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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機的背景下，古典詩人杜甫成為熱門人物。隨著抗戰的全面展開，“杜甫熱”逐漸蔓延至閱讀、創作、研究等不同層面且多有創獲。抗戰中杜甫及其詩之所以獲得關注，在于詩人安史之亂前后的顛沛遭際及其詩性記錄呼應了時人的戰爭經驗，引起廣泛共鳴并獲得普遍認同。杜甫不僅成為新舊詩人關鍵的文學資源，也常被學者當作重要的研究對象；其意識形態屬性和政治潛能也逐漸顯露，受到了國共兩黨乃至汪偽的關注，不同政治傾向的文化群體對杜甫其人其詩各有闡發，以落實針對民眾與知識分子雙向的情感教育與意識形態整合。此一過程中，杜甫在抗戰時期呈現出學術、文化與政治等多重面相彼此交疊的狀態，發生著相較古典時代更為急遽的變化。近來已有論者以非戰論為線索，從傳統詩學批評的角度觀照了20世紀上半葉杜詩學發展的過程，特別對抗戰期間重慶、延安、南京等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杜甫闡發進行了學術史梳理；[1]但以塑造戰時文化偶像的角度看待抗戰時期杜甫形象的闡釋問題仍有探索空間。以不同政治空間為據梳理抗戰時期的杜甫形象流變，則可將之表述為重慶政府標榜的“國族的杜甫”與延安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人民的杜甫”以及南京汪偽政府鼓吹的“非戰的杜甫”間彼此競逐的過程。

一 “國族的杜甫”的興起與明確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受風行于世的“非戰運動”影響，文學界對杜甫其人其詩的詮釋常以非戰為側重點。全面抗戰之初，國民政府教育部就曾以妨礙兵役為由，下令禁止《兵車行》《石壕吏》等詩進入教材。[2]更有評論不滿老杜反戰詩“止于曝露而已”卻不談戰爭發生的背景與武裝止戰之必要，更結合時局指出：“空口的呼喊和平，那是靠不住的，像××人的侵略我門（們），我們只是反戰，弄得自己毫沒準備，國不是亡得快點嗎？”[3]官方民間如此言動，有對既往解杜的質疑與反思，亦含有對契合民族矛盾的時代主題與全面抗戰的社會氛圍的新杜甫形象的呼喚。

接近國民黨陣營的易君左戰時解杜工作恰好對此形成強有力的回應。除在長詩《謁少陵先生草堂》中表達對杜甫的敬仰、提點其國族意識外，其主要通過《杜甫今論》《杜甫居蜀》《杜甫的時代精神》等專題論文，從國家民族的基本立場出發，結合杜甫生平創作闡發其思想人格，從而較為系統地建構了杜甫作為“國族詩人”的整體形象。

《謁少陵先生草堂》是易氏解杜之“詩序”，又同《杜甫今論》等文相互印證，可被視作易氏論杜核心觀點的詩歌表達，是觀照易君左杜甫研究時的關鍵文本。詩作以追憶開篇：“我父筆如椽，縱橫才氣懸。不飲亦萬篇，媿煞李謫仙。垂髫我成猛虎行，能使我父瞿然驚！”[4]而結合個人背景來看，詩歌之于易君左確乎足稱家傳：乃祖為晚清名士易佩紳，擅詩，嘗與陳寶箴、王闿運等人交游；乃父為近代詩壇“中晚唐派”代表人物易順鼎；易君左自己則少負詩名，青年時出入新舊詩壇皆有創獲。可以想見，綿延三代的詩文才氣養成了易氏頗高的心氣與眼界，如此鋪陳意在襯托其標舉老杜的分量：“平生心折唯杜陵，其余紛紛無足稱。”在家國瀕亡、人民流徙的抗戰時代，對杜甫的敬仰激發出易氏錘煉詩藝、鼓吹中興的意識：“身當國家正多難，流離轉徙苦顛連，詩須徑向窮時煉，一字一句皆桑田。茍能鼓吹中興氣，再窮不過賣春聯”；也策動著易氏介入抗戰時期的杜甫研究：“來渝二三月，成書十萬言，一寫少陵先生居蜀之梗概，再寫少陵先生思想之根原。中朝一老長髯美，見此新書忽狂喜，叮嚀期望豹窺全，周詳指示馬可倚。”[5]所謂“十萬言”者，指向了易氏勾勒生平的“杜甫居蜀”和闡發思想的“杜甫今論”兩大寫作序列，涵蓋了其居渝早期的研杜焦點；而位在中朝對此頗多關懷的長髯老者當為彼時重慶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結合《杜甫今論》所述，易君左對老杜思想立場的判斷即受到了于氏指點。

關于杜甫形象，易氏描述道：“國家民族高一切！豈止忠君肝膽熱？能以萬眾之聲為其聲，能以舉國之轍為其轍。反抗割據尊中央，抵抗侵略制胡羌，戰斗意志最堅強！垂死宗邦永不忘。”強調其以忠君為表征的國家民族至上理念，代生民發言并貫徹國家道路的自覺和擁護中央集權而反抗民族侵略的意志。繼而展開了聯想：“使先生而生于今耶？則必將怒吼而為吾華；佐先生之餐者，不為西川魚，而為東夷蝦！使先生而生于今耶？則必將奮起而為吾華；慰先生之心者，不為草堂松，而為主義花！”[6]值得注意，此處怒吼奮起的杜甫，既是照映前文國族的杜甫基本價值重心，循其內在邏輯推衍下的產物，同樣也是易君左著意為今日詩人所樹立的偶像。易氏積極介入杜甫建構，同樣含有呼喚現代杜甫，賡續少陵之志的現實關切。

