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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唯一存在的理由是“仔細考察人類的具體生活，抵御‘存在的遺忘’，將‘生活世界’置于不滅的光照之下”。人類的生活內容豐富無比，因為人與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的組合充滿著無限的可能性，然而由人的本性所決定，人的具體生活離不開生存需求、兩性之愛、親情與友誼、義務與責任等這些具有普遍性的方面，無論側重于哪一方面，當它進入作家的視野成為藝術表現的對象，它必然以獨特的形式產生審美召喚力，供人欣賞與觀照，讓人程度不同地領悟到藝術形象背后的意義，獲得關于人生和生活的啟示，引起對存在的思考。2021年度的短篇小說，其中的佳作從不同的角度印證了這一文學原理。

小說里的生活，是以講故事的方式得以呈現的，這些故事來自或指向現實生活，但經過作家審美意圖和創造力在生活細節之間建立起邏輯關聯之后，情節不僅引人入勝，它揭示出的生活真相與生命奧秘更讓人驚異或震撼，值得反復揣摩，意味也更加雋永。或許在兩性關系里人的自我價值更能得到證明，自我實現愿望更能得到滿足，因此這些故事多半發生于男女兩性之間。像鐵凝的《信使》、潘向黎的《荷花姜》、鐘求是的《地上的天空》、劉慶邦的《終于等來了一封信》、朱輝的《事發二月二十八日》和周瑄璞的《那人》，都是關于情愛的故事：愛情十分美好，愛也帶來痛苦，愛還能使人性蘇醒。有些小說稱不上是愛情題材，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性愛的力量或由性導致的悲劇，如西元的《生》和房偉的《狩獵時間》，前者在殘酷的戰爭間隙也照進了年輕男女純潔感情之光，后者在本當圣潔的高等學府里發生因權力對性的掠奪而導致的慘案。

《信使》的主題不是謳歌愛情，但故事因戀愛而起。在地方戲研究所當編輯的陸婧愛上了遠在北京的一個大部文工團的業務團長肖恩，肖團長已有家室，熱戀中的陸婧因此不能從單位和家里接受肖團長的信，而只能讓好朋友、大學同學李花開代收，李開花嫁給了坐擁獨院的表哥起子，情書寄到他們家安全。誰知起子是個卑鄙之徒，偷偷拆看了肖團長寄給陸婧的全部信件，還拍成了微縮膠卷，在一天趁老婆不在家，用窺知的隱情及膠卷敲詐和脅迫陸婧，要她讓其當局長的父親為他安排工作，遭拒后以揭露隱私相威脅。陸婧感覺到巨大的恥辱，不顧后果憤而爆發。多年后在北京偶遇李開花，才知道這位被她誤解的閨密，原來當年在事發后不惜以從房頂跳下來阻止起子的告發，結果摔瘸一條腿，離婚后回山村終于跟所愛的人生活在一起，勤苦度日，她最大的人生收獲是找回了自己。這一對閨蜜，一個為了愛與人格尊嚴不顧一切，一個為了信守諾言不怕丟掉性命，兩人互為信使（愛情的信使和人生的信使），詮釋了人之為人的價值，讓人持久感動和慨然深思。《信使》不愧是2021年里最富有人生啟迪、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短篇小說。

《荷花姜》是一個謎一樣的愛情故事。小說以從日本歸來、開日料店的老板兼主廚的丁吾雍為視角，見證了一對很般配的男女從熱戀到分手的令人疑惑而惋惜的過程。這一男一女，讓人過目難忘，女的“打扮入時、舉止得體、行動流暢”，男的“一身黑灰色，寡言，用現金”，兩人關系不明朗，每次來店里喝茶，都是坐吧臺而不進包廂。這女子最喜歡的一道菜是荷花姜，后來老板丁吾雍在心里暗暗叫她“荷花姜”，“不是因為她愛吃荷花姜，是因為她與荷花姜頗有幾分神似：俏麗，鮮艷奪目，但不是‘甜’那一路的，更不柔弱，相反從外表到質感到氣味都是洗練明媚和動蕩妖嬈的奇異統一，具有一種容易引起爭議的、特殊的刺激感”。這樣的女子，具有水晶般的質地，與有著燈籠一樣的光的男子罕見地般配——“男子出色，女子也出色，而且男子像一個黑色的瓷碟子，托著荷花姜的尖、俏、艷，格外顯出她的醒目，而荷花姜也反襯出他的不動聲色和深不可測。”可是看上去非同一般的情侶，還是出了變故，黑衣男不見了，只見荷花姜一人在店里獨飲燒酒，半醉中說自己把他殺了，沉醉后痛哭，最后在哀怨和無望中消失。直到有一天黑衣男再次出現，帶著他的前妻來到店里處理善后，丁吾雍才知道是男方給不了女方所要的婚姻才放走了她，他倆的戀愛故事除了為“這個城市里，盛產的就是男女間的各種相遇和離散”增加一個例證，更重要的是說明了戀愛中的男女對對方的要求并不一致才是悲劇的根源。

