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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短篇小說是一種最易入門、最易掌握的文體；同時也是一種不斷生長、要求“嚴苛”的文體。它要與時代、社會與時并進，敏銳、及時地把現實生活轉化成表現對象；它要適應內容與思想的需要，在創作方法以及藝術形式上實現變革，成為具有“時代代表性的形式”。當下的短篇小說，雖然在思想和藝術上有了整體性提高，但在如何表現世俗生活，怎樣揭示社會矛盾，加強人物形象的塑造，推進藝術形式的變革等方面，有著諸多亟待破解的問題。

關鍵詞：短篇小說 文體“生長” 嚴苛規則

當下短篇小說的態勢，可用“平穩發展，難有突進”來概括。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可以看到一些優秀之作的探索、進步，每年都會有多篇出色作品涌現。這已成為近一二十年來的常態。但從外在的整體、宏觀上觀察，短篇小說面對劇烈而復雜的時代生活，還不能自覺、有力地去把握和表現，進而成為現實的引導、促進力量。從內在的文學文體觀照，短篇小說還不能擺脫既有思想觀念、表現模式的束縛，在繼承和發展中開辟出一種具有創新性的表現方法和形式來。

短篇小說是一種生長的、“嚴苛”的藝術文體。所謂“生長”，就是說它要同時代、社會與時并進，能夠敏銳地、及時地容納當下現實，轉化成藝術表現對象。所謂“嚴苛”，就是說它有自身的許多苛刻要求，譬如篇幅、結構、敘事，要符合基本規律，同時又要在有限的空間顯示出作家的藝術個性來。盧卡奇在《小說理論》中說：“它不只是創造總體的真正客觀性的惟一可能先天條件，而且也由于小說的結構類型與世界的狀況基本一致，就把這種總體即小說提升為這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這里揭示了小說與世界內在結構上的一致性，以及小說所以能成為“時代形式”的深層規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盧卡奇把短篇小說稱為長篇小說宏大形式的“尖兵”和“后衛”。

筆者每年閱讀幾百個短篇小說，坦率說大多數是平平之作，而正是這些作品暴露了當下創作的問題、缺陷。而一小部分作品可稱優秀之作，其中不乏精品力作，它們又代表了當下創作的探索、發展。2021年的短篇小說，筆者以為房偉《鳳凰于飛》、曹軍慶《木頭鎮的表演》、潘向黎《舊情》、田耳《福地》、成難《阡陌》、殘雪《石頭村》、張者《山前該有一棵樹》、馮驥才《我是杰森》、鐘求是《父親的長河》、哲貴《歸途》等，均是富有個性和探索性的作品，筆者的述評就從這些作品切入。

世俗煙火與精神求索

三十余年市場經濟的推進、發展，中國社會進入深度“世俗化”時代。正如李慶宗指出的：“現代化乃是一個世俗化過程，世俗化的進程總是以人的欲望的張揚為其特征。以現代化為特征的現代性存在三大隱憂：一是意義的喪失和道德視野的褪色，二是在工具主義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三是自由的喪失。‘全球問題’和‘人的物化’（或者說‘異化’）與現代化進程存在著本然聯系。然而，處于前現代化階段的中國畢竟不能回避現代化的要求。因此，批判地審視現代性成為時代的必然。”馬克思認為，人的物化乃是現代性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世俗化推動了物質文明的昌盛，人的民主意識的生長，其進步的、積極的意義自然毋庸懷疑。但世俗化帶來的問題乃至危機，比“革命化”所帶來的問題、危機，似乎更要復雜、嚴峻。特別是在情感、思想、精神領域，更是如此。崇尚物質、金錢、名利，忽視人的價值、地位、尊嚴，倫理道德崩潰，人的精神世界失衡，人的主體性淪陷，已成為現代社會的嚴重疾病。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表現現代社會世俗化的真實情狀，寫出人在世俗化中的困擾、抵抗，精神上的求索、重建，是不可推卸的一項使命。但現在不少短篇小說，只見滿紙的世俗煙火，人在現世中的盲目沉淪，難見人的精神求索、作家的世事洞明，是當下令人憂慮的文學現象。