除長詩外，易氏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研究當屬長文《杜甫今論》。是作發表得到了《民族詩壇》的全力支持，1939年緒論部分作為預告先期刊布于第2卷第6輯，正文則分為四次連載于第3卷第2輯至第5輯，后被列為“民族詩壇叢刊”一種，于1940年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文章主要圍繞杜甫的思想信仰展開論述，在易氏看來，“國家至上主義”無疑是老杜的思想體系的核心，它既是杜甫“‘革命主義’的人生觀”的堅實基礎，又是杜甫的“最高信仰”，同時也是老杜詩歌實踐的重要原則。

關于老杜的人生觀，易氏將其歸于革命主義。在追索老杜生平時，易氏認為“越是顛沛流離，越是饑餓凍餒，他的革命精神越是激揚奮發”，在承擔一家之愁苦的同時，有意通過《新安吏》《無家別》等詩“大膽地彈劾時政，指摘當時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病態”[7]。值得注意，易氏強調老杜“革命的人生觀”是以“國家至上主義”為基礎的，借此規約老杜之革命性。至于“國家至上主義”，作者界定道：

（國家至上主義）即是以國家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只有國家沒有自己。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所有人事上的批評悉以此為準：其人其事是為國家的則贊美，否則貶責。[8]

一方面極言國家之崇高；另一方面又以消極的態度看待個體之于國家的獨立存在。易氏的論述之強斷，很難說符合杜甫的歷史真實，卻照映著在民族抗戰中重塑國家意識的時代主題，也與重慶政府中央集權的施政需要相契合，這也正是“今論”題中應有之義。

這種在解杜中高度迎合現代國家需要的傾向，在處理老杜的忠君問題時表現得最為充分。不同于將杜甫之忠君姿態視為其封建性重要表征的傳統思路，易氏認為：“杜甫之忠君，不是忠于一姓之個人，而是忠于整個的國家。”[9]此處其有意將闡發側重點由“天子至高”扭轉為“國家至上”以汰除老杜形象中濃重的封建意味，重新賦予杜甫符合現代語境的正向的愛國屬性。

關于老杜的思想狀態，基于此前“革命者”的指認，易氏強調其并非傳統意義上純粹的儒教教徒。杜甫雖以儒為宗卻未被束縛，反而更接近于批判、修正進而發揚儒家思想的革命者，“國家至上主義”便是從儒家的“尊王攘夷主義”中伸展而來，“從政治上最高的理想擴大到社會上最高的理想”。[10]

至于老杜的信仰，易氏確定為“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國家至上主義。易氏認為在老杜所處的時代，無論朝野，普遍不具備明確的國家觀念，遑論割據軍閥與貪臣墨吏。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杜甫發覺了“國家”的重要性，并將其推為至上，這意味著任何個人與社會集團都應率先竭誠擁護國家的整體利益。相應的，易氏所闡述的“國家至上主義”的原則，進一步強調個人之活動與心理必須隸屬并統一奉獻于國家，主張將個人之利益消解于國家利益之中。為了突出國家的至上地位，易氏直接將“忠君”的重要性置于“愛國”之下，以至于有“君不愛國，不必忠之，君若愛國，則必忠之”的表述。

值得注意，易氏筆下老杜最高信仰形成的時期，正與抗戰時期社會現代國家意識淡薄的狀況相近，而老杜確立“國家至上主義”為最高信仰的行為，也被其運用頗具“中央”色彩的語匯加以修飾：“杜甫要從這昏沉的云霧里撥出青天白日來，要替人生尋到一條光明而有意義的道路。”[11]此外，在解說老杜觀念中“國家”的至上地位時，易氏饒有意味地明確任何黨派、階級的利益，都應隸從在整個國家利益之下，而老杜“忠君愛國”的基本姿態，也被易氏賦予了“當時代表國家意志的人”的現實意義，并以此呼吁國民為國盡忠。可以看出，易君左如此行文是有意在推動民眾“國家”意識覺醒的基礎上形塑并強化國民的“愛國”立場，憑借著“國家”對社會群體展開超越階級的廣泛整合；進而將此間的愛國情緒轉化為政治勢能，納入國民黨政治框架中，甚至具體化為對國家領袖的認同，其出發點與落腳點正在抗戰現實需要與戰時國民黨實際利益。

關于老杜的詩歌實踐，易君左則在指出既往研究缺乏科學性與客觀性的同時，總結了個人對杜詩的觀察。他顯然不滿于五四以來以胡適、傅東華為代表的新派杜甫研究將杜甫視為一個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家的判斷，雖然他也承認“在他（杜甫）的作品上所表現的人生，主要的全是實在的人生”[12]，但更強調老杜面對丑惡的現實“不逃避，不畏懼，接觸之，沖破之”的積極態度，并認定這是杜甫的思想特點與藝術生命的立場，此外杜詩中也存在著不少“超現實，非現實，反現實，破現實”的地方，而這亦可視作杜甫基于對現實的詛咒與不滿，意圖糾正現實，從中創造理想的印證。據此，易氏將老杜的詩歌創作歸于“鉆到現實里面去創造理想”之一途。至于杜甫開展詩歌實踐的重要支點，易君左則將之總結為“反破滅的求生存”“反侵略的重奮斗”“反動亂的尚安定”“反勢利的立氣節”，并以國家至上主義為中心線索貫穿始終。

