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在80后、90后作家里，理工出身的作家已經(jīng)比較多了。不過，在我們60后這一代，艾偉的出現(xiàn)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艾偉的專業(yè)是建筑，一個標準的工科男，說話和辦事都有板有眼。”

寥寥幾句，作家兼好友的畢飛宇就點出了艾偉的性格特點和他在60后作家中的特殊性。

艾偉和畢飛宇同屬于“新生代作家”——90年代初登上文壇的一批作家，他們一改80年代先鋒作家的凌虛蹈空，向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投以敏銳的注視。畢飛宇、艾偉、東西、李洱四人均被視為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這四人中，艾偉尤其擅長描寫人物心理，被譽為“人性勘探者”。他的小說中，既有“現(xiàn)實化”的一面，也有“寓言化”的層面。他稱自己是卡夫卡的信徒，他曾表示：“我理想中的小說是人性內(nèi)在的深度性和廣泛的隱喻性相結(jié)合，它誠實、內(nèi)省，它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出發(fā)，但又具有飛離現(xiàn)實的能力，它自給自足，擁有意想不到的智慧。它最終又會回來，像一把刀子一樣刺入現(xiàn)實或世界的心臟中。”

日前，艾偉最新短篇小說集《演唱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由七個故事組成。其中，《演唱會》既寫了破碎生活帶給人的創(chuàng)傷，也寫出寒夜里的相互慰藉；《小偷》試圖探討誰偷走了我們的生活和情感；《在科爾沁草原》講述了男女之間不可言說的復雜和曖昧；《小滿》講了女性母愛本能和身體的關(guān)系；《幸福旅社》講了不能承受的罪感；《在莫斯科》以域外之鏡像映照當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寫了不可理解之理解，因而深不可測。

近日，在接受《天目書單》采訪時，艾偉告訴記者，在七個短篇小說中，與書名同名的《演唱會》是最新的作品，最后一篇《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是次新作品，其它篇目都是近些年所寫，不過還未曾收集到別的集子里。“我喜歡這本書，裝幀很別致，里面的小說也符合我理想中的小說的樣子。”

天目書單：2020年出版《婦女簡史》，2021年出版《過往》，今年又出版了小說集《演唱會》，還有一部長篇小說《鏡中》即將出版。單就出版而言，短短兩年多，您似乎在創(chuàng)作上迎來了一個收獲的季節(jié)。這是一種偶然嗎？這些作品的寫作時間跨度是怎樣的？

艾偉：近三年我寫的新作不算多，其實就是兩個中篇，《敦煌》和《過往》；短篇也是兩個，《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以及《演唱會》。2021年一整年在寫這個將出的新長篇，不算長篇的話，量并不算多。

天目書單：您之前在接受采訪時說，短篇小說是正常世界的意外事故，能不能詳細解釋下這句話的意思？那么中篇和長篇小說又分別是什么？是一樣的，還是有所區(qū)別？

艾偉：這個訪談是因為短篇小說起因，所以專指短篇小說，但我認為這句話對所有體載小說都成立。小說表面上模擬人類生活，但我們的現(xiàn)實生活沒有邏輯，而小說世界里，總是存在嚴密的人物行動邏輯，所以小說世界和生活并非一致，小說世界是生活之外另建一個小宇宙。長篇小說比較特殊一點，它需要賦予文本更強大的精神重量，長篇小說對于世界的描述是多方位的，呈現(xiàn)出的是一個多姿多彩的文學世界，而照亮這個文學世界的則是作家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深刻的時代洞察、精湛的構(gòu)思表達、廣闊的精神高度、以及豐厚的知識儲備等。但無論是長篇還是中短篇，要寫好都不容易。

天目書單：《演唱會》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一篇是《小滿》，這是一個“代孕”的故事。現(xiàn)在因為部分明星富豪的相關(guān)新聞，代孕也成為大眾關(guān)切的一個社會熱點。不過，在那些娛樂新聞里，“小滿”們往往是不被看見的。您當初為什么決定寫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否表達了您對當下現(xiàn)實的一種關(guān)切？

艾 偉：這個故事素材真實發(fā)生的。有人告訴我一個故事，說有一個“代孕”姑娘，生下孩子后和孩子產(chǎn)生了情感，繼后精神出了問題。當然，小說和素材永遠是兩回事，小說，你必須告訴讀者何以如此，這中間出了什么問題。對我來說，寫這個小說的根本目的是想探討一下母性本能問題，無關(guān)社會關(guān)切。但小說的主題也不是作者說了算的，讀者有權(quán)根據(jù)自己的感受去理解。讀者要是認為是對當下現(xiàn)實的關(guān)切，我不反對。

