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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老舍:宗月,小羊圈,和傅高義
    來源:文匯報 | 趙武平  2022年02月21日08:10
    關(guān)鍵詞:老舍

    小羊圈地圖,老舍1947年親筆繪制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王府井迤西路北的北京飯店,走出一個中等身材的房客。他胖胖的,走起路來,腳步很重,身子一歪一歪的。他的裝束,也跟旁人頗不相同:皮大衣里面套著西裝,底下穿的卻是兩條藍(lán)綢子棉套褲,還扎著褲腳。他一副怪怕冷的樣子,似乎不大適應(yīng)十冬臘月的天氣,——冷得好像連空氣也凍上了似的。

    這位看過去頂特別的來者,不是別人,正是年前才從美國回來的老舍。

    十二月十一日那天,他上了從天津開往北京的火車,到前門一出站,就看見來接站的樓適夷。他們是抗戰(zhàn)時期在武昌認(rèn)識的老朋友。老舍隨他一起來到王府井,在這家法國人早年間造的七層樓高的洋派大飯店住下來。緊接著,他托了老同學(xué),幫忙四處看房,想買一個稱心的小三合院。

    為了湊錢,他還往美國寫信,請代理人大衛(wèi)·勞埃德從紐約寄來版稅。他說:“我的家人正在從重慶回來的路上。我得給他們置辦個家。如今,北京又成首都了,在這里找一所中意的房子,是既費錢,又麻煩。要是您能寄五百來美元到香港,由侯大夫轉(zhuǎn)給我,我將非常高興。(侯寶璋大夫,香港大學(xué)病理系,香港)。”

    也由于參加什么工作還沒有一定,除了開會,接待訪客,探望親友,他就窩在房間里,或倚在沙發(fā)上看解放區(qū)的文藝新書,或?qū)⒕椭谘b了一面大鏡子的梳妝臺前奮筆疾書。

    他以客舍為家,在飯店二樓的二二二房間,一住就是兩個多月。

    不過,一天到晚,總蹾在飯店樓上,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他在美國落下腿病,走路相當(dāng)吃力。拄著拐杖,頂多勉強(qiáng)地走到飯店大門口,出了門口,就得坐車。他埋怨說,“我真喜歡吃點燒餅果子,可是,出了飯店,走到東單,也就是普通人三分鐘的路程,我就得走上半天,還得歇四五回!”

    可是,他今天無論如何,還是得出一趟門。他須上一趟東安市場,到大陸銀行去取五萬塊錢。他一定要趕在年前,去看望宗月師母,給她送上過年錢。明天一過,就是大年初一。

    這些年來,老舍跑東跑西,到處流浪,沒有一定的住所,但北平的至親故友,始終在他心上。

    一回北京,——北平兩個多月前又改回叫北京了,得知許多親人都平安,特別是宗月師母也仍健在,他真是既興奮,又欣慰,還有一些微茫的傷感,——恩人宗月大師坐化以來,一晃就是八年多了。

    和老舍一樣,宗月也是滿人,他樂善好施,扶孤濟(jì)貧,是西北城人盡皆知的“善人”。出家前,老舍喊他“劉大叔”,——那是在他的名字還是叫慶春的時候。后來,老舍到上學(xué)年紀(jì),本該隨大自己八歲的兄長,去學(xué)徒而不是念書,虧得劉大叔伸出援手,才幸運進(jìn)入私塾,還不用交學(xué)費和書錢。

    及長,他又聽說,兩個家族的淵源,還要更為深遠(yuǎn):

    “他與我們的關(guān)系是頗有趣的。雖然我的曾祖母在他家?guī)瓦^忙,我們可并不是他的家奴。他的祖父、父親,與我的祖父、父親,總是那么似斷似續(xù)地有點關(guān)系,又沒有多大關(guān)系。一直到他當(dāng)了家,這種關(guān)系還沒有斷。”

    言外之意,他們是世交,——四輩人的交情,始于曾祖一代。他也記得,老年間的事,老輩們閑話,往往要說一說:

    “我的曾祖母跟著一位滿族大員到過云南等遙遠(yuǎn)的地方。那位大員得到多少元寶,已無可考查。我的曾祖母的任務(wù)大概是攙扶著大員的夫人上轎下轎,并給夫人裝煙倒茶。在我們家里,對曾祖母的這些任務(wù)都不大提起,而只記得我們的房子是她購置的。”

    曾祖母的傳說,恰也解釋了為何他家祖輩隸屬正紅旗,而到他出生時候,卻是住在正黃旗地面。

    按說,大清入關(guān)建都,老舍先世征戰(zhàn)有功,在西直門內(nèi)旗下營地分到住房。大概沒到其曾祖一輩,他家就已敗落,“北城外的二三十畝地早已被前人賣掉,只剩下一畝多,排列著幾個墳頭兒。旗下分給的住房,也早被他的先人先典后賣,換了燒鴨子吃”,所以不得不考慮覓房他遷。也是在此前后,朝廷的八旗禁限漸已寬弛,窮困潦倒的旗丁有了遷移的自由。于是,等到外放大員任滿回京,隨侍的老舍曾祖母就用幫傭所得,在貼近護(hù)國寺西墻根的小羊圈置下房子,一家人搬出正紅旗防地。