可以說，在《杜甫今論》中，易君左從國家民族之立場出發，將“國家至上主義”確立為老杜的最高信仰，并在闡明老杜人生觀與詩歌實踐原則的基礎上，指認并明確了其“國族詩人”的總體形象及價值。至此，其“國族的杜甫”的形象建構基本完成。

二 “非戰的杜甫”的蔓延及駁斥

但易君左并未止步于斯。一個甚為迫切的現實原因是，隨著日本侵華持續深入，汪偽也在試圖構建符合日本法西斯侵華利益的“非戰的杜甫”形象。在其授意下，不少附逆文人在日偽刊物上發表以“非戰”為側重點的研杜文章，借此鼓吹汪偽所謂的“和平運動”，瓦解中國軍民抗戰意志。一時間淪陷區內“非戰的杜甫”甚囂塵上，并有向外輻散之趨勢。

關于老杜的非戰，時人描述為“不絕對的懷柔”、“不得已的戰爭”與“不徹底的抵抗”以及隨分從時的“息兵談和”的復雜膠合，并引入汪精衛“到不得不戰時則戰，到可以和時則和”[13]之類的和平言論以為印證，意圖將“非戰的杜甫”改造為能夠靈活配合汪偽政治表達需要的文化偶像，同時為汪偽所倡導的“和平運動”提供理論支撐。所謂老杜的“愛好和平”并非“屈服投降”“出賣國族”，而是“保存國家的元氣，解除人民的痛苦”的辯白[14]，則指向了“和平救國”的道路，亦可視作自詡“頭腦清醒，真正愛國的志士”的附逆文人的夫子自道。此外，他們更欲借“非戰的杜甫”號召詩人介入非戰文學寫作。有人就痛惜“中日事變”以來“將士犧牲之慘，人民罹禍之鉅”，希望今日之工部著之為詩篇，促使民眾“憬然于長期戰爭之非計，從速恢復和平……”[15]更有甚者，將矛頭指向國共合作框架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認為目前西南西北的丁壯丁幼，實際上是在重慶政府威逼強征之下被迫從事抗日活動，“供他們作無底妄戰的炮火下的犧牲品”[16]。

作為“國族的杜甫”建構的關鍵參與者，易君左有意廓清纏繞在杜甫身上的非戰迷思，鞏固抗戰杜甫的價值面相，但強烈的反駁意圖也使他的闡釋趨向激進和僵硬。

鑒于汪偽以“保存國家元氣”“尋求民族和平”來粉飾其妥協行徑，有意襲用“民族詩人”之名指稱“非戰的杜甫”以混淆視聽，易君左特別強調“（老杜）他的人生觀，實在是以革命主義為出發點，以民族主義為歸宿地”[17]。這便將老杜“民族詩人”的形象與處在“圣潔”“毅勇”修飾下的屈服姿態拉開距離，而將其價值基礎確立為足以派生反抗意識的“革命主義”。為了強化老杜的革命性，易君左先是描摹了杜甫所處時代的混亂，復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明確老杜對權貴的鞭撻與對民眾的同情，并從中提煉出革命精神。但與中共倡導的階級革命不同，易君左雖然強調該作緣自老杜不滿“權貴荒淫，政治黑暗，而不得不作悲憤之鳴”，稱贊其“一字一句都有千鈞萬兩，一筆一畫都是斑斑血淚”[18]，卻仍試圖以老杜詩中情思歸結“仍是不離國家”來規約全詩沉重悲憤基調下涌動著的革命情緒，將其導入國族話語所能統攝的價值范疇中。

至于汪偽極言杜甫非戰思想之濃烈，易氏則抓住其籠統處展開駁斥。他認為老杜反對“內亂”和“不顧國力的亂戰”，卻極力主張“對外的民族戰爭”與“對內的積極建設”，這同汪偽所言老杜對戰爭不問性質一例反對的徹底非戰大相徑庭。結合《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杜甫聽聞捷報的熱血沸騰，其充分肯定了老杜的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并呼吁時人“從這些根本地方去認識杜甫”[19]，而不是將其誤解為非戰詩人。不同于《杜甫今論》尤將《新安吏》《無家別》解為記錄政府強征少年兵役和官吏壓迫歸鄉老兵之作以闡明老杜批判社會制度的革命性，此時易君左調整了對“三吏三別”的闡釋，乃至有反解題意之舉：

《新婚》是教人“輕婚”，《垂老》是教人“不老”，《無家》是教人“有家”，詩題是消極的，詩義是積極的，“三吏”也正是一樣，新安吏和石壕吏都是兵役問題，顯示抗戰勝利必須經過一個最痛苦的過程，希望政府加意改善政治，人民忍痛報效國家；潼關吏則純為討論戰略，以免損傷國本，所以我說，“三吏”“三別”不單不是“非戰”的作品，而且確是“抗戰”的巨篇！[20]