《地上的天空》和《終于等來了一封信》用不同的風格敘述了對愛的期待的不同結局。《地上的天空》有幾分神秘的氣息。“撤退人生”朱一圍去世后，她的妻子讓丈夫生前的朋友、在圖書館工作過的“我”幫忙處理她亡夫的藏書。藏書有四千余冊，其中有三百多本是朱一圍費盡心機得到的作家簽名本，“我”不忍隨便處置，而想出了個好主意，在網上尋求本城與朱一圍同名者收藏這批書。果然有個叫陳宛的女子出現，出資20萬買走了這些簽名本，可是旋即又將它們捐給了朱一圍的兒子所在中學的圖書館。“我”為解謎而找了陳宛，終于得知陳宛與朱一圍的隱秘關系和朱一圍生前與陳宛女士“私訂來世婚姻協議”。其實他倆并未成為事實的戀情，不過是朱一圍的一廂情愿，而他的認真和把希望寄托在來世，恰恰表明了此生他的婚姻里存在真愛的匱缺，而未有真愛是人生最大的憾恨。所以一紙“下一世婚姻協議書”幾乎讓他變成了詩人，臨終前走得從容而快樂，樣子像是去奔赴一場盛大的婚禮。因為只有得到愛情，人才能超越庸常人生，靈魂得到飛升。跟《信使》主題頗為類似，朱一圍在隱秘世界里擁有了愛情，是他作為一個人的證明，因為“就是這么一位配角男人，卻悄悄自己給自己做了一回主”。《終于等來的一封信》寫一個鄉村女子，在訂親后對愛的強烈企盼。小說用帶著泥土氣息的樸實的語言娓娓敘談，曲盡其妙地一步步展示出一個鄉間女子渴望未婚夫捎來愛意的熾熱而纏綿的情意。十八歲的女孩方喜明是個重情的人，與“張樓那個十九歲的人兒”定情之后，“她就把自己的心和那個人的心連在了一起”。張樓的那個人到一個山區煤礦當工人去了，在他臨去當工人的頭一個晚上，他倆有個小石橋上的甜蜜約會，“她送給那個人一雙鞋，那個人拉了她的手”，此后就是她對他的無盡的思念和對煤礦來信的翹盼，直到“終于等來了一封信”。一共才上過四年學的方喜明，按照對等原則給心上的人一字一字地回了信：“你放心，松樹落葉我都不會變心。”這感天動地的愛情誓言讓人感嘆，傳統社會里的人的情感世界未必不比現代人更為豐富和著實。

《事發二月二十八日》和《那人》講述的都是女性讓男性神魂顛倒，但無論是確切的還是疑似的單戀，都讓戀愛者的心靈世界發生了變化，由殘缺變得完整。甫從號子里出來的李恒全，打算找工作，想要重新開始他的人生。他租住在一棟條件很差的舊樓房里，邂逅了一位穿高跟鞋、戴墨鏡、涂口紅、一身香氣的女房客。本來他已決定金盆洗手，但女鄰居的難以抗拒的魅力還是讓他趁她上班去了而三次開門進了她的房間，不過除了在慌亂中帶走了一只她的胸罩以外，他不拿她的任何東西，反倒送了一只口紅給她。他真誠地關切著女鄰居，迷戀與女鄰居的身體有關的一切，還趁著室內無人而在她的床上完成了激情的宣泄。在生命的本能驅使他的身體向下的同時，他的精神也在向上，女鄰居的美讓她道德升華，最后在女鄰居房間失火時第一個沖進去救助，誰能說他的靈魂沒有因愛慕女性而得救呢？是的，他的二月二十九日的這個生日沒有了，但誰又敢說他不會從此獲得新生呢？《那人》的故事也饒有意味。四處打工的中原農民建勛，給一戶人家做粉刷工程，在相處的幾天時間里，感覺女主人待他不錯，做吃的不斷變換花樣，還關心他的情緒，因而“他覺得在這家做活，好像是跟女主人過日子似的”。這讓他突然就起了愁情，照片拍多起來了，發朋友圈借景抒情了，有事沒事都想給“那人”打個電話，發個微信，多了又覺得不妥，只得盡力克制，情感的折磨讓他日漸憔悴偶有失眠。表明女性的柔和可以喚回一個半百之人身上被生活的重負耗損殆盡的對愛的需求。小說對男性心理洞燭幽微，用細致的筆觸刻畫出情心蕩漾的道道瀫紋，確證了愛是生命的本質的真理。

