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20世紀80年代寫詩和創辦民刊《他們》，到90年代大量創作中短篇小說，再到新世紀致力于長篇小說，直至近年回歸詩歌和重拾中短篇小說，中間穿插著散文、隨筆寫作，韓東的文學人生如同他的語言一樣明晰，呈現為階段性歷程。韓東自稱是個隱士型作家，他雖一直堅守在文學現場，但始終與主流文壇保持距離，就像行走在一個獨立的程序中，按自己的節奏填充著他的詞語、想象和獨特的人生體驗。“我和我的同代人總是脫節的。年輕時一些人默默無聞，而我已經在‘文壇’面露崢嶸；當他們成為名流，我卻半生不熟，或者像一壺總也煮不開的水，不能在成功的指標上沸騰。”（1）這是韓東的自我定位，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成敗得失，然而，作為作家的韓東必須領受這份錯位的孤獨。他的成功不是名利上的沸騰，而是堅守中的自成一格，其寫作上的自由精神足以支撐他在新世紀之交確立的“生存”空間，這符合韓東的天性。他愿意在寫作中持續不斷地發力，以求達到極致的效果，而這種極致里又充滿了有限性，我們能感悟到的，恰恰是極致與有限之間的張力。張力之美是韓東創造的一個源泉，也是其文學詩性的根本。

作為文學方法論的日常敘事

韓東的文學寫作從詩歌開始。作為山東大學的校園詩人，像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他在80年代的詩歌黃金歲月中選擇了分行文字作為自己文學生涯的起點。在《有關大雁塔》《你見過大海》等帶有反朦朧詩色彩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解構者和抵抗者的形象，但這種反叛仍然只是語言和詩歌本體的，而不一定反對整體歷史與文化機制。現在回頭來看，韓東并非僅在形式實驗和語言快感上追求表面的狂歡，他不是怪力亂神的作家，這一點有違其寫作初衷。在《山民》《海啊，海》等早期詩作中，韓東留下了相對樸素的美學印記，最終呈現為符合其心性的抒情法則。

90年代初，韓東開始小說創作，早期作品如《恐怖的老鄉》《乃東》《反標》《農具廠回憶》《描紅練習》《同窗共讀》等，多是作家調動生活記憶的一種再創造。小說中大量使用現實細節描繪，尤其是語言上干凈簡練，無限伸向冷眼旁觀式的表達，讓他的小說突出地體現出日常敘事的特點。韓東可能并不是講故事的高手，但他熱衷于講故事，當他的故事順著情緒流向前推進時，我們體驗和感受到的，恰恰可能是一種被欲望支配的追趕之意。他的細節敘事不是靠劇烈的矛盾沖突和離奇的情節推動，而是一種常態的心理現實。我們在韓東的小說中很少讀到“例外狀態”，即便有非常態的意外事故，也可能被他處理成了常態的生活流敘事。就像他曾經說的那樣，小說就是“把真事寫假”，其目的是“在事實中發現多種未實現的可能性，發現神奇”。（2）將真實發生的事情轉化為虛構的創造，更像是冒險，作家不得不直面記憶的轉化。在韓東的很多小說中，真實的記憶被重組為一個個回望的故事，由欲望、情感和愛的力量驅使著，去完成超越具體敘事的潛在使命。

如果說韓東早期詩歌中有著反叛的基調，那么在后來的小說創作中，他更多訴諸的是一種否定和批判美學，這種否定既是對應景式寫作的警惕，也是對那些一成不變的小說觀念的反撥。他從傳奇中抽身而出，“向自身靠攏”，（3）專注于對日常生活“平易、流暢、直接和尖銳”（4）的書寫，這是韓東作為小說家的角色所承擔的使命。在從反叛到否定的寫作轉型中，韓東“喜歡挖苦和戲劇性的效果”，他將對文學的認識轉嫁到語言的消耗中，讓它們成為一場“與日常的責任緊密相連”的文學勞作。（5）所以，韓東的寫作一直是向內的，它與時代的宏大敘事關系不大，就連他的“年代三部曲”（《扎根》《知青變形記》《小城好漢之英特邁往》），看似是對歷史的“再造”，但寫的是自己隨父母下放時的早年生活經歷，且表征為時代的記錄和備忘。“我關注的不是‘文革’題材而是日常生活，只是它恰恰發生在那個時期。這種日常生活是實際的，不是概念。”（6）韓東在處理日常生活時立足于當代性，其批判、否定與建構的行動都是對當下現實的忠誠守護。即便有時他希望能放飛自我，讓語言傾瀉而下，也總是在適當時候將其收回來，并回歸內心現實的平靜。就像他控制敘事的節奏，從來不是跌宕起伏，而是不動聲色，如同偵探破案一般保持著隱秘的行動力。