從2021年短篇小說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優秀之作，對世俗化社會作出了深入的表現。他們一方面寫出了世俗化對人的侵蝕，另一方面又寫出了人在世俗中的尋找、突圍。潘向黎是一位頗有實力的短篇小說作家，后轉向散文創作，近年又回到了短篇小說。新作《舊情》，寫上海“大齡女”齊元元，面對母親罹患不治之癥，以及臨終前的“逼婚”，開始認識、反思一個女性應該承擔的社會、家庭責任，重新回想、思考她與大學同學杜佳晉的愛情。深切意識到：人的一生必須肩負起許多重擔來，譬如對父母的盡孝與責任；意識到愛情不等于理想，她與大學同學平常而不浪漫的愛情，同樣是一種實在而可靠的愛情。經歷數十年社會變遷和人生風雨，齊元元又回到了踏實的人生與愛情中。這是一種理性的回歸，一種清醒的超越。鐘求是同樣是一位有探索精神的作家，短篇近作《父親的長河》，寫的是“我”與父親的故事。“我”是一個地產景觀設計公司的老板，忙得腳不沾地。父親年近七旬，患老年癡呆癥，需兒女照護。父親完全忘記了大半生的人事，只依稀記得兒時上的小學和后來當船員的零星情景。“我”推掉所有的工作與應酬，全職陪護父親，帶他重返故鄉小學，重回當年的碼頭。作品中，父親在尋找童年記憶、青春歲月，“我”在探尋父親的精神源頭，體驗作為人子的孝道。作品同樣是跳出現世，尋找人的精神支撐、情感家園。馬金蓮的《落花胡同》，則描述了一個偏遠縣份的小學同學群，在這虛擬的微信世界里，人也分三六九等，也有嫌貧愛富。縣城當環衛工的馬小花最終發現，闊太太咸蘭蘭住在縣城老城區，過著底層人的艱苦生活。但她們都編造說在京城生活。一個小小的微信群窗口，折射出的是艱難時世、蕓蕓眾生的卑微生活，也折射出人的世俗欲望、人生夢想。在兩位女主角的謊言里，既有人的自尊自愛，也有人的自欺欺人。作家描寫這些同齡人的心情是復雜的，在關切、同情中，也不乏諷刺、批判。付秀瑩的《蝸牛》，寫的則是京城白領階層的日常生活。小說女主人公小瓦為視角人物，在居家辦公的疫情背景下，寫了她對家庭、對丈夫、對兒子、對自己的遐想與沉思；對疫情、對世事、對人生的觀照與反思。如果說丈夫的性格代表了一種儒家精神的話，那么她的性格中則積淀了一種道家精神。作家意在從哲學的角度，觀察、比較、反觀人生和命運。

近年來學院派小說可謂風生水起，這是新時期文學以來從未有過的現象。大學教授房偉的教授系列短篇小說，寫出了“象牙塔”中的知識分子在世俗社會中的“淪陷與抵抗”。《鳳凰于飛》描寫了一位著名教授費有漁的家庭生活和人生遭際。他學識淵博，風度翩翩，志趣高雅。但這樣一位才子教授，面對世俗社會，面對功利婚姻，面對女弟子的“圍捕”，他卻混混沌沌，軟弱無力，最后落得提前退休，只能在寺院一間小禪房里度過殘生。世俗社會的名利、美色、錢財在誘惑他，最后又擊敗他。《健身獸》講述中年教授高偉博，他的教學、科研，患病、健身，以及落入美女教練的“圈套”經歷。聰明博學的教授，卻敗在美女教練的“游戲”中，世俗的誘惑一瞬間就擊潰了教授的半生道行。他只能自認倒霉，在同行的冷諷熱嘲中，回到固有的生活軌道上。房偉的小說，不留情面地揭示了世俗化社會，對這些上層知識分子的侵蝕、“異化”，知識分子內在的虛弱、丑陋、墮落。他期望通過自己的揭露、諷刺、批判，喚醒知識分子的初心、人格、尊嚴，重建知識分子的精神大廈。

