成了我的生態觀、世界觀和人生觀，成全了我對一個地方的喜歡，并且把它當作我生命活動的所有領域，當作我寫作和生活的本分與歸宿，甚至是天命所歸。把那里的白云當作唯一的白云，那里的山岡當作唯一的山岡，那里的星空當作唯一的星空。那里的所有，山川河流，草木禽獸，都是我的唯一。幻想中的生活，成為了真實的生活。”作家紅柯也曾談及新疆大地讓他尋找到了生活和生命的新方向、新意義。生態文學召喚作家走出書齋，回到大地，扎根大地。卡夫卡曾說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蟄居于一個地窖深處專注于寫作，每天唯一的活動就是從書桌起身到門口去領取食物。這可以看作現代主義作家的創作姿態和立場，這是徹底遠離大自然、遠離大地的姿態。對于卡夫卡而言，人的內心、人性就是永恒的寫作礦藏和主題。但是對于生態文學作家而言，走出地窖，在大地上漫游，恢復人與大自然、與大地真實的關系更為重要。作家半夏和李元勝都是在堅持拍攝昆蟲的過程中進入荒野，充分地接觸大自然，融入大自然，才找到了生命的終極意義。哨兵、津渡、楊文豐、葦岸、李娟、徐剛、李青松、陳啟文、沈念等生態作家也無不如是。他們以自己的生態文學創作不斷恢復了文學中的地方感。

其四，生態文學要追求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以促進生態文明的轉型為志業。生態文學不是一種簡單的類型文學，像偵探文學、武俠小說那樣。對于生態文學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一種全新的價值觀，是顛覆人類中心主義，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相信人與自然萬物共生共榮，能夠承認其他自然生命的內在價值和內在靈性，是相信人要節制欲望，要盡可能地過上物質簡單、精神豐富的高品質生活，要超越對個體死亡的恐懼，要在更為宏大的生態視野中來領悟個體生命的生死和終極意義。因此生態文學是一種文明反思型的文學，也是一種文明開創型的文學。生態文學要引導人們超越那種過分注重物質積累的消費主義文化，引導人們超越那種癡迷于技術革新的現代瘋狂癥。生態文學要讓人重返大自然，重返大地，接通大自然的生命節律，物欲簡樸，精神豐盈。生態文學要告訴人們，不要試圖征服大自然、主宰大自然、支配大自然，而是要親近大自然，尊重大自然，敬畏大自然，融入大自然。人終究是大自然的產物，人若想著控制大自然、征服大自然，最終只能摧毀自己的立身之基。天人合一，詩意棲居，乃是生態文學的終極理想。因此，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里表現的那種慢慢悠悠地與自然萬物交融的生活，韓少功在《山南水北》里描繪的那種蛙鳴盈耳、揮汗如雨的鄉居生活，閻連科在《711號園》里展示的與自然萬物共生息的生活，傅菲在《深山已晚》里描述的那種親近萬物的鄉居生活，都是符合生態節律的生活。于此，萬物興歇自然，人性搖曳生姿，生態文學詩意勃發。

陳應松曾說：“生態是文學重要的內置，沒有生態的內置，文學是僵死的，同質化的，生態也是啟動文學的密鑰。生態直接塑造人的宇宙觀、世界觀和生命觀。”誠哉斯言！生態文學熱潮涌動，就是這個內置重新啟動，文學的生機再次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