在早期中篇小說《三人行》中，韓東在敘事中隨著節奏的變幻而不斷地超越個體經驗，讓事件最終變成故事，并延伸出了某種無限性。《在碼頭》同樣也是如此。王智、馬寧和費俊三位“知識分子”在碼頭送朋友老卜上火車，卻在極其日常的狀態中出現了意外，它來自人性中隱秘而幽暗的部分，無法清醒地去解釋，但又無時不存在于我們的普通生活中。而在中篇小說《障礙》中，韓東在性與愛之間不斷地游走，既依賴于性在男女之間的彌合，又時刻游離于性而求助于情感，但這些都是身體和心靈的枷鎖，因此，性既是情感的潤滑劑，又是溝通交流的障礙，這種兩難支配著矛盾沖突的產生。在這些關于人性、情感與倫理的小說中，韓東試圖以情節的推動來激活敘事的潛能，讓故事保持新鮮感與活力。也就是說，韓東的文學理想呼應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是故事背后所透出的復雜人性，且還關涉到語言的直白所造就的透明質地。韓東所鐘情的日常生活與節制的語言表達，讓他的小說從傳奇和軼事中逃逸出來，回歸到生活的常態之中。他始終在凝視著語言與生活，而它們反過來也在凝視韓東，這雙重的凝視塑造了一個新生代作家幾十年的寫作辯證法。韓東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經驗被他描繪和敘述成了我們可以共情的文字風景，而我們從他的作品里又不斷還原出愈來愈陌生的作家形象，時而冷靜，時而善意，時而又陷入“悲傷或永生”中，那種分裂、撕扯與融合投射在一個人身上，又形塑了一個精確的韓東。

日常生活對于韓東的寫作來說是個關鍵詞，無論在詩歌還是在小說中，他都專注于書寫個體瑣碎的經驗，它們是敏感的、微妙的，韓東就是要寫出隱藏其中的障礙、困頓與難言之隱。在生活與寫作的較量中，“日常生活和個人化敘事具有天生的瑣碎性、瑣屑性，它們不僅可以消解、解構體制、秩序、規范、宏大敘事，同樣也可以消耗、掩埋小說寫作中有限的智性和敘事張力”。（7）這一點預示著韓東小說的隱秘格局，同時也提出其寫作中存在的困境。韓東曾做過自我辯護，但其恒常的美學已經決定了他會以堅守來處理變化中的時代經驗，而本能的主體意志也讓他在自我認同中找到了信心，即他在不同的變體中靠近了規范。規范總有對感覺的規訓，而面面俱到的規訓式寫作不是韓東的美學追求，從一開始確立的理念和法則就讓他將這些顧慮都排除在外，他“喜歡著力于一點，集中精力，敘述上力圖簡略、超然”。（8）這與其說是韓東對小說的自我闡釋，不如說是他一貫的寫作策略。他在方法論層面身體力行，同樣也是在價值觀層面來建構自己獨特的文學審美體系。

寫作與真理的關系

韓東一直熱衷于講故事，但他的故事并不是傳奇，而是一種朝向個體現實的內在挖掘與重塑，這種“封閉”的日常故事可能并不承擔向外的啟蒙責任，相反激發出了一種反抗的力量。韓東并非要刻意消解故事，一些作家試圖達到的傳奇性在韓東這里不過是一種偽裝，他認為虛構和想象的力量，必須要通過現實經驗來進行轉化，否則，想象在小說的世俗層面上是無根的。因此，有別于志怪書寫的天馬行空，韓東在“人與事”的當下感上用力，并契合了一種新的現代生活邏輯。與傳統的現實主義相比，韓東的小說很大程度上屬于心理現實主義，既在細節上追求具象，又無不指向虛構體驗。就像他將自己所關注的存在轉換為情感，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很難描述，隨之而來的是“生存的情感被抽象為關系”。（9）哲學的思辨相應地浮出水面，直指一種形而上的真理性和“對隱匿的可能性的探求”。（10）