回歸自然、探幽歷史，重新尋找、建構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精神信念，是當前一些短篇小說新的思想取向。既然現實充滿了濃重的人間煙火，那么在自然、歷史中，打撈有價值的精神碎片，也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成難是一位有個性、有潛力的青年作家，近年創作漸入佳境。她的短篇小說數量不多，但幾乎每一篇都能引起文壇的關注、讀者的青睞。《去梨花村》寫的是人到中年的“我”，坐火車從南方到北方，在大草原上尋找兒時通過信的“最好的朋友”，以及想象中的梨花村。是一篇尋找童年、友情、大自然的詩篇。《草原騎手》寫的是草原小牧民嘉措，把老牦牛當朋友，最終成為草原騎手的故事。《阡陌》寫的是昔日蘇北平原鄉村的農耕景象，父親的勞作、與黑牛的關系、對土地的感情，對外面世界、對馬戲團演出的向往。寫出了農業文明社會，人與土地、牲畜、勞動的命運相依，以及人對更廣大的世界的憧憬。父親的形象既寫實、又寫意，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意象型人物。讓人不由聯想到羅中立畫筆下的那位父親。成難穿行在現代城市生活中，卻神游物外，在自然、歷史中尋找著別一種人生。這不是對世俗的逃避，而是對精神的尋覓、重造。此外，阿寧《縣城里的韓小強》，寫“文革”時期一位副食品商店售貨員馮玉華，對“革命樣板戲”《海港》中的男演員韓小強的追蹤、癡迷；裘山山《路遇見路》，寫退休工人丁永建驅車西安到本該就讀的西安炮校去瞻仰。都表現了這些普通人物，沖破世俗的困擾，對自己的真愛、青春、理想的尋找。

2021年的短篇小說，有多篇不約而同地書寫了“書的故事”。南翔的《伯爵貓》，寫深圳一家叫伯爵貓的小書店，在城市拆遷、資金拮據的情狀下，關閉之前舉辦最后一次讀書分享會，多位讀者談到書店的溫暖往事，談到書籍對他們潤物無聲的滋養，令人動容。鐘求是的《地上的天空》，一架子數百本作家簽名書，連接了兩位青年男女的一場默默戀愛，最后輾轉在家庭、學校以及大人、孩子的手中。書籍成為情感的紐帶，成為精神的家園，成為地上的天空。書是人類文明文化的結晶，是人們精神建構的源泉，是抵御現代社會“異化”的良方。我們期待更多的作家，講述“書的故事”。

揭示社會與文學擔當

中國文學始終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潮的。“五四”時期，魯迅以他“深切”“特別”的短篇小說，奠定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征和長遠傳統。他所說的“為社會”“改良社會”、“為人生”“改良這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改造國民性”等，成為現實主義文學奉行的主旨。現當代短篇小說，正是秉承了這一寶貴傳統，才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文學文體。莫言被稱為繼承魯迅精神的代表性作家，他說：“如果有誰想用文學來粉飾現實，用作品來贊美社會，我覺得這個作品是很值得懷疑的。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 這番話引起了討論乃至爭議，確如作家說的是一種“偏見”，但它也道出了現實主義的某種真諦。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表述現實主義文學的基本特征：文學就是要努力揭示社會人生中的重要問題和矛盾沖突，起到引導、提升民眾思想和精神，參與并推進社會變革、前行的獨特作用。

