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必急著給生態散文下定義 前方存在諸多可能

李景平：劉軍老師好！在社交媒體上我們交流過，你的觀點有獨立性內容，與別人不同。我以為，觀點表達的迥異，恰恰是正常的。這也是生態文化或文化生態之一種。在生態文學上，我愿意聽到不同觀點。觀點雖然不同，但都體現出對生態文學的執念。我知道你在致力于推進生態文學，你對生態文學有什么看法？

劉 軍：麥克盧漢有一個重要的命題，媒介即信息。生態文學作為觀念突出的文學形制，從某種意義上隸屬于生態行動主義的內容。既然是以行動為指向，那么，其觀念既不能鎖在斗室之內，也不應斜躺在書本里，而應借助越來越豐富的社交媒體，充分地呈現各種聲音。只有在多種聲音相互沖撞并重組的情況下，穩定的內核方會穩定下來，成為共識。因此，對于生態觀念的傳播來說，媒介非常重要。

至于何謂生態文學？國內通行的做法就是援引廈門大學王諾教授的定義內容。在他看來，“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在此基礎上，他在《歐美生態文學》一書中進一步概括了生態文學的幾個特征：首先，生態文學是以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文學，而不是以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以人類的利益為價值判斷之終極尺度的文學；其次，生態文學是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的文學，生態責任是生態文學的突出特點；再其次，生態文學是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的文學，文明批判是許多生態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最后，許多生態文學作品表達了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預測了人類的未來，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許多生態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

對于王諾的概括和總結，我持基本贊同的態度。作為補充的是，在當下中國生態文學剛剛起步之際，應當適當放開生態文學的邊界，對于特征不分明、觀念不突出、文學性不顯著的生態作品給予包容的態度。我的個人主張是先打開大門，讓多種形式的探索成果進入場地，然后在此基礎上，討論生態文學的邊界問題，逐步澄清生態文學的內涵和外延。

李景平：你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和研究生態文學的？關注和研究生態文學的緣起是什么？據悉，你多年注重中國當代散文研究，而在生態文學研究中，重點致力于生態散文的批評和推薦。研究生態散文不能不關注國外，那么，對于世界生態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發展歷程和現狀怎么看？不妨作一個簡要梳理。

劉 軍：我的專業方向是散文批評，如同一位西方作家說的，我的杯子很小，但我卻用它來喝水。就生態文學而言，我較早關注的是生態問題。20年前回鄉，我注意到鄉土世界的內循環系統，尤其處理廢棄物的系統被損壞掉了，那個以家庭單元為基礎的處理系統雖然微小，但作用是全面的。損壞之后，各類塑料制品纏繞在植物根部和植物頭頂，讓人看了非常揪心。從那時候開始，我對生態和環境問題就非常關注。2016年前后，華北地區的重霧霾，又強化了我的生態憂思。因為憂心忡忡，所以對相關生態諸多問題較為關注。從環保公益短片到環保主題電影再到環保深度調查，積累了諸多信息材料。

到今天為止，需要坦率承認的是，我并沒有全面關注生態文學的各個門類，而是將重心放在“生態散文在中國”這個問題之上。2019年，我寫了一篇關于新世紀以來散文概括的文章，在梳理材料之際，我注意到近20年散文在思潮弱化之后，進入一個扁平的軌道。散文領域內的新的生長點較為匱乏，恰好，我正主持《廣西文學》散文新觀察欄目，于是和刊物溝通，能否在下一年度新開一個主題，以此突顯文學的介入精神。2020年度，《廣西文學》的12期每期都有生態散文主題，展示了當下生態散文的既有成果，涉及到的作家有李青松、楊文豐、祁云枝、詹文格等。2021年度，我和《黃河文學》繼續合作，推出生態散文特輯，并與《綠葉》《生態文化》等刊物保持內在聯系，溝通相關生態散文的稿件信息。

就世界范圍內的生態文學來說，我僅僅是瀏覽了部分材料，尚未達到整體把握的程度。在閱讀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疑問。比如說，人們將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當作生態文學的起點，但在言及生態文學之際，談論最多的恐怕還是《瓦爾登湖》以及繆爾的作品，而我在讀1949年出版的《沙鄉年鑒》之際，卻有一個感受，即這本書的文學性在《寂靜的春天》之上。同時我想，如果《寂靜的春天》作為生態文學的起點業已成為共識，那么，這本著作之后，生態文學還產生了哪些經典的作品？這些作品與阿特伍德、石黑一雄、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相比較的話，藝術性、思想性的差距在哪里？我覺得，生態文學也好，自然寫作也好，落腳地還在于“文學”二字，如果文學的感染力、撼動力不夠，即使在文學之前安插太空的名號，也是不夠結實的。