2021年的短篇小說，寫愛，也寫恨；但不是私人之恨，而是家國之恨。遲子建《喝湯的聲音》就是表達這一主題的氣血磅礴之作。小說以俄羅斯套娃式的敘事結構，主要講述了哈喇泊家族的故事。“哈喇泊”是蒙古語“海蘭泡”的叫法。小說里人物“哈喇泊”的這個名字，是她祖母起的，“用以紀念她在大黑河屯的青春歲月和死去的男人和女兒”。在1900年由俄國政府制造的海蘭泡事件中，有幾千個清朝人被圍堵到江邊或被砍殺射殺，或被趕進黑龍江淹死，只有幾百人得以游過江面幸存。哈喇泊的祖父和姐姐就是死于俄國士兵的刀槍之下，哈喇泊的祖母懷著孩子游過黑龍江時碎了嘴里的牙齒。但奇怪的是，哈喇泊家族的人牙齒都不好，仿佛是切齒的仇恨所致。牙齒咬碎，且代代如此，可見仇恨之深，它是肉體創傷史中鐫刻的民族精神創傷史。沒了牙齒，這個家族于是有了喝湯的傳統，喝湯的聲音連接了海蘭泡事件中數千冤魂的哭喊聲，提醒后人不要忘了歷史上的國恨家仇。哈喇泊家族一代又一代人不斷講述慘痛的歷史記憶，乃是為了讓家族記憶轉化為集體記憶。故事中的哈喇泊崇拜航標工，自愿做了義務航標維護工，還上山慰問邊防部隊，都是出于對維護領土的責任感。或許家族之仇沒有必要代代相傳，因此小說讓哈喇泊失去了生育能力，但是，作為一個國家，怎能失去歷史記憶？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擺渡人，帶領我們在歷史和現實中穿行，文學家不就可以充當這樣的擺渡人，用喝湯的聲音提醒我們不忘國恥，看護好自己的領土，不讓悲劇重演嗎？

像這樣抒發家國情懷的小說還有西元的《生》。這篇以抗美援朝為背景的小說，跟那種全景俯瞰的軍事文學不同，它無意描繪戰爭的整體格局和刻畫英雄群像，而是從單個的戰斗主體的感覺切入，在死亡籠罩的戰地直接逼問如何看待生與死問題。故事的主角是十六歲的小戰士二斗伢子，他是九連文書，在我軍與美軍激烈的拉鋸戰中，來往于高地與前線指揮部之間，取送戰地報告。在被成千上萬顆炮彈炸起了沒膝的黑色浮土的高地，志愿軍們隱蔽在十幾米深的坑道里，隨時準備迎擊進攻的敵人。在反復的爭奪中，守衛高地的部隊一茬又一茬，上來的就沒再回去過，留下的是幾個部隊的傷員。而他在這里目睹了老戰士大老張、連長等人的犧牲，直到他執行指導員交給的任務冒著炮火與槍彈往前指送戰斗總結報告。在經過戰地醫院時，他見到了讓他想念的曾經搭伙兒睡覺互相用身體暖過對方的雙腳的師部文化干事、大學生女兵霓云，從師前指返回時還得到了霓云激烈的擁吻，這是在死神面前對生命的珍愛。“那場戰役結束后，不僅僅是九連連長、指導員、大老張、白醫生、師作戰科張科長，李大棉褲、霓云、師作戰科趙副科長也都相繼犧牲了。”它留給二斗伢子的，是“終生都在想一個問題：人，應該怎樣活著？”作者用平淡的甚至不乏詩意的筆調，書寫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隨時準備接受殘酷的戰爭加給的死亡，不事渲染，但力透人心。