但是，近一二十年來，文學揭示現實的基本功能，正在漸漸弱化、流失。筆者從每年數百個短篇小說中，很難發現那些勇敢揭示社會重要問題與矛盾沖突的力作精品。有些作品觸及到了，卻并不深入、精準。2021年的短篇小說同樣如此。第代著冬的《逢場作戲》，從正面表現鄉村社會現實，是一篇有分量的作品，寫的是一個叫牛岍鋪的古老農村，選舉村委會的曲折故事。鄉村政權的選舉決定著鄉村社會的命運，自然是一個重大問題與重要事務。養羊專業戶呂朝松與好說空話的莊之旦，二人競選。前者因帶領村民養羊致富而當選，后者敗選后卻伙同不法分子在破廟里開辦了骨灰存放處、以圖謀利。其間競選一波三折，二人使出了渾身解數。小說表現了農村政權選舉的復雜性，農民的功利心理、盲目行動，投機分子的鉆營搗亂。生活氣息濃郁，頗具喜劇色彩。但正是這種喜劇性描述，又掩蓋、局限了民主選舉的嚴肅性、深度性。反腐敗斗爭是社會現實中的重要矛盾沖突。楊少衡是一位反腐小說的出色作家，長中短篇小說皆擅。他不僅能藝術地表現出反腐斗爭的嚴峻性、復雜性，同時能真實地反映出正面和進步力量的潛在性、強大性。《裹腳布》寫某市圍繞有關“裹腳布”的議論，展開的市委副秘書長“我”與市委書記梁茂華之間的微妙沖突，深刻地表現了高層官員腐敗造成的干部之間的裂痕、猜忌、矛盾。表現了反腐敗斗爭的無處不在與任重道遠。作品取材巧妙、結構精致，可讀性很強。徐則臣的《船越走越慢》《丁字路口》，寫的是運河蘆葦蕩中警察抓捕賭博的斗爭，小鎮派出所干警處理民事糾紛的事件，這些均屬于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事情或許不大，但關乎政府、民生，影響不小。兩篇作品的長處不在深刻、有力，而在真實、鮮活，富有民間性、傳奇性、地域性。

新時期以來四十余年的發展，催生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新階層，也出現了不可避免的貧富階層的分化、矛盾、斗爭。階級斗爭從理論上說消失了，但階層之間的矛盾沖突卻普遍存在。有些作家敏銳地把握住了這種階層矛盾，用短篇小說文體作出了反映。楊遙的《太陽偏西》，寫幾個中學生打籃球，籃球打碎了富人高級轎車上的倒車鏡，竟引發了一場沒完沒了的追責、賠償事件，讓人們看到了地方豪紳“武財神”的威霸一方和他的糜爛生活，羅鵬飛等幾個中學生對過失的恐慌不安和誠實品格，各種人物包括學校領導、教師、學生以及村民，在資本、富商面前的卑躬屈膝。小說寫得節制、含蓄，現實主義鋒芒深藏其中。曹軍慶的《木頭鎮的表演》，寫發達起來的木頭鎮有兩家緊鄰的豪華別墅區，相互之間常常為廣告牌的多與少，輿論上的褒與貶，較真和競爭。兩家的年輕保安互不服氣，動嘴動手，引來圍觀。原來兩家背后只有一個老板，他是為了爭奪客戶、為了抬高房價，故意制造出一幕一幕的雙簧戲來。苦了的是那些蒙在鼓里的年輕保安，他們因此而受傷、開除，甚至遠走他鄉。奸商的丑惡伎倆，窮人的可悲愚弄，在荒唐的事件中得到了入骨的凸顯。

現實社會中的重要問題和矛盾沖突，既反映在有形的社會現象與行為中，也體現在無形的人們的思想精神中。人們思想精神的態勢與變動，一方面是現實社會變遷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社會變革的源頭。田耳的《福地》是一篇難得的的現實主義力作。小說圍繞著“我”家在縣城的獨門獨院，以及在城邊購買的半畝“福地”——即墳地，展開了兩代人思想和行為上的矛盾沖突。“我爸”特別是“我媽”，固守著幾代同堂、和睦興家，以及安土重遷、重生厚葬的思想觀念，而“我”和妻子信奉現代人的自由漂泊、處處是家的人生觀念。最終導致妻子悲傷離婚，“我”的遠走他鄉打工。老一代人的夢想徹底破滅。最后當父母親來到“我”生活、工作的城市，他們又悄悄留心著城郊有沒有可買的“福地”。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庭為細胞和基石的，但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家庭被漸漸淡化、縮小、解構，在中國幾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上，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這種思想精神的矛盾、變遷，對國家、社會和個人將發生重大而深遠的作用。這是一個具有長久性、深層性的社會、文化問題，田耳洞察到了這一問題并作出了成功的表現。