此說以“正言若反”的思路曲折指認詩歌意旨不免牽強，但也確乎沖淡了老杜身上被汪偽刻意強化的非戰空氣。

同時，易氏欲借駁斥非戰的杜甫之辭鋒，進一步明確“國族的杜甫”的政治歸屬。在將“三吏”“三別”解為抗戰的巨篇后，他更著意從老杜堅持抗戰的態度中引申出“要貫徹抗戰，必須竭誠擁護中央”的政治觀點。在他看來，尊崇君王與反對割據的態度，乃是老杜“中央集權”信念的一體兩面，將其推衍至國家民族，便形成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中心思想。易君左塑造“國族的杜甫”的深層政治邏輯仍是契合于國民黨統治理念的中央集權一脈。其號召當今詩人以“國族的杜甫”為典范時對創作“統一身必（心），宣揚忠義”的要求，也正是國民黨集權觀念在文藝界的具體投射。

結合戰時國統區的現實政治背景來看，易君左此番引申，一方面極言杜甫之革命精神，試圖以此取代儒教之于老杜的地位，將之納入國民黨所主導的革命話語體系；另一方面，直從老杜擁護唐王室的態度中提煉出對“中央集權制”的擁護以擴張國民黨的認同基礎，則無疑服務于戰時國民黨統治的現實需要，契合于彼時重慶國府的文宣導向。

與易氏形成對照，既呼應時代又自覺于闡釋尺度的，是抗戰時期黃芝崗的杜甫研究。黃氏早年一度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全面爆發后，黃氏供職于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征集室，同時也被推舉為“文協”理事，仍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聯絡，常為新華社撰稿，其思想立場也與國民黨保持著距離。當易君左為解構“非戰的杜甫”而不斷將“國族的杜甫”的革命性推向極端，以至于淹沒古典詩人杜甫的儒生本色時，黃氏則著意為革命杜甫降溫，特別強調了杜甫的儒家精神。

在黃芝崗看來，解讀詩人詩作“不當用經生的刻畫來做詩的斷案，以為詩人每句都包含著了不起的天經地義”，不能單憑杜詩中零星幾句牢騷就斷定杜甫以儒為恥，實際上，儒家思想仍是統攝老杜意識的主軸。[21]針對彼時研究為強調老杜人格之持重耿介，刻意淡化其求仕心切的處理，黃芝崗以為“似不必為賢者諱”，其求仕的目的在于施展儒術。關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無疑與儒家精神相契合，雖常遭“腐詞”“大言”之譏，但也足見儒者杜甫的真率。至于時人為塑造“國族的杜甫”突出其國族觀念之重，進而將忠君理解為愛國之表征，黃氏則認為致君澤民固然是合乎國族大義的政治追求，但實質仍是臣子回報君主恩遇的方式。而杜甫以“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之句喻指君臣關系，表明在他看來，臣子對于君主的效忠與愛戴乃是出自超乎擁護之上的天性。黃氏認為杜甫對君主雖有愛國愛民之希冀，但派生于封建時代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的私人效忠關系仍主導著儒者杜甫。

應該說，黃芝崗綜論老杜的儒家思想，糾正了彼時研杜的不少偏頗，對辨明古典詩人杜甫的基本史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黃氏也并非中古遺民，他在研杜中也寄寓著現實關懷。1945年初，國民黨軍經歷了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這給國統區社會輿論帶來了不小震動，重振國民信心成為重慶文化界亟待解決的問題。黃芝崗便在當年三月號的《民族正氣》上發表了《杜甫詩論國民義務》，試圖通過解杜闡明民族危機下的國民義務，激發民眾的擔當意識。

在這篇文章中，黃芝崗捕捉到了《甘林》一詩所載杜甫與里老問答的生動細節，不但從里老自述時的勢蹙情苦中體味出忍痛負重的精神，也自老杜的回應中見出對國民義務的強調。至于“三吏”“三別”，黃氏承認其有記錄社會“黑暗面”的性質，但《垂老別》以戰士口吻自悲老境，實是傳達了與其死于離亂，不如殺賊而死的昂揚戰意，所體現的是老兵對國民義務的明確認識；而《新安吏》所謂“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者，也正是杜甫自吞眼淚安慰他人的詩句。就此而言，寫黑暗面是老杜作為詩人的真摯處，而積極承擔黑暗的姿態則將老杜個人的真摯擴大為對于國家的忠貞。[22]

一方面強調古典詩人杜甫的儒生本色，另一方面又借杜詩說明民族危機下的國民義務，黃芝崗的杜甫詮釋在維系“歷史真實”與呼應“時代需要”的過程中充滿了彈性與分寸感。相形之下，易君左的“國族的杜甫”明顯激進許多。

然溯其淵源，這類在解杜時對國民政府官方意識形態的迎合，早在“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中便已有先例。1931年第9期《認識》發表了陶愚川《站在三民主義文藝的立場上論杜甫》一文。作為CC系骨干陶百川的弟弟，又是當時“有志于研究文藝的青年”，陶愚川的文化立場趨近于國民黨，而《論杜甫》的調性也與其在一年前發表于《時代》的《如何突破現在普羅文藝囂張的危機》一脈相承，力圖借助杜甫形象鼓吹國民黨當局所推行的“民族主義文藝”，反撥左翼文藝與自由派文學。