天目書單：趙老板在《小滿》中是一條支線，到了《在科爾沁草原》中成為主角，為什么要再單獨為趙老板寫一個故事？

艾 偉：這是小說家的花招，小說中有一個出現(xiàn)在兩個保姆閑談中的趙老板以及趙老板所出的事，到了《在科爾沁草原》變成了一個被恐懼折磨的趙子曰的故事，起點是兩個保姆閑談中的那件事。但《在科爾沁草原》主題上和《小滿》沒任何聯(lián)系，主題也完全不同，《在科爾沁草原》我主要探討男女之間的復雜和曖昧。如果你細心閱讀，在《演唱會》中也出現(xiàn)了一個“小偷”恰好在醫(yī)院門口被打，這和《小偷》這篇小說里宜靜從醫(yī)院出來所見到的“小偷”被打的場景一致。小說家喜歡在這種地方使得自己的小說世界有一種微妙的關(guān)聯(lián)。

天目書單：我注意到，《在莫斯科》這篇小說是《演唱會》中唯一一篇用第一人稱“我”進行敘述的，在閱讀中，遇到一些非常生動真實的細節(jié)處，因為您的寫作內(nèi)容和您的身份很契合，讓我忍不住會想：這里是作者本人的經(jīng)歷嗎？尤其是有人評論認為這篇小說以域外之鏡像映照當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我能把它理解為是您對自己所身處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反思嗎？它是否真的來源于您的真實經(jīng)歷？為什么地點要設置在莫斯科，換一個地方可以嗎？

艾偉：確實和我國外的經(jīng)歷和見聞有關(guān)，但小說是完全虛構(gòu)的，小說中的“我”非“我”，是一個人物或一個視角，如果是紀實哪會有這么巧合的事。這個小說敘事特別放松，大概是這本書中最放松的一個短篇，有很多細節(jié)令人忍俊不禁，故事雖然發(fā)生在國外，行為卻很國內(nèi)，也很現(xiàn)實。所謂的“鏡像”是指一些在我們國內(nèi)可能根本是熟視無睹的事，換一個文化背景，就會顯出我們身上某些積習的可笑和荒謬來，從而得以反思。設置在莫斯科是因為蘇聯(lián)以及蘇聯(lián)的文化曾是一代人的記憶，我們有些積習和“莫斯科”有關(guān)，存在一種根源上的聯(lián)系。這既是一種懷舊，也是對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反省。

天目書單：《小偷》中鄺奕寫了一個劇本《小偷與少女》，很像是他女兒小珊正在發(fā)生的故事。在《敦煌》《過往》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這三篇小說中，您也都使用了劇中劇的設置，這是一種巧合嗎？還是您在小說藝術(shù)處理上的的某一種偏好？

艾 偉：《小偷》可能是這本書中最早寫的一篇。這篇小說以結(jié)構(gòu)見長，寫了一天時間里發(fā)生的事，小說中的每個人物在不同時間點和小偷有交集。不但鄺奕寫的劇本暗示了女兒小珊正在發(fā)生的故事，其中他從窗口望到的“自殺”的故事也似乎在暗示和小偷有關(guān)，這是虛構(gòu)的魅力，在這個尺度內(nèi)，我們可以構(gòu)筑多重關(guān)系。我個人喜歡這個故事，“小偷”在這里變成了隱喻，因為與小偷相對應的這個家庭實際上在表面的和諧中早已千瘡百孔。那么我想追問的是，究竟是誰偷走了我們的生活？其實誰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因為人是如此復雜，我們的生活和情感有時候我們自己也難以把控。

《過往》的劇中劇和小說的主旨關(guān)系不大，他們排的某出戲只是小說的物質(zhì)基礎。《敦煌》里的舞劇《婦女簡史》是想和小項的生活建立一種互文關(guān)系。而《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講述生活和藝術(shù)的關(guān)系，我們發(fā)現(xiàn)生活和藝術(shù)的區(qū)別是如此巨大。我其實可以用這篇小說回答你關(guān)于“意外事故”的那個問題。這里面存在一種因題旨的變化而帶來的改變，我寫的時候完全沒有意識到，只能說確實存在一種“巧合”，是回過頭來才發(fā)現(xiàn)的。

天目書單：您這一代作家被命名為先鋒文學之后的“新生代作家”，和上一代作家相比，你們都更加善于寫女性，而且更愿意寫不被道德束縛、不被賦予理想寄托的女性角色，為什么你們這一批作家會開始對書寫女性感興趣？