普通民眾情感、思想上的矛盾、變化，在2021年的短篇小說中，也得到了真實、藝術的表現。鄧一光《帶你們去看燈光秀》，寫兩對夫婦人生中的“逆行”，在深圳打拼多年的夫婦要回故鄉洛陽去，而固守故鄉大半輩子的夫婦要到深圳去。人生命運跌宕背后是他們迥然不同的精神歷程。陳昌平的《雪戶型》，寫兩位昔日同學的純真愛情與互相砥礪，三十多年后男人成為卓有成就的富商，而女人在鄉村的貧困中死去。男人想補償女人、收留女人的兒子，都難以辦到了。貧富兩個階層在情感、思想上，已隔著難以逾越的鴻溝。張秀楓的《椅子》，寫“文革”時期師生之間、學生之間造成的仇隙、心結，半個世紀之后依然難以化解，在師生聚會中借一把椅子迸發出來。周瑄璞的《那人》，則從正面表現了一位農民工在為女主人粉刷屋子中產生的純真愛意，但“發乎情止乎禮義”，真誠的情誼使他變得充實、快樂、文明。王大進的《胖子和瘦子》，寫一個豪華酒店里的兩位邊緣人物，手藝高超的廚師和盥洗室的勤雜工，他們既相互幫助又勾心斗角，折射出某些民族劣根性的蹤影。敏銳地捕捉民眾心理精神的矛盾、演變，是短篇小說的一個優勢，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

洞察現實的深層脈動，揭示社會的本質規律，是現實主義文學的使命擔當，每個有良知的作家，都應該積極關注現實，勇于發現問題，努力表現那些社會的、文化的、道德的，民生的、人性的、人心的深層和重要問題，使文學真正強大起來，發揮文學的多種功能與作用。

故事敘述與人物塑造

當下短篇小說最薄弱的環節在哪里？在人物塑造。在當下的短篇小說中，生活淹沒人物，故事取代人物，敘述遮蔽人物，已成為普遍現象。關于人物與生活、故事的關系，歷來有很多經典論述，而六十余年前錢谷融先生的論述，依然是權威的，迄今爍爍生輝。他說：“人和人的生活，本來是無法加以割裂的，但是，這中間有主從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會現實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會現實。反過來，你假如把反映社會現實，揭示生活本質，作為你創作的目標，那么你不但寫不出真正的人來，所反映的現實也將是零碎的 、不完整的；而所謂生活本質，也很難揭示出來了。” 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人與生活、現實的本質關系，闡明了文學創作必須以人為中心，用人帶動生活，顯示生活、現實的創作觀念。盡管現代人文科學校正了人與現實、世界的理論，摒棄了人的至高無上、絕對主宰世界的觀念，但人的主體性思想理論并沒有動搖。現代短篇小說嚴苛的藝術規則之一，就是要求在極有限的時空中，努力寫出人物來，生活、事件、敘事要圍繞人物展開。

短篇小說強調寫出人物形象，但并不苛求只寫那種現實主義的個性化人物，乃至個性與共性高度融合的典型人物。意象型、類型型、象征型、現代型等人物，同樣可以寫得很成功。短篇小說更期待寫出那種面目一新、戛戛獨造的人物形象。在2021年的短篇小說中，就看到一位這樣的形象。張者《歸途》中的葉一杰，出生在一個富有的、著名的企業家家庭里。父親性格強悍、雄心勃勃，是馳名品牌服裝公司的大老板。母親個性低調、務實，從百貨公司售貨員而成為服裝加工廠女老板。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見多識廣、自由生長。他喜歡打扮自己，尤愛奇裝異服，熱衷田徑長跑，傾心越劇戲劇。后來又愛上造型攝影、迷戀服裝設計，如愿簽證美國，就讀設計學院，異想從事音樂，愛上華裔法國姑娘。他的前途無限廣闊，但最終卻決心回到中國。這是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歷史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形象，是富商家庭哺育出來的富二代。他偏執、多變、任性，他聰慧、愛美、進取，既有紈绔子弟的浮躁、奢靡，又有開拓者二代的灑脫、抱負。他的性格、精神中，有一種當下時代的開放性、世界性特征。盡管他還是一個成長中的形象，但身上確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素質和精神。宋尾的《熏魚》，意在寫出一個獨特的城市文化人——曾乙的悲劇形象。他出身城市文化家庭，長得英俊儒雅，熱愛文學與美食，且多才多藝。但他的命運卻一路坎坷，從創辦網吧到報刊社當編輯、到出版社搞發行，干一行倒一行，不惑之年自殺而亡。既往小說中大多寫農村人的進城、奮斗，成功或失敗，而對城市文化人卻關注不夠、描寫不多。曾乙這一人物，無疑是作家的一個發現、創造。但由于作品過多糾纏在人物的經歷、人與人的關系等方面，故事淹沒了人物，敘述偏離了人物，使這個有價值的人物形象，難以堅實而生動地站立起來。