韓東很多時候是立足于個體當下經驗的在場，去書寫權力、欲望和幽暗的人性。他一直在寫人，寫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寫人與世界的關系，但他小說中的人物并沒有過于鮮明的性格特征，甚至都談不上所謂的“典型性”，如其所言，“我的人物皆是窮途末路者，身份卑微，精神痛苦”。（11）這些小人物隱秘的歡樂或悲傷，構成了韓東小說書寫的一種內在秩序。這種秩序的凝聚才是他著力創造的個體小說美學。很多時候，那個敏感緊張的“我”，那個不愿意主動與時代發生關系而總是被動承受的“我”，更像是韓東自我形象的投射，帶有某種“自敘傳”意味。

在韓東的中短篇小說中，主人公個體經歷的浮現總是摻雜著他的觀察、行走與自我體驗，像《挾持進京》中的“我”、《綿山行》中的郭健等，在他們身上都有著作家作為親歷者的影子。韓東如實地將見聞記錄下來，恰恰建構了他服從生活的一種教養。當然，他不是刻意逢迎之人，在很多原則性問題上絕不妥協，以平和的心態生活，也造就了他在寫作中的平和姿態。而韓東的生活是簡單的，這種不主動擁抱生活的做法，是否造成了他與時代的隔膜？當我們以此質疑韓東小說創作的封閉性時，也會從側面帶出一種潛在的美學：他不負責解決每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合法性。如同他筆下的人物只對自己負責，有時好像顯得有些冷漠和不近人情，然而，在現代社會中，這種人際關系是簡單的，它更有助于自由的思考和創造，而不受各種關系的羈絆。韓東的自由思考和他筆下的人物達成了共識：不刻意追求世俗的成功，在順著生活流前行時，要在“自我講述”的內部世界里踐行自己的文學價值觀。

既沒有傳奇故事里的獵奇快感，也沒有古典小說中性格鮮明的典型人物，韓東筆下小人物的生活能否征服讀者？與其說他不斷地向內收縮，不如說他放棄了向外的擴張，而在一個相對自足的空間里主宰敘事節奏。他能把控的就是線性的邏輯，在與生活的對話中呈現人世的幽暗。像他在《花花傳奇》里為一只貓作傳，書寫的是現代社會人性異化對動物所造成的“傷害”。這種悲憫源于韓東向下看的眼光，他本能地探討了人在精神困頓中所堅守的道義和尊嚴。《古杰明傳》書寫的也是一個非典型性小人物古杰明在特殊歷史時代的遭遇，他的人生輝煌與“失敗”都無不指向了內在的循環——與時代的錯位導致無法走出人生的怪圈，只能承受歷史的審判。在這些帶有現代寓言色彩的作品中，韓東通過對各種人物的塑造延展性地通向了一種哲學思考，并以此確立人的命運感。

在對那些卑微之人的書寫中，韓東的處理有別于底層小說的介入性策略，他是出于對無望之愛的堅守而逼迫自己植入了反諷，但是他要達到的還是反抗絕望的心理現實。這也恰好佐證了韓東對自己寫作的定位：“我的根本問題，簡言之就是：寫作與真理的關系。”（12）這一貌似宏大的愿景，暗含著韓東的某種“野心”，他要解決的是更具哲學維度的命題。也就是說，他書寫的那些瑣碎的生活日常，并不是“破碎的精神景觀”，（13）而是折射出了他的信仰——追求寫作與真理的關系。何為真理？“真理自身是一種時間現象。它是持續的、永恒的現時之反照。”（14）而對于真理問題，韓東是以獨特的敘事和生動的情節推進，在各種邊緣化的游蕩者身上體現出來。他也曾流露出對真理問題的關注——“在當今的時代里，真理最為迫切”，（15）而韓東希望召喚出的是自己追求真理的過程。這是否證明作家內心的某種精神烏托邦情結在主導著他努力的方向？然而，韓東在小說中并沒有過多地表現赤裸的哲學說教，也很少去發表議論，“既不追問意義也不尋找借口”，（16）這種寫作是不是乏味的？他鐘情于“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強力敘事，從而讓敘事本身來強化存在的意義。

寫作與真理的關系是需要建構的。日常敘事與那些進入不了歷史的小人物，作為一種更廣大的存在，可能才是我們生存的真實狀態，這些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真理。韓東的寫作直指這種恒常的存在，雖然不同于我們理解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環境和典型事件”，然而，誰也不能就此否認韓東所提出的寫作指向真理這樣一種價值觀。他把現實的壓抑、困惑和焦慮轉化成了具體的場景，打破了以鏡面的形式來反映現實的格局，而是將其作為變形了的參照，去映照出我們“眼中的真實世界”。