艾 偉：我們這一代中也有不寫女性的，比如李洱的小說不特別偏重寫女性，大都以寫男人為主。畢飛宇寫女性，并且寫得特別好。但你要說這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也談不上。世界上也就只有兩類人，要么寫男人要么寫女人，往往大都同時在寫男人和女人，只是有時候?qū)懪远嘁恍袝r候?qū)懩行远嘁恍饕搭}材。我可能確實寫女性多一些。你說的愿意寫不被道德束縛的女性，這是小說寫作的一個基本常識，不光是我們這一代，所有好作家都需要知道這個常識，即要尊重具體人物的獨有的個人觀念，在小說里，人物的個人觀念永遠要高于普遍觀念，即便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對于具體的個人來說，道德觀念也是各不相同，我們寫作時只是要尊重這種不同，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人也源于這種個人觀念的不同，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是道德懸置地帶”就是這個意思。

天目書單：《敦煌》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書寫女性的作品，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定蟄伏著許許多多的小項，只是她們把自己藏起來了。而且讀這部小說時，我常常被一些細節(jié)吸進去，覺得那是女性才有的非常隱秘的體驗和直覺，我很好奇這種跨性別的隱秘體驗是如何得來的？

艾 偉：首先謝謝你用“隱秘”這個詞，這說明這部小說在寫女性時至少做到了一定程度的準確。至于何處得來這種經(jīng)驗，非常復雜。作家作為一種職業(yè)，需要有對人以及世事洞察和體察能力，需要有強勁的想象力，當然不能否認，每一部小說里一定有作者個人經(jīng)驗性的東西。

天目書單：《過往》也塑造了一位迷人的女性角色，或者說是另類母親的形象。在《過往》中，這位母親為了事業(yè)背叛自己的丈夫，不管三個孩子的死活，一心只想往上走，一心只想著演戲，間接導致女兒冬好出現(xiàn)精神問題，大兒子秋生坐牢……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篇挺有意思的書評，大意是說在這部小說里，您通過塑造這位極其自私的戚老師，試圖為母親這個角色松了松綁，但最終這位母親選擇在生命的終點解決掉了要謀害兒子秋生的殺手，可以看成是又把她往傳統(tǒng)好母親的軌道上推了推，我想聽聽您怎么回應這一評論？

艾 偉：我們腦子里有一個“仁慈、善良、無私、奉獻”的母親形象，“母親”在我們的觀念里幾乎是一個半人格化的形象。然后我寫了一個非典型的母親，一個自我的母親，并且這個母親也并非無情，她自私，但依舊有人之為人的母愛和情感。在人世間每個母親都不一樣，都有優(yōu)點和缺點，小說是寫一個具體的人，而不是某個概念，我們從這個具體的人中得到啟發(fā)，母親也可以有“自我”。我想評論大概在講這個問題。

天目書單：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jié)，《過往》中的母親戚老師住院后，向兒子秋生提起她消失的丈夫。她說：“他要是死了，我可以去見他了。我要向他道歉對不對？”其實，她的丈夫早已經(jīng)去世，只有秋生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情。在這里，秋生似乎把這件事告訴了她。秋生的動機是什么？是被母親彌留之際的悔恨打動了嗎，這其中有怨恨和報復的成分嗎？

艾 偉：秋生怎么可能會報復心理？之前母親為秋生差不多獻出了生命，救了秋生，在這個場景中是秋生和母親和解的時刻，是人與人情感爆發(fā)的時刻，在我的理解里也是人間最動人的時刻。為什么要告訴母親，是母親問起啊，母親是個不愿面對真相的人，彌留之際母親終于敢問了，秋生當然也要告訴母親。

天目書單：您筆下寫了那么多女性角色，最喜歡誰？為什么？

艾 偉：我喜歡哪一位不重要，讀者喜歡誰才重要。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時，最好不要站出來對他創(chuàng)造的人物指指點點。

天目書單：您能透露下，即將出版的最新長篇《鏡中》是怎樣的一個故事嗎？

艾 偉：總體來說這是一個關(guān)于愛和慈悲的故事。具體需要讀者去讀，希望讀者有興趣去讀。可以透露的是這個故事發(fā)生在杭州，我寫了好多杭州的風物，這是我第一次寫杭州，算是我寫給杭州的一首贊美詩。有一個外地朋友讀了書稿后告訴我，很想去我寫到的某個地方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