努力寫出人物的歷史背景，抓住人物性格轉變、迸發的一瞬間，突顯人物的個性精神，是短篇小說塑造人物的一種獨特方法。一些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都偏愛這種方法。鐵凝的《信使》，在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歷史背景上，刻畫了二位大學“閨密”陸婧與李花開的形象，還有李花開丈夫起子的形象。中心事件是起子妄圖利用傳遞愛情信件的機會，達到個人調動工作的目的。路婧是一個城市女子，但她決然地愛上有家室又是父親同學的部隊文工團領導肖恩。顯出一種純情、執拗的性格。當她面對起子無恥的要挾，她悲痛無助中，提起一壺水倒入燃燒的爐膛，表現出一種剛烈的抗爭精神和不容玷污的人格。李花開雖然生在農村，但同樣是單純剛強的，她得知丈夫是個無恥小人時，以跳房自殺的方式迫使丈夫離婚。潑水反抗、跳房自殺，兩個年輕女子的純真、剛強性格迸發出耀眼的光輝。但這樣一個偶然事件，卻徹底改變了兩個“閨密”的關系以及她們的人生命運。與鐵凝一樣，同是“50后”作家的唐穎，擅長塑造上世紀成長在80年代的女性形象。如《咖喱妹妹》中的咖喱妹妹，本是一個內科醫生，但思想開放，在穿衣打扮上獨領新潮，在愛情上追求自由，在出國熱潮中，借婚愛條件移民美國，但在婚姻與工作上卻遭受了一連串挫折；如《樹在樹中老去》里的小莓，本有畫畫的天分，向往美國的自由、先進，嫁給美國開餐館的先生，卻落入了另一種不自由。兩位女性形象，都表現了80年代開風氣之先的上海女性的開放、叛逆性格，以及對美國的天真想象和在現實中的屢屢碰壁。這兩位作家經歷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寫的又是她們熟悉的人物，因此人物就顯得逼真、結實而豐滿。

捕捉歷史風云中有藝術價值的人物形象，發掘他們身上那種恒定不變的性格精神特征，也是當下一些短篇小說的選材之道。斯繼東的《傳燈》，以孫子“我”為敘述人物，刻畫了一位紹興城書法家徐生翁的形象。祖父出身貧寒，自學成才，不諳世俗，潛心書法，效法自然，晚年變法，終成書法大家。他的堅守藝術，貧賤不移，孤高自賞的性格與人格，是老一代文人身上最可寶貴的品格。凡一平的《督戰》，刻畫了一位戰爭年代中獨特的督戰隊員“頂牛爺”的形象。在國軍與日軍的戰斗中，他嚴厲執法，監督部隊同日軍作戰。在國軍與解放軍的戰斗中，他深知這是“兄弟相殘”，悲痛放走逃兵，主動到長官那里認罪。他膽大、正直、堅定，有情義、敢擔當、有頭腦，凸顯了一個軍人典型的性格和精神。張者的《山前該有一棵樹》，描述“文革”時期，發生在新疆大山深處某個礦山工地的一個動人故事，塑造了一位小學校胡老師的形象。他是一位大學教授，卻被打成“右派”發配邊疆勞改，但他安于困境，教書育人，用他淵博、靈活的知識給孩子們傳道授業，說服礦領導給學校移植來一棵胡楊樹，讓孩子們看到了綠色，擁有了陰涼。最后卻死在開礦的飛石下。這是一個意象型人物，他的樂觀、堅韌、童心、愛心，充分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品格。