英雄并不都出在戰場。在徐則臣“鶴頂偵探”系列短篇小說之一的《船越走越慢》里，為了去地形復雜的小鬼汊抓賭，輔警別大偉在一次行動中失蹤，音訊全無。仝所們瞞著別大偉失蹤的消息，懇請其父老鱉出山幫忙。最終根據賭徒陳三提供的關于“開賭”時間的隱約線索，覓到了賭船，搗毀了小鬼汊里以姓鄧的老板為首的賭博團伙，同時確認別大偉已在一個月前英勇殉職。父子倆為打掉賭博團伙立下了汗馬功勞，何嘗不是英雄。而在九泉之下牽掛著兩個男人的大偉媽媽、老鱉婆娘，當可看作這爺兒倆的幕后英雄。朱山坡的《薩赫勒荒原》，取自援非題材。犧牲在援非第一線的中國醫生老郭，是由于隱瞞自己的病情堅持援非工作而最終殉職的，司機尼可的祖母對她的念叨、掛牽與尊重，說明他與非洲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樣的英雄真實而富有人情味。他的學生踩著導師的腳印援非，不顧危險和條件艱苦履行國際主義義務，不可能沒有一點英雄主義精神。為醫療隊開車的尼日爾司機薩哈，為了天黑前安全地趕到目的地，讓醫生去救治更多的人，堅決拒絕中國醫生要他開車返回先救治他的面臨生命危險的兒子，還說“這里到處都有疾病，每天都有人死去，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此舍小家為大家，分明是肯于獻祭的英雄品格。

邱華棟的《河馬按摩師》故事也發生在非洲，但小說的情節和人物性格都具有復雜性，作品意蘊也較為深厚。一對中國夫婦，高光和魏娜，為了逃避國內的輿論環境而遠走非洲，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開診所行醫。高光原來有家室，在縣城里做醫生，平淡而富足，但大膽而性感的魏娜的出現，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為了躲避流言的襲擾他聽從魏娜來到了內羅畢。他們開的診所推行中醫療法頗受歡迎，然而發生在診所的動物大戰，激發了不安分的魏娜與美國記著弗蘭克的動物性本能，兩人無所顧忌地燃情并私奔，再一次改變了高光的生活節奏，他不得不踏上尋找女人魏娜之旅。產生厭倦后，放棄了對魏娜的找尋，成為河馬按摩師。但被他按摩的河馬被盜獵者獵殺，他又跟著一支保護動物的巡邏隊繼續進發了，于是高光的人生就在路上了，似乎追尋才是生命的本質。“人人都要在路上，每個人都有多種可能性。這就是非洲的魅力，你來到了這里，在非洲，一不留神，你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我們每個人都在世界上尋找著什么，可總也找不到。”這或許是小說的點題之筆。什么時候才是高光的高光時刻？也許以追尋作為完成才是人生的真義，小說以不斷改變的人生情境最終臻于存在的境界。

2021年度的小說，題材多樣，主題多元，通過不同的具體生活的書寫，表達出作家對命運、生死、世情與文化的思考和審視。魯敏的《靈異者及其友人》寫對運命的預測，張惠雯的《臨淵》寫亡女之父的精神錯位，郭文斌的《如是我聞》寫對過度抗疫的反思，須一瓜的《名記小郭結婚離婚附件》寫媒體報道引發的文化事件，房偉的《狩獵時間》寫高校的管理違背大學教育規律導致慘劇發生，南翔的《鐘表匠》寫老年人的友誼，林培源的《灰地》寫潮汕人開放性格的形成，曉蘇的《老婆上樹》寫鄉村女性精神世界的突變，主題的表達各有指向，匯成新時代的精神交響樂。