在自陳寫作動機和總結文章立意時，陶氏借佛典“鸚鵡救火”之譬指摘當時的普羅文學、浪漫派、頹廢派及“新月派的所謂的古典文學”，呼吁“信仰三民主義的青年”“應用三民主義的文藝做武器，和他們作一殊死戰”“終得盡我們的心力去撲滅這種燎原之火”。其認為提倡三民主義文藝的關鍵在于發揚國粹，即運用既有文學文化資源，為構建古典傳統提供歷史依據，從而擴大“三民主義文藝”的社會認同。具體說來，便是要“將古來和我們有同感的文人，介紹出來，將他們的性格思想，作一詳細的分析，使旁觀者和我們表同情，把他們信仰古人的精神，來信仰我們”。而陶氏在古詩古史中首先尋找到的一位重要“同志”便是杜甫。陶氏認為杜詩中有不少作品能夠體現三民主義的思想意涵，自信其圍繞“老杜對于民族民權民生的思想及與本黨政策不期而合之處”所作闡發并無曲解，若“老杜有知，當亦把臂呼我為知己矣”[23]。

在概括了杜氏生平與性格后，陶氏以杜詩為基礎運用三民主義理論范型歸納了杜甫思想，并在論述中引入“國父遺訓”為參照以確保論述的方向感與分寸感。就“民族”而言，陶氏主要從“非戰”與“對中國固有道德的奉行”的角度去理解杜甫：其所以作詩非戰，是因其將戰爭看作導致國弱民危的根源；此外杜詩中多有體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傳統道德處，二者皆體現了老杜的國族認同。至于“民權”，陶氏并不諱言杜甫對于朝廷君王的擁護，令其詩作難以見出現代意義上的民權思想；但也強調在封建時代杜甫不少詩作代民眾呼吁，指斥社會不端以促上層覺醒，已接近樸素民權。在“民生”上，陶氏則從反映戰亂時代自身貧困和譏諷豪富揮霍無度的詩作中，讀出了止息戰斗、節制資本的含義。

客觀來講，陶氏所刻意構建“三民主義的杜甫”基本照映于彼時南京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官方意識形態，在細部觀察下也難掩拼湊之感。究其根源，乃陶氏在解說“三民主義的杜甫”時缺乏充分理論支撐，反而以國民黨政權現實訴求為導向：就“非戰”而言，所謂戰爭致使國家貧弱、民生不安的論斷，有將矛頭指向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在蘇區開展的反“圍剿”斗爭的意味；強調中華民族固有道德則呼應于彼時首都文化圈風行一時的三民主義“儒學化”；而在民生問題上重申“節制資本”，由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聯系到現實中上海市政府興建平民住所容納勞工的舉措，則著意緩和彼時尖銳的階級矛盾，凡此種種，無不有意回護南京當局統治。就此而言，“三民主義的杜甫”在政治層面的象征意義無疑重于文化層面的思想意義，而陶氏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詩人形象建構，也削弱了杜甫作為文學主體的獨立性，以至于有將之降格為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人形圖解的傾向，這便限制了“三民主義的杜甫”所能取得的認同范圍。

陶氏運用黨義闡發杜甫的邏輯，也延續到了抗戰期間易君左對“國族的杜甫”的建構中。但有所不同的是，受戰時社會整體民族主義語境強化與政黨內部“總裁制”確立的影響，在意識形態領域為國民黨所奉行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已有調整：“民權”“民生”漸趨邊緣，“民族”反而臻于至上。故《杜甫今論》緒論部分易氏便在保留“民生第一主義”作為老杜社會觀的基礎上，直接把“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口號“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冠上“主義”的名頭，作為老杜的人生觀與政治觀。正文中復以“國家至上主義”為貫穿全文的核心概念，謀篇布局上不再沿用經典“三民”結構。塑造過程中刻意追摹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理論框架，易氏“國族的杜甫”的深層政治肌理可見一斑。

三 “人民的杜甫”的崛起及論爭

易君左的“國族的杜甫”及其內在邏輯亦有流衍，這主要體現在國統區文化界對解放區紅色政權所倡導的“人民的杜甫”的接受及由此引起的學術論爭中。除重慶、南京，延安也是“抗戰時期的杜甫”形象建構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以桂濤聲、翦伯贊、胡喬木、錢來蘇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開展的杜甫思想闡釋工作，時間上自戰時綿延至戰后，空間上遍及前線、邊區與國統區，在具體操作中，更是廣泛調動了杜詩文本與鞏義杜甫墓、延安杜公祠等多種文化資源。其塑造的老杜形象，由民族大義生發的愛國精神與抗爭意識，自然是其中重要的價值面向，這也同“國族的杜甫”相契合；而以唯物史觀與階級論為理論基礎，對老杜詩歌創作基于人民立場訴說民眾苦難，代被壓迫階級發言之特征的強調，也使得延安主導下的杜甫形象建構，呈現出鮮明的“人民性”，具備了廣泛的認同基礎與強勁的輻射能力。

就“人民的杜甫”國統區傳播而言，翦伯贊之解杜較具代表性。作為“七七”前夕秘密入黨，抗戰全面爆發后主要活動于重慶的歷史學者，翦氏在1944年第9卷第21期的《群眾》上發表了長文《杜甫研究》，有意運用左派史學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方法，對老杜所處之時代，老杜的思想、生平與創作進行系統考察，勾勒其“人民詩人”的總體形象。