聚焦特殊環境，彰顯人物性格，也是短篇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得力方法。朱山坡在塑造人物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子。《永別了，瑪尼娜》用對比的手法，刻畫了兩位性格鮮明的人物。“我”被派到盧旺達做援非醫生，瑪尼娜是當地的黑人護士。“我”的懦弱、中庸、瞻前顧后，與瑪尼娜的純真、爽快、野性、多情，形成強烈對比。《薩赫勒荒原》同樣寫的是中國醫療隊援非的故事，在貧窮、疾病、蠻荒的特殊環境中，青年司機薩哈的忠于職守、舍子為人、樂觀堅定；薩哈老母親對中國醫生的感恩戴德、視為親人、拳拳母愛，都表現得感人肺腑。也許置身逆境、絕境的人們，才能激發出如此動人的真善美人情、人性吧？在這些人物身上，蘊含著作家對現實的洞悉、反思。

傳統寫法與藝術變革

短篇小說所表現的內容與思想的諸多變化，必然會帶來創作方法和形式的不斷變革。但傳統的寫法特別是那種僵化的現實主義寫法，會形成一種慣性、模式，制約、阻礙作家的創作以及批評家的批評，導致小說探索與創新的乏力。而短篇小說文體，格外重視的就是內容驅動下的形式變革。沒有探索、變革，短篇小說就喪失了生機和生命，更難以引導、帶動中篇、長篇小說的創新和發展。盡管當下的短篇小說在藝術革新上，處于一個低潮期，但局部的、潛在的開拓、新變，還是不時可以看到。這種態勢在2021年的短篇小說中，似乎表現得更活躍一些。

新時期以來四十余年的文學歷史，是一段面向世界、取法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西方現代主義小說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學，現代表現方法與藝術形式已融入中國小說的發展中，成為許多作家創作中的“利器”。殘雪被稱為“最反傳統、最現代派的中國女作家”，近四十年矢志不移，堅守現代派創作，每年都有數篇精湛的短篇小說。新作《石頭村》，描述“我”和妹妹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在這個叫石頭村的村子里，石頭比土地多，而且在不斷生長。村里無土地可種，爹爹哥哥以及很多男人外出打工。石頭不僅蠶食了土地，甚至傾斜了房屋，乃至生長在“我”和妹妹的頭顱里。人在自然面前顯得無能為力，人被“自然化”。但漸漸“我”和妹妹發現，石頭下面有石洞，石洞里面有房子。石頭地也可長蔬菜、種莊稼。于是人們打消逃亡的念頭，爹爹哥哥也回到村里來謀生。自然可以為人所用，自然被“人化”。奇異的想象、荒誕的情節，蘊含的卻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主題，人可以“自然化”，自然也可以“人化”。“70后”作家李浩，也在不斷地開拓著現代派小說之路。《木船與河流》寫了一個家族二代人與一條木船的故事。這是一個只有一條小河流的小村子，但曾爺爺卻突發奇想動用全部積蓄造了一條大木船。這一行為是極其荒誕的。此后數十年的戰亂、災荒，幾個兒子乃至全家，既為木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又因木船救了全村鄉民。一條木船象征了農民的想象、理想，承載了歷史的變幻、興衰。作家把史實、傳說、虛構，熔鑄成一種凝重、斑駁、詩意的敘事藝術。荒誕方法與手法，成為許多作家熟能生巧的表現手段。譬如范小青的《峰回路轉到天明》，寫警察深夜上門查詢，對象弄錯，被查者卻將錯就錯，查詢的是護士偷嬰，事實卻是巧妙救人。寫出了現實的復雜、真假的難辨。