    老舍能在小羊圈出生,不能不說,也是仰賴宗月祖上蔭庇。

    小羊圈是老舍的出生地,《四世同堂》和他的自傳小說《正紅旗下》里的事,大多也發(fā)生在那里。

    老舍投湖自沉后的第十三年,胡絜青和舒乙母子第一次來到小羊圈,亦即現(xiàn)在的小楊家胡同,繪出一幅“小說《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示意圖”。不過,那時可能誰也想不到,老舍在一九四七年的初春,也畫過一幅小羊圈的地圖。

    老舍親筆畫的地圖,比其家人所繪更加準(zhǔn)確,活脫一幅形象的“葫蘆圖”,只不過“葫蘆”并非坐著,而是平躺著的:“嘴”對著西大街,“屁股”撅向東面。圖是在一張A4大小的普通書寫紙上,用鋼筆勾畫而成,上面用英文明白標(biāo)了“小羊圈”,“大街”,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從一到七院落的分布,以及兩棵大樹的具體位置。圖畫得講究,用筆簡繁得當(dāng),看去一目了然;拿它比照《四世同堂》里的描繪,簡直沒有一點兒出入:

    “說不定,這個地方在當(dāng)初或者真是個羊圈,因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樣直直的,或略微有一兩個彎兒,而是頗像一個葫蘆。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蘆的嘴和脖子,很細(xì)很長,而且很臟。葫蘆的嘴是那么窄小,人們?nèi)舨涣粜募?xì)找,或向郵差打聽,便很容易忽略過去。進(jìn)了葫蘆脖子,看見了墻根堆著的垃圾,你才敢放膽往里面走,像哥倫布看到海上漂浮著的東西才敢更向前進(jìn)那樣。走了幾十步,忽然眼一明,你看見了葫蘆的胸:一個東西有四十步,南北有三十步長的圓圈,中間有兩棵大槐樹,四圍有六七家人家。再往前走,又是一個小巷——葫蘆的腰。穿過‘腰’,又是一塊空地,比‘胸’大著兩三倍,這便是葫蘆肚兒了。‘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吧?”

    老舍寫過小羊圈的方位,就手兒交代了祁家房子的來由:

    “祁家的房便是在葫蘆胸里。街門朝西,斜對著一棵大槐樹。在當(dāng)初,祁老爺子選購房子的時候,房子的地位決定了他的去取”。

    祁老人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爺,也就是曾祖父;他們是一家十口同住。而老舍家在小羊圈的房子,由曾祖母置買,前后也正好住過四輩人。

    天下還有比這再巧的事?

    老舍的小羊圈地圖,是畫給浦愛德,供她作翻譯參考用的。

    我抄錄過浦愛德半封信,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寫給楊憲益夫人戴乃迭的。那一年的夏天,老舍沒裝骨灰的骨灰盒在八寶山隆重安放。浦愛德聞訊,給戴乃迭寫信說:

    “一九四六和四七年冬末春初,我和他合作翻譯《四世同堂》,他把書名用英文譯作The Ye l l ow Storm。他每晚七點過來,我們一直工作到十點。之所以時間這么晚,是因為我在援助中國工合的美國委員會辦公室的工作,要忙一整天才能收工(幸好我那個時期不用到外地活動)。”

    在同一封信里,浦愛德還說:“我們的工作方式很不同尋常。老舍用中文朗讀,我用英文打出來。他實際掌握的英語,要高于他自己所說的水平。我一邊打,一邊念給他聽。他經(jīng)常要質(zhì)疑,也會幫我改正。難纏的地方,我們一起討論。我記得,他格外喜歡我把‘癩頭花子’,譯成‘scabby headed beggar’。”

    浦愛德的信,老舍的小羊圈地圖,還有《四世同堂》的譯稿,都是七八年前的一個暑假里,我在哈佛大學(xué)的圖書館里找到的。

    我那年七月到美國后,第一站先到紐黑文,打算在耶魯大學(xué)聽一星期課后,再繞道羅德島,到波士頓近旁的劍橋薩姆納街十四號傅高義教授寓所,討論出版他的《日本第一》,接下來上他家西面不遠(yuǎn)處的施萊辛格圖書館,去查看保存在那里的浦愛德檔案。

    上一年五月下旬在紐約,滿校園披著淺藍(lán)長袍的哥大本科生,興高采烈地在白色帳篷下舉行畢業(yè)典禮的那兩天,我在巴特勒圖書館的珍本與手稿部,找出一份老舍同浦愛德簽訂的翻譯合同,獲悉《四世同堂》的英文譯稿,尚完好收藏在哈佛大學(xué):浦愛德一九八五年以九十六歲高齡去世,不少檔案文件捐給了施萊辛格圖書館。那是美國第一所婦女研究專業(yè)圖書館,得名于哈佛大學(xué)著名史學(xué)家老阿瑟·邁·施萊辛格教授,——他兒子小施萊辛格是費正清的連襟,也是哈佛歷史系教授;它所處的拉德克利夫?qū)W院,原是美國有名女校。