李景平：生態文學在中國已經發展了40年，雖然生態文學仍然屬于新的文學門類，但國內的創作者和研究者已經對生態文學作過闡述性表達或概念性界定，也出版過幾本研究性的著作。具體到生態散文，你卻認為，對生態散文下定義為時過早，因而只給出基本點位即可。你持這樣的態度，是基于什么考慮？

劉 軍：生態文學40年這個說法我是持質疑態度的。批評界按圖索驥的做法，有些時候過于牽強。《大地上的事情》完成于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在我的理解，葦岸的這部作品，還隸屬于前生態文學寫作的范疇。同樣是在這個時期，還產生了徐剛的報告文學《伐木者 醒來》，李存葆的散文《鯨殤》等。但這些具備生態意識的作品在當時的文學場域并不顯眼，當時的生態寫作尚未成為氣候，因此，它們的被遮蔽就成了一種必然。而這兩年，生態寫作在文學現場成為熱點，支撐這個熱點的有如下幾個因素：刊物的欄目或者特輯，系列叢書，主題研討會，一定數量的批評文章。生態文學能否演化為一個新生的文學思潮，這個問題尚待考察。

關于生態散文的界定，我在《生態散文的邊界》中提出了三個考量標準，分別是生態自覺、田野經歷、系列寫作的縱深度。之所以不必急于給予生態散文框定出一個定義，那是因為生態散文恰處于萌芽階段，前方存在著諸多可能性的領域。理論生產不同于哲學生產的地方在于，理論往往是錯后的，在文學史上，前瞻性的命題往往是由哲學家和作家提出來的。理論批評要擁有自省性，注意自我所處的位置，因此，對待生長性的文學形制，保持謹慎和克制是有必要的。至于我所提出的三個標準，僅僅是勾勒出的大致情狀，不是命題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比如生態自覺這個提法，它并非要求生態散文作者必須具備生態主義的理論素養，而是包含著不同的向度。一個鄂溫克的獵手，他或許沒有經歷過任何觀念訓練，但是他懂得敬畏動物植物，懂得自然萬物與人實際上是一個有機循環系統。具備這樣的認知內容，那么，生態自覺就是成立的。而在當下盛行的草木題材散文創作實踐中，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只要作者筆下的對象呈現功用的特性或者效益，我就會判斷這個作者基本和生態自覺無關，因為功用是站在人的立場去看待的一個結果，對于地球生物圈來說，不會如此看待，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生態散文完成度特別高的作品尚沒有出現

李景平：生態散文已成為生態文學的普遍風景，但生態散文同質化重復卻也最為普遍。你甚至認為“即使生態散文序列中最好的生態散文也進入不了一流散文作品行列，因為生態文學寫作強調觀念先行主題自覺，這必然損傷文學性，無法顧忌作品對人世間的穿透力和結構能力”。請你展開說說這個判斷的內涵？

劉 軍：同質化這個問題其實是這些年散文界說的比較多的話題，而非是在生態散文寫作場域。就我個人的理解來說，散文的同質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敘事的依賴上，這種依賴與新世紀以來散文的敘事轉向有關，抒情退場之后，經驗性敘事成為散文寫作的常態，散文作家們紛紛開掘各自具備異質性的童年經驗和成長經驗，將處理重心放在敘事之上。

其次是題材上的高度集中，集中在親情、鄉土或者是親情加鄉土的模式，或者是集中在歷史材料的再發掘之上，形成了敘事的疊加，自然易于造成同質化的結果。

再其次，表現在對刊物的迎合之上，一般來說，刊物的美學趣味和主題要求在特定階段會呈現出某種同一性，而迎合刊物的口味，在新世紀的散文寫作實踐中，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這與上個世紀90年代的跟風式寫作是不同的，但兩者皆屬于庸俗社會學在散文寫作中的反映。