以史學家的眼光觀察古典詩人，翦伯贊尤其注重杜甫所處的時代背景，認為唐政權以天寶之亂為轉捩點，文學亦因之由靜轉動，而老杜“正是這個變局時代的詩人”。相應的，杜詩價值不僅系于“美辭”，更來自為個人、大眾與時代的苦難而哭叫的現實主義精神。而在翦氏對杜甫情感與性格的概括中更能體現其“人民詩人”的品性：“杜甫的情感，不僅表現在家人骨肉和朋友之間，也表現于對當時貧苦人民的關懷。……即因他了解窮人的痛苦，同情窮人的痛苦，所以他痛恨當時的剝削人民的貪官污吏。……富有不屈的氣節，最真摯的情感，同情貧窮人民，痛恨貪官污吏，這就是杜甫的性格。”[24]通過強調老杜對貧困人民的關懷和由了解同情窮人之痛苦而產生的對貪官污吏的痛恨，翦伯贊指認了老杜的人民立場；而將矛頭指向剝削本身的做法，則暗示了老杜的階級歸屬。

應該說，翦伯贊的《杜甫研究》所塑造的“人民的杜甫”形象色彩甚為鮮明。但問題是，在國統區進行此番闡發，必然為翦伯贊的相關工作招致更多反對的聲音與更為嚴格的審查，據作者事后回憶，文章發表前便被審查官刪去大量內容，以致前后文意不通，正式發表的版本中，便有“下被略八百字”等標記；就內容而言，是文確乎存在著由“撰者對杜詩未能詳細閱讀和慎重使用”所導致“記載多訛”的問題，這也給趨近國民黨陣營的知識分子開展學術論爭兼政治反駁留下了一定空間。

翦文刊布后引起了杜呈祥的注意。杜氏畢業于北大歷史系，時任國民黨中央團部編審室編審，亦有一定研杜心得。1945年他在《文化先鋒》發表了題為《與翦伯贊論〈杜甫研究〉》的商榷文章，指出翦文的材料誤讀與史實錯謬。例如，翦氏將《贈李白》中的“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兩句詩看作老杜的自敘，并據此斷定他曾經是一個“醉酒狂歌”的青年；而在引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時，更將原詩題中本義為“擔任”的“充”字當成了郭氏的名字，在引文下自注“送郭充詩”四字，以致大謬。學術謬誤自然亟待辯正，但在杜呈祥看來，翦文潛在的意識形態導向及其政治影響也值得提防。在論述安史之亂時翦氏寫道：“不久，肅宗即位于靈武，新的抗戰政府在西北出現，這才收回首都扭轉危局。”[25]作為國民黨籍知識分子，杜呈祥對此類影射相當敏感，遂有意通過學術指瑕動搖翦論的合理性基礎；并重申易君左等人建構的足以體現中央意志的“國族的杜甫”的價值意涵以抵消植根于西北的“人民的杜甫”說的影響。

在《杜甫研究》中，翦伯贊就刻意削弱了“吟風弄月，留連光景”“歌功頌圣，贊美權要”之作的存在感，著意強調杜甫對身世與時代的忠實記錄所體現的現實主義精神。其目的正在淡化杜甫寫作中的消閑心理與歌頌姿態，在嚴肅化杜甫的同時，拉開其與統治階級的距離，從而強化以革命性與批判性為核心的“人民的杜甫”的總體形象。對此，杜呈祥指出今人立論，不能脫離8世紀唐王朝的具體時空看待杜甫的詩作，將其等同為現代意義上的革命詩人；自然也不能片面隱飾杜詩中“不夠革命”的部分：

杜甫曾在他的詩里面歌頌過唐太宗，玄武（宗）、肅宗和代宗（自然也諷刺過唐玄宗等），更歌頌過郭子儀李弼、嚴武、張鎬和一般參加過中興事業的人。最可注意的，是杜甫本來是反對當時藩鎮們的割據行為的，但一聽到他們要取銷割據，入朝稱臣，他也“歌頌”起他們來了……[26]

客觀來講，此一番“持平之論”確乎擊到了翦論的偏執處，因為翦文通過強調杜詩革命與批判的一面所建構起來的詩人形象，雖鮮明有余，卻也不夠全面。但當引入杜詩中的歌頌作品以為校正時，杜呈祥亦在其中安置了自己的政治表達。具體說來，杜氏并不否認杜詩對貪污剝削的記錄與批判，卻強調老杜對唐王朝建立以來，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后諸多參與中興事業的明君賢臣的歌頌。這便重新肯認了老杜與統治階級的客觀聯系，也有意將老杜的立場，由批判剝削而指向“革命”的陣營拉回到襄贊中興而維護“建制”的一方，循此邏輯推演，則杜甫對于統治者的諷刺，也消弭了批判火氣轉而生出勸諫意味。關于藩鎮割據問題，杜文的指向性尤其明顯，所謂老杜“反對獨立割據，歌頌入朝稱臣”實則將問題引向了現實中獨立于重慶國民政府之外的延安紅色政權，這既是國民黨籍知識分子借解杜貫徹黨國推進統一的政治訴求的體現，同時也是針對翦文所謂“出現于西北的新抗戰政府”作出的策略性回擊。