    那是一個典型的新英格蘭夏日的午后,晴明,燠熱,還沒有一絲風(fēng);極高的藍(lán)天上面,浮著很厚的白云,一大朵一大朵的,動也不動。因為是假期,偌大的圖書館里,看不到幾個人,二樓明凈的大閱覽室尤見靜謐。近三十盒浦愛德檔案一一送來之后,我很快從中檢出了老舍所畫小羊圈地圖,浦愛德的一些通信,和她翻譯的《四世同堂》全部文稿。人們一直以為,這部寫于七十多年前的長篇巨著,再也沒有希望看到全璧: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老舍把定稿的《饑荒》前十章,寄給上海《小說》月刊發(fā)表。連載不及一年,即告無疾而終。又過十五年,腥風(fēng)血雨的八月下旬的一天,老舍在豐富胡同十九號的小院中,呼呼啦啦闖入一大幫小將,《饑荒》的未刊手稿,從此不知所之。

    那天半下午,我從圖書館出來,來到傅高義教授家里,談過出書的事情,接著講了檔案里的《四世同堂》譯稿,和日本國立山口大學(xué)教授橫山永三寫的一封與他有關(guān)的信,——橫山是青木正兒的弟子,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哈佛作訪問學(xué)者;老舍的美國經(jīng)歷,是他的研究課題。

    橫山在信里,一口氣向浦愛德提了好些個迄今無人能夠全部回答的問題:

    [1]老舍何時應(yīng)國務(wù)院邀請來美國?一個人來的嗎?如果是,訪美期間,他家人在哪里?他獨自在美國生活嗎?

    [2]他來美國有何目的?

    [3]他來的時候,是否病得厲害?醫(yī)治了嗎?

    [4]他在美國住在哪里?

    [5]他據(jù)說在紐約,寫過一部長篇。如果屬實,寫的什么?何時動筆,何時寫完?寫別的作品了嗎?

    [6]他在寫作以外,還做了什么?

    [7]他對于這里的生活有何感受?

    [8]他何時離開美國?

    [9]他為何回紅色中國,而不是去臺灣?如果他沒說過,您覺得,他的理由是什么?

    [10]他回紅色中國,國務(wù)院作何評價?

    橫山也在信里說,因為沒有老舍的資料,就通過傅高義教授,聯(lián)系上了費慰梅。她當(dāng)年在重慶美國大使館,任文化關(guān)系官員;老舍和曹禺赴美訪問,即由她具體安排。但由于美國國務(wù)院檔案的缺損,她并不能提供更多信息,但向他推薦了浦愛德。

    “是這樣嗎?”傅高義先生笑著說,“他來哈佛,我有印象,但這封信,我不知道。”

    后來,我把橫山的信復(fù)制了,送到傅高義先生手上,——在老舍研究的道路上,他是橫山至為重要的引路人。他其時是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四十多年后,傅高義先生又在同一條道路上,以引路人的身份,在我的面前出現(xiàn):四年前的八月間,我能進(jìn)入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工作,也是受惠于他的無私幫助。

    在哈佛那一年,我們同傅高義先生住得很近,只是一街之隔。

    我們住的房子,門牌是歐文街一百〇九號,位于緊挨著神學(xué)院的一個路口的西南角,隔一條不寬的小馬路,北面正對的黃色小樓,是常有三三兩兩中國學(xué)生出入的東亞系的辦公室;斜對面的東北角有一大片參天老樹,密林深處掩藏著美國藝術(shù)與科學(xué)學(xué)院的房子。

    傅高義先生也認(rèn)識我們的房東安德魯,和他的母親瑪麗安。老太太是小阿瑟·邁·施萊辛格教授的遺孀,她姐姐就是費慰梅,兩人都出身于拉德克利夫。

    第一次見到瑪麗安,說起我正在研究的老舍,一百〇四歲的她耳重誤聽,興奮地大喊起來:

    “老金?!你也認(rèn)識老金嗎,我認(rèn)識他啊!”

    八十二年前的夏天,二十三歲的瑪麗安一出校門,就孤身一人搭乘郵輪,從舊金山經(jīng)上海到北平,去看費正清和費慰梅,因而也同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以及金岳霖,成為來往密切的朋友。

    這些年,每說起傅高義先生,想到他給予我的研究,和我們一家的關(guān)照,他那笑瞇瞇的模樣,就在我的腦際清晰浮現(xiàn),——這個時候,老舍追念宗月大師而說的話,仿佛也在我的耳畔響起:“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xué)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yuǎn)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么樂趣與意義。”

    老舍的話,尤其后面一句,也是此刻回想傅高義先生,我心里最想說的,——不能相信,他離開我們,竟已整整一年;而害人三年的瘟君,依然一點兒也不肯消停。

     

    二〇二二年元旦,凌晨一點半,打浦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