至于您所引述的我在社交媒體上的這段發言，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段話里所包含的價值判斷里可能有錯訛之處，即強調生態文學是觀念先行的體式。生態文學到底是觀念先行還是觀念內植，我并沒有把握。對于這個問題我愿意展開談一談。今年《創作評譚》上曾刊發一篇文章，質疑生態文學的觀念先行，作者在論述的過程中，將這一特性與新時期文學之前的“主題先行”相提并論。對于其觀點，我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主題先行”是特殊歷史時期政治美學化的產物，它的出現與政治掛帥，與“遵命文學”相關，從某種意義上業已背離了文學的本體，淪為宣傳品。

就20世紀文學來說，觀念的突出構成了普遍現象，這也造成了各式各樣的文學流派和思潮的出現，而生態文學在觀念的進入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如果使用觀念先行的術語，很容易引起誤解，因此，我在這里愿意以觀念內植加以修正。這里的觀念內植指的是無論生態文學的體裁、處理方式、知識譜系有多么地不同，它們的指向最終將納于生態主義的價值譜系。非生態文學的文學體式，在觀念的內植上存在著非常復雜的情況，文學是人學，人學的邊界在不斷的書寫過程中被拓寬，基于藝術即直覺的準則，很多時候，觀念和感性交織于一起，形成一種融合的情狀。而對于強調生態自覺的生態文學來說，生態主義的價值觀則是最后抽象出來的準則，它具備某種整體性和獨立性。

將觀念先行修訂為觀念內置，一方面是擔心這一詞匯被誤讀為主題先行，另一方面，還是要充分顧及生態文學作品的審美傳達問題。觀念自覺只是作為生態寫作的前提條件存在，這一自覺的觀念并不是高懸在作品的前面，如同廣場上的紀念碑一般，而應是細化在對具體事物、場景、人的處理之中。生態作品中的觀念傳達應符合從感性到理性的自然提煉過程。正所謂佛祖拈花，迦葉微笑，生態寫作如同拈花，而觀念啟發、心有所應，則如同迦葉之微笑。

生態散文在當下散文現場中的弱小位置，只是基于我個人的一個總體判斷。畢竟，生態散文寫作剛剛起步，完成度特別高的作品，我覺得還沒有出現。就西方文學來看，布羅茨基的《悲傷與理智》，在深度和筆力上，堪稱當代西方散文的代表。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生態文學作品獲得諾貝爾獎、布克獎、龔古爾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其實從側面也說明，生態文學如果想在影響力、藝術性上抵達山之頂，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李景平：生態文學作為現代性的文學產物，必然會引起來自多方面的說法。在談論生態散文的時候，你曾提醒大家說：“沒有必要對生態文學抱有偏見，至于古老的敵意，更是沒有必要。”請你具體說說這些對生態散文的“偏見”和“敵意”都有哪些，并分析原因？以引起創作者和研究者清醒的注意。

劉 軍：偏見來自于某種心理定勢和利益考量，就心理定勢來說，我們現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積淀，還沒有到自如地接納新生事物的程度。人們的生活方式對于時新的東西可謂亦步亦趨，但在思維觀念里，還拖曳著傳統中守舊的步調。這是思想觀念與文化慣性的一種矛盾，這種矛盾還會長久存在，或者說，這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是身體和靈魂的結構性矛盾。

從當下文學現場來看，這兩年，“破圈”成為熱詞。這個熱詞的背后則是文學場域內圈層化現象的存在。不可否認的是，圈子與固化不可避免。恰是因為圈子的存在，因此，拒斥就成為可能。由拒斥出發，就有可能走向一種“古老的敵意”。實際上，文學思潮也好，文學現象也好，此消彼長，乃必然規律。對于陌生化的對象，對于異質化的內容，一旦抱有偏見和敵意，就會顯得小氣。

生態成為熱點的背后，還有著其他因素。文學作為審美意識的產物，其話語方式、表達系統、內容生產皆有著自我的步調。它呈現現實但不跟風現實，要保持一種遠眺的視野，同時借助距離審視現實，進而產生一種高于現實的力量與美。

李景平：你長久觀察研究中國當代散文，也做過一個40年散文作品單，對當代散文縱向和橫向比較研究應該頗有心得。那么，把生態散文放在中國當代散文中，中國生態散文處在什么位置？生態散文是否產生較為經典性或典范性的作品？