詩歌是起點，詩性是終極

韓東以詩出道且早已建立起自己的風格，后因“詩到語言為止”這種極致詩歌觀而被符號化和標簽化。這些給他帶來的影響，并未讓一個作家擺脫對寬廣的文學格局的追求，小說是韓東詩歌寫作的自然延伸。如果說80年代他在詩歌寫作上所反叛的一切，只是產生了消解的詩，這是一種作品的“未完成”，而他在90年代從事小說寫作，則是對過去“未完成”的某種接續和補充。韓東曾在一篇小說中借人物之口談到了自己的詩歌寫作：“正如讀者朋友所了解的，我開始時寫詩，逐漸有了一點名氣。但詩歌寫作并不能維持我的生活。相反的倒是越寫越窮，人也越來越灰。于是近年來我轉向小說寫作。對于那些關心我詩歌寫作的朋友，我想告訴他們：我并未如外界認為的那樣已放棄了詩歌。只是我不再讓詩歌承擔我的生活抱負，讓它們從不堪重負的境況下解剖出來吧！”（17）為了彌補遺憾，他在小說中還恢復了寫于西安時期《有關大雁塔》這首詩被刪除的部分，從而保持了詩的完整性。從詩歌寫作轉向小說寫作，韓東既有世俗成敗的考量（解決物質生活的手段），也有對封閉式語言創造的警惕。他必須從單純的詞語想象中解放出來，將寫作置于更具敘事可能性的邏輯秩序中，如此方可喚醒那些沉睡的“無用之詞”。因此，從詩歌開始的文學征程，語言是起點也是終點，而在這一循環中，韓東的寫作始于詩歌，而終于詩性。

因有長時段的詩歌寫作經歷，90年代的韓東一度被稱為“詩人小說家”，（18）很多人在談論韓東的小說創作時，總會自然地引入他的詩人身份，這甚至成了其小說創作吸取的資源和能量。雖然文體不同，但他整體上的文學觀念是一脈相承的，“我喜歡單純的質地、明晰有效的線性語言、透明的從各個方向都能瞭望的故事及其核心”。（19）其詩歌寫作的策略也會滲透到小說創作中，這種隱性的傳遞檢驗的正是韓東文學觀念的普適性。他有時會在小說中借人物之口來談論詩歌，也會將詩歌文本植入小說中，以構成“以詩證史”的互文性。“韓東小說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對何種生活經驗的選擇上，而是對之最富有想象力部分的提純上。詩歌作品對他小說的進入，成了韓東完成這種提純的一個有效技巧。”（20）韓東不以寫詩的方式來寫小說，只是那種冷靜的語言讓他的敘事偏于枯瘦，但又不失超然。因小說創作在同時代作家中顯得另類，韓東一直被冠以“先鋒”之名，然而，他的先鋒不是體現在繁復的技巧上，而是某種內在氣質，包括冷色調的幽默與灰暗的虛無感。

由此，我想起了韓東的一首詩，名為《多么冷靜》，正契合了韓東小說寫作上的觀念選擇：“多么冷靜/有時我也為之悲傷不已/一個人的遠離/一個人的死/離開我們的兩種方式/破壞我們感情生活的圓滿性/一些相對而言的歧途/是他們理解的歸宿/只是他們的名字遺落在我們中間/像這個春天必然的降臨”。（21）冷靜中透出的悲劇性，在語言修辭上有所呈現，而且也大面積地分布在了各種人生困惑、領受與覺悟上。除了中短篇小說涉及這樣的主題，韓東的長篇小說《我和你》《中國情人》《愛與生》，同樣也在情感轉換上延續了冷靜的智性。其筆下人物沒有絕對的自我身份認同，他們也置身于危機之中，而生活的難處不是居安思危，而是遠離死亡背景下的自我放逐。詩歌在韓東的寫作份額中處于減速狀態，而小說于他，則成了加速運行的富有容量的創造，他在試圖理解人生的時候，也是在釋放語言對接敘事的可能性。