《靈異者及其友人》里的靈異者名叫千容，人稱“小神仙”，也有的叫“大師”、“巫婆”、“預言者”，類似的。她有許多“靈驗案例”，朋友們對其篤信無疑，也勾起了“我”對她的向往，急切地希望能不期而遇，好讓她說出自己的運勢，求得心安。可是，“要結識到千容，并得到其指教，這簡直比戀愛本身還要微妙，連介紹認識都不被允許的——因為你先自就存著主動的想法。而千容的天眼，得在全然‘空無目的’的狀態下，才會開，其預言才有如神算”。可是在終于等到她來了、就要見到千容小神仙時，“我”突然一陣劇烈的心跳，幾乎窒息，因為在這一瞬間她悟到了：“如果真在多年前遇到千容，而她也平靜地指示出我今天的必然，在確鑿的命運線中，我真能走得到今天嗎……”說明如果事先知道人生結局，那就好比航船失去了馬達，只能停滯不前或陷于滅頂之災。不知才是知，此乃認識人生的至理。《臨淵》倒真的關乎命運。鄉村教師蔡老師，女兒蔡曉婷很優秀，中學一直是優等生，考上了名牌大學，上完大學就去了美國，碩博連讀，直接讀博士，誰知這樣的好命戛然而止——她被美國男友槍殺了。這巨大的打擊使蔡老師似乎精神出了毛病，逢人就講他的女兒，“每個人都聽他講過。他碰見誰就對誰講他女兒，還給人看照片，要是沒有結婚的，他就想給女兒介紹對象，挺瘆人的。”人們缺少理解的是，蔡老師只有不停地講述她的女兒，維持一個語言事實，他才能面對命運的深淵。其實無人不是如此：“當一個人仿佛懸浮著，當你漂在無論是語言、幻想還是現實喧鬧、慣性的浮沫上，即使你下面是生活的整個深淵，那種載浮載沉、置身事外的感覺也能讓你多多少少感到解脫。”

《名記小郭結婚離婚附件》和《狩獵時間》是具有現實批判性的小說，揭示的是現實中的荒誕和丑陋。在愚人節那天，廈城的報紙《小城時分》為了普及海洋生物知識，也為了娛樂市民，年輕有為、在辦報方面富有創意的記者郭的丁虛構了“伊魯坎吉水母攻打廈城”的新聞，想不到竟引起軒然大波，被上頭追究，差點危及報紙的生存，以致報社層層檢討，當事者受到批評還被扣發獎金。通過這一事件，不僅暴露出了社會的脆弱，市民和媒體人員思想的僵化，也顯現出某些報社領導在危險到來時推卸責任、不敢擔當的丑陋靈魂，就是媒體本身也嚴重偏離了服務公眾的本職。在這一事件中，名記小郭似乎受創最重：在事件的處理過程中，他與未婚妻穆見可三觀嚴重不合，無法一起生活，只好撤銷預定的婚禮，而《小城時分》關于水母事件的一系列報道成了他倆婚姻解除的“附件”。與女友分道揚鑣后的小郭，從報社辭職自己創業，最后成了“東南爍金遠洋水產技術咨詢開發公司”的董事，兼營涼拌海蜇，娶了洋妻，生了混血兒。

《狩獵時間》敘述的事件，更令人觸目驚心。高校是“象牙塔”，理應是精神的凈土，但由于教育管理體制和學術評價體制出了問題，受經濟社會的影響，大學里也功利主義盛行，“畸形競爭的心態、道德操守的喪失、學術理想的毀滅、對名利的熱衷，都讓原本應該安于教書育人的清高學者變成了貪婪庸俗之徒，讓原本應該安心讀書的大學生、研究生變成了頹廢無聊的青年”（房偉），在這樣的背景上，校園里發生教師相殺的惡性案件就不奇怪。因為本不該有的各種壓力和弱肉強食，激發了人身上潛在的狼性。同是博士畢業，楊修是個失敗者，職稱上不去，工資待遇低，處處為人欺負；同門高遠方則一路春風得意，仕途前景光明，但他為人不正，不僅在楊修評職稱時使壞，還與楊修的老婆S團委書記劉珂保持著不正當的男女關系，成為楊修的死敵，最終遭到獵殺，兩人一起見了閻王。小說講述的惡性事件，極有震撼力，極具警示意義。