總體上看，杜呈祥于辯正中重申的諸多要點，如老杜與統治階級的非對抗性關系，老杜對民族中興的積極態度以及老杜對國家統一的渴望等，皆可歸于“國族的杜甫”的基本價值范疇。易君左的“國族的杜甫”建構，確乎為杜氏的反駁提供了必要的話語基礎，以此為契機，杜呈祥也正式介入了“國族的杜甫”的闡發，并將相關工作延續到了戰后。

1946年6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一月有余，杜呈祥便在《三民主義半月刊》上再度發表了1945年元月的舊文《杜甫的愛國思想》。就文章內容來看，雖不少觀點承自“與翦氏商榷文”，但論述更為舒展充分，杜氏提出，古今中外大詩人之偉大處通常在于其對國家民族真摯的熱愛，而這種感情在國族危機的背景下和個人失意的境遇中表現得尤為深切。就其與抗戰時期的杜甫的關系而言，杜氏演述邏輯依舊遵循著國家民族至上的軌道，至于將封建時代下斯人系于君主的忠心代換為對國族的熱愛的操作，則更與前文于右任點撥下易君左的相關表述如出一轍，這也顯示了“國族的杜甫”在國民黨陣營知識分子間的承遞。與此同時，杜呈祥對“國族的杜甫”的闡發亦有照映于戰后具體文化語境和國民黨政權現實訴求的成分。對于剛剛還都的國民政府而言，懲治違逆，推進統一和實現中興等，已逐漸由戰時服務于抗戰的政治愿景蛻變為維系戰后國民黨政權體制合法性的現實課題，這必然影響到國民黨政權的施政方針與彼時首都文化圈的整體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身處其間開展杜甫闡釋工作的杜呈祥。

與彼時國民黨政府正在進行的針對附逆漢奸的清算工作相照應，杜氏在行文中專門闡發了杜甫的氣節。根據安史之亂期間肅宗即位于靈武后移行于鳳翔的史實，杜呈祥饒有意味地將唐王朝的“東西兩都”洛陽與長安，并稱為“南京”，指斥留居此間的鄭虔、王維等人接受偽職，以此反襯杜甫的堅守：“杜甫的愛國熱忱和貞亮大節，是并世的任何詩人所不能企及的。”[27]在局面甫定而忠貞問題亟待辨析的情況下，強調杜甫本人之氣節，杜氏此舉無疑是希圖以“國族的杜甫”介入討論，作出合于國家民族利益的引導。除清算漢奸問題外，戰后解放區紅色政權在南京的政治表達中也被進一步扭曲為推進國家實質統一的主要阻礙。對此，杜呈祥的杜甫言說基本延續了之前反駁翦伯贊時的邏輯，仍借老杜《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中對河北諸將“首舉祿山以示戒，繼聳動之以周宣漢武，又勸勉之以孝子忠臣”[28]的表述，向被視為“藩鎮”的解放區傳達所謂“停止割據，服從朝廷”的聲音。至于對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與抗戰勝利后的國民政府的歷史任務——中興事業，杜呈祥則有意將其置于老杜由愛國而忠君的邏輯鏈條中的關鍵節點上加以凸顯，并以此訓育國民，引導其對國民黨統治的積極認同。在他看來，老杜所以有“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之忠君姿態，是因其將君王視作實現自己“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的政治理想的關鍵。[29]

但問題是，在抗戰勝利、國內主要矛盾轉移的歷史背景下，杜呈祥的杜甫闡釋仍然堅持從“國家民族”的立場出發，通過重申老杜對待藩鎮的基本態度來向延安施壓，借老杜以愛國精神為底色服務于“中興”理想的“忠君”姿態來提點國民對統治者，特別是對領袖的擁護，就實際效果而言，無疑是在指認國民黨在政治版圖上的中心地位，從而為其獨裁統治張目。

就戰后杜呈祥所勾勒的杜甫形象來說，雖襲有“國族的杜甫”之形貌，但在精神內核上不僅與戰后革命化與民主化的時代浪潮相悖，也偏離了國家民族真正利益之所在。而歷史地看，由易君左等人所構建的“國族的杜甫”中呼應于“黨國”的部分屬性，在戰后被杜氏當作價值重心，以致出現以國民黨的黨派利益置換國家民族利益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興起于抗戰的“國族的杜甫”正不可避免地趨向僵化與庸俗化。

余論：追認古典詩人的限度與路徑

在戰時追認和重塑杜甫的形象，不僅關涉著古典文學史的學術工作，也呈現出因應民族危機的文化政治屬性。此間易君左、杜呈祥所展開的，不但是對杜甫文學史地位的厘定及其文學價值的辨晰，也是在將其引入自身的政治表達程式。就文化政治而言，在聚訟紛紜的文化場域中，把握易、杜等人相關工作的核心依據，正在其堅持將基于民族立場的“國家-文化”認同作為處理杜甫形象的關鍵原則。就學術史而言，戰時政治話語競逐中處在“被追認者”位置上的杜甫，其文學史形象亦必隨彼時社會思潮的起伏而發生不同程度的演化，由此亦衍生出兩個必須反思的問題。