韓東說他反對把小說當詩寫，這一點從其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不是像沈從文和廢名寫詩化小說，他雖然在小說中引用詩歌，但擺脫了詩對小說的綁架和束縛。“以詩歌獲得的經驗寫小說，這毫無意義。”（22）韓東將詩與小說歸屬于兩條路徑，也是要挑戰自己在文體跨界上的處理能力。作家適應這種自然的轉換，并在對語言的運用中跨越了文體界線，通向了確立自身風格與規則的境界。這再次印證了韓東強調的寫作與真理的關系：真理不是常規，而是常態，乃至于成為一種常識。他將所有的神奇都還原成生活本身，并不惜動用反諷和帶有強迫癥色彩的執拗，去完成對平凡生活的流水賬式記錄。堅持對平淡“無聊”生活的書寫，在有些作家看來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對于韓東而言，可能正是一種必要的努力。就像有評論指出韓東小說陷入了“極其有限的生活經驗和日益逼仄的美學可能性”，（23）此為事實，但這并不能讓韓東停止創作。他依然會沿著這條路寫下去，也許會陷入自我重復的僵局，但也有可能獲得開闊的新生，如同他以詩歌作為新征程和階段性的起點，但他追求的還是敘事的永恒詩性。

結 語

韓東雖然專注于書寫日常經驗，但并沒有陷入淺陋的庸俗；雖然與詩歌為伴，但在小說中以詩性作為創造的終極。他在探索寫作與真理關系的實踐中，找到了明晰、智性的方向，雖時有反思，但他似乎不準備妥協，依然在各種文體上持續用力。近于花甲之年，韓東出版了一本言論集《五萬言》，（24）道出了自己對詩歌、小說、藝術和人生的諸多感悟，看似零碎散亂，但觀點鮮明，且不乏雄辯的精神底色。他正是在堅守與自律中通過不斷的寫作建構起了自己的文學價值觀。韓東在新世紀創作的一首詩《自我認識》，對自我進行了審視：“多少年，我狼奔豕突/又回到原地/變化不大//多少年，我雞零狗碎/進三步退兩步/空耗時光//多少年，我的野心/和我的現實/總不相稱，一味地/自我感動//精神恍惚/目光迷離/總也找不準方向//看著看著/我就眼花了/坐著坐著/我就心慌了/既想被什么牽引/又想被自個兒推動//總之是太聰明/不夠笨/總之是小聰明/大笨蛋//我是庸碌之輩/卻于心不甘/雄心勃勃/但少有應有的平靜//多少年，風景如畫/一晃而過/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啦”。（25）這是韓東的自我對話，既回望和反思過去，也在否定中隱含著未來的機遇和可能。在努力與時間之間，韓東的人生感嘆也許正呼應了穆旦晚年的那句詩：“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26）對于韓東來說，這不完全是悲觀主義，而是在知道人生真相后，仍然努力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寫出“世間真理”，并給予文學以應有的尊嚴。

注釋：

（1）韓東：《我的確是一個“青年作家”》，《青年作家》2021年第1期。

（2）（3）林舟：《清醒的文學夢——韓東訪談錄》，《花城》1995年第6期。

（4）韓東：《序：我的中篇小說》，《我的柏拉圖》，第3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5）韓東、姜廣平：《韓東：我寫小說不是為了……》，《西湖》2007年第3期。

（6）韓東：《答〈南方都市報〉記者黃兆暉問》，《明亮的疤痕》，第227頁，北京，華藝出版社，2005。

（7）何同彬：《文學的深夢與反抗者的悖謬——韓東論》，《文藝爭鳴》2016年第11期。

（8）（9）（11）韓東：《序：我的中篇小說》，《我的柏拉圖》，第3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10）張元珂：《韓東論》，第30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12）韓東：《序：我的中篇小說》，《我的柏拉圖》，第3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13）林舟：《在絕望中期待——論韓東小說的性愛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14）〔德〕韓炳哲：《時間的味道》，第15頁，包向飛、徐基太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

（15）韓東：《信仰與小說藝術》，《天涯》1996年第3期。

（16）韓東：《為什么寫作》，《夜行人》，第221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1。

（17）韓東：《西安故事》，《樹杈間的月亮》，第57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18）韓東有一本詩文集《交叉跑動》被收入“詩人小說家叢書”，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19）韓東：《序：我的中篇小說》，《我的柏拉圖》，第3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20）李建立：《“交叉路動”的經驗——析韓東小說中詩歌作品的功能》，《理論與創作》2004年第6期。

（21）韓東：《多么冷靜》，《爸爸在天上看我》，第240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2）韓東、張英：《大師系統與我無關》，《粵海風》2000年第6期。

（23）何同彬：《文學的深夢與反抗者的悖謬——韓東論》，《文藝爭鳴》2016年第11期。

（24）韓東：《五萬言》，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

（25）韓東：《自我認識》，《你見過大海——韓東集：1982-2014》，第226-227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26）穆旦：《冥想》，《穆旦詩文集》（1），第327-32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