劉 軍：文學史與經典化是兩個問題，文學史是文學思潮、文學現象、作家作品、時代癥候的一種綜合，而經典化以作品為中心，指向一種超越性的精神內涵。如前所述，生態散文在中國處于剛剛上路的狀態，僅僅是作為一種現象而存在，一方面，這一現象能否具備文學史意義，還很難說；另一方面，這一現象能否構成崛起的堅實力量，進而演化為新生的文學思潮，還存在很多變數。基于這個描述，談論生態散文在當代散文中的位置，無疑是莽撞的。

就中國的生態寫作來說，還沒有哪一部作品，在影響力上能夠超過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山林筆記》，徐剛的《大森林》，皆無法與之相提并論。而《大地上的事情》之所以影響深遠，不在于其文學果實的碩大，而在于葦岸在急速工業化的前夜，選擇了“自我放逐”，選擇了迥異于時代的一種生活方式。葦岸身上，有一種偉大的不合作精神，有一種不為世俗所壓制的獨立性品格。他的烏托邦沖動和實踐，表征出一代代的人們追求“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夢想。因此，葦岸的成就不在于文學書寫，而是在夢想詩學的熠熠閃爍上。作為當下的在場的寫作，生態散文不宜提經典性或者經典化，這有點操之過急。

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寫出典范性的生態散文作品，批評界有能力辨認出這批典范性的生態散文作品。

就我個人的閱讀視野來看，可喜的是，一批散文作家正在典范性這個問題上發力，李青松的《哈拉哈河》，旅居瑞士的朱頌瑜的《來自阿爾卑斯山的報告》，祁云枝的《紅豆杉，災禍或福祉》，皆是較為成熟的生態散文作品，相對于同類作品，完成度較高。

生態散文寫作要放開眼界拓寬題材通道

李景平：新近兩年，《人民文學》《廣西文學》《滇池》《西部》《草原》《黃河文學》推出生態文學欄目和特輯，《綠葉》《文藝報》《文學報》《雨花》《長江文藝》推出生態文學研究和討論，生態文學已突破部門性的宣傳動員而成為文學界的文化自覺。你覺得，生態文學的這個走勢，預示著什么？

劉 軍：生態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它的覆蓋面是很寬廣的。理論與觀念的生產構成了思想武器，生態宣言、政策、法律條文，則構成了生態行動的宗旨和準則，而社會力量、民間力量和生態寫作，則構成了生態行動的主體。生態寫作作為中介，既聯結上層建筑，又溝通社會大眾，既構成觀念傳播的主體，同時也是生態實踐的具體組成部分。生態文學的作家們作為較早覺悟的人，有責任以手中筆，搖曳生姿，讓更多的力量匯聚到生態實踐的路線圖之中。

眾多報紙刊物加入到生態文學推介的行列中來，當然是一件好事。文學作為“感應的神經”，春江水暖鴨先知，生態主義的興起使得文學界敏銳地察覺到一種新的氣候，然后做出反應。總體來看，生態文學作品的系列推出，夯實了生態文學作為新生文學現象的基礎，但對于一種新的文學思潮來說，只是有益的醞釀，在此基礎上，還應該繼續深化。比如主題圖書的出版，比如重要文學獎項的出位（如美國的約翰?巴勒斯獎），比如重要的理論宣言和形成縱深的批評文章，等等。只有這些因素組合在一起，當代中國的生態文學才不會僅僅是一個名號。

李景平：在生態文學走勢上揚背景下，你主持了《廣西文學》和《黃河文學》的生態散文欄目和特輯，評論家和編輯聯手助力生態散文。可以說，在你，這是批評家兼編輯家的一次文學實踐，也是把“生態主義思潮變成生態行動主義”的一次實踐。那么，在生態文學創作和編輯上應張揚什么并警惕什么？

劉 軍：如前所述，生態散文寫作的凡例也適用于生態文學創作。生態自覺的路徑有很多條，閱讀、訪談、調查、觀看等等方式，皆有可能推動主體的覺悟，而觀念本身與價值判斷緊緊相連，一旦走向了觀念覺悟，個體的信與執的力量皆會激發出來，那么，個體就會投身到意義實現和價值創建的事業中去。

當下生態散文的主要癥結在于田野經驗的欠缺上。書齋里的寫作必流于資料化，經驗寫作中的經驗又是有限的，往往困于一隅。生態散文作品里呈現出的實證材料，需要具備以點帶面的功能。基于此，生態散文作家就需要進入現場，洞見那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一發”。