“如是我聞”是佛教用語，作者以此做小說題目，可見是要從傳統文化獲得啟示。新冠疫情興起以來，從社會到家庭都對新冠病毒保持著高度警惕，人人都在加強防范，這對控制疫情當然起了決定作用。但是，在一種緊張心理的作用下，全社會存不存在過度防控的情況呢？防范病毒感染，首要的當然是阻斷病毒的傳播渠道，所以消毒、戴口罩、勤洗手、減少同外物和人的不必要的接觸，都是有效措施，然而，感染新冠病毒引發新冠肺炎，跟免疫力低有很大關系，而過度防疫存在的問題恰恰是造成免疫力降低。《如是我聞》就是針對這種情況，以家庭為細胞，通過兩種防疫觀念的碰撞，而吸取傳統文化的智慧，以對話的方式，對過度防疫的做法包括城里人生存方式提出了質疑，作了深度反省。

《灰地》的主人公是作者故鄉潮汕地區小鎮上的一位善于經營的小老板榮哥。榮哥得南方經濟發展之便，從做裝修起家，在鎮上起了最高的樓。兒媳也有經濟頭腦，適時改變經營項目，使這個家的家底更加厚實。這位經營致富的小鎮老板，跟當地人有區別的是有胸懷，容得下外鄉人，幾十年如一日照顧工廠改制后下崗來南方打工的“哈爾濱”。在哈爾濱買舊厝房出了事故砸傷小賣部老人遭到圍攻和索賠后，是他出錢替哈爾濱賠付，并讓他躲進山上的防空洞，后又伺機將其接下山。他的厚待感動了哈爾濱，半個月又再次回到鎮上永久落戶，后來當上了包工頭，娶妻生子。“他”的作為，體現了南方地域文化的包容性。大概是這種對異地文化的容納，使南方逐漸成為一塊具有邊緣色彩的灰地吧。

《鐘表匠》以深圳為故事發生地，呈現了兩個老男人的友情。修表的老鐘和生活窘迫的老周，都是失去老伴的獨居老人。老鐘的經濟條件好于老周，老鐘需要朋友，于是老周常來老鐘這里喝茶還吃酒，“一個經濟上完全支付得起一位談得攏的朋友過來小吃小喝，打打牙祭的人，那種對友開懷獲取的愉悅，遠不是幾張鈔票可以兌換的。”無論是一起吃吃喝喝還是參觀老友的收藏，知識面寬的老周都可以說出許多道道，令老鐘眼界大開，于是兩人實現了物質和精神的互補，依賴性與日俱增。兩位老友性情相投，都有著替人著想的高貴品質，老鐘在歇業之前一定要把未能取走的幾塊表物歸原主，老周協助他完成了這一心愿。隨著友情的不斷加深，老鐘把老周看成了親人，在老周過生日時，給他送的禮物是買自香港的價格昂貴的一只紀念版仿百達翡麗懷表，讓老周感動不已。這無價的友情，足以教人思考財富與人生價值的關系。

最后說說曉蘇的《老婆上樹》這篇鄉村敘事作品。曉蘇以故鄉的油菜坡作為文學地理，塑造了一系列反映鄉村生活變遷的人物形象，廖香是反映油菜坡上女性自我發現的新形象。這是一位有個性的鄉村女性，身上既有賢妻良母的傳統色彩，但也有新中國提倡女性頂半邊天塑成的狠勁，即如小說開頭所點到的，“這可不是一個‘軟柿子’般好捏的鄉下女人。她有想法，也有用不完的勁兒”。從不滿丈夫不肯上樹摘柿子賣錢而與之吵架就可看出她并非一般的角色。可是由于長期囿于油菜坡這個生活小圈子，她身上潛在的顛覆既有生活形式的內在需求還沒有找到出口。高聲的到來改變了廖香的生活視界。由于她家的奶柿子有了賣高價的機會了，她顧不得舊風俗的約束，爬上柿子樹頂，不僅摘下五蛇皮袋柿子，可以得到5千塊錢的收入，還從高處看清了自己的家人，更發現了被公牛嶺擋住的在地上看不見的羊村，羊村的變化讓她看到了現代化的誘人前景。樹上所見是她走出油菜坡進城參加演講的契機，兩次參加演講比賽，從市里到省里，一贏一輸更為深刻地改變了她：從高處看到了新世界新生活的不安分的鄉村女性，再也不甘于驢推磨式的低處的生活，說明她在發現外面的世界時發現了自我。鎩羽而歸的她重新回到樹上，貌似好高騖遠，實則意味著被新生活啟蒙過的鄉村女性將成為鄉村新秩序的建構力量——《老婆上樹》于此獲得了鄉村敘事的新意。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