浪漫主義思潮近年來漸漸興起，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說創作中。浪漫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創作方法和技巧，同時也使一種創作思潮和流派。新時期文學以來始終不絕如縷，但直到近年來才漸成氣候。如前所述的表現世俗生活的小說，有很多就洋溢著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這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物質生活的相對富足，現實社會的趨向穩定，人們終于可以從“立足大地”，轉向“仰望星空”了。在2021年的短篇小說中，有多篇現實主義作品，自如地借鑒了浪漫主義手法。而有部分作品，則屬于純粹的浪漫主義類型。最有代表性的是邱華棟的《冰島的盡頭》，書寫了一個哀傷、悲情、浪漫的愛情故事。一對年輕的大學教授夫婦，雙雙在瑞典某大學訪學進修。他們感情深篤，事業有成，唯一遺憾的是沒有孩子。但妻子卻忽然患上兇險的胰腺癌病癥。高雅的妻子不愿讓自己死在親愛的丈夫面前，不辭而別遠走天涯。丈夫“上天入地”，一路追尋。從斯德哥爾摩到丹麥的哥本哈根，到冰島的雷克雅未克，橫跨北歐，終于在冰島盡頭的火山、冰川地帶找到了妻子。他要陪著妻子，在最干凈、最邊遠的大海中死去。這樣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說作家強化、夸張了現實中發生的故事。但正是這樣浪漫的故事，表現了愛情的忠貞，生命的尊嚴，它是符合人們的想象、理想的。王彤羽的《罪雨》，在深山、荒村、細雨、客店的鄉村風景中，隱含了一個撲朔迷離的愛情慘劇。六年前，一個前來住店的女客人，愛上男店主，竟把女店主莉兒悄悄推下山崖，企圖取而代之。現在失去記憶的女子植俐，再次尋訪到這里。那坐在輪椅上的女店主，究竟是值俐還是莉兒，竟真假難認。小說觸及到了記憶、真相、陰謀、愛情、懺悔等多重主題，彌漫著浪漫主義情調。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小說，有一種來自大草原天然的浪漫主義特質。《放生馬》中那匹“云青馬”，早已被貪財的父親借放生之機賣掉了，但在年老糊涂的祖父心里、眼里，云青馬還活蹦亂跳地活著，而孫子“我”就是馬的再生，“我”每天作著喂馬、養馬的活兒，讓爺爺有了活著的寄托。最后孫子背著爺爺，像兩匹駿馬，馳向呼倫貝爾草原。小說在美麗的風景、神話般的故事中，蘊含著對人與馬、人與草原的感悟與思索。

中國小說要有民族內涵與民族形式，把古典小說的敘事方法與形式轉化成現代小說表現藝術，是近年來作家和批評家們共同思考的課題，努力的方向。盡管這是一個高遠的目標，但不少作家已邁開了探索的步子。山東作家王方晨就是頗有代表性的一位。《鳳棲梧》寫齊魯土地上的老實街，兩位世外高人：賣饃饃的苗鳳三，開裁縫鋪的鹿邑夫，他們是懷有武功絕技的師兄弟，但在新社會只能靠小本生意為生。小說寫了他們的不同性格、命運，寫了他們在新時代拆遷中的“失蹤”。《育珠記》寫鄉村社會從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歷史滄桑，孤兒蠶豆在傳統文化下的成長、挫折。兩篇小說都寫出了齊魯土地上的民情風俗、地域文化，運用了中國古典小說中的話本、傳奇以及筆記小說的形式與敘事，情節鮮活、巧妙，人物逼真、傳神，語言凝練、醇厚，是當下短篇小說的可貴收獲。

筆者在多篇文章中，倡導現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這并非新生的創作方法，它早已有之，并被許多作家所運用，只是文論界還沒有做系統的理論研究。2021年馮驥才的《我是杰森》，就創造性地運用了現代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小說以“我”為主人公，講述了“我”的一次慘痛、傳奇經歷。情節的主線是“失憶”“回國”“再出國”。“我”在法國遭遇車禍，面容被毀，記憶喪失。當“我”以新的面孔、名字，回到上海、天津尋找故鄉、母語、家庭時，故鄉天津卻不再接納“我”。“我”只好以法國人的身份重回法國，但在一次暴雨中卻突然記憶“復活”。這是一個奇特的現實主義故事，情節、人物、主題等完全可以作現實主義的解讀。但又是一個現代主義活劇，情節的荒誕、人物的奇遇，主題的多義，可以作出種種形而上的闡釋。小說揭示了人與記憶、與故鄉、與文化、與母語的密切關系。昭示了人的肉體、靈魂、存在、精神、意志等生命本體的神奇與堅韌。

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古典主義等文學思潮的“百花爭艷”，競爭融合，文學才會有蓬勃發展的未來。

（原載《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2期，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