田野考察是結實的舉動。其不僅僅意味著深入生活，積累素材，更重要的是在于發現，具體而言，就是發現那個“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載體。這個載體是鮮活的，兼具感性的流動和觀念的指向。北美自然主義文學中的“石屋”和“荒野”就是這樣的載體。再下一步，就是形成系列寫作，不斷深化自我獨特發現的載體，使其成長為一種審美情態。

對于具體的編輯流程來說，我不在第一線，也難以給出有效的建議。不過，我相信，對于文學來說，獨到的見識和判斷力，則是共通的。這個工作與賽場上的裁判類似，必備的專業素養是基礎條件，而臨場判斷里則包含了直覺、即時判斷等因素。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對于文學編輯來說，他首先應該是一個專業讀者，如此才可以建構一個視野又寬判斷又準的審美體系；其次，他應該力避審美的疲勞，能夠在眾多的平庸作品中辨別出與眾不同的作品，而這種審美上的新鮮感，恰恰是充實內容的最主要源泉。

李景平：據我不多的瀏覽，看你也創作生態散文。從創作者的角度，你肯定也是有所感悟的。我覺得，我們的生態文學和生態散文，許多避開了現實的現代社會生活。寫自然荒野山林生態當然也是現實的突破，但總覺得，如何表現作為自然生活一種的現代社會生活，應該是生態文學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

劉 軍：我有過短暫的散文寫作經歷，大概到2005年左右就中止了。2009年開始轉型做文學批評，直到今天。當時寫散文的時候，生態信息掌握的很少，也缺乏足夠的生態自覺，因此，我的散文寫作大體上與生態寫作關聯不大。寫作時間較為短暫，因此對散文寫作，我自身還處于練習階段，談不上有什么深入的體悟。倒是在批評現場，時間久一些，有很多感懷和體悟。這是另外一個專業領域的事情，暫且按下不表。

你所提出的問題，我明白其基本的指向，這個問題集中在當下的生態寫作在題材上集中于山地、植物等自然對象上面，社會關系層面的處理還比較弱，題材集中也意味著另一種扁平的發生。題材上未完全打開，確實是當下生態寫作的一個問題，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我認為源于傳播媒介的推發之上。《人民文學》在推介生態寫作上，打出了“自然書寫”的旗號，推出了一批以森林、草地、河流、山系為處理對象的生態散文和生態報告文學作品。《草原》的特輯則直接以“自然寫作”為名，而《西部》雜志推出的特輯也和自然寫作相關。在生態主題書系尚未形成氣候之前，文學報刊成為主要的傳播載體，其聲音下隱含著自身的審美邏輯和價值指向。也因此，最近兩年，李青松、粱衡、任林舉、傅菲等人，成為自然寫作的代表作家。

生態寫作的通道實際上是很寬闊的，雖然它植根于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和反思，植根于重建人與自然關系，但并不意味著自然對象構成了生態寫作的全部，實際上，生態文學的美學功用主要集中在觀念啟蒙和批判力量上，其最終指向則是倡導一種有別于高消費、高損耗的生活方式，也是整個社會思潮轉型的一個環節。自然寫作中的敬畏感和心靈治愈性當然重要，然而距離深度批判和反思還是有距離的。現實生活領域里，涉及生態轉向的地方非常之多，華北地區的空氣污染問題，城市的蓄水排水功能低下問題，食品生產與安全的多個環節，地下水位的降低問題，行道樹與城市草地的耗水問題，生活的舒適度與資源節約的內在矛盾問題，區域內生物多樣性減弱的問題，等等 ，不一而足。上述問題，大多和人們的日常現實以及社會管理系統相關聯。因此，我個人覺得，生態文學寫作確實應該放寬眼界，提升勇氣，要敢于邁開腳步，攻取山頭。

我在《廣西文學》生態散文專欄開欄語中曾經對于題材處理有過如此的寄予，內容如下：“生態寫作呈現的是一種嶄新的生命倫理，世間萬物，皆處于有機循環之中，害蟲、益蟲的觀念體系要打破，廢物與廢料的觀念體系同樣要需要打破。觀念的問題解決之后，具體到生態散文的題材涵蓋，則是豐富而開放的，草場、沙漠、河流、空氣、戈壁、沿海生態、山系與植被、地下水、動植物系統等等，皆可成為處理的對象。”我相信，只有題材的豐富，處理的精當，理念與感性的融匯，方能夠催生一批完成度高的生態文學作品。