其一，關于追認古典詩人的限度意識，亦即在建構詩人偶像的過程中，如何平衡歷史真實與時代需要之間的關系。易、杜等趨近重慶國民政府的詩人學者的杜甫闡發，就常有策略性地處理“真”以凸顯“善”的情況發生。我們無法否認此類處理承自民族危機的時代合理性，但也必須指出其與歷史真實的距離限制了自身的學術價值及必要的理論縱深。值得注意，追認的展開是以密切關涉著現實政治的話語交鋒為背景的，相似的論辯邏輯促使易、杜等人對杜甫的詮釋，游離于指向多元闡釋并存的商兌之外，而更偏向于全能主義基礎上的對詩人整體形象的強力指認及其內在純粹價值的排他性明確。在這種情況下，限度意識就更難能可貴。上文黃芝崗的解杜側重在儒生本色與國民責任之間的靈活調整，客觀上也是在以另一種可能來維系其整體論述的限度意識。

其二，關于追認古典詩人的路徑選擇，換言之，在調動古典詩人及其詩學資源以因應民族危機的時代主題時，是否必然將其引向政治化解讀？具體說來，抗戰前后的杜甫建構在詩人偶像的價值空間中所共同造就的“抗戰”“非戰”之根本對立和“抗戰”前提下“國族”“人民”之相對分殊的基本局面，一方面照映于交戰雙方動員抗戰或貫徹侵略的實際政治意圖，另一方面也是國家集權和人民民主不同政治理念的現實投射。歸根結底，抗戰時期杜甫成為詩人偶像，進一步擴大認同基礎的過程，同樣也是政治化解讀漸趨強勢，進而成為詩人形象詮釋主流方向的過程。

但在政治化解讀之外的追認路徑，亦可取得具有相當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的創獲。在這個問題上，抗戰時期馮至的杜甫研究便足為參照，其以《杜甫傳》為核心的系列撰述，就明顯逸出了彼時頗為熱烈的政治化解讀，而以存在主義哲學為基點，試圖從民族危機背景下個體存在的向度著手討論杜甫。馮至充分肯定老杜的“愛國愛民之政治熱情”和“忠于藝術的創作熱情”，并強調貫穿老杜做人作詩始終的執著精神，認為他的生活態度里“沒有超然，沒有灑脫，只有執著；執著于自然，執著于人生”[30]。因此，當安史之亂爆發，多數著意體現盛唐精神的詩人迎來創作收束的時刻，杜甫卻以擔當姿態敘述起時代、國家與人民的苦難，反映王朝由盛轉衰之際的社會生活，奠定了自身詩歌實踐的價值。值得注意，此處所謂老杜對于自然人生的嚴肅態度，體現在社會實踐與詩歌實踐中的執著精神以及面對時代苦難勇于承擔的姿態，而馮至對杜甫形象的闡釋，也為面臨民族危機的個人如何處置社會的關懷與自我的承擔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具體典范，具有著不容磨滅的現實意義。

總的來說，借由以杜甫為核心的戰時詩人偶像的塑造這一抗戰時代獨特的文化政治，易君左、杜呈祥等詩人學者，在因應時代主題的同時安置了自我的政治表達；而杜甫的古典詩人身份，又令這種文化政治呈現深度關涉著古典學術史的追認屬性。在其具體展開中所呈現出的限度意識與方向感，則是我們必須返回歷史語境進行理解與反思的關鍵問題。

注釋：

[1]詳見周興陸《“非戰”論與現代杜詩學》，《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

[2]《國民政府軍委會宣傳部公函（武字第一一九號）》，《安徽政治》1938年創刊號。

[3]克來：《杜甫的反戰詩》，《中國紅十字會月刊》1937年第26期。

[4]易君左：《謁少陵先生草堂》，《民族詩壇》1939年第2卷第5輯。

[5][6]易君左：《謁少陵先生草堂》，《民族詩壇》1939年第2卷第5輯。

[7][8][9][10]易君左：《杜甫今論（一）》，《民族詩壇》1939年第3卷第2輯。

[11]易君左：《杜甫今論（二）》，《民族詩壇》1939年第3卷第3輯。

[12]易君左：《杜甫今論（三）》，《民族詩壇》1939年第3卷第4輯。

[13][16]王俊：《反戰主和的詩圣杜甫》，《中央導報》（南京）1940年第1卷第13期。

[14]金戈：《杜甫反戰詩歌的研討》，《民意》（南京）1940年第1卷第2期。

[15]許惕生：《杜甫的反戰文學》，《中日文化》（南京）1941年第1卷第1期。

[17][19]易君左：《杜甫居蜀第三年》，《精神動員》1941年第2卷第1期。

[18]易君左：《杜甫的時代精神》，《時代精神》1942年第7卷第1期。

[20]易君左：《杜甫的時代精神》，《時代精神》1942年第7卷第1期。

[21]黃芝崗：《論杜甫的儒家精神》，《學術雜志》1943年第1卷第1期。

[22]黃芝崗：《杜甫詩論國民義務》，《民族正氣》1945年第3卷第3期。

[23]陶愚川：《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上論杜甫》，《認識》1931年第9期。

[24][25]翦伯贊：《杜甫研究》，《群眾》1944年第9卷第21期。

[26]杜呈祥：《與翦伯贊論〈杜甫研究〉》，《文化先鋒》1945年第4卷第21期。

[27][28][29]杜呈祥：《杜甫的愛國思想》，《三民主義半月刊》1946年第9卷第5期。

[30]馮至：《杜甫與我們的時代》，《萌芽》1946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